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錢鐘書是第一個把“圍城”帶到中國的人嗎

錢鐘書于1944年動筆、1946年寫畢、1947年出版的《圍城》，有這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慎明道：“關于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圍城》1947年5月初版封面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末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碧K文紈關于“圍城”的這句話，如此生動傳神，大概是當代中國人最熟悉的婚姻格言。“圍城”一語當然不是錢鐘書發明的，他借留法文學博士蘇文紈之口道出，這是一句法國話?！秶恰烦霭娌痪?，錢鐘書在其主編的英文刊物Philobiblon（即《書林季刊》）作了十分簡短的介紹，公布了“圍城”一語的全貌和來源：A novel about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n Wartime. The title is taken from the French proverb, ‘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ceux qui sont dehors veulent y entrer, et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ir.”（一本關于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小說。題目取自法國諺語“婚姻如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進入，城里的人想要逃出?！保╁X鐘書明確指出，“圍城”一語取自法文諺語，1980年為《圍城》重印本寫作“前記”時，他仍舊堅持這一說法。

錢鐘書真的是第一個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的人嗎？

2019年冬天，筆者在居地小城北碚（重慶）翻檢著名民營企業家盧作孚的資料時，無意中看到他的一位助理的一封私人信件。這個助理名叫高孟先。據其堂侄高代華、高燕編輯的《高孟先簡年表》，1936年前后，高孟先輔助盧作孚建設北碚，任《嘉陵江日報》和《北碚》月刊的編輯。1936年12月17日，高孟先與趙雪西女士在北碚溫泉公園舉行結婚典禮。筆者看到的這封信，就是高孟先的朋友從遠方寄來的一封婚禮賀信。筆者于盧作孚紀念館工作人員那里得知，高孟先長子高北南在2016年前后將長期保存的高孟先的生平文獻捐獻給北碚博物館，其中就包括這封信。現盧作孚紀念館已展出這封信的原件復印版。信件不長，恐失其真，以下全錄：

曾有人這樣說過：“結婚如攻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內的人想出來?！蹦銈z性情相合，志趣相投，我們相信必能進城去即不想出城來。永遠地攜著手兒，哼著調兒，立在民族解放最〇〇（引案此處污損二字）努力抗日，努力創造，更努力爭取光明！

廿五年冬，綏邊戰事緊急之際，為孟先好友雪西女士結婚紀念

王育鋒丘直云額手贈言

王育鋒丘直云的賀信

讀罷這封賀信，我們發現：早在1936年（民國廿五年），就已經有人在使用“圍城”諺語來寫結婚賀信了，比《圍城》的出版時間早了11年。

據《高孟先文選》可知，賀信的作者王育鋒和丘直云兩人是高孟先少年義勇隊的舊友。少年義勇隊是民國時期重慶北碚一帶追隨盧作孚有志于建設家鄉的一群熱血青年?！熬乓话耸伦儭焙螅@些青年們組織“北碚抗日救國義勇軍”，集體到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劉湘處請求開赴前線，被劉湘勸阻。后來隨著局勢日益緊張，這些義勇隊員根據各人志愿分散工作，一部分便選擇了從戎救國。從賀信來看，王育鋒和丘直云正選擇了這條路。

信中所說的戰事，即綏遠抗戰，是全面抗戰前對日作戰的一次重大戰役，發生在1936年11月15日至12月19日。當時的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為此次抗戰的總指揮。經過一月有余的浴血奮戰，中國軍隊獲得了此次戰役的全面勝利。

高孟先在北碚成婚之時，這場戰役正如火如荼。曾經同是有志青年，如今一在中國西南投身城市建設，一在中國西北奮力抗擊侵略，殊途同歸。王丘二人以“圍城”之語來祝賀高孟先的婚禮，可謂應景：此“圍城”既是當前二人所在戰場之親身感受，又不無幽默地承載了對舊時好友的婚姻祝福——希望新婚夫婦幸福地走進“圍城”而永遠不想“出城”。在賀信的結尾，兩位身在抗日前線的舊友，還向他發出了立在民族解放的潮頭去“努力抗日，努力創造，更努力爭取光明”的呼喚。以抗日戰事之慘烈，王育鋒丘直云二人能于生死之際以“圍城”之語相祝福，又以民族存亡大義相囑咐，亦可使后人得見全面抗戰開始前中國軍人的樂觀精神。

王育鋒丘直云是從哪里獲悉“圍城”一語的？現存的關于王育鋒丘直云二人的資料極少，筆者從中亦未發現 “圍城”一語從何得來。根據《高孟先文選》及筆者所檢視的少年義勇軍資料，王育鋒丘直云以及高孟先，均無出國經歷，也無外語訓練。因此，王育鋒丘直云二人絕不是閱讀了“圍城”法文原句才信筆寫出這封賀信。他們極有可能是從某些人那里聽說了或者從哪里讀到了“圍城”這一表述。然而無論哪種情況，都說明在《圍城》發表前十年，“圍城”這則諺語已經存在并流傳于中國，并且為王育鋒丘直云這兩個普通的抗日軍人感興趣，當他們的朋友結婚，在為遠方的朋友寫一封簡短的新婚賀信時，還記得這句話。

賀信中道及“圍城”一語，說“曾有人這樣說過”，這個“人”是誰？這個“人”是如何了解“圍城”諺語的？王育鋒丘直云又是如何讀到這個“人”提及“圍城”的？

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在寫作和發表《圍城》之前，錢鐘書本人已經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

二、錢鐘書是如何接觸到“圍城”的

《圍城》的開篇描寫方鴻漸蘇文紈一行乘坐法國郵輪歸國。這艘郵輪叫白拉日隆子爵號，法文名為Vicomte de Bragelonne，正是大仲馬三部曲《三個火槍手》的最后一部《白拉日隆子爵》之名，白拉日隆子爵正是小說主人公。不知道錢鐘書安排方鴻漸他們乘坐這艘郵輪歸國有何用意。法國人出于對大仲馬的熟悉和熱愛，常常用大仲馬作品及人物命名本國物什，因此說是碰巧也無可厚非。

錢鐘書對大仲馬也應該是熟悉的。他自1935年到1938年在英法留學與游學，對法語和法語文學頗有一些研究——比如《圍城》中，除了漢語之外，最多的就是法語。錢鐘書各類學術作品中，引用的法語文獻也不勝枚舉。

有學者在錢鐘書的所有著述中檢索大仲馬，發現在20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錢鐘書筆記手稿《容安館札記》中：第647則，散記關于詩文譬喻的思考和摘錄，引了一句大仲馬的話；第758則，散記關于男女幽情的詩文部分，引了一句大仲馬與其情人的對話；第768則，散記對幾部書的摘錄，其中摘引大仲馬《一千零一個幽靈》的序言的一句話?？磥恚X鐘書確實接觸過大仲馬的作品。

而大仲馬恰恰曾在其作品《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1848）與《羅穆努斯王》（1854）中言及“圍城”諺語。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錢鐘書在《容安館札記》中所引，皆非出自大仲馬著作原文，全都轉引自法國作家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馬傳記《亞歷山大·大仲馬》。而這部傳記是1955年才由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出版發行。根據楊絳所作介紹以及從《容安館札記》偶爾記載的錢鐘書標記的讀書日期也可以看出，錢鐘書是在1950年代才讀到了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馬傳記。因此，有的學者僅以這些證據來斷定錢鐘書從大仲馬那里獲悉“圍城”一語，是無法成立的。

其實，在《圍城》寫作之前，假如錢鐘書讀過任何一本引述過“圍城”諺語的書，都可能會使他獲悉這則諺語。假如錢鐘書曾經聽聞了“圍城”諺語，也可能影響他去寫作《圍城》。在錢鐘書《圍城》之前提及“圍城”諺語的著作，目前我們可檢得：大仲馬的《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1848）及《羅穆努斯王》（1854）；Pierre-Marie Quitard編《法國諺語及其歷史、文學與道德研究》（1860）以及《關于女性、友情、愛情、婚姻的諺語集評》（1878）；John Bartlett編《熟語》（1868）；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爾及利亞傳統對阿拉伯民間文藝的貢獻》（1884）；Bernard Frédéric著《荷蘭人》（1878）；Gustave Joseph Witkowski著《人類的一代》（1880）；Arthur Imer-Cuno著《在羅曼蒂之家》（1888）；Paul Margueritte et Victor Margueritte編《一些想法》（1905）；Henry Bradford Smith編《思維何以犯錯》（1923）；Marie Bashkirtseff編《未刊的筆記》（1925）。以上這些著作主要出自法國和美國作者，但他們幾乎全以法語來表述“圍城”，甚至全英文著作在提及“圍城”時也專門使用法語。這說明，以法文表述的“圍城”諺語，在錢鐘書寫作《圍城》之前的歐美世界已經較為廣泛地流傳起來。

巧合的是，《容安館札記》中錢鐘書筆記了以上所列著作的一種，即John Bartlett 主編的Familiar Quotations：Being an Attempt to Trace to Their Sources Passages and Phrases in Common Use（《熟語》）。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內容就是追索各類熟語來源。它是英語世界非常流行且非常權威的工具書，自1868年出版后屢屢再版，最近的一個版本是2019年5月美國HardPress版本。根據《容安館札記》所載，錢鐘書看到的是1937年第11版。

在《容安館札記》中，錢鐘書于第47則頁眉增補了幾段筆記，在談到“術語翻譯”的時候提及《熟語》一書所輯的Charles Dibdin的Mounseer Nongtongpaw（《毛瑟·農通帕》）和J.G. Saxe的The Romance of Nick Van Stann（《尼克·范·斯坦恩的羅曼史》）兩首詩可相參考；第588則引《熟語》說明斯科特等詩人對莎士比亞和蒲伯的模仿和改造。他十分確切地標出了所引《熟語》一書的版本及頁碼。可見，錢鐘書不僅讀到了《熟語》，而且讀得仔細。

在這本書中，出現了“圍城”諺語，而錢鐘書讀過這本書?！斎徊荒軗藬喽ㄥX鐘書就是從此接觸“圍城”。那么，我們就看看錢鐘書所讀的《熟語》的這一頁是怎么說的，筆者譯引如下：

“婚姻”就像夏天花園里的鳥籠一樣，無憂無慮的鳥兒想要進去，進籠之后，它們身處絕望之中并被日益消耗，擔心自己永遠逃不出這個鳥籠。（原文為英語）

婚姻像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面的人想進入，城里面的人想逃出來。（原文為法語）

“婚姻”就像鳥籠一樣：未曾絕望的鳥兒想進去，那些絕望的籠中鳥想出來。（原文為英語）

是不是從一開始婚姻就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這種情形就像機構之中的那些人想逃出來，而外面的那些人想要進去。（原文為英語）

作者John Bartlett所示的“圍城”諺語，與錢鐘書在《學林季刊》所列一字不差。更關鍵的是，John Bartlett還搜羅了數則寓意如“圍城”諺語一樣的話語，其中有一則中國讀者很熟悉，就是“婚姻如鳥籠”——也就是說，在John Bartlett的羅列中，“圍城”之諺和“鳥籠”之喻伴隨出現。

在《圍城》開篇講述中，“圍城”之諺和“鳥籠”之喻也是結伴出現。小說中褚慎明杜撰其與羅素的交往時說，羅素告訴了他婚姻如“鳥籠”這句話，而且是一句英國古話。在前所引四句話中，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都是“鳥籠”之喻，其中第一句話，正是生活于16—17世紀的著名英國作家John Webster的著名劇作The White Devil（《白魔》）第一幕第二景人物Flam的臺詞。對褚慎明和羅素而言，John Webster當然可謂古人了。第三句話，則來自16世紀蒙田的《隨筆》第三卷第一章，這是一位法國古人。

也就是說，錢鍾書和《熟語》一書，一共有三處關聯：第一，《熟語》中收錄了“圍城”諺語的法語原文，整個句子恰巧與錢鐘書在《書林季刊》中自述的句子一字不差；第二，《圍城》中，“圍城”之諺是和“鳥籠”之喻伴隨出現，恰巧《熟語》中也是兩者伴隨出現；第三，錢鐘書在寫作《圍城》之前恰巧閱讀并給《熟語》一書作了筆記。這應該不是巧合。

另有一處值得注意的是，John Bartlett在羅列“圍城”諺語時，也列出了出處：即本文前述法國語言學者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文諺語研究》。錢鐘書之所以認為“圍城”是法文諺語，也極有可能是受其影響。

三、“圍城”真的是法文諺語嗎

“圍城”真的是法文諺語嗎？學者錢定平曾當面問及《圍城》法文譯本的出版者Christian Bourgois，得知法國并無這則諺語。筆者也注意到，在小說中蘇文紈留學的法國里昂的市立圖書館網站上，有法國讀者問詢“法國是否有這則諺語”，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里昂圖書館反而征引“中國文學批評家”（chinoises critique littéraire）的觀點來回答。在各種輯錄法國諺語和成語的工具書中，我們也找不到“圍城”（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的蹤跡。

學者范旭侖通過互聯網檢索，發現在法國最早使用“圍城”諺語的正是法國作家大仲馬。在1848年發表的游記《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上，“Dumas翻譯了一個阿拉伯商人佩戴的護身符”，“一則正是‘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 ：ceux qui sont?dehors veulent y entrer,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a’”，也即錢鐘書在《書林季刊》所列“圍城”法文原文。這里范旭侖轉述不夠準確，原著中這則諺語寫在大仲馬遇到的一個門衛（janissaire）的手臂上，這個門衛因為這則諺語的保護而暫時免于結婚之苦。不過這個門衛也是阿拉伯人。大仲馬似乎對這則諺語很感興趣，幾年后他創作喜劇《羅穆努斯王》，主人公Wolf和Célestus在第一幕開場討論婚姻問題時，就搬出這句話來勸告對方：

親愛的Célestus，您知道嗎？有一句阿拉伯諺語說：“婚姻就像被圍困的城堡：外面的人想進入；但是里面那些人想要離開?！?/span>

因此，范先生認為大仲馬最先為法國輸入阿拉伯“圍城”之喻。但筆者注意到，在大仲馬之后，共有數位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作家學者使用“圍城”寓意，但并未有人聲明他們是從大仲馬的作品中知悉這個諺語。最明顯的，是法國語言學者Pierre-Marie Quitard，他在大仲馬之后出版了法文諺語研究著作《法國諺語及其歷史、文學與道德研究》，收錄了“圍城”這個諺語，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在Dufresny的一部喜劇中讀到：婚姻這個“國度”很特別，因為外國人想住在這里，居民卻想從那里流放。這句尖銳的句子是根據以下阿拉伯諺語組成的：婚姻就像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進去，里面的想出去。

Quitard所提到的Dufresny是法國17—18世紀之交的戲劇家，比大仲馬還要早。按照Quitard的說法，Dufresny早已經接觸到了阿拉伯諺語“圍城”。至于Dufresny是如何接觸“圍城”諺語——是像大仲馬那樣到阿拉伯世界游歷，還是聽聞或見到已經泊來法國本土的阿拉伯諺語——均已不可考據。這意味著，“圍城”作為阿拉伯諺語早在大仲馬之前已經被傳到了法國本土。然而，“圍城”諺語又是怎么從阿拉伯世界傳到法國本土的呢？

法國語言學者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爾及利亞傳統對阿拉伯民間文藝的貢獻》于1884年出版。這部著作對阿拉伯地區傳統民間文藝（包括俗諺）進行了詳盡的知識考古，至今仍被認為是很有水準的學術著作，不斷再版。在其第6章Croyances et Superstitions（“信仰和迷信”）的第三節Les Amulettes（“護身符”），作者考證了“圍城”諺語的來源。

原來，在相當一段時期的阿拉伯地區，人們常常將《古蘭經》片段或者一些被認為是智慧的話語寫在紙上或者羊皮上，藏在首飾中或者特殊的章牌中，借以警醒自己，久而久之，這類話語就變成了護身符。書中寫道：

一個猶豫不決的人求教Si Ali bou Rhama，想知道他是否應該結婚，后者對給他說出了一句格言，翻譯如下：婚姻就像被圍困的城堡，外面的人要進去，里面的人要出去。

顯然，這一段溯源式的表述不僅指明“圍城”確實是一則阿拉伯諺語，而且是由Si Ali bou Rhama這個人信口道出。關于這個Si Ali bou Rhama的身份，應該是伊斯蘭民間大量存在的智者一類人物。“圍城”應是阿拉伯民間俗諺。

順便說一句，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在解釋“圍城”諺語的時候，提到了“大約四十年前，一位偉大而成果輝煌的法國作家”曾對這類阿拉伯“護身符”上的諺語很感興趣。兩位作者并未明說，但這位法國作家應該就是大仲馬——大仲馬在1840年代游歷了突尼斯等伊斯蘭地區，游記《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上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圍城”諺語。

從這些證據看，“圍城”一語的確是阿拉伯諺語，而且是一個伊斯蘭諺語。

結語

綜上，到底是誰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不知道，但絕不是錢鐘書和《圍城》。1936年的冬天，在中國綏遠邊境，兩個普通的抗日軍人已經在用“圍城”諺語向他們的朋友表達婚禮祝福了。此時的錢鐘書還在英國，他還沒有來到法國，也還沒有讀到John Bartlett主編的《熟語》——錢鐘書所讀版本在第二年才出版；《圍城》的寫作和發表，是大約十年之后的事情。從17世紀直到錢鐘書寫作《圍城》的20世紀，這句諺語早已在西方世界和阿拉伯地區廣為流傳，它被某個人或者某本著作帶到中國的機會，實在太多了。

不過，即便不是錢鐘書及其《圍城》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也無礙于《圍城》的偉大。這當然不是因為《圍城》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圍城”諺語在中國的接受范圍，而是說《圍城》以一部杰出的漢語小說的虛構，使“圍城”這個意象的寓意變得更加豐富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