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聲驅千騎疾，氣卷萬山來?！?022年，對中國而言是不平凡而值得特別記錄的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指明了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奮斗目標。述往思來，向史而新。傳記作為以真實記錄歷史的文類，在2022年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秉承傳記史學傳統，不僅為中華文明畫像，為新時代立傳，記錄人民生活，更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新時代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傳承上守正創新，新意不斷，熱點頻出。與之相伴，2022年的傳記研究也呈現出突破和超越以往歷史時期的嶄新態勢，不僅各領域有分量的學術論文較為常見，而且在傳記理論、傳記史觀、傳記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也有新突破。

現象與熱點

2022年傳記創作和研究熱點、前沿現象之創新性、多元性、跨學科性均超越了往年。甚至可以說，傳記以多年未有的嶄新態勢亮相于人文學科舞臺，不僅引領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閱讀新熱，還頻繁引發文史研究新議題，所涉及學科、內容之廣泛性、多元性，討論話題之新穎性、關注度，在傳記閱讀和研究史上都難得一見。

（一）溯源與闡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猶如一條主流，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發展進程中熠熠生輝，閃耀著奪目的光彩。這一過程是極其復雜而繁豐的，在其歷經從革命、建設、改革到新時代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政治、經濟、文藝諸領域里的中國化時代化的思想和理論，需要充分研究和深入闡釋。追本溯源，上下求索，從源頭上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發展進程進行梳理和闡述，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梳理、研究、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歷程，其中最為基礎而根本的一個工作，即需要真實再現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生命歷程，在此基礎上感悟他們獨特的生命氣質，捕捉他們與馬克思主義“化合”之點，進而探究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歷程中的獨特貢獻?！秱饔浳膶W》2022年第11期推出“時代之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故事”封面專題，選擇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茅盾、馮雪峰五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作為“探源”對象，邀請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秦蘭珺、危明星、王玉玊、葉青、李靜五位學者分別予以精讀、精研并撰文，旨在探察早期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并開始經受中國化時代化的變化過程，為讀者展開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歷史畫卷，探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實踐過程。整體而言，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是在改變中國命運的現實搏斗中一步步接觸，逐漸服膺，最終深信馬克思主義，并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播火者”的。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天火”的過程中，他們的個人命運又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彼此深化、彼此強化的雙向過程，因而，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必然有個人命運與民族國家命運的悠長回聲，在他們的個人命運和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歷程中也必然有馬克思主義的精微密碼。這回聲和密碼，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佳切入點之一。

（二）細節的力量：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系統總結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歷史實踐創造性地結合起來，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也成為黨的文藝路線和工作原則。2022年，值《講話》發表80周年之際，紀念和回憶《講話》歷史，梳理并總結其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必然成為傳記領域內的年度熱點?！秱饔浳膶W》2022年第5期推出“重返歷史現場：80年前延安的文藝生活”封面專題，刊發了一組由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朱鴻召教授撰寫的傳記文章，講述延安時期丁玲、冼星海、古元、王朝聞四位文學、音樂、美術、雕塑領域的代表性藝術家，在《講話》精神引領下開創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創作新高峰的歷史往事。這組文章以生動的細節、豐富的情感、細膩的筆觸，從人物與事件的具體化視角帶領讀者重返80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藝現場，再現80年前延安的文藝生活。傳記式的歷史敘事，其優勢在于歷史細節的豐富性、事件的多維完整性、人物的立體真實性，而這些是傳統宏觀歷史敘事所闕如的，甚至有時是被有意忽略或放棄的，然而重返歷史現場，往往需要通過人物和事件的具體細節來達到，正因如此，再現延安文藝座談會歷史往事的這組傳記文章在諸多相關主題文章中更加引人注目。

（三）傳記的回歸：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傳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秉h的二十大又對文化藝術工作作出了部署，特別強調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文化建設發展的高度重視，為今后文化藝術工作指明了方向。“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币虼?，為中華文明畫像、為優秀傳統文化立傳，更是新時代傳記創作和研究的使命所在。2022年，《傳記文學》共推出三期相關封面專題——“和光同行——他們與中華文化”（第1期）、“啟此新宇——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傳”（第2期）、“漢字的前世今生”（第4期），并設立“漢字中的中國歷史”專欄——以傳記方式為中華文明、優秀傳統文化立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從而成為傳記創作和研究領域內的新亮點。

近年來，傳記領域為一種文明、一個民族或一座城市、一條江河立傳成為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如英國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夏堅勇的《大運河傳》等，一經出版即收獲多方面好評。這些傳記的敘述主體不再是傳統傳記意義上的人物，這似乎是一種內容上的創新，實則是傳記的一種轉向——傳記向自身起源回歸，抑或說是傳記將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人物傳記回歸其最初的含義。從傳記的起源來看，作為一種文體，傳記最初的含義是泛指經書以及解說經書的文字，后來指人物傳記，與對經書的解釋這個含義漸行漸遠，到了現代學科的誕生，更是將人物與傳記變成固定的組合，專指記述人物生平事跡的文體。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傳記，這是學界共識，但忽略了一個現象：司馬遷在《史記》里記述的傳記并非全是人物傳記，還有《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貨殖列傳》等非人物為主體的傳記，說明司馬遷新開創的紀傳體傳記文本與過去的傳統并未完全脫離，仍然部分沿用了其原義。這樣的傳記，符合朱文華在《傳記通論》中對傳記概念作的闡釋：傳記是“對某一事物發展過程的記述，含有變遷史之意”。今天被視作創新現象的城市傳、江河傳，其實是傳記文體回歸了傳統，或者說是與古代傳統再度融合，延伸、拓展了現代傳記以人物為主體的局限性和單一性，使傳記文體的功用和價值擴展、提升到真實記述文明、歷史、文化、城市等與人類自身息息相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無論是對傳記學科，還是對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其他學科，這都是一種突破以往固有概念的新現象，亟須相關學者給予關注和研究。

（四）傳記史學與傳記的歷史意義

1.文明互鑒：考察中西古典時代傳記史學觀念異同。在當下史學研究面臨瓶頸的背景下，如何審視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界定傳記與史學的關系，當是事關傳記和歷史研究發展方向和成效的大事。2022年6月16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第九期傳記論壇，邀請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成軍教授作題為“中西古典時代傳記史學觀念之比較?——以司馬遷《史記》與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為例”的講座。王成軍教授從如何體現人在現代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個現代歷史學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入手，以中西兩大傳記史學家司馬遷與普魯塔克為例，深入、生動地分析了中西傳記史學觀念的成因和特征、共性和差異、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向，以及對當下歷史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意義。王成軍教授認為，今天歷史面臨的問題仍然存在，歷史學的任務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由于現代社會中人的地位和作用體現得更為突出，因此，當下史學研究面臨的問題則意味著傳記史學必然有大的發展。

2.人與歷史的互動：探討以人物為中心的微觀傳記史學。為正史上缺乏記載的“沉默的”普通人、小人物作傳，以微觀視角講述被大歷史所遮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圖景，豐富歷史細節和完善歷史記憶，成為2022年歷史傳記創作與閱讀的一大趨向。比如，魯西奇教授的《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從秦代基層小吏喜的角度還原和再現他所生活的世界；羅新教授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以北魏宮女王鐘兒為視角重勘和再述與之并行的時代。2022年，針對這兩部傳記的閱讀、討論，引發破圈效應，關于后者，更是舉辦了多場各種形式的推介會、研討會、學術論壇，將這個傳記史學新熱點推向了高潮，從閱讀到研究所形成的熱點，為近兩年來所少見。在此過程中，不僅傳記史學、微觀史、歷史傳記、小人物歷史成為引領大眾讀者和學界認知史學和傳記研究新動向、新內涵的關鍵詞，而且還引發了關于述史方式、寫作策略、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討。比如，如何在史料匱乏的先天性缺陷之下還原小人物的生命史以及他們被遮蔽的歷史；如何探知并呈現無數個小人物平凡但又獨特的人生樣貌；如何厘定并闡釋大歷史敘事中“被隱形”的“無歷史的人”與歷史發展進程的內在關系；如何重新審視“歷史是偉人的傳記”這一傳統歷史（傳記）觀等。這些話題的提出、展開和深研，對傳記研究的啟發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打破傳記文類與歷史書寫之間被宏觀史觀和微觀史觀“二分法”所造成的“偏見”和壁壘，使傳記敘事與歷史敘事回歸最初二位一體的歷史敘事模式，并以實踐說明了現代學術中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突破以往傳記研究單一圍繞個體生命故事展開的局囿，將傳記研究放置在大歷史背景當中，突出人（普通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性以及歷史之于個體命運的反觀作用，嘗試研究和呈現人（普通人）及其時代之間彼此相互影響、不可分割的關系；三、反思以偉人為中心的傳統歷史（傳記）觀，即將視點轉向普通人（小人物）并審視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主體性，還原其生命歷程。這不僅有重要的學科意義，也符合當下大眾社會多數群體的心理需求，體現學術關照當下的現實意義；四、在文獻史料匱乏的前提下，通過墓志銘、出土簡牘等稀有史料努力還原普通人的生存實景，不僅為學術研究和歷史（傳記）敘事提供了新材料、新內容、新視角，更以其有限史料所還原的歷史細節與已有的大歷史記錄互為比照、補充，從而推動相關歷史研究趨向實質性發展。

（五）她者與他者：女性傳記、家族傳、魯迅傳（年譜）

2022年10月，法國女性作家安妮·埃爾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的作品“以勇氣和臨床診斷般的敏銳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的約束”，開創了“無人稱自傳”新文體，也開創了傳記寫作的新模式，由此關于埃爾諾“無人稱自傳”的研究成為傳記與文學研究領域新的熱點。10月11日，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從《悠悠歲月》說起——談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的講座，邀請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董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埃爾諾作品中文翻譯者吳岳添等學者暢談埃爾諾代表作《悠悠歲月》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這本書譯介到中國背后的故事。11月17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第十一期傳記論壇，邀請南京大學黃葒教授作題為“私人記憶與公共歷史：從科萊特到安妮·埃爾諾”的講座——蘇州大學陸一琛副教授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張璐副教授擔任對話嘉賓，著名書評人張媛媛女士擔任主持——講座以法國知名女性作家科萊特、波伏瓦、杜拉斯和安妮·埃爾諾為例，從性別、家庭、自然、集體、社會等多重視角，結合她們的代表作品，梳理法國當代女性“自我書寫”情況，分析法國當代女性精神內核，探討時代、社會發展與女性自我意識之間復雜關聯及其文化內涵。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埃爾諾的寫作是一種成長性的、對自我不斷構建的過程，在實現階級跨越過程當中有很多私人記憶和社會歷史的交纏，關于個人、歷史、社會的記憶、體驗以一種“和解”方式共存于文本中，這對當代傳記寫作也是一種很好的啟發。作為私人記憶，自傳是諸多歷史史料的組成部分，是一種具有生命溫度的史料，對社會、民族、國家記憶提供私人化的然而是獨一無二的記憶，其價值越來越受到史學、傳記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等各學科的重視。

2022年是魯迅留日120周年，文學界以多種形式紀念這一歷史事件。其中，為回顧和再現魯迅生平事跡，總結和研析魯迅留日七年生活及思想，出版或再版魯迅傳記與年譜，成為諸多紀念活動中獨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之一。比如，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著名魯迅研究學者黃喬生推出《魯迅像傳》（修訂版）；《傳記文學》“傳記連載”欄目從第7期至第9期連載黃喬生的《魯迅詩傳》，“旨在從詩歌角度帶領讀者認識魯迅，探索詩歌如何構成魯迅的精神圖景，影響其文學創作和文學交游”；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編出版《魯迅傳記研究資料匯編》，收入自20世紀80年代初到2020年公開發表且具有重要影響力和學術價值的魯迅傳記研究論文四十余篇，研究對象涉及魯迅他傳、自傳、年譜、回憶錄、日記、書信等，收錄王瑤、陳漱渝、王富仁、孫郁、溫儒敏、張夢陽、劉勇、王本朝、廖久明等著名學者的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現了魯迅傳記研究的發展全貌，為現代作家傳記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幫助，既是一本魯迅研究新著，也為傳記研究領域再添新彩；《傳記文學》2022年第9期推出姜異新的“‘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載華年”封面專題，以呈現魯迅在奔赴東洋、修習日語、轉向醫學、介紹科學、棄醫從文、編輯書刊、從事翻譯等一系列重大活動或事件中的真實形象。珍貴的一手資料、流暢的講述話語、豐富的細節和場景呈現，以及在總體視野下對“魯迅的留日七載華年”及其傳主形象所作的原生態還原，都構成了這部中篇傳記的鮮明特色。

2022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發布第二十一屆“文治杯”文學作品大獎賽征稿啟事，寫作體裁為傳記（生命寫作）。本屆大獎賽延續上一屆突出個人與家族記憶主題，有兩方面啟示意義：一、隨著現代社會的多元快速發展，面對外界帶來的多重壓力，人們開始將生活的關注點由“外向”轉為“內向”，從而形成關注自我、記錄自我生命故事、以記錄個體生命史為主的傳記寫作潮流；二、中華民族歷來有尊崇祖先、重視家族歷史的傳統，先秦時期傳記的最初功能即是紀念、祭祀祖先。因為“家族記憶是伴隨個人成長的親切經驗，是綿延血脈的根，是凝聚族群的結，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紐帶。……探尋先輩歷史，講述家族故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所以，在提倡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以傳記方式記錄家族記憶是最佳形式之一。

新時代傳記批評

（一）聚焦城市傳

近年來，城市傳創作與出版展現出強勁勢頭。2022年，圍繞“城市傳”的文體、內容、寫法及創作現狀，評論界給予了及時、集中的關注和闡釋。

汪泉以《中山傳》《廣州傳》為例對“城市傳”的文體界定、書寫內容、寫作方法等作出初步探討。何平以葉兆言的《南京傳》為例，有針對性地探討城市傳記作為一種新興門類的可能性。謝文芳綜論城市傳記的特征及意義，即“非虛構”“史傳結合”“個體與歷史的深度對話”；杜學文側重闡述邱華棟的《北京傳》在復原古城空間形態與布局、開掘“時間維度上的空間意義”上的獨特構思、筆法及意義；葛希建在地方性精神的視角下比較葉兆言的《南京傳》與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探討城市傳記的不同書寫方式以及其與城市地方性精神建構之間的關系；黃菲菂認為葉曙明的《廣州傳》史料廣博，問題明確，且對城、人與歷史之間的內在關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書寫，不僅是廣州城市傳的標高之作，也為非虛構寫作提供了新方向和新可能；龐驚濤以蔣蘭的《成都傳》為例，從題材、考證、體量三方面討論城市傳寫作如何做到“舉重若輕”。

（二）密切關注前沿動態

2022年，出現了較多針對年譜與傳記學術專著的評論文章。

楊正潤為孫勇彬《約翰生的“詩人傳”研究》作序并以此為契機，深入闡釋約翰生《詩人傳》的價值和意義，認為“約翰生的代表作《詩人傳》奠定了現代傳記的基礎，也為現代傳記最重要的一種形式——作家評傳樹立了榜樣，其中包含著四種主體的互動和對話”，并指出“為了進一步繁榮中國傳記文學，應當研究和學習約翰生”；全展點評2021年傳記文學研究著作，從面到點地把脈年度傳記創作與研究狀況；張立軍、王瑄評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并深入闡釋“當代詩歌研究話語體系轉換”問題；張立群評論陳培浩、阮援朝合著的《阮章競年譜》，詳論其作為“文學年譜”的編纂理念及文本特征；黃艷芬分析黃喬生主編的《魯迅年譜》并對年譜和傳記的區別及寫法作深入闡釋。

此外，密切關注中外傳記創作新動向。鄒建軍從整體構思、人物描寫、人物對話、敘述語言、詩詞引用等角度解讀苗勇的《晏陽初》，并以此探究“如何以藝術的方式講好現代中國故事”；全展評介郭久麟的《郭久麟自傳》，姚玳玫評介孫洪敏畫作，都側重闡釋其“自傳性”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方紅、劉怡將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的《生活在下游》界定為“物質傳記”并闡述其表現特征；蘭冬秀評介米歇爾·奧巴馬的自傳《成為》，認為傳主踐行女性自立、自主、自強的行動，從而引領著新一代女性的意識潮流；謝子軒認為，鮑·費·葉戈羅夫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與創作》實現了傳記、回憶錄與學術論著的合璧。

（三）及時跟進評論年度新作

2022年，以張煒為傳述對象，出現了兩部評傳：張期鵬與亓鳳珍合著的《張煒評傳》、李恒昌的《大地上的長戀——張煒創作評傳》。關于《張煒評傳》，謝尚發、李皓、李毅然、袁濱、劉永輝等學者或評論家分別撰文評述。其中，李皓認為該評傳較為系統地追溯了張煒的文學根脈、創作背景以及思想演變軌跡，評析了張煒的創作思想和文學情懷，真實反映了張煒從海邊叢林起步，一步步走向精神高原的艱難過程，呈現出一位杰出作家及其文學世界的壯美景致；謝尚發從“傳記即為作家作品的整體研究”“傳記的結構與敘述”“未完待續的人生與當代作家傳記編纂芻議”三個方面，對《張煒評傳》的文本價值予以深度闡釋。關于《大地上的長戀——張煒創作評傳》，顧廣梅認為，其“實現了對張煒精神世界的破譯解讀”，“實現了對張煒文學生命世界的本真還原”，“實現了對張煒藝術世界的深度闡發”。

張期鵬認為，子張的《山屋軼話：吳伯簫評傳》從傳主的人生經歷入手，詳細敘寫了吳伯簫求學、婚姻的曲折復雜，探討了他的文學創作和所從事教育工作的成敗得失，讓讀者看到了吳伯簫緊隨時代變遷不斷起伏波動的人生旅程，以及其中許多荒誕和令人嘆息之成分，感受到了這位文學和教育前輩的靈魂之苦。

斯日從傳記的歷史意義視角分析和探討了黃克武的《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認為優秀的傳記等同于優秀的歷史敘述，抑或說，傳記是一種從個人視角打開歷史的文體，傳記的歷史意義需要重新思考。歷史學家黃克武先生為紀念嚴復逝世100周年而寫作的傳記《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通過嚴復的個人史打開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在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發展進程的認同感中為嚴復這位思想啟蒙者賦予了歷史的意義，也為傳記文體賦予了歷史的意義。

傳記理論與學科建設

（一）關于傳記敘事及表現形式

傳記理論研究向來薄弱，亟須相關學者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深入的研究。

2022年，孫德喜的《論傳記文學的敘事》是一篇難得一見的專注探析傳記敘事理論的學術論文，涉及對立場、視角、敘事、修辭等若干重要范疇的探究。他認為“傳記文學圍繞傳主敘事，既要以傳主為敘事核心，又要從傳主出發，敘述與之相關的事情。與傳主相關之事，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傳主前傳、外傳與后傳，對此敘述要受到篇幅的限制，不能喧賓奪主。傳記文學作家與傳主的關系對于敘事立場具有重大的影響。敘述傳主的私密生活時既要考慮到趣味性，也要注意到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從敘述視角來看，傳記文學既可以取自傳主視角，也可以從身邊某個人物的視角來觀察傳主，還可以根據傳記作家本人的角度展開敘述。傳記敘事往往與議論密切結合，特別是評傳，在敘事的基礎上展開評論，從而形成以敘帶議、以議提敘、敘議相融的敘事模式?！?/p>

饒曙光和李明昱探究傳記電影的敘事模式、表現方式、藝術形態，并主張“回到傳記電影自身去思考其特性與不斷突破發展之間的平衡關系”。

（二）關于傳記文體屬性及研究邊界

熊明通過對中國古代傳記的歷史生態及其傳統的考察，重申傳記兼文兼史的雙重屬性，闡明傳記研究的邊界。他從“史之一體”與“文學之一體”的界定出發，認定作為史學著述的研究、作為文學作品的研究、作為文史結合的研究，應是傳記研究的三個基本向度。

常方舟詳細考察了傳統傳體文的文章學傳統、寫作技巧，認為：“傳記古文的‘義法’難以適應新思想、新觀念的表達，‘活傳記’在歐化語體文的基礎上嘗試樹立白話傳記的典范；在西洋自傳文學的比附下，為生人作傳的風氣顛覆了傳統史法的正則；傳統傳體文對文學趣味的追求，讓步于歷史的真實，新傳記文學也由此確立了學科歸屬和在文史之間的坐標系?！?/p>

（三）關于傳記的社會學屬性及功用

鮑磊探討傳記的用途，涉及社會學的傳記轉向、傳記能否成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傳記在社會學學科中的意涵與定位、何謂“廣義的傳記社會學”等深層理論命題。他認為：“傳記既是社會的也是歷史的，它超越個體生命而關聯群體和制度。傳記不是既往事實的簡單再現，亦非全然建構，它是一種實在的建構，體現了人們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回顧過往時的意義塑造。傳記與社會學聯姻，并不是簡單地從社會學角度來研究傳記，將其作為構建知識的重要來源，更深層次上乃是強調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傳記式參與。”

（四）“研究史”之研究

2022年，經專家評審并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領導小組批準，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當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史（1949—2020）》獲準立項。這是繼 2021年獲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資助項目“中國傳記文學百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后，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第二次成功承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此次獲批，課題組將完整書寫當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史，圍繞全局性、基礎性、關鍵性問題開展協同性研究，具有獨特性、創新性和學理性，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價值。學術項目由學會副會長、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全展牽頭負責。

以百年為范疇回顧和梳理傳記研究史，如熊明的《百年中國古代雜傳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李丹的《近百年傳記研究綜述（1919—2022）》、全展的《百年共產黨人傳記的發展進程》，或以某年為單位述論傳記研究的成就及不足，如李汭桐的《2021年中國古代傳記國內研究述評》、斯日和張元珂的《2021年度中國傳記文學研究發展報告》、張明超的《2020—2021年中國紀錄片題材內容評述》，在2022年度得到了尤為突出的體現。

在我們看來，對過往傳記研究史的不斷回顧、梳理與總結，不僅是一種傳記資源、傳記精神、傳記成就的有力傳承，也是一種摸清學術“家底”、助力學科建設的有益途徑或手段。

中國古代傳記與傳統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來源，古代傳記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以經典傳記作品、傳記家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是中國傳記研究的學術基礎。傳記的經典化以及已完成經典化的傳記作品及其作者，作為一種精神傳統或文化遺產，永遠都是一個常讀常新的命題。2022年，在如何踐行文化自覺、認同、自信方面，傳記研究界也取得了不菲成績。

（一）古代僧侶傳：文本細讀與釋義

篠原亨一、李巍鉤沉《高僧傳》《續高僧傳》《冥祥記》等典籍，認為碑銘材料、中古時期的各類神異故事是中國古代佛教僧侶傳記的兩個來源。

李永添、張玉蓮梳理中國古代沙門傳的研究史以及伴隨而生的沙門傳批評史，反思研究中的缺失，認為目前學界關于沙門傳的研究缺乏一種宏觀審視其發展演變規律的視角，并且在相關研究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有待厘清。

魏宏遠、王如月認為，王世貞的《曇陽大師傳》通過隱藏或改動事件細節神化曇陽子，而夢境與現實的交叉書寫使得“曇陽傳”更具真實感，并特別指出其中的靈異書寫由文本延展至現實，從而助推佛教與曇陽信仰的聯動。

趙偉、陳緣認為，志磐的《佛祖統紀》以追述天臺宗的歷史，發揚天臺之學，展現了其對天臺宗、天臺之學的“尊祖重道之心”，也體現出其弘揚山家正統的佛教史傳觀念。

李永添認為，鳩摩羅什所譯撰的《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分別記述了付法藏十二祖馬鳴、十四祖龍樹、十五祖提婆的傳說故事，文本敘事風格頗類印度神話，而體例模式近似中國史傳，因此，考察與研究菩薩傳的文本與體例，對于反哺印度史學、深化中國古代沙門傳研究均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古代傳記作家或作品：再解讀與再發現

1.名家、名作研究。熊明重點考察了劉向《列女傳》中的女性傳記范式建構、承繼與新變、單篇女性傳記的典型意義，以及文體面相及價值。他認為：“以劉向《列女傳》為始的漢魏六朝女性傳記寫作及其所建立的書寫范式和審美傳統，持續影響著后世女性傳記書寫甚至小說戲劇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朱君毅重解歸有光的“貞女論”（“女子未嫁而夫死，或殉或守”不如“禮”）和清代女性傳記中“禮”，考論其內涵、成因與變遷；柳卓霞認為，歐陽修傳記所具有的義例嚴謹、簡而有法、文采動人的特點，融合并集中體現了歐陽修經學、史學和文學中關注“人情事理”的特征；孟國棟、李欣欣認為，劉禹錫的傳記創作大都秉持傳信的基本原則，恪守儒家的基本思想，同時又帶有其慣有的哲理思辨，使他的傳記文學作品能夠獨樹一幟，可與韓柳比肩。劉禹錫撰寫的墓碑、墓志銘既符合傳記的基本特征，又呈現出獨特的創作風貌；劉暢從社會生活、政治背景、思想基礎等方面分析“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傳記創作存在的差異；周芹認為，通過方苞對貞節烈婦的褒獎以及對女性生存困境的反省，可以勾勒出方苞本人的女性觀，亦能窺見清代女性真實的社會地位以及清代社會從行為到思想、從硬性規定到思想滲透等方面對女性的禁錮；王心雨認為，劉咸炘私淑章學誠，深受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治學方法的影響，其論傳記之體必深析源流，探其古義，辨體嚴明，使體不得混。劉咸炘對于傳記的闡釋沒有停留在理論層面，其傳記寫作正體現了他對于傳記之體的要求，對于今天的傳記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啟示。

2.作家自傳研究。洪越認為，在中晚唐作家中，元稹的寫作在自述戀情上有最多樣的嘗試。從二十多歲到三十出頭這十年間，他用不同文體、從不同角度反復書寫年輕時的一段情愛經歷，包括追憶戀情美好瞬間的短詩，講述與自己的情愛有千絲萬縷關聯的故事《鶯鶯傳》，以及反思這段感情的人生意義的自敘詩《夢游春七十韻》。從這些嘗試可以看到中晚唐自述戀情的寫作在倫理、文體（自敘詩、艷體詩、傳奇故事）的規約上遇到的問題，以及元稹為解決這些困難所采取的策略。李小白解讀宋濂在元明易代時期撰寫的帶有史傳性質的自傳作品——特別是自傳材料中對“古文辭”寫作的不同感悟——概括了其在少年、中年、晚年的思想取向：少年時，轉益多師、文名遠播；中年時，轉向學問之道；晚年時，疲于文字應酬，文風趨于保守。由此認定，宋濂的思想世界可視為元明皇權社會下江南知識群體的人生寫照。

（三）古代傳記史：史料考辨或史實重構

1.史料考辨。唐旭東認為，《史記》在處理《尚書·金縢》類史料上存在缺失——不僅表現在文本層面，而且表現在對《金縢》及其相關史料的處理和使用上。這使《金縢》的傳奇性色彩極大地減弱，而歷史性色彩則大為增強。此種原因，主要在于司馬遷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必須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思考這段歷史，將其作為史料加以運用，或者采信，或者加以改動。其歷史化改動仍不夠徹底，保留了一些傳奇性的內容，甚至出現了一些前后無法照應的低級錯誤；湯志波通過分析文徵明的《沈先生行狀》、張時徹的《沈孝廉傳》及《明史·隱逸傳》中沈周形象變遷及書寫策略，認為沈周傳記中所載事跡真偽混雜，有拼湊、附會、改寫之弊，嚴重影響了史料的真實性。沈周畫壁的故事也真偽參半，但因其能以藝人身份凸顯隱士風范，兼容畫家與隱士的雙重人生，所以成為沈周傳記中流傳最廣的故事；王馨鑫以新發現的翁逢龍傳記資料（清代《余姚東門翁氏家乘》）為依據，補充了南宋詞人吳文英的家世生平，認為他的生母地位較低，之所以終身未第，與其出身和其兄在官場中的遭遇有關；宋立杰以明清碑刻資料為中心，考察了明清商人傳記中的俠義書寫，側重闡述“俠”角色的生成、形象內涵以及與儒家思想的深度關聯；吳錚強、郎啟浩考察兩宋時期“韓琦傳”的文本演變史，側重闡釋各文本關于西夏戰事、慶歷新政、顧命定策與反變法上的書寫差異及修改動因，據此重審韓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反思北宋仁、英、神三朝政治史研究的不足；羅新以在河北正定出土發現的幾份北朝時期墓志為材料，挖掘并講述志主崔賓媛及其家族的人生故事。他以對墓志文本的細致解讀為中心，并以史籍中的相關記載為佐證材料，不僅對志主崔賓媛及其家人的身份、世系、族系、婚姻、人生歷程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北朝時期重要歷史事件、政治制度和文化特點等作了全面梳理和深入闡釋，還對墓志作者崔巨倫的為人、為文、為官，特別是與墓志主人崔賓媛的親緣關系作了詳盡述說。

2.現象新解。李雪、查洪德認為，元代以色目人為傳主的傳記文章，是中國傳記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帶給傳記文學多方面的新變，使之展現出新的形與神。比如，文章選材獨特，描寫異域風情、色目人特異的形象及性格、破體求新的文學追求，展現多族士人文化認同中體現的大元氣象，等等；常偉濤考察了明代雜傳的書寫策略，認為明代雜傳沿襲了唐宋以來文史兼顧的書寫方式，在保留著史學底色的同時，融入大量文學的筆法，最終確立了文史通融的雜傳書寫策略，并完成了雜傳從史部向集部的轉變；李傳印、韓艷嬌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傳篇首要追溯家族源流演變，并用便于唱誦的贊語歌頌家族歷史和先祖事跡。家傳作者善于通過一些細微小事鋪敘描寫家族人物事跡，宣揚祖先容止風度，弘揚先祖德行功業。在家族人物敘事方法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傳淡化了《春秋》筆法，人物敘事選材鮮活，語言生動有趣，人物形象靈動，家傳敘事風格有較鮮明的文學性；羅新在對墓志文本解讀過程中，對墓志的文體特征及其寫法也作了闡述，認為崔巨倫為崔賓媛作志，采用一種“不顧墓志文體局限，大膽破格，直接闖入墓志敘事”的方法，這在北朝墓志里是罕見的一種書寫方式。

3.史實重構。黃景春考察了《列仙傳》《神仙傳》等魏晉時期神仙傳記類小說的敘事模式（“凡人—學仙—成仙”），認為今天神仙傳記被當作志怪小說的一個品種，但歷史上它是神仙實有的文獻證據。神仙傳記是中國文學的獨特類型，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結構產生了很大影響；張玉蓮梳理了“考驗擇徒”母題在中古不同時期道教仙傳中的承襲與演變，發掘該母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及宗教精神，探究該母題在各時期道教仙傳中的敘事特點和功能；陳飛考察了王維在傳記與小說中的書寫情況，通過題材內容、人物塑造、敘事方式、語言風格、創作宗旨等方面的比對，進一步明確正史、傳記與小說各自的文類規定性及其書寫之異同；邱江寧認為，元代傳記生成于多民族并存的典型環境中，民族起源、民族自身特質以及多元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成為元代傳記書寫的重要內容和突出特征。

中國現代傳記與現代文化

（一）提出新理念

陳子善、辜也平、易彬、房偉等學者深入探討作家傳記與文學史互源、互構問題，試圖從理念和方法上探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資源、路徑及其可能。大家一致認為，作家傳記不僅是一種傳記文類，更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它有助于推動巴金、茅盾、穆旦、陳忠實等一大批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確證或修正現有某些文學史觀點，從而助力學科發展。

張元珂首次提出作家傳記的入史問題：“作家傳記是以作家生平、生命及其文學創作為審視向度和主述對象而綜合生成的現代傳記之一種。它不是專事輔助他者的工具，更不是無足輕重的擺設，而是與‘四大文類’及其思潮并列存在的主體之一。因此，應考慮如何入史、入哪些的問題?！?/p>

樊星則高度肯定了中國當代傳記文學的成就，并特別強調不應低估當代中國傳記文學，從而從理念上為當代傳記文學研究和創作定調。

（二）開拓新視野

發掘并闡釋傳記新文本，拓展傳記研究新領域。這突出表現在：

1.發現中國首部現代女性自傳。黃湘金認為，1920年出版的小說《瀟湘夢》在情節、敘事上與當時流行的哀情小說大異，有著明晰的“反辭章化”的特點，近似關于女主人公戴禮的“年譜長編”。參照稿本《孑遺吟草》，可知《瀟湘夢》的作者“湘州女史”即是小說人物戴禮，《瀟湘夢》實是中國首部現代女性自傳。

2.發掘并闡釋民國報刊上的中短篇傳記。

首先，漢譯傳記的發掘與研究。趙美園認為，對早期中文報刊上刊載的西方人物傳記的考察是當前傳記翻譯領域的研究空白。她對《察世俗》《東西洋考》《遐邇貫珍》《六合叢談》《萬國公報》《中西聞見錄》《時務報》《新民叢報》等報刊上的西方人物傳記的刊載、特征和傳記史意義作了闡述；胡燕考察了《萬國公報》刊登的西方漢譯傳記情況，并認為《萬國公報》試圖通過譯傳以傳播西政、西教、西學，最終目的在于傳播基督教；寇陽嘗試發掘、整理和闡釋了《新民叢報》刊發的漢譯傳記。

其次，中國作家的中短篇傳記輯錄與研究。比如，羅欣總結了晚清民國時期期刊中伶人傳記的創作概況、背景功能、文本特征，并重估其價值。

3.述論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史。張元珂系統梳理了中國現代作家傳記的發生與發展進程，并詳盡闡釋其獨有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他認為，中國現代作家傳記既自成一體，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部分。

（三）作為史料的作家傳記

作家傳記首先是文學史研究所依賴的重要史料。2022年出現了兩篇專論作家傳記史料理論和運用問題的學術論文。

張立群認為，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在具體的文學研究中可作為一類史料，可從史料的定位、層位和基本構成等角度考察現當代作家傳記?，F當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價值遵循“生長的邏輯”，但需進行辯證的論析。現當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價值通過具體的應用和實踐表現出來，并主要集中在縱向的版本考辨和橫向的跨版本比較兩個主要方面。

易彬認為，基于日記本身的屬性、作者的史學家身份等方面因素，文獻也有其限度。唯有盡可能克服文獻的限度，方能給出更全面的研究成果，獲得更豐滿的傳記形象。他又以穆旦翻譯美國史資料為例，認為作家傳記文獻的搜集往往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工程，唯有經年累月才能掌握大量的文獻，構設比較完整的作家傳記形象，但仍然可能面對無法解決的難題。比如，以穆旦(1918—1977)研究為例，雖然近年來時有新材料出現，但應該說，相關傳記文獻的總體格局已經基本確定——也并非穆旦的傳記形象已經非常完整，而是基于穆旦較早離世、個人自述類文獻較少、傳記文獻總量偏小這一既定事實，各時段所能發掘的文獻已經比較充分，一些時段可能很難再出現大的文獻突破，將不得不存在較多的空白點。

（四）聚焦名家名作

1.他傳研究。黃道炫認為，瞿秋白身上背負著多種思想的包袱：中國傳統儒學精神是他的思想底色，佛家、道家思想也是他重要的思想資源。在走向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瞿秋白深感自身未能完全脫出舊思想的窠臼，身上揮之不去的紳士氣尤其讓他惶惑不安。瞿秋白的處境是“五四”一代知識人在新舊轉換中面對的共同問題，所謂“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是他們的生動寫照。這樣的背景，加之現實政治與生活的機緣巧合，使得瞿秋白在愛的選擇、尋找光明的沖動、錨定現實的艱難中，都寧愿以棄絕自我面對，這樣的棄絕最終釀就了瞿秋白的命運；章羅生再談胡適傳記創作的特點及意義，即宣揚愛國精神，與白話文運動關系密切，題材范圍比前人更為擴大，對體裁和方法等作各種嘗試、形式更為多樣；其創作具有主體虔敬、題材莊重、守真求實、情理融通、文史兼容等方面的學術、理論意義；馬泰祥通過分析王惠珍、周芬伶兩位傳記家的兩部《龍瑛宗評傳》在傳主形象塑造的側重點和策略上的差異，特別是通過研析龍瑛宗傳記寫作的實績和動機，認為可以管窺臺灣文化場域內對于殖民創傷的檢討以及民族文化認同的追索之現況。

此外，周巧娥、張尚的《他為何如此腳步匆匆——路遙心理傳記分析》記述路遙的童年陰影、自卑心理、“洋愛好”，以及曹轉瑩以許建輝的《姚雪垠傳》、楊建業的《姚雪垠傳》為例所展開的“心態史”傳記特征的考察，也都可圈可點。

2.自傳研究。黃紅春認為，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和胡適的《四十自述》內含一種“透光的裂縫”書寫——包括在逃學中認識自然和社會、目睹殺戮后感悟人生窺見世情、因服從和感恩發奮讀書，等等。研究這種內蘊獨特的書寫，既可更好地理解現代作家的思想成長，也可為當下的素質教育提供啟示；楊煬認為，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中對個人生命體驗的展現、抒情主體如何介入歷史的思索都能在《從文自傳》中找到影子。王鼎鈞也能破除“影響的焦慮，認識到《從文自傳》的不足，以回歸傳統的人生姿態和對文史意識的自覺追求，完成對《從文自傳》的超越”；袁曼書以廬隱、謝冰瑩、陳衡哲、楊步偉、凌叔華、白薇六位中國女性作家的自傳為研究對象，探討現代女性自傳的生成環境、文化空間。她試圖通過對六位女性作家自傳中的符號、記憶與自我意識的分析來還原現代女性自傳中私人化的聲音；周易以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影像自傳集《對照記》為研究對象，認為作為影像自傳敘事類作品的《對照記》，其實質是一場為他人而哀、為自己而哀并指向個人社會性消亡的悼亡儀式。不同于張愛玲之前的小說敘事，《對照記》的意義在于，作者站在生命終點，借由影像自傳性敘事敞開自我，顯示出不同以往的自我重建的努力；王斌俊認為，《彭德懷自傳》是傳主在處于政治困厄的特殊背景下撰寫，而在他終被昭雪平反、恢復名譽后編輯出版的，具有寫作條件、寫作方式、寫作目的以及發表方式與過程等許多方面的特殊性，從而使這部傳記具有一種難能可貴的文本品質和精神理念。該傳對于研究和寫作中國現當代革命史具有重要的文本與史料價值，對于革命政治軍事人物傳記、回憶錄等歷史敘事類著述的撰寫，具有寶貴的學習參考與借鑒意義；許敏、耿強詳細考察《一個女兵的自傳》（謝冰瑩著、崔驥英譯）在20世紀40年代英美的傳播與接受情況，指出該譯作自1943年首次出版至1948年經歷了六次印刷，第一次實現了在英美大眾讀者中的傳播。

歐美傳記與中外互鑒

（一）自傳研究

關于歐美自傳現象、自傳作品以及作家的自傳理念、書寫策略的研究成為一大熱點。杜瑞娟在《郁達夫自傳研究》（河北大學2022年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中綜論了郁達夫傳記理念、狀況、敘事特征以及“自傳熱”之后，又以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自傳為例，論自傳記憶書寫和身份認同之關系，即一方面，身份認同通過記憶書寫實現，記憶對過去進行選擇性地重塑，從而實現身份認同；另一方面，記憶書寫體現和證明了身份認同是個動態的過程。

黃葒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分析了科萊特、波伏瓦、杜拉斯、埃爾諾四位女性作家的生平、創作、精神內核與影響，并由此闡釋了個人寫作、個人記憶與公共歷史的關系。這四位法國當代舉足輕重的女性作家，作品中都有濃墨重彩自我書寫的成分，她們用文字構筑起自身的傳奇，同時也見證了歷史，為女性也為她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畫像；夏益群、余敏以馮維辛、卡拉姆津作品為例，論析盧梭《懺悔錄》與18世紀俄國懺悔自傳。

《現代傳記研究》專設“自傳與回憶錄”欄目，集中推出六篇論文，即陳玲玲論日本第一部現代自傳《福翁自傳》、崔恩昊從《安詳辭世》看波伏瓦傳記中的老年觀、趙文評希拉里·曼特爾的《氣絕》、張俊峰論蘇珊·桑塔格短篇小說存疑的自傳性、高曉倩論上海猶太難民自傳的記憶書寫策略、鹿佳妮談后記憶理論視域下的美國猶太圖像回憶錄。

此外，戴姚梳理和闡釋20世紀美國非裔女作家自傳中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發展（南京郵電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曹天曉討論宗源瀚日記的自我書寫并兼論近代日記的多維表達功能、張文鈺解讀辛格日記《在華十三個月》中多重文化身份的戰爭敘事，也都很有代表性。

（二）名家名作研究

2022年，對伍爾夫、朱利安·巴恩斯、恩格斯及其傳記創作的研究尤其引人關注。何亦可認為，伍爾夫的傳記文學理念與實踐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一個是20世紀20年代末，以其隨筆“新派傳記”和傳記小說《奧蘭多》為代表，她將傳記元素融入小說創作之中，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和可讀性；另一個是30年代末，以隨筆“傳記文學的藝術”和傳記《羅杰·弗萊傳》為代表，她將小說元素引入傳記創作，顛覆了幾個世紀以來只陳述傳主生平事跡的傳統傳記寫作模式，更加關注客觀事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聯姻，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同時，采用小說的手法著重揭示傳主的個性和復雜多變的內心世界，從而開創了傳記文學的新領域。

楊亞楠、梁慶標認為，英國當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擅長文本實驗知名，其實驗傳記《福樓拜的鸚鵡》《時間的噪音》構成了對傳統傳記的挑戰。巴恩斯糅合虛構與現實，聚合小說與傳記，使傳記家與傳主對話交鋒，兩種體裁、雙重主體的互動使其創作更具靈活性和生命力，對小說與傳記寫作都有借鑒意義。

楊麗珍、廖衛鵬認為，學界已有成果極少關注恩格斯所寫的傳記。兩位作者從寫作緣由、主要內容、基本特征、價值意蘊四個方面對恩格斯1878年版《卡爾·馬克思》作了解讀。

（三）以主體姿態審視歐美傳記現象

賈向云認為，由于歷史背景、文獻資料、意識形態等局限性，西方學者所建構的馬克思思想形象與理論面貌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偏差，有些傳記甚至存在根本錯誤。以梅林、伯林和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記為核心，同時兼顧其他傳記，比較這些傳記學者的研究，厘清和辨析他們解讀馬克思的“猶太人問題”的差別及存在的問題，不僅有助于深入21世紀馬克思傳記的建構，也有助于理解馬克思主義。

梁慶標關注歐美各類反傳記批評現象：傳主及其親朋抵制、毀滅傳記；批評家嘲弄、消解傳記；小說家顛覆傳記。他認為，為進行辯護性回應，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傳記具有的民主功能和進化力量，從科學、法律、倫理、學術等角度促進其良性發展。

（四）中外互鑒與互構

王成軍從如何體現人在現代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個現代歷史學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入手，以中西兩大傳記史學家司馬遷與普魯塔克為例，深入、生動地分析了中西傳記史學觀念的成因和特征、共性和差異、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向，以及對當下歷史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意義。

馬宏偉將《史記》與《舊約》置于史傳范疇中對比分析，認為二者在文本的寫作背景、編纂意圖、文本結構、體例調整等方面存在諸多可比性。《史記》與《舊約》在人物傳記寫作中還表現出對理想民族身份進行建構的意圖，這一意圖進而又影響到了《史記》與《舊約》的歷史斷限、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題內涵等，使得《史記》與《舊約》成為民族精神的載體，并逐漸進入集體無意識層面影響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構成。

陳英考論樸趾源與《史記》淵源，認為樸趾源的傳記小說在諷刺手法、人物塑造、材料運用等方面從《史記》汲取了豐富的創作技巧，體現了中朝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傳記周邊：電影、出版、教育教學及敘事醫學

（一）比較學視域下的傳記電影

韓旭東以平石淑子的《蕭紅傳》、許鞍華的《黃金時代》、霍建起的《蕭紅》為對象，在跨媒介視角下考察蕭紅形象的多維性與不同隱含作者的敘事視差，探究偏狹視差的性別立場和文化心理來源。他從蕭紅“文名”與“艷名”的辯證關系入手，糾正父權話語對女作家兩性關系的本質化想象，觀照蕭紅理想中的男性氣質與其抵抗父權壓迫的話語裂痕，深究其日本之行的自我超克意義及主體意識覺醒的動因，希冀還原蕭紅不同成長階段的內面情感變化。

儲雙月認為，《革命者》《我的父親焦裕祿》《柳青》《守島人》等中國傳記電影傾向于樹立英雄模范的紀念碑，深化崇敬型認同，并且秉持求善的標準；而同時期的美國傳記電影則傾向于描繪普通人的肖像畫，尋求體驗型認同，并且堅持述奇的原則。通過比較，她認為，注重心像的提煉，更要展示心的趣味，挖掘心理的專長，成為當下傳記電影創作制勝的法寶。

李勇認為，傳記電影《掬水月在手》以“平淡”為媒介，設計了一個精密的敘事框架。該框架以互文為紐帶，超越為訴求。就前者而言，以敘事之“淡”言對象之“淡”，對象之精神與敘事之風格相映鑒，形成互文關聯；就后者來看，言平淡，意在平淡之外，也即平淡被視為實現超越的方式。超越表現在兩個層面：“小超越”即敘事與所述在各自領域內的超越，如敘事以平淡化機制對常規化敘事的超越，對象在自身經驗世界中通過建構“距離感”收獲超越；“大超越”是文明層面的超越，敘事對時代框架的反叛如此，人物在存在與詩學之輝映中收獲“克服時代性”的超越亦然。

（二）出版學視域下的傳記出版

王宏波認為，出版業的大發展，特別是新媒體、新的出版傳播方式與渠道的出現，為平民傳記的成長與發展創造了條件，從平民百姓“小人物”的視角來書寫個人與時代的歷史，即“為普通人立傳”成為可能。平民寫作出版自傳，是社會進步開放的標志。由名人而凡人，由精英而大眾，是中國傳記出版形態發展的基本趨勢。

宋娜認為，現代戲劇家傳記出版需以戲劇家傳記內容打造和作者隊伍構建為基礎，以國家出版基金等項目助力產品線建設，以融合發展為抓手，開拓創新，銳意進取，或許不失為新時代戲劇家傳記類圖書出版的有效路徑。

謝妍妍、李常慶認為，西方傳記歷經幾千年的發展演變，已經形成了成熟龐大的出版產業。兩位學者通過對西方傳記出版萌芽、發軔、成熟、停滯、高潮等歷史階段的梳理，探究西方傳記出版產業之所以發達的歷史原因，以期對中國傳記出版的發展提供思考和借鑒。

（三）教育學視域下的傳記教育研究

陳蘭村認為，傳記評論是一種以傳記作家、作品和傳記創作思潮為評論對象的理論文章。傳記教育是以傳記文體為載體，以優秀人物經歷為榜樣而向公眾和學生進行的社會公共教育和學校教育活動。傳記評論應與傳記教育相結合，專業傳記評論可以與一般讀者的讀后感相結合，共同推進傳記評論與教育事業的普及與發展。

王中華、農偉夢通過分析張伯苓、蔡元培、梅貽琦、竺可楨、陳寅恪五位民國時期“大先生”的人物傳記，梳理總結出“大先生”的四個特質——師德、品格、治學和教學特質，繼而為當前高校教育教學獻策：高校應適時改進教師教育培養模式；政府應建立教師成為“大先生”的保障機制；高校教師應做好師范生的引路人；師范生應具有成為新時代“大先生”的心向與行動。

（四）敘事醫學視域下的傳記研究

陳雪、景堅剛通讀西西的《哀悼乳房》，結合后現代心理療法——敘事心理治療的理念來解讀疾病自傳體敘事對于治愈心理創傷的重要性，以此鼓勵患者閱讀同樣視角的疾病類故事，從而構建新的、有意義的、積極的人生價值。

桂婷認為，從甲骨卜辭到《史記》中的醫事記載，是作為史傳文本的官方敘事，其中《扁鵲倉公列傳》主要服務于塑造醫家形象，其敘事范式深刻影響了后世醫案的書寫。

鄧瀟認為，醫療題材紀錄片捕捉“生命至上”的影子，以醫院的人生百態為外殼，以深刻的人文精神為內核，在醫患場域建構紀錄片話語體系，為觀眾講述關于“生命”的故事，用人文關懷、社會倫理力量和情感記憶打造民族精神陣容，用影像向觀眾呈現生命的力量，是極具時代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和人文價值的藝術形式。

年譜編纂與研究

2022年，各領域年譜編纂、出版、研究依然是一大熱點。年譜編纂與出版涵蓋各個領域，名家與非名家并存，出現了作家、學者、歷史人物、家族等各種年譜樣式。其中，出版的重要作家年譜代表作有段華的《孫犁年譜》、萬安飛的《陸九淵年譜》、曹汛的《林徽音先生年譜》、邱景華的《海的子民——蔡其矯年譜新編》、史鵬釗的《兀立荒原的樹——紅柯年譜（1962—2018）》、汪長林的《桐城派名家年譜(第四輯）》、黃喬生的《魯迅年譜（精裝版）》、朱洪的《姚鼐年譜》；重要歷史人物年譜代表作有楊廷福的《玄奘年譜》、余旭陽、鄒文的《雷鋒年譜》、王剛的《榮祿年譜長編》；重要家族年譜代表作有姚紅的《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年譜長編》。

在期刊上發表的年譜簡編、長編連載、年譜評論文章或學術論文至少有170篇。

一、年譜編纂繼續成為研究生的熱門選題。代表作有艾冬景的《陸世儀年譜長編》、李華的《孫葆田年譜新編》、孫繼萍的《吳嵩梁年譜》、張帥的《馬宗榮研究——以學術年譜整理為中心》、田佳平的《楊芳燦年譜》。

二、學術期刊上也多有作家、學者年譜發表。代表作有劉明真的《遲子建文學年譜》、黃大定和鄭雷的《黃芝岡年譜（1895—1922）》、李德強的《黃霖先生學術年譜》、吳新綸的《蔣述卓先生學術年譜》、江嘉楠的《趙廷玉年譜》、王婧之的《徐熊飛年譜簡編》、程桂婷和紀澤慧的《吳功正學術年譜》。

三、學術論文有四篇頗有建樹。謝尚發綜論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現狀、體例、不足，認為“它需要長期的積累、扎實的史料文獻功夫與嚴肅的學術研究態度，不可爭一時研究高低而倉促成事，亦不可草率應付以湊成科研成果。它可以與作家全集的編纂、傳記的撰寫、作家作品研究同時并行，一譜成而一作家研究能透徹，一人透徹則文學史逐漸明朗，從而達成一種相得益彰的效果，以通史之視野成一人之專史”。

王杰通過對梁啟超著述中有關年譜編撰的言論充分梳理、剖析，認為梁啟超的年譜觀既在理論上承繼了“史界革命”倡導以一人之史窺時代之變的觀點，又在編撰“書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這種融匯古今、會通中外、宏博精嚴的年譜觀引領了年譜編撰風氣，為此后的年譜編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導向，也影響了文學史寫作。

陳昌強認為，年譜編纂作為步驟相對簡明、操作較為容易、成果產出相對明了的學術訓練，能夠切實提升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高年級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以年譜編纂為代表的實踐教學，也與目前高校本科高年級研究性學習、創新性學習改革思路相契合，有助于高校本科師生共同體的合理構建，以及高校本科階段課堂以外教學內涵的拓展與延伸。

段煜認為，出版家年譜是出版家生平史料的整理與呈現，可豐富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史料基礎，但目前所受到的重視度較低且欠學理思考。在編纂出版家年譜時，應當立足于問題意識和現存史料，從生活史、思想史、心靈史的層面入手，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

結語

2022年度傳記研究成績喜人，收獲頗豐。不僅與中國歷史、新時代頻繁互動，也更加自覺地以主體意識審視歐美傳記創作及現象；不僅經典傳記家、傳記原典、傳記史繼續得到深入研究并從中開掘出更為深層的嶄新意蘊，而且傳記基礎理論、研究方法、新領域等也得到有效拓展；不僅傳記研究隊伍、發表平臺、學術交流得以持續向好，而且傳記評論家與新時代的互動及闡釋活動也有所建樹。盡管如此，也仍有一些基礎問題或薄弱環節，亟須改善或解決。比如，原創理論及新概念的生成、中西傳記理念的互鑒互構及充分實踐、傳記的學科意識及體系建設、新時代傳記批評理論、方法與模式建構，等等。今后的傳記研究應當立足時代，打通古今，跨越中西，切實以文化自覺、主體意識和守正創新精神推進傳記研究，繼而努力致力于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培育與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