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八歲隨父母從重慶來到北京，從1950年至1960年，一直住在東四北大街錢糧胡同的海關大院里。

記得從東四北大街胡同東口往里路南，有座兩層的中式小樓，掛著鴻順煤鋪的匾。那小樓西面是南北向的小胡同，記得前半截叫轎子胡同，后半截分叉，其中一叉叫孫家坑。轎子胡同進口一株大槐樹下，形成一個寬敞的空間，鴻順煤鋪就利用那空間，讓雇來的師傅搖煤球。

少年的我，常駐足看師傅搖煤球。經常會有兩位師傅交錯占位在那里搖煤球。他們把晾干的四方形煤塊鏟進一個直徑大約一米五的荊條編成的篩子里，篩子下面墊一個陶制花盆，然后蹲下來，搖動那大篩子，時不時地往篩子里撒煤灰、灑水，搖動篩子使里面的煤塊反復做圓周運動，最后那些煤塊就都滾成了乒乓球大小的黑煤球兒。直接用那些四方形的煤塊拿來燒不就行了嗎？為什么非得搖成球形？后來知道，那些煤塊都是按比例摻了黏土的，搖成煤球才能使外殼全是可燃的煤，而且放到爐子里煤球之間有足夠的空隙，可以使空氣流動，便于持續燃燒。春末起一整夏到仲秋，搖煤球的師傅都經常光著膀子，緬襠褲捆著紅布條腰帶，他們屁股底下雖然會疊放著三塊磚頭，但坐在磚頭上的時候并不多，大多數時間里他們都是蹲踞著勞作。因為跟煤打交道，他們臉上總蒙著一層黑灰，但他們肩膀上總搭著一條灰色的毛巾，時不時地拿來擦身上的汗，雖然經年地風吹日曬，他們胳膊胸脯倒并不黝黑，而是小麥黃的顏色，他們搖煤球時胳膊上的肌肉如鉸鏈律動，他們的胸肌厚實而緊湊，具有一種大異于健身房先生的強壯之美。我們海關大院各家各戶，那時候都從鴻順煤鋪買煤。來送煤的，也就是那兩位搖煤球的師傅。他們會用一種寬寬的帆布帶，把一竹筐煤球斜挎在身上，到了各家，把那筐里的煤球倒進指定的木箱或鐵桶中。有的人家會請他們喝茶，他們從來不喝，我母親知道他們的心態，是不愿意弄臟買主家的茶杯，所以他們來送煤，母親就從父親的香煙筒里，拿煙遞給他們，他們總是高興地接過，連聲道謝，一支暫夾耳朵，一支出院前就點燃享受。

那時候各家廚房里，使用的多是白爐子，就是魯迅在《傷逝》里寫到的那種，用石膏、石棉做爐體，用耐火黏土做爐膛的小爐子。但入冬以后取暖，不能用白爐子，簡陋點的，用鐵皮爐子，講究的，就用鑄鐵的花盆爐子。那時我家分到的宿舍，中間一間放八仙桌，可以待客就餐，進門右手一間父母住，左手兩小間，一間我住，一間姐姐住，右邊盡頭還有個小洗漱間，有自來水龍頭，算是挺寬敞的，但入冬取暖，只在中間那間安放一個花盆爐子，為讓熱量傳遞到各屋，我家使用的是當年最大號的高腰花盆鑄鐵爐，之所以叫做花盆爐子，就是因為其爐體形態仿佛花盆，高腰大號的，則有如兩個大花盆對扣在一起，爐腰有花式裝飾，爐身下有三只獸爪般的立足，底下放一個很大的鐵皮裹木頭的帶圍沿的托盤，托盤里還要留下足夠的地方，來放三樣東西：裝煤球的小鐵桶（大量的煤球放在廚房的儲煤箱中，這小鐵桶是運煤球及方便往爐中續煤球用的）；放在爐子下方爐口接扒下爐灰的鐵簸箕；一個裝有撮煤球鏟子、煤灰扒子、熥火鐵棍、長柄煤夾子的長方形鐵筒。冬日里，煤球在花盆爐子里燃燒，爐口閃動著紅光，爐子上的鐵水壺滋滋發響，爐后的洋鐵皮煙囪先往屋頂升起，再嚴絲合縫地彎向屋外，屋外的煙囪口再戴個朝上的小鐵帽，下面掛個接煙油的小鐵筒，而安裝在門窗旁的，從隆福寺廟會買來的繪有祥云圖案的風斗，更保證著一氧化碳的疏散，真是既溫暖又安適，有時爐臺上還烤著白薯，加強著小康家庭的香暖氛圍，冬晚一家人圍爐聊《紅樓夢》，爭辯，歡笑，唉唉，那是多么令人憶念的時光！

大約我上高中的時候，開始有了蜂窩煤，鴻順煤廠增加了蜂窩煤的品種，但煤球依然還受歡迎，我家廚房白爐子用上了蜂窩煤，入冬屋里花盆爐子依然燒煤球，只有煤球的熱力能讓幾間屋子都分享到熱量。有人告訴我蜂窩煤是由法國科學家路易·萊茵·斯特拉姆斯在19世紀20年代發明的，他使用一種新的技術，將煤炭燒結成蜂窩狀，以增加表層面積，提高熱量。但是我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家里爐邊讀《人民日報》，他把一則新聞讀出聲，就是我國山東一個叫郭文德的，發明了一種比煤球優越的家庭用煤——蜂窩煤。現在想來，郭文德顯然并不知道法國的斯特拉姆斯，有的發明，不同民族可以各自實現。到如今，北京全市不僅禁燒煤塊、煤球、蜂窩煤，連一度流行的煤氣罐也大體退出了歷史舞臺，普及了管道天然氣的使用。現在錢糧胡同居民的取暖動力應該要么使用天然氣要么使用電。但少年時代那健壯的搖煤球師傅的辛勞形象，是不會退出我的生命中的感恩畫廊的。

當年家中冬日圍爐閑話，父親會說起他所知悉的錢糧胡同歷史，早在元代就有這條胡同，明朝這里設鑄幣廠，清朝八旗子弟不用勞動即可分到錢和糧，稱“鐵桿莊稼”，這里因設有分發錢糧的機構，所以得錢糧胡同之稱。但那分發錢糧的機構究竟在胡同何處？是鴻順煤鋪的位置嗎？包括據說胡同里曾有康熙十三阿哥，也就是雍正登基以后立即封為怡親王的那位，他的后代，其府第即在此胡同中，但均難指認位置。倒是道光、咸豐兩朝位居權位的大學士耆英府第，還可指認，其中一部分后來居住過激烈反對袁世凱的大學者章太炎，他在世時魯迅多次來此拜訪他，執弟子禮甚恭。父親說胡同里原來有一家大飯莊聚壽堂，還有一家1905年開業的西式公立醫院叫城官醫院，錢糧胡同之所以成為北京最早鋪上柏油路面的胡同，大概就因為有這些因素，但聚壽堂和城官醫院，也都只是“依稀可辨當年痕跡”罷了。

父親的“說古”，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一貫感興趣的是“當下”。我記憶里鑲嵌的，基本上都是親見親觸的事物。1950年后的錢糧胡同，有不少新氣象。胡同中段路北，出現一家以前沒有的占地不少的印刷廠。印刷廠常有載重汽車出出進進。進去的有運紙的。那些從紙廠運來的大卷筒的原裝新聞紙，有時候就卸在廠門外面，等待陸續滾入，它們直徑高達兩米左右，超過一般男子漢身高，包裹在大紙卷外面的牛皮紙，有時候裂開了口子，路過的同齡人，多是男孩子，有的就從那裂口用力地撕扯，扯下的大塊牛皮紙，用來包課本作封皮。我隨之扯過一次，拿回家遭到母親批評。印刷廠有時傍晚會把許多裁下的紙邊，大條大條的，當做垃圾傾倒在廠門外，夜里會有垃圾車來運走。這些紙邊是胡同里我們同齡人的最愛，男生女生遇上都會揀些拿回家，我也會揀回家，母親倒不為此責怪。女生會把紙條再裁成小本子，裝訂起來，繪制美麗的封面，里面用來寫日記。手巧的女生還能折起紙條編制成提籃，供家里買菜用。別的男生，多用來疊方勝，在院里垂花門邊的上馬石上玩拍翻就贏的游戲。我呢，會把紙條截成一拃長，訂成一摞，然后畫成一套漫畫。王蒙改革開放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取名《活動變人形》，有人乍見不知何意，我一見卻忍俊不住，那就是我少年時擺弄過的玩意嘛，我在一摞寸把寬的紙條上，依次畫出同一個人的形象，將那形象逐漸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從右側快速從底部翻動到最上面一頁，就產生出類似動畫片的效果。我的第一部“活動變人形”作品，是以小學同桌女生為模特，先是美麗的臉龐，然后笑瞇瞇，再后閉眼大笑，又變成皺眉，又呈現愁眉苦臉，居然痛哭流涕，淚花四濺，最后咧嘴，吐舌，定格為一幅怪模樣。這次“放映”的后果是同桌告到老師，老師把我叫去談話，我不得不重新“放映”一次，老師竟忍不住“噗嗤”樂了。老師批評我不該拿同學取笑，讓我給同桌道歉，囑咐我要懂得尊重別人。老師沒有沒收我的“變人形”處女作，建議我另制作一部以“跌倒爬起來”為主題的“小電影”，可以在班上讓同學們傳看。

居住在錢糧胡同的十年，我是一個狂妄的文學青年。有種說法：所有的文學愛好者最初都是詩歌狂人，會寫出一大堆詩來，后來若不放棄文學創作，才會多數轉化為去寫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只剩下少數最后真的成為被社會承認的詩人。我上初中的時候就試著給《北京日報》副刊投稿，投出的第一篇稿子是一首約二十多行的詩《綠色交響樂》，靈感來自于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觀看印度美術作品展時，被深深吸引住的一幅油畫，那幅油畫就叫做《綠色交響樂》，畫的是層次豐富的自然界植被，投出以后，我就總注意《北京日報》副刊，幻想能給我登載出來，但是我的詩稿被退回了。在1954年年底，我在《北京日報》上讀到了署名李學鰲的詩《每當我印好一幅新地圖的時候》，不久就看到大詩人臧克家（我學的語文課本上有他的詩）對李學鰲的高度評價，并且知道，李學鰲是北京人民印刷廠的工人，于是感悟到，文學創作，歸根結底要從自己熟悉的生活出發。李學鰲所在的北京人民印刷廠，不就在我們錢糧胡同嗎？我能不能在放學的時候，恰巧在印刷廠門口遇見他呢？可他什么模樣呢，會像普希金那樣一圈絡腮胡子嗎，后來再見到署名李學鰲的詩，我就都讀。離開錢糧胡同二十年后，1980年，我成為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這才見到李學鰲本尊，跟我原來想象的完全不同，是一位憨厚，總帶著與人為善的微笑，很樸實的老大哥。可惜1989年他56歲時就去世了。他參與印制的地圖和他詩歌中的愛國情懷，都融入了共和國歷史。

我們住的海關大院當時是35號，西鄰的34號小四合院縮進去，當時是詩人、文化學者陳夢家和夫人、翻譯家趙蘿蕤的住所，前些時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的《也曾隔窗窺新月》，開篇便寫到他們。

胡同中部路南有片空場，場地盡頭是隆福寺南門。隆福寺是孕育出我早期文學情思的福地。我寫長篇小說《鐘鼓樓》，就是從北京市文聯開出介紹信，到已成為東四人民市場的隆福寺去參與售貨、運貨、布貨、清貨、補貨，與售貨員、倉儲員等先打成一片，再到其中相處最好的家里做客，也就將視野擴展到其居住的胡同雜院中其他的人家、人士，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活積累與感悟，構思完成《鐘鼓樓》的。我在另一部長篇小說《四牌樓》中，更把隆福寺寫進書里，其中《藍夜叉》一章，描寫到當時仍存在的毗盧殿的藻井與兩壁的天龍八部雕像，刻畫出弱勢生命的尊嚴與善美，也寫出了我少年時期的荒唐與我的懺悔。

錢糧胡同里西邊路北，那時一度還存在著一家出版社，是蘇聯官方資助一位叫羅果夫的人士，在中國專門翻譯出版蘇聯文獻與文學作品的機構，叫做時代出版社，一些優秀的中國編輯家、翻譯家如姜椿芳、戈寶權、蔣路等當時都在其中工作。記得那出版社院門旁有個小門面的書店，只賣其出版的書籍，我曾從中選購過一冊寫蘇聯遠東地區高中生參加衛國戰爭的長篇小說，作者是米·哈夫金，書名叫《永遠在一起》，作者和作品知名度都有限，卻重重撥動了我青少年時期的心弦，至今余韻猶存。書里寫那些遠東地區的青年，在衛國戰爭中犧牲的，與戰后勝利歸來的，他們的靈魂永在一起，青春不滅。書里有一句：“后貝加爾湖的春天啊，你那么樣地燦爛！”很平常的一句，卻令我幾十年后聽到歌手李健吟唱《貝加爾湖畔》時，勾連起來，胸臆中就有熱流回旋。時代出版社后來合并入商務印書館。

胡同路北接近西口，有一個帶八字護墻的大紅門宅院，都知道是劉伯承元帥的居所。我那些年不知道路過那扇大門多少次，但從未遇見過那扇門開合有人進出，連有汽車停在門外的景象也未遇到。劉元帥一家在錢糧胡同里非常低調。

胡同東口外馬路對面曾有一家書店，我在那書店里買到一冊周汝昌前輩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后全家翻閱，成為父母兄姊和我經常討論的話題。那是周先生對我的啟蒙，也是我和他結緣的開端。上海三聯書店近日出版《周汝昌劉心武通信集》，收錄了自1991年至2011年我們二十年間的通信，以及部分相關文章，悠悠歲月流逝，錢糧胡同東口外那家書店早已消失，但它令我后來在周汝昌前輩扶持下邁入紅學研究領域，其牽引作用，豈可忘懷。

胡同西口內曾有所私立耀華小學，我曾在那里就讀，學校是父子親屬齊上陣，母親很快發現其弊端，給我轉學到公立隆福寺街小學。

胡同西口外，每到年關，售賣零食的攤檔上，就會擺出大量的關東糖，以瓜形最多，那些糖瓜兒小的只如杏兒，多數桃大梨大，賣得很火，也總會在高處擺幾個真有南瓜那么大的，難得賣出去的特大號關東糖，十分有趣！

如今北京東城區區委區政府設在錢糧胡同，東城區文旅局與北京九維文化傳媒公司，聯合出品了根據我的長篇小說改編的話劇《鐘鼓樓》，2022年11月8日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反響不俗，本來還要在保利劇院連演數場，并計劃到上海演出，卻因疫情緊急叫停。到2023年4月，社會生活全面轉為正常，話劇《鐘鼓樓》在國家大劇院連演了四場。東城區文旅局人士知道我曾在錢糧胡同居住過十年，竟三十幾年再未進入過，便邀我“回娘家”，我很高興，卻又“近鄉情更怯”，我知道這幾十年來錢糧胡同變化非常大，我記憶中的許多都消失了，印刷廠早搬遷了，孫家坑也早改叫連豐胡同了，新建了賓館，出現了餐館、茶室、咖啡廳，我寧愿先鞏固住記憶，為胡同正史補闕拾遺，再去舊地重游。

時間淌過城市，便是歷史；時間流過個人，便是命運。錢糧胡同于我，是一段生命史，更是個人命運的轉捩處，有太多的故事。錢糧胡同啊，教我如何不愛你！

2023年4月22日 溫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