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蕭殷是誰？——蕭殷，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文藝批評戰線重要的評論家，曾作為《文藝報》創刊初期三位主編之一；暨南大學中文系的創建者，曾為中國海外歸僑子弟中文高等教育鋪平了道路；廣東省作協成立70年來在中國文學界領風氣之先的代表之一，不僅曾以《論文學與現實》等大量接地氣、蘊民氣、有骨氣的著述開創了中國文學評論新境界，更以近百萬字的文學書簡悉心培育無數基層文學青年。蕭殷的文學史價值和意義，深度同構在新中國的文學大廈里，蘊含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文藝發展事業中。蕭殷不是那種局限于學院圈子的高頭講章的論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現實大地的批評家，以其樸素堅實的足跡回響著人民文藝事業的悠遠回聲。

1982年8月，蕭殷給業余作者回信。

文藝戰士

中國當代文學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進程是高度同步的，文學事業深度嵌入在這一偉大事業的藍圖之中。因此，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艱難曲折的探索，同樣也是七十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顯著特征。縱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批評史，蕭殷將近七十年的人生坐標，置身于那個風云跌宕的大時代，可謂極為樸素而平凡。然而，蕭殷的文學思想史意義，也正在于他的樸素和平凡。

蕭殷一生，歸納起來有三大亮點，也是拐點：

一是他與丁玲、陳企霞等一起主編《文藝報》。蕭殷1932年開始從事業余寫作，1938年輾轉到延安就讀于魯迅藝術學院，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員和中央黨校教員。1949年2月11日，蕭殷奉命進京辦刊，先后任《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執行編輯，中國作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副所長，北京大學中文系和中央美院兼職教授，暨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1960年蕭殷從北京調廣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藝處處長，廣東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編等。

二是他在文學界非常樂于支持年輕人登上文壇，做了許多細碎具體的群眾性的文學幫扶工作，提攜、培養了許多基層文藝工作者。其中最突出者，王蒙是也。王蒙為此心心念念稱蕭殷為恩師，他深情地說：“我讀了蕭殷的書，他循循善誘，結合寫作實際，提倡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主張文學創作從生活出發，告誡文學青年不要搞公式化、概念化，字字中肯，句句有用。我見了蕭殷恩師的面，六十五年前，他肯定了蕪雜粗糙的《青春萬歲》初稿，贊揚了青年王蒙的‘藝術感覺’，指出了經營小說結構尤其是主線的重要性，鼓勵我把小說改好。并推動了中國作協為我請得了本年的創作假期。然后有了寫作人王蒙，有了許多故事。”（王蒙：《永遠的蕭殷》）

三是蕭殷長期置身文藝工作領導崗位，曾組織了大量重要的文學批評與研究活動，其間包括文學作品或現象研討、寫作講習和文學通信問答活動，譬如關于小說《金沙洲》的大型討論。因此，蕭殷的文學史意義包括了四方面的努力和貢獻：文學論、創作論、寫作談、文學問答與通訊。從形態上說，蕭殷的文學思考和工作成績，也就對應著四大類型的文字：主題報告、專題論文、寫作談（創作談）和通信書簡。

從蕭殷的人生軌跡和文藝著述類別、文藝活動形態看，蕭殷是隨著民族獨立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走上文藝學習和工作道路的。蕭殷說：“我之所以走上文學的道路，原因就是我很早就對新的社會制度有朦朧的理想，因之對剝削階級的所作所為，懷著強烈的憎恨。同時，我對周圍的農村生活十分熟悉，不僅熟悉鄰居們的愿望和思想，連他們的痛苦和悲哀也了如指掌……心中有許多激情要迸發，有許多積憤要吶喊，有些不平的事要宣泄，描摹古美人既使我厭倦，我便急不可耐地拿起筆桿來傾訴心中滿腔悲憤，正是這種種促使我走上文學道路。”（蕭殷：《我怎樣走上文學道路》）因此，蕭殷的文藝道路是那個時代所造就的，是在革命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實踐中展開的。蕭殷既是革命隊伍中的學生，也是革命隊伍中的先行者和教員；既是文學藝術的工作者，也是新聞、宣傳和文教組織機構中的骨干、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此，蕭殷漸漸成為文藝隊伍中的組織者和領路人。

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制度史和文學活動史，倘若不包納蕭殷這一類從生活底層和革命實際工作成長起來的文藝工作者，將是極大的一個疏漏。蕭殷，就是基數龐大的百年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隊伍、文學戰線和文藝工作鏈條上的一員。他是戰士，是作家，是批評家，是官員，是文員，是教員……蕭殷不僅是革命文藝隊伍中人，也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系統中的一分子。蕭殷是橫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從延安走出來、又走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和思想史的文藝戰士之一。

巴金寫給蕭殷的書信

蕭殷的讀書卡片“與群眾結合”

接地氣 有人氣

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和文學史，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當代文學制度、黨和人民的文藝事業的規劃性在當代文學進程中的重要性和歷史意義。在一個以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為奮斗目標的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里，擘畫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藍圖的，并非是哪一個文藝理論家，也不可能是哪一個小說家和詩人，而是領導偉大民族復興征程的中國共產黨。每一個有志于此的文藝工作者，首先都是作為皈依于此一歷史目標的人民文藝事業的一分子。層層傳導和落實這一歷史意志和文化藍圖、實踐這一革命理念的，仍舊是具體的人。蕭殷就是其中成長起來的“那一個”。他既是被前輩先驅培養起來的一個，也是培養無數后來者的一個前輩。他是積極主動并成才的一個，也是肯主動幫助更多人成才的一個。他是在偉大事業中受到集體培育而興起的成長者，也是接力隊伍中樂于育人的接力者。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蕭殷成為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文藝決策落實者與領導者，也是當代文學史本土本色的文藝工作組織者與輔導者。是故，蕭殷的文學批評實踐的產物，既有文學論、創作論，更有寫作談和大量的文學問答與通訊。作為人民文藝集體事業的工作者、領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蕭殷更是集多種角色于一身。甚而至于在戰爭時期，蕭殷還是一個戰地記者和新聞工作者。蕭殷對攝影有獨特濃厚的興趣，既是戰地記者角色的鍛煉，更有他以特殊時代的過來人身份對歷史現場感和參與感的留心與在意。

蕭殷是一個注重參與感和現場感的當代文學史的存在者和記憶者。他對解放戰爭時期戰地通訊寫作現象的歷史見證即是一例。當“一個朋友從浙西寫信”抱怨，說“‘看到后方一些雜志上的戰地描寫，覺得可笑得很’，那對我們實在太遼遠了。我真不懂這些作家為什么會這樣‘富于幻想’”，蕭殷認真回復說“這說明了目前一個嚴重現象，就是參加實際工作者沒有很好地來盡報道的任務，而縱容某些文化人依據粗浮的材料和片段的回憶，去產生一些‘寤寐求之’的作品來替代。可是是不是那些實際工作者真的不想寫呢？不是的，抗戰把人們卷進空前熱烈，緊張的豐富斗爭生活里，也卷起了他們將這種生活實踐展示給社會的渴望，特別是反應力最強，感受力最敏銳的青年們。抗戰后通訊報告的飛速發展，便是很好的說明。”（蕭殷：《展開戰地通訊運動》）

翻檢蕭殷故鄉廣東河源圖書館里的蕭殷文學館館藏文檔，最讓人難忘的，還是蕭殷那些數量巨大的讀書筆記和寫作筆記、寫作提綱，還有他那些即使是部分呈現也足以令人震撼的數量巨大的編讀往來的讀者來信。令人吃驚的是，曾經歷過戰地通訊寫作的蕭殷，其攝影興趣之濃厚、拍攝照片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尤其是個獨特的存在。如此種種，蕭殷的文藝日常的獨特構成，切實展現了支撐新中國文學主體的群體風貌和集體力量。然而即便如此，蕭殷也仍舊存有富于個性的部分，那就是他總是自覺置身于人民文藝事業中，始終保有自覺而頑強地向人民學習、向生活開掘的信心與決心。甘于為群眾奉獻光熱，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也是蕭殷總在時刻表示自己寫作的困難與毅力，總在強調自己從事評論工作的吃力，坦誠交代自己的學習狀態，記錄自己在群眾基層互動的工作狀態的原因。對蕭殷來說，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如果說前者是勉為其難而又必須擔當的神圣職責，那么后者就是“一向很感興趣，并且還親自參與其實踐”的艱難而快樂的勞動。

蕭殷是那個時代的參與者與同行者，也是那個時代的穩健的實踐者與思考者。從底層中成長的文藝生涯體驗和人生經歷，使得蕭殷在時代大風暴中轉而做出回到地方、回到農村沉淀的選擇。也正是如此因緣際會，蕭殷的文藝征程相對而言是較為穩健的，不僅接地氣，而且有民氣。貫穿蕭殷起起落落的數十年間的文字因緣者，正是來自生活中的無數民眾中間涌現出來的積極向上的習作者和讀者。正是蕭殷那不計其數的改稿、薦稿，以及他與寫作者（甚至只是寫作愛好者）的超負荷的真誠交流、談話和寫作通信，讓蕭殷的文藝生命浸透著土氣息和泥滋味。蕭殷后半生，為普及文學和寫作知識付出了大量心血。其間，當然也不能或缺蕭殷自己的創作和批評活動，正如他在《〈月夜〉后記》里所說的：“雖然當時擔負了很重的理論工作及評論工作的任務，感到十分吃力，以致需要加緊學習才能勉強應付；但還是本性難改，對自己一向習慣了的形象思維，依然很有興趣。只要有深入基層生活的機會，我從不輕易放過……每年還有一定時間的創作假期；就這樣，我只要一離開辦公室，一深入到農村中，深入到人民斗爭的漩渦里，深入到人民生活氣氛的中間，我每次都不由自主地提起筆來，不是寫一兩篇小說，就是寫幾篇散文。”

由此可見，蕭殷是甘愿以業余心態自居的文學愛好者與組織者，而非以文學創作為專業的作家、批評家。蕭殷是以集體奉獻為樂的文藝教員、輔導員，是作為民眾事業前行者定位自我的文藝干部，而非激揚文字、指點江山、運籌帷幄自居的文藝權威者。這樣概括蕭殷，并非意味著蕭殷不是一個重要的作家和批評家，而是試圖表明蕭殷特殊的文學史和批評史角色形態。正是蕭殷這種獨特的批評角色和文學心態，才生成了專門的一類極為樸素而日常的批評風格。蕭殷的文學工作，我們或許甚至可以概括為凝重嚴肅的工作風格與刻苦勤勉的學習心態的融合。這是一種集讀者、作者與編輯者、評論者于一身的、多種角色同時介入、混雜而居的文學批評。

因為這種腳踏實地、皈依人民的心態和姿態，蕭殷的文字是接地氣、有人氣的、是飽含人民性的。例如，對于“文學題材的多樣化”，蕭殷的看法就非常樸素、大氣而通達，他說：“現實生活既多彩多姿，值得用彩筆去描繪它，又有汲之不盡的源泉；只要作品不腐蝕人們的心靈，不敗壞人們的趣味，能將人們引向一個美好的方向——為無產階級事業的最后勝利；這中間，盡管還有直接與間接之分，但只要有利于戰略目標的實現，有助于團結廣大人民為共同目標去努力，我看，在這樣的前提下，題材的選擇，可以有最廣闊的自由，也應當有最廣闊的自由。”（蕭殷：《別忘了目標》）蕭殷式的批評，往往是作家作品讀后感和批評者、寫作教員批改意見相結合的文字，是時政策略提點與文學創作規律兩廂考慮、相輔相成的、形成互動的文學批評。蕭殷這種平視的批評風格，這種主動與被動良性互動的批評風格，這種介乎知識分子和文藝勞動工作者之間的心態與情態，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文藝工作活動史和組織史中的洪流、主流和潛流。蕭殷就是主流和潛流里極為典型的那一個。

基于此，蕭殷式的文學批評往往顯得太過于樸素，顯得非常中規中矩，一招一式都那么嚴謹，一筆一畫都非常認真。然而，那是一個時代中特有的真誠，是一代人發自內心的對屬于革命事業一部分的文藝工作的嚴肅和認真：一方面，這樣的文藝評論工作，對人對己、對文對事，都有它特殊的意味。它已經與一個時代的文藝藍圖，和一個時代的事業休戚相關，是血肉相連的成長與依存關系。也正因為如此，當文藝與社會的結構關系變得更豐富多元，當一代新人的成長與文學的關系變得更為細膩入微、習焉不察的時候，蕭殷這一類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就更為樸素深沉；另一方面，蕭殷等的工作又是令人感慨和欣慰的。他們以自己的嚴肅和真誠，踏踏實實地帶出了下一代的文藝批評家和作家的種子、隊伍。在甘于平凡的同時，蕭殷敢于和肯于培養了一大批文學工作的后繼者、寫作的愛好者。蕭殷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上的創新一代，恰恰就有不少人來自于此，如王蒙、陳國凱等。這或許就是蕭殷那么多編讀往來、讀者通信、創作談（創作論）和寫作常識系列的因果吧。

1951年，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大院內蕭殷住所門前合影。左起：艾蕪、張天翼、蕭殷、沙汀。

普及性 現實性

蕭殷是從廣東走向全國的文學批評家，也是從北京回歸到廣東的文學批評家。蕭殷還是有著豐富創作經驗、新聞報道與編輯經驗的文學批評家，更是一位與新中國同甘共苦、一路同行，有著實際革命戰斗經驗的文學批評家。作為文學批評家的蕭殷，他的文論有著鮮明的個人特點和時代色彩，更有著極為顯著的實用和實踐經驗底蘊。正如溫儒敏先生所言：“蕭殷的第二個貢獻是文學評論。他不是那種局限于學院圈子的高頭講章的論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現實大地的批評家。”這種狀況顯然與蕭殷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文學批評軌跡有關。蕭殷不是職業的文論家和文學批評家，但他卻是始終在不同的職業生涯中心系文學的論者和評說者。他沒有將批評職業化，卻很熱誠地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把對文學的熱愛化入了每一個曾經戰斗過的崗位和職業生涯中。

作為獨樹一幟的文論家，蕭殷無疑是他那一代文學批評家的典型。我們不能用過于學術和學理層面的規范要求他，但我們可以懷著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盡量貼近語境和心境，去聆聽他的文學發現與體悟，去辨析他的理論洞見與智慧閃現，去感受他點點滴滴的融入與掘進。如此，我們便可以在這個典型的時代語境下的文學思考者和批評家的文字中，感受到切切實實生長在民族國家發展層面的文學識見，體會他兢兢業業奉獻于國家獨立富強、民族解放復興的歷史語境中的文學情懷，進而理解他的真善美。

蕭殷寫過不少小說、散文和特寫，也從事過新聞記者的工作，算得上是有著較為豐富創作經驗的文論家。因此他的文論自然就能按照文學創作自身的特點來總結和提升，說到點子上，也想到了文學本身。這一點，便是蕭殷文論的文學本位特征。也就是說，蕭殷文論從談文學開始，以論文學和寫作為鵠的。在一定意義上，蕭殷文論的文學本位特征也可以說是他的文學寫作主體意識濃烈的一個體現。蕭殷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論文學、說文學、討論文學的目的、基礎和前提，核心都在于把一篇文字寫好，把文章寫好，把文章寫得像文章，有文采，有文學意味。你只要看看他的論著的情形，《給文藝愛好者與習作者》《與習作者談寫作》《給文學青年》《鱗爪集》《習藝錄》《蕭殷文學書簡》……大量的文字都是在提點他人要怎么寫，怎么樣寫才會寫好。尤其重要的是，蕭殷在說這些道理的時候，他不是居高臨下地教訓，而是時時刻刻注意到自己在與別人“談”寫作，討論、對談和切磋，這便是蕭殷作為一位文學從業者的樸素態度，也是他對待文學批評的本位態度，更是他文論言語中自然而然追求的文學本位工作意識的呈現。

說起蕭殷文論的文學本位，并不意味著蕭殷文論沒有理論深度，沒有理論色彩。相反，這恰恰表明蕭殷對于文學的理論性的融化態度和深度。蕭殷文論具有理論普及性、現實性和原則性。劉偉林說：“蕭殷的文學評論除上所論,還有許多特色。如所持觀點的一貫性、評論邏輯的嚴密性、以具體作品說明理論的具體性、評論語言的通俗性，以及褒不溢美，罪不加過，實事求是的評論作風，等等。”

蕭殷文論的理論普及性、現實性和原則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他說：“文藝批評的任務既然如此繁重，那么，從事文藝批評工作的同志，就必須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相當的馬列主義的修養和文藝修養。否則，所謂實事求是地分析作品，就沒有可能。”（蕭殷：《談談文藝批評》）由于蕭殷長期任職于黨的文藝戰線上的領導崗位，在他看來，無論工作需要，還是自己的文論底色，都要求他必須時刻關注文學的現實功用和社會功能。蕭殷關注文學的社會功能本身，并不是與其強調文學本位相互矛盾的。鑒于理論普及的現實需要和崗位角色，蕭殷的文論往往便從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理論和創作實際出發，強調使文學評論與時代生活和作家的創作同步前進。

1958年，蕭殷（右二）與家鄉佗城中學的教師在一起。

原則性

蕭殷文論另一個鮮明的特征是始終注意到原則性，即“要把立足點移過來”，“無論是反映哪方面的生活，但有一點必須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必須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因此，必須有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蕭殷：《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

他十分強調文藝工作者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強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文學評論和創作。他說：“應該從生活出發,要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反映論來反映生活。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是不能停留在對于現象或偶然事物的反映上,而是要從中反映出生活的本質和規律性。”

作為一代人的文學批評家代表，蕭殷文論無論是文學本位意識也好，理論普及性、現實性和原則性也罷，歸根結底都可以概括為一點，就是問題意識的鮮明與強烈。蕭殷的文學批評和文論是針對具體文學問題和文學現象的，它們或者是生活事實中出現的實實在在的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或者是切切實實發生的文學爭議、討論與分歧。蕭殷文論的指向，是介入并主導討論的走向，是切入并分析透徹問題與爭議的所在，是歸結問題的解釋或解決的方案、方法與思路。蕭殷文論的問題意識的價值就在于此。

蕭殷文論展開方式是極為獨特的，也是極富有生命高潔色彩的。也正因為如此，蕭殷才得以多姿多彩的多渠道的文學批評方式，從各個方面、各個層面深度而全方位地融入了一個時代、一代人的文學事業，用自己具有普及性的通俗化的文學知識、寫作知識開啟了下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文學之門，拓寬了他們文學成才的大道和小路，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許許多多從業文學者的人生命運與現實道路。蕭殷文論的這種實踐品格，無私的“公謨”原則，有歷史時代的規定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品格。

蕭殷雖然算不上大時代潮流洶涌中卓然成名成家的文壇翹楚，但他卻是真真切切在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文藝戰線上的戰士，是“文學和新聞工作者”中的一分子。也正因為如此，蕭殷作為一個時代文藝大廈的基石與底座，反而顯示出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對蕭殷在文學思想史和批評史上的貢獻和意義的討論，事實上已經不是對他一個人的估量與判斷。蕭殷的道路、成長和努力、付出與貢獻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他不是一個人，他代表了一類人、一代人的文藝思想風格，他顯現出了一代人的文藝勤勉與文學沉思。

（作者：傅修海，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