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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1894-1968）作為中國植物學的奠基人，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同時還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古體詩人、大學校長和教育家；更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純粹的人。胡先骕學貫中西、敢說擅寫，一生留下大量文字。但因為時代的激蕩，也因為他文理跨界，當代年輕人對他知之不多。2023年5月24日是胡先骕130歲誕辰，《胡先骕全集》于今日在國家植物園舉行首發式。讓我們通過《全集》看一看這位被歲月掩蓋已久的大科學家。圖為1928年10月1日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前排右二為胡先骕。

胡先骕，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段傳奇。他們是最后一代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又是第一代接受西方現代科學教育的群體。在知識訓練上，他們“博通中西，文理兼擅”；在道德情操上，他們矢志報國，堅守真理。在古老中國向現代世界轉型的探索之路上，他們不僅擔負了為中國現代科學奠基的歷史責任，而且以自身耀眼的才華與人格魅力，為世界文明譜寫了一曲華章。這一輩人本應被嘆羨、被稱頌、被效仿，但卻遭到了長期的被遮蔽、被篡改、被遺忘，以致后人在面對他們的名字時，會感到斷崖式的陌生。他們是今天的老年人的父輩、中年人的祖父和年輕人的曾祖父，年代并不久遠，本應觸手可及，但今天的年輕人對他們的了解卻遠不及對千年前的古人。

幸有眾多歷史學人，鉤沉索隱，把他們拉回到后人面前。胡先骕就是被“重新找到”的人之一。最早是《胡先骕文存》（1995）的問世，給研究者提供了基礎性材料；在隨后陸續問世的多部著作中，胡宗剛的《不該遺忘的胡 先骕》（2005）和《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2008）提供了最為全面和詳細的資料。此外，學術界和教育界涌現了大批學術文章和學位論文，更有相關文章不斷見諸報端和網絡。這些研究勾勒出了一個輪廓鮮明的人物形象，讓年輕一代不由驚嘆“世間曾有胡先骕”！

這個驚嘆蘊含著兩個不解。第一是不解那個時代如何成就了一代人的奇跡。在后人眼里，祖父輩的時代明明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上最動蕩不安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數次改朝換代，兵連禍結，經年的顛沛流離，千萬人口的死亡……明明是不適合做學問的一代人，為什么卻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采集的標本被燒了，正在印刷的著作被炸了，研究機構被占領了，研究人員被殺了，手稿與資料遺失了，同行轉眼就成了敵人……種種在和平年代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統統發生在這一代人身上。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種子，長在什么樣的土壤里，以至于不管條件如何惡劣都要發芽，并能結出如此美麗的果實？ 第二是不解胡先骕這個個體如何得以生成。在他身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科學與文學、書齋與社會，這些看上去明顯相互矛盾的特質，如何得以完美地共存？ 不僅如此，即使在同樣出類拔萃的大科學家中，胡先骕仍然有其特別之處。而這點“特別”，讓即使與他毫無歷史瓜葛或者專業聯系的年輕人也被他吸引。

剛剛面世的19卷本《胡先骕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就是這兩個“不解”所推動的成果。《全集》不僅補全了一個歷史人物的資料體系，更是擔負著與傳記年譜、他人回憶等其他資料類型全然不同的功能。胡先骕作為有世界影響的科學家和中國植物學奠基人的地位早已確立，《全集》固然可為此提供更多的佐證，但這并不是《全集》的主要目的。因為他人的解讀和評價，歸根結底不能替代人物自己的聲音。《全集》的意義就在于時過境遷之后，在歷史的驚濤駭浪平息之后，在時代附加在人物身上的贊美、批評、拔高或貶低都隨風而逝之后，讓他的文字本身告訴世人他對自己人生和時代的認識。

“下筆摩古健，頗欲追班揚”

胡先骕，字步曾，號懺庵，于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個傳統士大夫家庭。此時正值甲午戰敗之年，傳統帝國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胡先骕自幼聰慧，被人視為神童。他以傳統教育啟蒙，打下了堅實的古典文學基礎。少年時代因科舉被廢除轉而接受現代教育。他在1909-1911年就讀于京師大學堂預科，于1912年被江西省官派留學到美國加州大學。1916年獲得植物學學士學位；1923年再次赴美留學，192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為國立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國立中正大學等任教。長期主政靜生生物研究所。1948年當選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胡先骕留在大陸，在一次次政治風暴中仍然堅守科學精神與文人氣節，直至逝于1968年。

胡先骕一生筆耕不輟。他自幼被視為神童，博聞強識，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胡先骕在22歲時的詩中，自認“下筆摩古健，頗欲追班揚”（胡先骕詩《壯游用少陵韻》，作于1916年）。同時他又有發表欲，無論是科學論文、文學批評、政論建議、詩詞歌賦，都要展現出來讓大家看到。除了對詩詞分外珍愛而在晚年重新整理之外，他對其他文字并不在意保存。在戰亂流離中未經發表就遺失的文字不在少數，晚年因被抄家而散毀的手稿更是無法估量。即便如此，不寫日記、不寫小說而以科學研究為主業的胡先骕，仍遺存近1300萬字。

大多數人知道胡先骕是因為他是“水杉之父”。胡先骕與鄭萬鈞于1948年發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活化石”水杉轟動了世界，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植物學發現”，以至于水杉今日遍植于世界，中國南北城市眾多的水杉林也成為不再稀奇的風景。但很少有人理解，確定一億年前的化石與眼前的活體植物是同一個東西，靠的是胡先骕積累30年的學術功力。這種功力體現在胡先骕上百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和10本中英文專業著作中。胡先骕是第一個發表植物新屬（1928年的秤錘木屬）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國人，這是中國科學家躋身國際植物學界的開端。他一生發表的植物新類群更是數不勝數。每個中國孩子都熟知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覆盆子，其學名也是胡先骕于1925年所定名。胡先骕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植物屬志》厚達1500頁，第一次梳理了中國全部植物屬和重要代表種。這部博士論文成為之后半個世紀中國植物分類研究的必備參考資料，并成為《中國植物科屬檢索表》（1953-1954）的基礎。完成于1938和1940年的《中國山東省中新統植物群》（英文）檢視的則是2000萬年前的化石植物。而后期完成的《經濟植物學》《國產牧草植物》《經濟植物手冊》等，至今仍有實用價值。胡先骕的植物學發現，已經成為當代人常識的一部分。植物學家們就是這樣用人類的理性系統將自身所賴以生存的茫茫植物世界確定下來。

但人類如何為自身選擇道路卻比確定植物世界困難得多。胡先骕這一代人在青年時代接受了辛亥革命之前的思想啟蒙，普遍認同共和思想，可是對于如何面對本民族過往的文化遺產，則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路是以胡適、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認為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思想、文學甚至文字）進行徹底革命；另一路則是胡先骕等所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身為“理科生”的胡先骕從1919年（25歲）的《中國文學改良論》開始，寫下了一系列與胡適的主張針鋒相對的辯文，時人并稱二人為“南胡北胡”。1921年胡先骕與志同道合的東南大學同事劉伯明、吳宓、梅光迪等人創立了《學衡》雜志，初因即是為了發表自己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骕的文學批評體大慮周、中外互證、邏輯嚴密、干脆利落，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先河，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胡先骕與其《學衡》同道的立場并非守舊，而是有著更加深刻的理念基礎，即美國思想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義思想。實際上，“人文主義”一詞即是胡先骕于1922年3月從英文Humanism一詞譯成的。人文主義的核心是尊重人有別于動物之本性，強調文化的人文關懷，追求高境界的美和道德，提倡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因素相契合，也得到了深諳西方文化的學衡同道的熱切追隨。在過去的百年間，中國的文化遺產屢受重創，此時重讀胡先骕的早期文章，更讓人感嘆其歷史的遠見。

胡先骕以學衡派主力聞名于世，但胡先骕對中國傳統文化寶藏的維護，并不止于打筆仗。他堅信中國古典文學之美具有超越時間超越國界的價值，但唯獨缺少翻譯的橋梁，所以他要親手來建這座橋梁。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先骕醞釀了一個龐大的中國經典英譯計劃。他完成了170首蘇東坡詩詞的英譯，完成了《長生殿》全本的英譯，完成了對宋朝文化的介紹文章，完成了一些其他古詩的英譯……在科學事業正值高峰的40多歲年紀來做文學翻譯，胡先骕此舉只是要為中華文化盡責，踐行“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承諾。若無后來的戰爭爆發，世界驟變，按照他的翻譯速度，這個雄心勃勃的翻譯工程很可能按時實現，而英文的《長生殿》也可能早在1940年代就登上了倫敦和紐約的舞臺。無奈天不遂人意，戰火不但打斷了胡先骕的譯介努力，甚至滅失了他的大部分譯稿，以至于在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史的研究中，長期無人知道胡先骕的翻譯工程。慶幸的是，在《全集》整理期間，丟失了80年之久的《長生殿》完整譯稿，奇跡般地在大洋彼岸的耶魯大學找到了。

胡先骕文字所涉獵的領域之廣令人驚嘆。可以幾無懸念地說，現今世上沒有任何一個讀者能夠讀懂《全集》中所有的文字。再專業的植物學家，再淵博的文史學家，也必定會在《全集》中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內容。曾經，“H. H.Hu”是那個享譽世界的中國植物權威，而“胡步曾”則是文學史里堅決維護傳統文化的文學評論家和古典詩人。兩個名字代表了往往毫無交集的兩個世界。即使在今日，研究胡先骕的學者仍然分屬于不相往來的兩大學科。雖然有很多同輩大師可以自如地穿梭于中西文化，如陳寅恪、林語堂、錢鍾書等，但胡先骕不但橫跨中西，而且同時貫通文理，卻實屬讓人深感難以置信。在群星璀璨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類似的人物也寥寥無幾。《全集》的首要功能，就是讓胡先骕的所有文字第一次聚在一起。它將促使當今的學者從各自埋首的細分視域中抬起頭來，看到他們很少主動去觸摸的另外的天地。研究胡先骕傳統文化觀的學者將避不開那些完全不知所云的古代化石植物分析，生物學家們則不能不面對他們不認識的古文字和讀不懂的古典詩歌。胡先骕不僅挑戰了今日我們所浸淫其中的教育方式，甚至挑戰了我們對人類智力的理解。只有當我們不能挑選，不能回避，直面《全集》的整體之后，才會相信：確實，這是可能的，曾經有一個時代產生過這樣的人。其實，后輩所更需要的，并不是要知道前輩留下了多少財富，而是要知道前輩曾經達到了什么樣的高度。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其實也有著什么樣的可能。這是《全集》的第一個目的。

“未是夸言，冥心孤往自能濟”

如果說胡先骕的科學論著和文學批評可以代表他的“立言”，那么《全集》中的其他內容則展現了他廣闊的“立功”領域。他在19或20歲填的詞中說到“勤修道藝，想重整河山，莫非吾輩。未是夸言，冥心孤往自能濟”（《臺城路·言志》，作于1913-1914年）。胡先骕似乎從未像傳統中國文人那樣糾結于“出世”還是“入世”的選擇，他從來都是要參與，要行動，要負責，要成功。這也是胡先骕對自己所推崇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力行實踐。

作為科學家的胡先骕，同時又是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事業家”。他以世界性的視野和高遠的雄心，創建了中國植物學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1921年，胡先骕與動物學家秉志建立了國立大學中的第一個生物系——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今南京大學生命學院），次年他們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了靜生生物調查所（今中國科學院植物所和動物所）。1933年胡先骕牽頭發起成立了中國植物學家的組織——中國植物學會。在戰爭陰云密布之際，胡先骕又分頭布局，在1934年創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今江西省-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在1936年創辦了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戰火中的1940年，胡先骕創建了中正大學生物系（今南昌大學生命學院）。堅信中國必定會贏得抗戰勝利的胡先骕，在1944年就提出要在戰后設立中央植物園體系與國家公園體系。每建立一個機構，胡先骕還會盡力創辦一個英文科學刊物，使之成為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平臺。

胡先骕還寫過三部大學的植物學教科書。1923年《高等植物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高等植物學教育的開始，被最多大學選用，書中所確定的很多植物學術語由此進入漢語詞匯并一直沿用至今。1940年完成的《種子植物分類學》手稿在戰火中幸存，得以于1951年出版。1955年的《植物分類學簡編》因為引發了政治風波而名聲在外，成為政府尊重科學的一個符號。這三本大學教科書培養了中國一代又一代植物學人才。

學系、研究所、植物園、學會、刊物、教科書……讓人不禁要問，胡先骕怎么能做成這么多事？ 他有沒有遇到過困難？ 對這點《全集》其實并不能提供很充分的細節；因為胡先骕的很多中文通信沒有保留下來，還有很多材料至今沉埋在尚未開放的歷史檔案中。有幸的是，《全集》編委從世界各地大學檔案館中收集到了大批從未面世的英文信件。雖掛一漏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現了胡先骕在中國植物學學科建設的曲折經歷。從這些信中，讀者可以看到在他縱橫捭闔的行動路上，是接連不斷的障礙與挫敗，大到世界大戰或經濟危機，中到官僚主義或制度阻礙，小到意外事故或個人性格。而另一方面，卻很少看到胡先骕因這些挫敗而沮喪，或因這些障礙而遲疑。從大量通信中可以看出，胡先骕完全不回避辦事業所必須處理的人間煙火事：人員招募、經費籌集、預算編制、品牌打造、關系疏通、討價還價，甚至選址蓋房，賣物換錢，事無巨細，他都要投入時間處理。他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從無中看見有。其中展現出的開闊視野、創新思路和胸中的世界格局，竟絲毫不亞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生長出來的大企業家。

在胡先骕的領導下，靜生生物調查所成了“中國最有成就的生物學研究機構之一”；《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成了國際著名的科學期刊；胡先骕一生培養和提攜的一大批年輕一代科學家，不僅撐起了中國植物學的半壁江山，更是紛紛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中國的植物學事業于創建之初即登上國際舞臺，并能在亂世中頑強生存奇跡般地發展，與地質學一起成為中國科學的開路先鋒。1948年，胡先骕當選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開創科學事業的同時，胡先骕也以同樣的熱忱參與社會事業。對于胡先骕來說，家國一體，中國是自己的中國，無需考慮科學家的專業分工。他每遇大事必寫評論，每逢會議必然開口。《全集》收錄了胡先骕發表在報刊上的大批政論文章。他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對幾乎所有的公共事務——無論是軍事、金融、土地、農業、工業，還是政治、教育、宗教、農村、城市、國際關系——都有很多話要說。在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議論之后，他還往往不忘告誡政府“要好自謀之”。“匹夫之責”式的急切躍然紙上。胡先骕十分心儀英國大科學家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舊譯“沃力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天擇學說發明家沃力斯傳》中，胡先骕這樣總結華萊士的一生：“以一科學家而不溺于所學，提倡正義，關心民瘼，至老不倦。氏誠人杰也哉！”這又何嘗不是胡先骕自身的寫照？

胡先骕信仰和實踐的是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文化和國土，及指向真理的科學。胡先骕作為科學事業家，作為大學校長，作為傳統文化的保衛者和代言人，作為教科書的寫作者，作為社會評論家，直至參與建立政黨，其精神源頭皆是儒家的入世和有為。用后世的詞匯來說，胡先骕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這方面的得失成敗，或許更適合留與后人評說。而完整展示胡先骕的這個精神維度，乃為《全集》的目的之二。

“勿驚世變違前史，終見天心覆大寰”

胡先骕雖秉承儒家精神，對國家對事業對朋友對家庭盡忠盡義，但遠遠不是儒家推崇的通過修身養性不斷打磨而成的圓潤的完人。在《全集》文字所展示的眾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維度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簡單、透明、棱角分明的人。

胡先骕是文如其人、心口如一的典型。他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這讓讀者缺少了窺視人物內心的窗口。但遺憾之余細想一下，對于胡先骕這樣勤奮愛寫并且寫作速度驚人的人來說，不記日記更可能是因為他把想法都寫出來發表了，不能發表的也不管不顧地說出來了。《全集》收錄的最早的文字是1909-1911年在京師大學堂就讀期間寫的詩詞，那時胡先骕只是一名大學預科生；最晚的文字是1967年左右的植物學論文手稿，那時他是一個被打倒的老翁，已經接近了生命的終點。半個世紀的文字，雖然留有不同生命階段的印記，但其中有一股貫穿始終的“氣”。無論是文言還是白話，中文還是英文，探討科學還是探討詩歌，公開的演講還是私人的信件，那股“氣”從來沒變過。讀者可以輕易地認出文字背后的那個人，誠懇、率性、執著、急切、自負、樂觀、刻苦、博聞廣識、融會貫通。

在中國文化壓抑個性的傳統中，胡先骕的鮮明性格維持了一生。他幼年即獲“神童”之譽，早期受教于多位大儒，少年成名，奠定了他一生自信的心理底色。胡先骕與那個始于“每日三省吾身”、終于“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傳統修煉道路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頻道上。他是如此桀驁不馴，可以在以自謙為必備美德的文化范式中自詡已經贏得了“生前身后名”，還告訴學生“你們見到我是三生有幸”；可以置“給人留面子”的禮儀規范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批評他人；也可以在文人不談錢的清高傳統中不客氣地催稿費。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能在20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挑起大旗與胡適論戰，卻在1950年代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拒絕批判胡適；他才可能在1942年的戰爭炮火中寫下史詩般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復刊前言》，又能在1955年的萬馬齊喑中直斥蘇聯的李森科學說是偽科學，直至1958年風雨如晦時他仍寫下振聾發聵的二十多個“我不滿意！”。即便是那些在“人人過關”的要求下寫出的自我檢討和自我批判，讀起來也分明句句是自我肯定，并無真正的自我懷疑。這些從胡先骕的人事檔案里手抄而來的自我檢查、思想匯報等本不是為了發表而寫下的文字，反而讓讀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胡先骕的品性和人格。

晚年的胡先骕承受著外界壓力，寄情于與老友通信和吟唱詩詞，念念不忘為“天下第一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寫傳記。還對日益凋零的舊日詩友，寫有多篇回憶文章和序文，顯示了他對于中國“舊文學”仍然保持著不合時宜的執著和傾愛。此時的他必有苦悶，但信中仍看不到沮喪和自我懷疑。

世上絕大多數人都會慢慢從意氣風發變得老成持重、謹言慎行；但每個人心里都深埋著一種渴望，那就是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無須壓抑地過一生。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么一旦在歷史長河中偶遇這樣一個人，人們心底就會涌起“他鄉遇故知”的親近之感。實際上，說胡先骕“勇敢”似乎并不準確。胡先骕并不是審時度勢之后做出了這些“選擇”，而是他根本就不去審時度勢。胡先骕早在戰爭年代就寫下了自己的歷史觀“勿驚世變違前史，終見天心覆大寰”（《得比人郭亞策自美來書報以長句》，作于1943年）——不必驚詫于當前的變化違背了歷史，因為天道人心終將覆蓋整個世界！ 正是以此氣度，胡先骕從來都不覺得有任何必要委屈自己的智商、良心和人格尊嚴，去向不真、不善、不美折腰。這，才是真正的風骨！

人都會經歷兩次死亡。首先是本人的離開，然后是幾十年之后，見過此人的人相繼離世，有關他的記憶即會隨之消失。于是人們或寫下文字，或創造功業，期待能夠超越死亡。但絕大多數人仍逃不脫被忘卻的命運。極少數人能被后世人所追念，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字和事功本身，而是因為文字和事功所承載的他們的精神能夠穿透時間的濾網，抵達后人的心靈。正如曾有人所言，“所謂不朽，就是在后世人心中引起共鳴”。《全集》的第三個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以文本為載體，讓胡先骕的真實本我永駐人心。世間曾有胡先骕！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胡先骕全集》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