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晉康：科幻作家

董仁威：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榮譽理事、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聯合創始人

吳巖：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教授

陳玲：中國科普作協秘書長

寶樹：科幻作家

李廣益：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文系主任

姚利芬：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年來，我國科幻產業發展駛入“快車道”，科幻文學、影視、動漫、游戲等文學藝術產品層出不窮，ChatGPT、人工智能、虛擬技術、數字生命等重要話題的討論熱度經久不衰，科學技術的發展迭代與科幻思維的豐富完善已然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科幻也將迎來更多探索和突破的空間。

讓我們成為提問者，聽聽作家學者會怎么回答。

人工智能發展到極致，是否會產生生存欲望

教鶴然：2023年春節期間，電影《流浪地球2》收獲了票房口碑的雙豐收，對《流浪地球1》的世界觀進行了豐富與延展。系列電影提供了很多可茲探討的重要話題，比如“數字生命”的倫理問題、“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的復雜關系等。請問，您對這些有什么想說的？

王晉康：科幻文學是“踮著腳尖向遠處看”的文學品種，這個“遠處”既包括“近未來”，也包括“遠未來”。從“遠未來”的角度，數字生命和人工智能是可以畫等號的。早在1995年我寫的科幻短篇《生命之歌》中，就探討了人工智能發展到極致是否會產生生存欲望的主題。具有了生存欲望的人工智能當然就具有了生命，而且我個人絕對相信這個前景——因為人類本身就是這樣從非生命物質進化而來的。

董仁威：我以為，人工智能與科幻作家結合，各取所長，也許能促進科幻創作的數量與質量提升。作家可以充分發揮想象力的特長，構思科幻小說，但想的點子往往不知道是否重復以往科幻作家的關于未來的想象。或許，人工智能可以判斷作家的科幻點子是否是新點子，并根據新點子幫作家編織故事，寫出大綱，甚至寫出細節。作家也可以進一步發揮想象，并根據作家獨特的經歷，寫出不可復制的文學作品。

寶 樹：劉慈欣的《流浪地球》原作只是一個短篇小說，幾乎就是一個大綱，有大量的留白，系列電影對其世界觀進行補足、豐富和擴充，是影視改編必須要做的處理，也是很考驗編劇的一個難點。如果設想平庸無趣，或者和原著氣質不合，會對整個改編起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電影《流浪地球1》的成功，在于原創了地球在流浪過程中，經過木星，被其引力俘獲而引起的驚險故事，和小說中地球在無垠太空中漂流的意象相符，也令資深科幻迷想起儒勒·凡爾納的《太陽系歷險記》、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等經典作品。相比較而言，《流浪地球2》將劇情放在地球出發階段，對世界觀的豐富更多走了社會派路線。引入了數字生命和人工智能支線，這個固然沒有宇宙天體那么宏偉、酷炫，但在劇情上也非常合理，和推動地球去流浪的主線結合緊密，而且和當下社會中許多社會科技熱點——像元宇宙和ChatGPT等——都有關，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蘊和哲理內涵，又通過圖恒宇的個人家庭悲劇引入線索，更能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與思考興趣。

人工智能和數字生命等問題，在科幻作品中已經有很多的探討。這部分我初看雖然也很贊賞，但未覺得有很多新意，不過網上后續的討論非常多，令我感慨，電影的魅力能讓以前只是小眾的話題真正“出圈”。

陳 玲：“數字生命”的實現也許還很遙遠，但是，如果生命與人工智能相結合，可以提高生命的效率和質量，事實上也能夠延長生命的長度。當然，科幻作品的人文性、思想性仍然應該是作品的核心。《流浪地球》系列作品中“數字生命”“人工智能”等一些話題能夠引起公眾的興趣和討論，與其涉及復雜的倫理和人類未來的命運的不確定性有關。正因為這些話題是與人類有關的，才更受到我們的關注。科幻作品的核心是人，是故事。好故事與藝術和技術結合，強調科學性和邏輯性，是打動人心的科幻作品的共同特性。

科幻是明天凌晨的現實主義表達，是在現實基礎上的“起跳”

教鶴然：電視劇版《三體》與觀眾見面以后，引發了部分捍衛原著的書粉的熱議，也有人因其非常還原文學原作，而將其稱為中國科幻劇的“天花板”。主創團隊曾經在采訪中反復談到，越接近真實，才能越接近作品。您如何理解科幻文學藝術創作與現實主義表達之間的關系？

王晉康：對于作者本人來說，一般更喜歡影視改編能尊重原著，凡是能“闖出名聲”的原著都有比較完整獨特的整體框架和閃光點，如果在改編中被隨意拋棄未免可惜。不過，影視和文學原著的受眾大不相同，所以做適當的改動甚至脫胎換骨的改編（就像電影《流浪地球2》）也未嘗不可。

至于如何理解科幻文學藝術創作和現實主義表達的關系，據我看，科幻就是明天的現實主義表達，甚至是明天凌晨的現實主義表達。

寶 樹：我有一個比喻，《三體》一類的科幻文學和《基地》系列等架空背景的科幻文學作品不同，是在現實基礎上“起跳”。現實基礎越深厚、牢固，就能跳得越高。換言之，越多的現實性能賦予其科幻性以越多的真實感。哪怕僅僅是為了營造一種更真實的沉浸感，也需要更多的現實細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架空背景的科幻就不需要現實感，只是方式不同。

電視劇的改編，一方面是相對忠于原著，另一方面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礎上，忠于原著所表達的現實感，比如選擇了2007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北京，在很多地方都體現了年代感。為什么不放在更接近當下的、十多年后的時段呢？因為葉文潔進入紅岸基地是在1969年，兩次發送信息分別是在1971年和1979年，這是無法隨意改動的。如果將三體事件爆發改到2020年左右，主要人物的年齡就會發生很大變化，如果不改變年齡，就會有很多破綻。這些當然是比較瑣碎的技術問題，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劇組的用心。

在另一種意義上，科幻本身也能表達指向現實社會的命題。但這個需要通過想象本身的自由舒張來達成，而不是“文以載道”式的表達，這點就不多展開了。

李廣益：我看了楊磊導演的專訪，非常認可和贊賞他執導和制作這部電視劇的態度。事實上，他所說的用“現實主義方式去拍攝”，正是充分領會和運用劉慈欣本人主張的體現，即所謂把最瘋狂的想象，拍得如同新聞紀錄片一般逼真。

科幻文藝的“現實感”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走向。一種是“寓言”模式，即現實生活投影到科幻想象中，后者所虛構的形象成為現實的折射或象征，這種模式的書寫與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多有相似之處。另一種是“預言”模式，即創作者具備高明的技術想象力，能夠將一個單純的觀念或創意，遵循工程邏輯在思維、文字和影像中具現化，最后形成的作品大家看了會覺得，在作品設定的技術條件下，人、事、物就是如此。劉慈欣非常擅長第二種模式，因而楊導這樣去拍電視劇，體現了對于原著和原作者的極大誠意和敬意。當然，這兩種模式是可以共存的，而且很多優秀科幻作品都是“寓/預言復合體”，《三體》三部曲的后兩部亦表現出更強的“寓/預言二象性”。如果楊導眾望所歸地執導后兩部的電視劇改編，除了保持尊重原著這個優點外，還有必要揣摩和表現小說的一些深層意涵。這當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過倘若成功，那就真的能夠成為中國電視劇的里程碑了。

科幻IP熱潮，是壓力，也是動力

教鶴然：有人曾說，科幻IP熱潮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更多科幻作家的作品以更為大眾化的影視劇形式面向人群，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資本逐利，堅持自己寫作的初心。您如何看待當前的“科幻熱”現象，這是否會對科幻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形成壓力？

王晉康：確實是一把雙刃劍，但從目前來說應該是利大于弊，畢竟，底部越寬的金字塔才能建得越高，更通俗一點來說，就是等到科幻作家能夠靠稿費養活自己的時候，科幻才能得到持續且長足的發展。

吳 巖：我覺得科幻作家確實有壓力，也就是說，面對這么大的需求，作家怎么能更好地寫出讀者能讀懂、喜歡讀的作品？現在市場上賣得相對較好的科幻作品仍然以劉慈欣為主，讀者對科幻作品的閱讀相對窄化，也從側面說明我們還沒有找到“對路”的方式，來讓大家普遍接受科幻這種文類。現在大家接受的可能只是劉慈欣的這種寫法，以我的個人經驗為例，我在上課的時候，經常有學生會表示，“這不是科幻，因為這不是劉慈欣寫的那種”，所以，科幻寫作者的壓力真的非常大。

但是，另一方面，當下科幻文學寫作的從業人數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據我了解，有不少純文學作家開始涉足科幻領域，很多科學家現在也開始寫科幻作品，寫作者中還有不少中小學生、大學生，各種科幻文學的競賽也特別多。面對這么多從業者，科幻行業壓力確實巨大，而且社會、公眾對科幻作品普遍有著很高的期待，這也構成了壓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說到科幻IP改編，這方面的壓力特別是資本的壓力已經減小了。我看到一個消息，大概是說春節檔的十幾部電影購買版權才花了幾百萬，這么多賣座的電影，每部電影的版權費平均下來是60萬左右，相比以前已經降了很多了，所以資本的壓力相比以前已經減弱很多了。網上一些圖書或其他藝術作品賣得好、賺得多，我覺得也是正常現象，不算是資本逐利，而是讀者喜聞樂見的結果。

寶 樹：顯然，科幻熱會令更多人加入，有的人出于功利目的，有的人出于熱愛。作品當然也會良莠不齊，但總量會有一個爆發，好作品也會更多，總的來說肯定是好事。

對科幻作家來說，各種誘惑和壓力也會多不少，產生的效果難以預計。比如有的作家本來業余寫寫，作品很多，專職去寫以后反而作品變少了，這對于科幻文學而言是一種損失。但與此同時，也有些作者出現了井噴式爆發。因此，我覺得，起碼需要大家有充分的時間去創作，而且寫的是自己想寫的東西而不是商業稿件，那么假以時日，應該會有許多佳作出現的，也許比不上《三體》，但卻可能是孕育下一部《三體》的土壤。

為了表達而科幻，不是為了科幻而表達

教鶴然：在新的時代格局中，科學技術不斷推陳出新、持續探索，科幻思維也能夠為我們提供多層面、多元化、多途徑的可能路徑與存在思考，具有深遠的文學意義和現實意義。您認為，進入新時代，科幻文藝工作者應該有怎樣的責任擔當？

王晉康：“賣瓜的要吆喝瓜甜”，以一個科幻作家的眼光來看，在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臨界點的時代，科幻就是明天的主流文學。文學是人學，但是明天的人還是過去的人和今天的人呢，答案或許未必明朗，因為科學技術已經在解構人的定義了。

董仁威：進入數字時代的中國科幻人，應該自覺地把發展科幻事業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聯系在一起。世界科幻史表明，一個國家科幻的繁榮，是與這個國家的科技發展緊密相關的。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科幻史與科技史證明了這一點，蘇聯與俄羅斯科幻與科技的興衰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科技正處于上升期，是科幻發展的機遇期。同時，科幻的發展，也可以促進科技的發展。最近，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集體發聲支持中國科幻，提出一個口號：你們盡情幻想，我們負責實現，充分說明了科幻與科技發展的關系。在這樣的高度上，才能自覺地克服各種困難，將中國科幻推向一個新的繁榮時期。

姚利芬：當前，科幻文學藝術工作者一是應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關注前沿最新科技成果。二是對科技發展諸如ChatGPT、腦機接口等應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諸多挑戰有深刻的洞悉和思考，做一個思想實驗者。作為科幻文學藝術工作者，應當將哲學的、倫理的、政治的、社會的思慮融入創作，寫出未來社會的諸多可能。三是應當以人為本，思考人在科技創新背景下發生的種種面向，正向的、負面的等各種可能的扭轉。

陳 玲：我們國家人口眾多，需求多樣，對科幻相關產品的需求也會不同，傳統、地域文化的影響也會為科幻的創作和欣賞提供多樣的土壤，因此，包容、多樣是科幻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那么，創作者為什么要創作呢？從本質上講，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感受，也是為了尋求他人的共鳴。創作者應該更加清醒，自己是否可以駕馭這種體裁，是否需要科幻這種載體來表達自己。所以，為了表達而科幻，不是為了科幻而表達，這是我認為的科幻文藝工作者應該具備的良好狀態。

科幻出海，路在何方

教鶴然：中國科幻在清末民初即已出現，如今也有無數文藝工作者持續耕耘在中國科幻文藝的土壤中。有學者認為，是世界性和開放性讓中國科幻出海，同時也有人認為，中國性和民族性讓華語科幻在國際上有更廣闊的天地。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科幻怎樣才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王晉康：科幻應該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學品種，因為它所依賴的科學體系是唯一的。科幻是俗文學，但又具有最深刻的雅文學特質，它所關注的常常是大自然最深層的機理，關注生命最深層的本質。而當一個中國科幻作家在思考這些命題時，他不與中國古往今來的賢哲，如老莊、孔孟、墨子、屈原等有思維深處的“神交”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必刻意區分科幻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讓作者——作為真正中國人的作者——隨心而動，隨意而行，就可以了。

吳 巖：我覺得，中國性和世界性都得有。如果沒有中國性，國外讀者為什么要看中國的科幻作品呢？但如果沒有世界性，國外讀者又一點都看不懂，恐怕也不行。所以，中國性和世界性并不對立，科幻既要具有我們自己的、中國式的文本特色、故事構造和人物特征，又要書寫世界讀者廣泛期待的主題，還要展現大家都能理解的、對提升認知有幫助的內容，這樣的作品才是一部好的科幻作品。

董仁威：我們華語科幻星云獎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新科幻，出東方。”科幻是舶來品，清末民初由傳教士引進中國后，中國科幻作家用東方的文化為底蘊，創作了一些科幻小說，曾數度走出國門。不過，從清末民初到20世紀的百年歷史中，由于科技的落后，使得本土科幻的平均水平不高。百年間，只有少量的科幻作品走出國門，如老舍的《貓城記》、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蕭建亨的《金星人之謎》等，且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并不大。

到了21世紀，劉慈欣以一部《三體》將中國科幻帶出國門，走進世界公眾視野，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為什么會如此？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劉慈欣在《三體》中展現出來的中國文化的魅力，使世界看到了一個與西方科幻不一樣的具有東方特色的科幻，這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原因。

當然，在21世紀，走出國門的不只是《三體》，還有韓松的《紅星照耀美國》、陳楸帆的《荒潮》、寶樹的《三體x·觀想之宙》等，均譯介國外，以其東方文化特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因此，我以為，努力用東方文化為底蘊，創作出有東方特色的新科幻，是中國科幻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關鍵。

姚利芬：中國科幻產品的海外輸出未建立有效渠道，競爭力不足。從電影市場來看，近5年，我國引進的海外科幻影視數量千余部，涵蓋科幻電影、網劇等形態。而中國的科幻影視在歐美、日韓等地的傳播多限于視頻網站播放，能走進院線的影片寥寥無幾。電影《流浪地球2》在北美地區近170家影院上映，覆蓋美國24個州及加拿大6個省，但與電影《阿凡達2》在美國擁有超過3000家影院的放映規模相比，《流浪地球2》的發行力度十分有限，不利于國際市場的拓展。綜合來看，當前中國科幻產品的海外推廣以圖書為主，影視、衍生品、游戲的海外市場仍未打開，暢通科幻文化產業發展外循環之路任重道遠。

推動科幻海外輸出提質增效，需要拓展、創新產業國際化合作路徑，打通科幻產業發展外循環。二十大報告指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科幻作為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的新名片，應當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大做強，使這張名片更加搶眼。

首先，通過政策引領，建立起包括創作者、翻譯者在內的科幻人才培養機制，促進作者、譯者及出版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其次，探索多元國際合作模式，暢通中國科幻產品的國際傳播路徑。近年來，科幻IP項目的開發越來越多地呈現國際化態勢，在前期創作階段吸納世界范圍內的同仁加盟可為國際化傳播打下良好基礎。例如北京漫傳奇公司2020-2022年在開發《劉慈欣科幻漫畫系列》過程中先后邀請了13個國家的31位中外漫畫藝術家改編創作。該漫畫系列在國內取得了良好的市場效益，并實現了在英、法、德等國家的輸出，是中國科幻IP出海的范例。此外，還可利用中國企業海外分公司等渠道開拓海外市場。

陳 玲：關于出海，科幻是比較好的載體。翻譯人才和推廣人才更多關注科幻、了解科幻，作家、科學家媒體多交流將會促進科幻的海外傳播。中國科幻的核心還是需要有人文關懷，精神內核蘊含傳統文化的好的科幻作品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寶 樹：我一直認為，我們不需要特別考慮如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正如我們不需要特別考慮“出圈”一樣。劉慈欣寫《三體》的時候考慮了嗎？顯然沒有。科幻寫作者需要考慮的是盡量寫出高水平的作品，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當然，時代的大環境也是必要的，比如，中國的崛起必然會讓世界更加重視中國的科幻文學，但這可能就不是科幻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了。

李廣益：我們首先需要厘清的問題是，世界性和民族性是不是二元對立的，兩者又能不能截然分開？我個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對于關涉全世界、全人類的普遍問題，簡單的回答也許放諸四海沒有差異，但高度抽象的只言片語一般來說無法構成一部科幻作品。一旦作者開始編織故事、創造人物、凝聚意象，以之承載、敷衍他的感受、判斷和更為復雜的思考，就不可避免地立足于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經驗，而這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局部或地方的性質。盡管這一局部或地方并不必然等同于國家或民族，但由于民族國家仍是今天的人類社會組織和運轉的基本單位，因而科幻作品中源于具體經驗的特質往往是在“民族性”的層面上被理解和把握的。我們很難想象，在海外接受中，讀者希望并能夠區別對待這一體兩面。即便從審美愉悅來說，一般人也會期待看到，從不一樣的生活經驗和文化傳統中生長出的、對于普遍問題的富有個性的回答。

因此，科幻作家應該做的，不是刻意考慮海外傳播，而是回到科幻本體，充分開掘這一文類的潛能。科幻文類本身就蘊藏著若干工業革命以來愈發重要的世界性、普遍性命題，如技術發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命運等。只要以創作對這些命題給出足夠精彩而有深度的詮釋，世界各地的讀者自然會立足他們自己的經驗和思想，對這些世界而又民族、普遍而又特殊的想象給予熱烈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