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景深先生（1902—1985）是我國戲曲、小說研究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復旦大學張培恒教授曾總結說：“趙景深作為中國現代戲曲史、小說史的研究專家，是繼王國維、魯迅之后，第二代專家中的帶頭人?！痹缭谛挛膶W運動時期，趙景深就是積極的參與者，撰寫和翻譯了大量文學作品，還擔任過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北新書局的總編輯。二三十歲時，他忽然轉向戲曲小說研究這片當時的荒漠之地，終成一代“曲海宗師”。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童年時代的深刻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1980年盛夏，我受《兒童時代》雜志編輯部之約，去復旦大學采訪趙景深先生。當時復刊不久的《兒童時代》上，經常可見趙先生校訂的兒童古詩；同時，刊物有一個專欄叫“我的兒童時代”，趙先生自是專欄合適的作者人選。不過，當時趙先生年事已高，身體欠佳，我的工作就是記錄先生的談話并整理成文稿。那天，他花了整整一個上午向我講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往事，幽默風趣而滿懷童心。

我整理談話成《我的學問是怎么來的》一文，署名趙景深發表在《兒童時代》雜志（半月刊）1980年第21期。之后，我又將整理得較為詳細的口述實錄寫成文章呈趙先生審閱，他對之加以肯定，并進行了認真、仔細的修訂。

現在，我在當年文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匯成一篇文章以饗讀者。為了閱讀的方便，仍以趙先生第一人稱進行敘述。

一

1902年，我出生在浙江蘭溪，5歲時我家搬到安徽蕪湖。講到我的兒時，我最先想起的便是我的姑母。雖說是姑母，可她只比我大兩歲。她穿著長衫，扎著長辮。母親不許我們到外邊“吹風”，我就和姑母在家里玩騎竹馬的游戲。我在前、她在后，嘴里唱著從《兒童教育畫》中看來的歌謠：“太陽出來一點紅，哥哥騎馬弟騎龍。騎馬上山去，騎龍游水中?！?/p>

我當時根本不懂什么叫戲曲，只是在背書或寫毛筆字之后，覺得這種游戲是一種非常舒服的消遣。8歲那年，我進入蕪湖當地的蕪關小學。它的前身是清朝的考場，每間屋子都掛著“天字號”“地字號”的牌子。那時，學生如果不聽話，老師仍然是要打手心的。有一次，我被國文教員叫到講臺上去，心里十分害怕。其實，這個披著長發的男教員是個具有新思想的人，但我當時不知道，只是被他一個接一個的提問嚇呆了。

辛亥革命前，父親帶我到武昌去了一年。父親當時是四川旅鄂中學堂的“堂長”，該堂只有兩個班級，我在小的班級。在課堂里，我捧著有彩色插圖的《詩經》，當著先生的面搖頭晃腦地背誦。可是天曉得，那書本里講的什么我完全不懂，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快下課吧，好讓我早點回家。”一放學，我便飛也似的奔向父親的臥室。

辛亥革命那年，孫中山先生到蕪湖，群眾開會歡迎他。父親鼓勵我寫一篇文章在會上演說。那天，臺下人山人海，我才10歲，個頭很矮，人家抱我到臺當中的椅子上。我很緊張，終于把那篇文章“背”完了。沒想到，臺下竟掌聲雷動。這以后，我膽子大起來了。

二

不久，蕪湖的軍閥打起來了。一只小船載著我和父母暫別自己家，到離鎮十余里的鄉下濮家店去。濮家店，小小的水鄉，四通八達都是河流。我常常一個人用筆墨在紙上涂抹來打發時辰，父親見我沒事干，便帶我到田里與河邊去蕩蕩。我發現了一個線裝書里完全沒有的新鮮世界。在漁民的船上，我見到一種水鳥，它能一下子把魚咬住，吞到喉嚨口，然后又吐到船艙里。我驚訝極了，父親告訴我，這是漁夫的助手——鸕鶿。我們還到過田里，到過鄉下的茶館，看到各種莊稼，也看到三教九流、各式各樣的人。看到這許多東西，我的心撲通撲通跳個不停。這以后我就敢一個人到外邊去了，好像家門以外總有一塊吸鐵石吸引著我。

每逢寒暑假，母親就帶我到寧波的外婆那兒去住一陣。那時我的心已經變得很“野”，一有空閑就朝城隍廟跑，廟又大又深，走江湖的戲班子常在里頭演戲?？催@種戲不要門票。戲臺上演著《武松打虎》，廟里人頭攢動，我在人群中自顧自地手舞足蹈起來。

當中學教師的舅舅是個明眼人，他很喜歡我，每過幾天總要花錢帶我上戲院看戲。那會兒，我可真是上癮啦！可是，有一些唱詞聽不懂。我下定決心，省下吃零食的錢，一下子買下一套12本線裝小本的《三慶班京調》，躲在屋里鉆研。有一天晚飯后，舅舅提著胡琴問我：“喜歡唱戲嗎？我來教你怎么樣？”我歡喜得拉住他的衣裳不放，要他趕快教我。舅舅教我什么叫西皮，什么叫二黃，并說我的童聲特別好聽。很快，我就會唱《三娘教子》《李陵碑》《空城計》等一些曲子了。

在舅舅家里，表弟妹們時常吵吵鬧鬧，我就帶他們做游戲。他們哭的時候，我就把一個四腳方凳朝天放，在兩旁和后邊貼上紙，后邊的紙開了兩個門，算是上下場出入口。我再用油光紙剪成幾個紙人，貼在一些小棒上，用手拿著玩兒。我既是導演又是演員，還給啞巴演員配音。我演的武士格斗逗得他們一個個破涕為笑，看完了還纏著我，“哥，明天再演一個！”

三

我不是什么神童，在學習上也走過彎路。我在蕪關小學念完一年級，成績不錯。后來因為搬家，也因為想學習英語，就進了教會學堂——圣雅各小學。教的東西不一樣，我得從頭學起。一年半以后，我在蕪關小學的幾個同學告訴我，他們已經升到四年級了，并勸我回到蕪關小學去。當時的小學是四年制，我想這樣做很劃算，我可以跳幾級，不久就能畢業。可是一回到蕪關小學，我這種“一步登天”的思想就被打得粉碎。我對于蕪關小學新開的“史地”和“理化”課程一竅不通。然而，好勝心還是使我在蕪關小學待到學期結束。不用說，發榜的那一天，我差一點坐了“紅椅子”（不及格）——倒數第二名！

那天回家路上，我心情十分沉重。走著走著，想起蕪湖流傳的一則寓言故事：從前有一個將軍，自稱能跳到塔頂。男女老少都來看了，誰知將軍不慌不忙地把塔門打開，循著塔樓的梯子一步一步穩穩當當地“跳”上去。觀眾叫道：“這有什么好看呀？”將軍微笑著說：“任何事情不都是要一步一步來的嗎？”于是，我下定決心回圣雅各小學再讀兩年半。在之后的兩年半里，我才真正學到不少東西。

由于我喜歡看戲、看書，愛觀察生活，所以從小也酷愛寫文章。我在圣雅各小學念書的時候，有一個姓崔的老師思想比較開明，經常布置一些《論富國強兵》之類的新穎題目給我們寫作文。我一寫起作文來就很帶勁，常把報上看到的和自己觀察及體會到的東西寫進文章。圣雅各小學有個規矩：寫得好的作文要抄出來，放在一個玻璃柜子內，讓全班同學觀看、學習，這叫作“登龕子”。我的作文幾乎每篇都能“登龕子”。

我在小學里演過話劇，劇本用的是《小說月報》刊登的《俠女救兄記》，還演過兩場別的話劇。有一年蕪湖城里鬧起大水災，街上無法行走，大家把澡盆當船駛，在水中劃來劃去?？吹竭@景象，我同情遭難的窮人，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有一天，武昌文華大學的學生找到我：“聽說你會演戲，咱們一起演戲募捐，你干不干？”我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怎么不干？干！”于是我們便開始排練。我記得當時演的是《大偷與小偷》和一些別的戲。演出時，收票的、打掃的都是我們幾個人。大家都嚴格執行規定：演出賺來的錢，分文不取，悉數捐給災民。就這樣，我算是與戲曲交上朋友了。

我在小學的時候就試著向報刊投稿了。12歲時就喜歡讀兒童雜志，《童話》《兒童教育畫》《少年》等都是我的好伙伴。15歲那年，我翻譯了一篇包爾溫的《國王與蜘蛛》，向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少年》雜志投稿，文章如愿刊登了出來；接著，又寫了我聽來的故事《小孩和蝸?！贰秾瞧濉罚舶l表在《少年》雜志?！缎『⒑臀伵！氛f的是一個小孩背不出書的故事，他母親叫他看蝸牛，蝸牛每爬一步，他就背誦一句，這孩子終于培養了耐心，把書背出來了。

我后來到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老師講到挪威戲劇家易卜生，我聽得津津有味，時常提出一些問題。后來我看見《新青年》雜志介紹丹麥童話家安徒生，課余我就試著翻譯了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火絨匣》和《白鵠》（即《野天鵝》），也被《少年》雜志登了出來。

我還很喜歡做編輯工作。我和幾個同學模仿《少年》雜志辦了一個小雜志。寫稿的總是這幾個人，有時整期刊物都是我一個人寫的。別人辦刊物有鉛印、油印，一印就很多，我們的刊物卻都是手抄的，每期只有一本，大家只能傳閱。因為這刊物不是機器印出來的，而是手抄的，同學們幽默地稱它為“肉報”。

我講的這些都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我能演戲、做文章，都是我認真讀書、仔細觀察生活的結果。兒童時代，是一個人可塑性最強、求知欲最旺盛的年代，大家一定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