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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組織當時文人集體編選，選錄從周秦以迄齊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影響深遠。蕭統在《文選序》中申明了自己的擇錄標準——“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瀚藻”，符合這一標準的是蕭統所說的“清英”，故未能進入《文選》的優秀作品就常常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正如明張燮《梁昭明太子集序》指出：“從古選集希傳，獨昭明三十卷，詞人奉為金柜。片簡見錄，便如名在丹臺石室中。古今有一佳文字見遺，必求所以不入選之故，而遞相揣摩。”王羲之《蘭亭集序》即屬此類。《文選》序類錄序文九篇，王羲之《蘭亭集序》書法和文采兼善，后世流傳甚廣，蕭統卻棄而不選，后世學者為此眾說紛紜。

近年蕭統編選《文選》的政治意圖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如劉志偉先生曾撰文指出：“蕭統主編《文選》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漢’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此說為筆者探討以上問題提供了新的啟發。本文擬從當時梁朝的政治文化背景出發，并結合入選序文的相關內容與《蘭亭集序》進行比較，為《蘭亭集序》“落選”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解釋。

一

梁武帝蕭衍是“竟陵八友”之一，文化造詣頗深。梁武帝依靠武力禪代，建立梁朝后即思“偃武修文”，其稱帝后的一系列舉措，推動了梁代文化事業全方位的發展。唐代史學家姚思廉評價梁武帝的功績：“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他對儒家經學有深入研究，根據《梁書》《南史》《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記載，梁武帝所撰的儒學經典著述有《五經講疏》《春秋答問》《三禮大義》《禮記大義》《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等，“正先儒之迷，開古圣之旨”，盡管這些著述均已亡佚，但其成就可見一斑。《南史·武帝紀》贊曰：“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召集群臣編撰《通史》480卷，并“躬制贊序”，其書雖已不傳，但打破了過去史籍局限一個朝代的弊病，更重視歷史的連貫性和宏觀性。蕭統編撰《文選》，也是選錄歷代詩文，與編撰《通史》或有類似的關聯。《文選》編選是梁代非常重要的文化事業，可以說是梁武帝時期系統學術文化工程的一個子工程，具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政治目標。在《文選》之前，梁朝先編就了《文章英華》《華林遍略》，這也成為《文選》編選的基礎。普通四年（523），類書《華林遍略》完成，而在此之前，梁武帝所撰《歷代賦》十卷，昭明所撰《文章英華》20卷以及《正序》十卷，均早已成書。蕭統編選《文選》，顯然受到了梁武帝的支持，命以能文著稱的王筠、劉孝綽、到洽等人協助蕭統完成這一工作。《梁書·昭明太子傳》曰：“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普通四年（523）到中大通元年（529），蕭統編選的幾部總集，多是與東宮學士共同完成的，梁武帝重視學術文化事業的決心非常明顯。

二

自班固《漢書》宣揚“漢承堯運”以來，正統論成為史學家們聚訟不已的大問題。西周宗法社會所形成的以洛陽為中心的天下意識，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內涵，并構成地域與政權合法性疊合的現實意義。南北對峙，是縈繞在士人心頭的梗結，南北孰為正統的爭論從未中斷，而彰顯正統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學——在思想文化上標榜己方為正統。比如，魏收作《魏書》，創《序紀》，旨在敘述鮮卑拓跋氏的族屬源流，從血統上把鮮卑拓跋氏融入中華民族，以此論證北魏政權的正統地位和合法性，從歷史上論證少數民族與漢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從血統上找到少數民族政權存在和統治中原地區既合理又合法的歷史根據。

但是，在唐前統一與分裂狀態下對京都及南北地域的觀照，始終是在文化視域下進行的。北方文化不僅是與南方文化相對的區域文化概念，更是一個超越地理，具有正統文化資格并成為個體與政權的身份象征。就南朝來說，由于南北分裂打破了此前政權、文化與地域的一致性，這一時期政權與地域、文化與地域的錯位給士人帶來的文化心理失衡，對后世影響是巨大的。

對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來說，他們不得不面臨與消解傳統北方文化中心與僻處江南之間的地理錯位，于是南遷政權以文化正統自居來強化僻處江南的政權合法性，逐漸改變了以往北方中心文化與地理合一的思維定式。所以，當時的梁朝，想要爭求政治上的合法性，需正視傳統的地域與政治中心錯位的心理尷尬，要化解這種尷尬，僅有二途：一是通過北伐勝利達到地域與政權的疊合，這顯然是最理想的；二是爭求思想文化之正統，《文選》及梁武帝時期多項學術文化工程的集中推進，即為此。

三

《文選》“序”類一共入選9篇序文，其中就有顏延之和王融同題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以下簡稱“顏序”和“王序”）。以往學者在討論王羲之《蘭亭集序》的“落選”問題時，均未注意到入選的這兩篇序文。我們深入考察一下這兩篇序文的創作背景、內容和所涉地點，或有所得。

從創作背景來說，入選的兩篇《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都為帝王組織下的文人集會所作。顏序為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李善在本篇序文的題解中引《韓詩外傳》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可見上巳日的修褉習俗，當時已遍及官民。顏延之作此序時身為太子中庶子，在皇室集會中是臣子身份，他本人也是這次集會的參加者，同時有曲水詩作。但這次聚會是由皇室主導、臣子參與，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文人雅集，政治意味非常濃郁。王序作于齊武帝永明九年（491），同樣也是圍繞皇帝這個核心人物而開展的文人集會，也有比較濃郁的政治意味。鐘嶸《詩品》評價王融曰“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這篇序文也很直接地體現了這個特征。該序的創作背景決定了此文是為歌功頌德、美頌盛世而作。

從序文內容來看，顏序以皇室代言人的身份代序，記錄了集會的儀式和場面，營造歡樂祥和的氛圍，頌圣之意和皇室氣派都很充分，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國家的穩定和國力的強盛。顏序的主旨是為劉宋王朝歌功頌德，文章開篇即對劉宋王朝、開國之君武帝以及當今的文帝一一歌頌，贊美他們的文韜武略和偉大功勛；然后大力渲染國力強盛，并與周朝漢代的盛世進行比較，極盡夸張之能事，宣揚當今盛世一片祥和，這是曲水詩會舉行的背景，全文更突出了集會宴飲的皇室氣派。

王序廣征博引，稱贊盛世，生動描繪曲水宴游場面，辭藻華美，又兼有音韻之美，歌頌了齊帝之時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以及宴會的祥和宴飲場面。此序分為六段，首段概述上古帝王的游樂，指出他們只是盡一人之樂，而不與萬民共樂。次段先闡釋蕭齊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又分別述齊武帝蕭賾、太子蕭長懋、豫章文獻王蕭嶷以及竟陵王蕭子良的美德。三段敘述南齊政治清明的局面，官吏守分、人民安樂、風俗純正。四段又述南齊王朝武力征伐，四方皆服，故此時正是游樂歡慶之時。五段交代了集會地點和宮廷儀仗威嚴，最后以“有詔賦詩”結尾，點明參加這次宴飲賦詩的人數之多，表明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賦詩，體現了王朝氣象。

再從集會地點來看，顏王二序所涉地點從字面上分別為“樂游苑”“芳林園”。顏序所記集會地點在“樂游苑”，皇帝需要移駕，作者大力渲染皇室的車馬儀仗以及沿途風景，四方禁嚴，前后左右簇擁，穿山越水，跨過重重疊疊的亭臺樓閣終于來到宴飲之地，突出了皇家園林的氣派雄偉，充滿了莊嚴端正的典正氣韻。此“樂游苑”為劉宋皇城建康城內的“樂游苑”。王序所記集會地點在“芳林園”，李善注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褉飲朝臣，敕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芳林園，乃皇家園林，建于東漢，三國魏避齊王芳諱，改名華林園，故址在今河南故洛陽城中。而王序的集會地芳林園顯然與洛陽無涉，《文選》李善注引《十洲記》曰：“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筑山鑿池，號曰‘芳林園’。”

可見，顏、王二序所涉地點，實際上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無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讀者所見似乎只是自漢代就聞名天下的“樂游苑”“芳林園”。雖然此樂游苑、芳林園非彼樂游苑、芳林園，但在創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將當時的都城建康比附為長安、洛陽，這正體現了一種“北方文化中心”意識，充滿對皇權的美頌。而王羲之《蘭亭集序》所涉地點，則非常明確，乃“會稽山陰之蘭亭”，這是非常具體的江南地名，沒有任何政治蘊含和歷史想象。《蘭亭集序》的內容，前半部分描繪士人歡聚場景，后半部分由歡樂現實轉向對生命無常的思考，并說“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這正是士人對個體生命意義的思索和追尋。王羲之曾自嘆“吾素無廊廟之志”，這種對個體生命意義的過分關注，也正體現了“東晉時期文學呈現的自由發展的多元化格局”以及東晉皇權衰落的基本事實。因此，無論是從創作背景、序文內容還是地名所體現的價值指向來看，《蘭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家詩教價值標準；而內容旨在美頌、形式典雅華美的顏、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賦詩、招攬文士和組織文學活動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四

王羲之及其家族的政治主張，集中表現在對東晉北伐的態度以及對偏安政局的態度上。公元351年至355年，王羲之在會稽內史任上，殷浩率領東晉軍隊開始了大規模的討伐北方異族的北伐戰爭。永和六年（350），北方局勢更加不穩，東晉朝廷又興起北伐之意。永和八年（352），殷浩北伐。王羲之作《與會稽王箋》指出，“根立勢舉，謀之未晩”，認為此時北伐，乃不自量力，明確反對北伐；接著又連續寫信給殷浩、荀羨，阻止北伐，其《又遺浩書》認為：第一，殷浩北伐已告失敗，元氣尚未恢復，又圖再次舉兵，必不可行；第二，自寇亂以來，雖時有對北用兵，“竟無一功可論”，反而動搖了國家的根本。在“軍破于外，資竭于內”，天下已呈土崩之勢的情況下，王羲之提出了一個不得已的方案——棄淮地而保長江。他認為，當務之急乃在于“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明確反對北伐。

瑯琊王氏興盛于東晉，枝繁葉茂，人才濟濟。南渡以后，他們的生活環境比在戰亂的北方要優裕得多。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渡以來基本安定的環境中，多生起茍安之念，王羲之也不例外。《晉書》本傳稱其“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安于嫻雅的生活狀態，不十分熱衷政治，是他勸止殷浩北伐的重要原因。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選》之外，蕭統還編了八卷本《陶淵明集》，蕭統這樣評價陶淵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也。”可見，蕭統編《陶淵明集》恰逢陶淵明去世100周年，這一方面固然有對陶淵明文學成就重新發現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是比較重要的是，蕭統從陶集中讀到了人格的魅力與道德的光輝，認為陶詩在當時社會“有助于風教”——符合他重視的文學教化原則。那么，蘊含著濃烈個人情感的《蘭亭集序》，則與此格格不入。

五

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以華夏文化正統自居的梁朝，正處于繁榮發展期，梁武帝有統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還取得了南北對峙的戰略優勢。蕭統既是太子，又是《文選》編纂這個大型文化工程的組織者。作為太子，他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稱仁”的美譽，亦曾以“菲衣減膳”的實際行動支持北伐事業。他以太子之尊親自組織并參與《文選》編纂，其深層的政治目的不難理解。東晉南渡以后，各南方政權一方面不得不面臨與消除傳統北方文化中心與僻處江南之間的地理現狀的錯位，由此士人產生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這種“錯位”一直延續到南朝并沒有消失；另一方面，南遷各政權通過各種方式以文化正統自居，來強化僻處江南的政權的合法性，力圖改變以往北方中心文化與地理合一的思維定式。所以，蕭統被梁武帝委以重任，正是順應當時的政治文化需求，通過編選《文選》來強調梁朝為文化之邦，在文化上維護和彰顯其正統地位，這是《文選》編選的深層政治文化背景。因此，與入選的另外兩篇彰顯王朝氣象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相比較，更重抒發個體生命思考的《蘭亭集序》被棄而不選，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者：宋雪玲，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