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0余年來，宋明煒教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開掘華語科幻的潛力，探尋科幻文本內外的闡釋空間，在理論研究與作品編譯領域取得了矚目成就。他關于華語科幻的主題論著《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在2020年4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精選20篇與科幻議題相關的論述，細膩繪制了“中國科幻新浪潮”的歷史譜系、生成機制以及未來的發展向度，視角多元地展示了華語科幻理論的前沿動向。

“新浪潮”：歷史與感覺的測繪

作者在本書中以“新浪潮”（New Wave）一詞命名二十世紀末以來華語科幻敘事的革新氣勢，打破科幻作為類型文學的分類標準，發掘其中的美學先鋒性，從而為其在文學史甚至整體的人類文明中尋找到了坐標系。首先，宋明煒將1990年代以來的科幻描述為“新浪潮”，并非簡單挪用西方科幻文學史的概念，而是深入探查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史后觸摸到了中國科幻的別樣質地。在作者看來，“新浪潮”的發生與發展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國歷史秩序的嬗變與科幻的自我超克。自晚清以來，科幻便作為中國文學的邊緣文類存在。但這一文學史中的“潛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響應“向科學進軍”“繁榮兒童文學創作”等號召，成為社會主義文學“同聲歌唱”的一部分。直至1980年代，科幻作家仍大多呼應著國家科技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持有技術樂觀主義的態度，但經歷了“清污”運動后，科幻進入沉寂階段。自1990年代始，科幻以迥然不同的科學觀念、知識系統、敘事模式刺破了人們對烏托邦的樂觀想象，其書寫也逸出了正統文學體制，以新奇的想象承載了歷史反思、現實批判、人性道德、人類命運等問題。所謂“新浪潮”之“新”正是基于作者對上述歷史脈絡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在時間維度上回應了中國科幻多舛的命運，在承續中國科幻傳統的同時，也發生了想象與審美的雙重裂變；另一方面在空間維度上呈現出科幻與政治、技術與幻想、科技與倫理等多重命題的張力。

“新浪潮”除了指涉1990年代以來科幻作家以形態各異的表征符號挑戰既定的文類秩序，進一步打開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以外，亦意味著新的歷史語境下作家精神與情感空間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宋明煒捕捉到了科幻作為一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能量，以詩人之心洞悉科幻小說在現實層面以外“不可見的事物”，由此進入了劉慈欣、韓松、駱以軍等作家復雜的精神脈絡與思維路徑。“感覺結構”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用來描述生活在同時代人共同分享卻又難以言說的文化意識。宋明煒對于韓松《地鐵》的分析便是沿著這一思路展開的。在他看來，《地鐵》是由5個中篇小說構成的意義含混的集合體，很難從中抽取出邏輯完整的故事，呈現出難以解釋的氛圍。這種含混不清的、身處魯迅式“無物之陣”的“感覺”，恰恰指涉了中國的現實，描繪出當代中國人的生存處境。正如王德威所言，宋明煒的科幻研究“不僅思考其當下此刻出現的意義，更勾勒其與文學史的關聯”。

在宋明煒建構的科幻研究范式中，“詩學”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必須承認，作者在學術研究以外長期從事詩歌創作，詩人之敏銳體現在他能夠迅疾地捕捉文本符碼與小說敘事的縫隙，并以準確的語言細膩地表達閱讀感受。但是，詩學之所以成為宋明煒科幻研究的基石，不僅來自于科幻文本與感性體驗的碰撞；他之所以能從閱讀體驗中抽繹出問題意識，更來自于他對科幻本身學理性特征的洞悉。宋明煒指出，科幻文學固然具有真實的一面，但無論是它以奇觀為核心的特征，還是在語法、修辭、敘事、世界觀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寫實主義的獨特詩學特征。科幻的真實不等于現實，它是一種語義和文本層面的真實，它借助認知另類（Cognitive Alternative）來重塑世界形象，是對現實的一種高密度的摹仿（high-intensity mimesis），從而抵達了被人們視而不見的更深的真實。在此意義上，他在《<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虛擬的真實與寫實的幻象》顛覆了人們所熟知的魯迅《狂人日記》的常識，以另類的認知方式揭示了真實，這種思路打破了對該小說“現實主義”式的常規解讀，繼而追問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幻線索。

不僅如此，宋明煒對科幻“詩性”特質的發掘，還提供了一種深描中國科幻的方法，在科幻研究的理論基礎與方法論探索層面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如何打破“科”與“幻”二元對立式的思考方式，如何讓科幻研究回到科幻的文本性本身？宋明煒為科幻研究引入詩學視野，正是為了回答何謂科幻這一“元命題”。他獨辟蹊徑地從認知真實這一角度出發，以語言、修辭、敘事等具體文本角度發掘造成科幻“感覺結構”的歷史機制與內在邏輯，從而進一步打開科幻的闡釋空間。

以“后人類”為方法：文學反思與反思現實

自1970年代，西方出現了“后人類”主義，這些理論探討圍繞何為人類本質、人與技術關系等問題展開，挑戰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盡管目前對于“后人類”的概念學界并無定論，但思想界分享著相近的問題意識，比如如何面對人的數字化、賽博格化與機器的生命化？在人類生存狀況隨人工智能、生命技術極速變化的當下與未來，技術倫理的邊界在何處？

宋明煒敏銳地發現，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中國科幻“新浪潮”亦內在于這股“后人類”浪潮之中，觸及的問題涉及人類的賽博格困境、探討智能時代新的人機關系等。然而，在宋明煒看來，科幻“新浪潮”的意義遠不止于對既有后人類理論范式的闡釋，而是在文學層面上提出了對“如何理解人”這一總體性問題的探討，從而回到傳統人文主義的根本。

“后人類”概念作為跨學科的新興產物活躍于理論場域，然而宋明煒是將“后人類”作為一種思維方法而非僅僅參與理論論戰的工具看待的。究竟如何理解科幻書寫中的“后人類”現象？科幻的“后人類”思考與理論場域中紛繁復雜的“后人類”之辯相比，究竟呈現出何種獨特之處？宋明煒通過梳理科幻史，為“新浪潮”中的“后人類”形象尋找到了“后人類”主義思潮中的位置。科幻文學自發生起便以“后人類”現象投射了對于人自身的反思，無論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還是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均出現了區隔于正常人類的“他者”——非人或變異的人的形象。科幻中的“后人類”問題正是在區隔“人”與“非人”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由“人與非人”這一思維結構推演、輻射出的人的生存問題，就不再拘泥于人與外部技術的關系之內，而是關乎人類自我認同、自我建構、倫理重建的諸多方面。宋明煒指出，“當我們在族群、國家、政治身份、性別、性取向的意識上判斷何為正常人，何為另類，以及區分你我、判斷敵友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實踐后人類政治”。比如在書中，宋明煒通過對陳楸帆小說《荒潮》的討論，延展并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意義。《荒潮》對主人公小米復雜幽暗的內心世界有著深刻的刻畫，她感染人工智能后沖破了原有的階級，卻在人類意識與“后人類” 賽博格特性之間發生了分裂，宋明煒將小說中這種“內向化”的投射解讀為一種“后人類的啟示”，認為其中蘊蓄著“新的詩學與政治的可能”。在宋明煒這里，科幻反向延展、深化了我們對于“后人類”這一命題的認識，他剝除了“后人類”這一概念看似前衛、纏繞的一面，回到了對于人的普遍性問題的回答上來。

科幻中的“后人類”思考絕不意味著人類的終結，更不是技術烏托邦或惡托邦的二元對立，而是關乎人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異類這一倫理問題。陳獨秀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面對西方思想的沖擊時便指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之覺悟”。科幻“新浪潮”在處理諸多看似不可思議的現象的同時，也洞見“不可見的事物”。所謂“不可見”即關乎隱秘而幽微的人性道德深處，回應著百年前陳獨秀發人深省卻長久以來為人忽視的宣言。宋明煒通過發掘科幻“新浪潮”中關于“后人類”的不同表達與書寫方式，將文學書寫轉化為一種理解現實的思想資源。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為技術化生存的時代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

未完成的“中國性”

作為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科幻小說評論專集，《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集中展示了宋明煒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不僅勾勒了科幻“新浪潮”的興起始末、發展譜系，指出“新浪潮”的先鋒性之所在，而且體現出重估中國科幻的世界地位的努力。他說：“中國科幻的新浪潮正在領跑世界科幻，如一道光芒，照亮了現實中看不見的維度。”

與英美科幻綿延不絕的傳統不同，中國科幻傳統幾經斷裂，歷經考驗。“中國科幻史從來都不是綿延持續的，而是充滿斷層”，因此，科幻的每一次再生與繁榮都需要完成自我超克，重新尋找恰當的表達方式。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科幻一直是“不可見”的那部分。科幻小說在晚清時蹣跚起步，直至1990年代市場化興起、文學被邊緣化后才重獲新生。青年科幻作家飛氘將中國科幻形容為“寂寞的伏兵”，生動地描述了中國科幻埋伏于歷史地表之下的狀態。相比于這種帶有悲壯色彩的詩性譬喻，宋明煒從歷史化的視野出發，進一步將中國科幻長期以來“不可見”的狀態視作為“新浪潮”積蓄能量的歷史動因。中國科幻的傳統、表達方式甚至對話對象都迥異于英美科幻。面對1980年代的震蕩，科幻“新浪潮”能夠崛起不啻為對科幻這一文類的再創造與再發明。中國科幻無可避免地與現實社會和意識形態相互纏繞，“新浪潮”發明了獨特的處理現實的方式，與主流現實主義文學寫作相區隔。韓松使用“秘境”一詞形容中國現代性曲折的內涵，通過異質的科幻世界洞見現實的背面，同時也揭示了宋明煒以科幻為媒介，解讀中國現代性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近年來，宋明煒身體力行地向英美學界引介中國科幻，推動了中國科幻走向世界，但對他而言，何謂科幻的“中國性”仍是一道開放的命題。在韓松、劉慈欣、王晉康、陳楸帆等作家筆下，不乏讀者與研究者容易辨識的要素，“后人類”、生物政治、賽博朋克、環境危機等，但這些現象有著獨特的生成路徑與表現方式，很難簡單被現有理論闡釋。本書選取“現實”與“詩學”兩個維度回答了中國科幻再現“不可見”的方式與成因，勾勒出科幻之“中國性”的重要面向。

宋明煒將2010年在上海召開的“新世紀十年文學”國際研討會視作“中國科幻的創世紀”的完成時刻，認為自此之后，中國科幻開始廣泛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他標刻這個距離當下不遠的時間節點來為中國新科幻尋找歷史坐標，一方面在文學史敘事與建構中為中國科幻“新浪潮”定下了年輕、生機與活力的基調，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國科幻研究仍處于蓬勃新生、有待深耕的階段。在創作、批評與影視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動下，近年來科幻研究已然成為學術熱點，加之《流浪地球》等電影推波助瀾，中國科幻研究已然集聚了一批新鮮的研究力量，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當然，這種科幻“熱”也值得深思甚至警惕，與繁榮景象共生的是大量重復與真知灼見的匱乏。在今天，技術發展的迅猛與對世界缺乏整體性闡釋框架之間形成了張力，這給科幻寫作帶來極大的挑戰，既要處理復雜的人類經驗又必須尋求美學陌生化。科幻研究與批評如何在處理科幻復雜性的同時，促進創作與批評的良性互動？《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向我們展示了勇于建構批評體系推動科幻發展的努力，他拒絕挪用封閉的理論框架與未經反思的批評術語，探索解密繁復而隱秘的科幻“中國性”的可能。

如果說該書初步總結和展示了作者對科幻的獨特見解，那么宋明煒近期提出的“新巴洛克美學”則將科幻研究的理論視野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科幻探索的人與世界關系的邊界，這種不確定性來源于它所置身的復雜時代。在他看來，巴洛克時代是大航海和哥白尼、伽利略天體革命的產物，對應著知識論的更新與文體的混雜。我們正處于一個“新巴洛克時代”的起點，信息技術的更新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改變了認知結構，科幻“奇觀”頻現。與之對應的“新巴洛克美學”抵御著整體、單一和同質化，指向了不同元素的多元共生。科幻探索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豐富維度，容納多重因素的相互碰撞，歸根結底討論的是人類自身的境況，“讓我們在現實中真正有勇氣去面對未知和他者”。從《中國科幻新浪潮》到“新巴洛克美學”，宋明煒向讀者展示了科幻如何突破自我界限，洞見“不可見的事物”的邏輯起點、歷史譜系、文類特質與美學原理，以及科幻作為思維方式推動人類自我認知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