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1年，茅盾在致鄭振鐸的一封信中談道：“批評和藝術的進步，相激勵相攻錯而成；茍其完全脫離感情作用而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批評的，雖其評為失當，我們亦應認其有價值”。1茅盾是文學批評的大家，其獨特犀利的批評眼光為世人所公認。如同“欣賞音樂，需要有辨別音律的耳朵”,文學批評也需要有批評的眼光。置身于偉大變革的時代，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學場域，文學批評想發揮更好的效能，更需要寬廣、深刻、銳利、前瞻的批評眼光。這就需要批評者真正身入、心入、情入當代文學創作各領域，在情感與理性的平衡中展開批評實踐，運用獨特話語、提出新穎見解、闡發深厚思想，以此鍛造、磨礪和培育批評的“法眼”,以富有個性的批評眼光穿透文學森林，發現美妙的藝術風景。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新媒介技術等因素帶來文學創作整體面貌的巨大變化，批評自然無法忽視與此相關的各種現象。我們對新的創作和研究不能“另眼相看”,需“一視同仁”才能“美景盡收眼底”。回首2022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路，2我們發現批評之眼比較鮮明地呈現出俯瞰、平視、回望、遠矚這四種姿態和角度，批評眼光背后凸顯出強烈的求新求變意識，這既是時代發展使然，也是重構文學研究版圖之需要。批評者掃描文學發展的新趨勢、拓展和突破固有的研究邊界、與歷史進行深度對話、勾畫未來文學批評的新面貌。

一、俯瞰：發現文學的新變

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以此為坐標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時代，既是為了認識變革時代文學的新變，也是為了開創新的文學時代。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時代變革必然對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產生巨大影響。用俯瞰的眼光勘探作品，發現文學之變及其新的特質，進而分析人們思想情感、精神行為、審美風尚等的不斷變化，是新時代文學批評敏感于時代發展的重要表現。

一是回顧新時代十年文學新收獲。為了描繪新時代以來文學諸領域發生的新變化，《文藝報》自2022年8月起推出“奮進新征程 建功新時代·我們這十年”專版，以專論、筆談、對話等形式呈現新時代文學的多彩景觀和作家、評論家昂揚的精神風貌。該專版相繼刊登了杜學文的《價值引領與體系構建——關于新時代以來文學理論與評論的掃描》、吳翔宇和衛棟的《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觀念變革與發展路向》、楊輝的《若無新變 不能代雄——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一瞥》、曾攀的《寫作的畛域與青年的可能》、項靜的《媒介融合視野下的非虛構寫作》、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這十年：追風時代，砥礪前行》、徐勇的《青年批評的整體趨勢與潛在挑戰》、張慧瑜的《融媒體時代的文學創新》、白燁的《新文學呼應新時代 新時代成就新文學》、張學昕的《“新東北文學”寫作及其可能性》3等文章，總結新時代十年文學的發展成就，分析文學新的探索和可能性。朱靜宇、欒梅健的《論新時代文學的“向外轉”》4認為，十年來的新時代文學發生的明顯變化是許多作家和作品都呈現出集體“向外轉”的傾向。從《人世間》《煙火漫卷》《鏡中》《長夜》《桂香街》等小說來看，作家更強調作品的社會價值與使命擔當，注重從時代、歷史與現實的環境中來描寫人物。

二是思考文學發展的新特征新趨勢。新時代文學創作有何新特點，為什么會出現新的變化?批評者結合當下文學創作實踐，或從整體或從某個領域思考和總結文學發展的深刻原因。李云雷的《再論新時代文學“新”在哪里》5一文，從主題之新、意識之新、經驗之新、格局之新闡釋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巨大變化與革新，探索新時代文學如何將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轉化為新的故事、新的藝術、新的經典。張跣的《植根時代才能照亮生活》6強調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每個作家必須面對的根本性問題，而柳青的《創業史》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作家以躬身、匍匐的姿態深入生活，以博大、熱情的心靈回應了時代和人民的關切，植根時代而又超越時代、照亮生活。李遇春的《新時代文學的理論特質與創作管窺》7認為新時代文學在人民性、時代性和傳統性上都呈現出了新的理論特質，且在梁曉聲等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有所體現。

批評者從多個角度解讀正在更新變化中的鄉村文學。王堯的《“新鄉土敘事”札記》8一文認為，“鄉土中國”新變、“鄉土文學”寫作新貌，以及批評家對“鄉土文學”新可能的期待促使文學批評持續關注鄉村題材創作的發展演變。他用“新鄉土敘事”這一相對寬泛的概念來描述鄉土文學的變化，將其作為一種仍在生成之中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推出“新時代的鄉村書寫”專題，李云雷的《新時代鄉村書寫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張麗軍的《論新時代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張凡的《新時代鄉村小說的特征與風貌》9聚焦新時代以來的鄉村文學創作，從思想內涵、文化價值、創作風格、敘事特征、美學取向以及存在問題等方面分析當下鄉村文學書寫的新質，在與之前鄉村文學創作的比較中指出其未來發展路向。

當代文學向來比較薄弱的工業題材創作的新動向日益引起批評者關注。白燁的《慷慨激昂的軍工之歌——讀阿瑩的長篇小說〈長安〉》10認為，《長安》寫出了軍工企業對于軍隊和國家的特殊貢獻，以及軍工人的精神風采，使其不僅在題材領域里具有了彌補弱環的意義，而且也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光彩形象。孟繁華的《新時代：踐行人民性的文學》11強調人民是文學創作表現的主體，也是接受和評判的主體，他認為阿瑩的《長安》等作品在特殊的題材領域，書寫了人民走進歷史、創造歷史的生動感人的歷程。一些文章聚焦被人們稱為“工業題材的守望者”的李鐵的創作。賀紹俊的《國有企業情懷的敘事詩——評李鐵的長篇小說〈錦繡〉》認為小說塑造了將工匠精神與主人翁精神融為一體的工人和“工二代”形象，典型地展現了70年來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張學昕的《呈現俗世生活中“生命的眼神”——李鐵短篇小說論》認為李鐵的短篇小說雖“取材于工廠”、體現了“對工廠的情結”,但更關注其中每位存在個體“生命的眼神”,其文本表現的人性狀況、心理變化和精神維度是豐富、復雜的。周榮的《現實經驗的意義與限度——李鐵小說論》認為，一方面工廠生活的情感與經驗使李鐵的小說視角獨特，充分表現了國企改革的必要性，構建起工業題材小說的職業倫理和精神內核；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經驗及視角的“局限”,他的創作也顯示出保守的、閉合的思想路徑與文本結構，壓縮了文本的認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間。12

二、平視：突破邊界的努力

用“平視”描述批評眼光的特征，強調的是批評跳出慣常的思維和關注點，納入過去被忽略的對象，從而不斷突破批評的藩籬，開拓新的批評疆界。一些新的批評視域和批評方法不僅凸顯批評觀念的改變，也表現出探索新的學術生長點的努力。

一是發掘物的書寫及其價值。過去的文學批評，人占有極重的比例，而物本身的文學價值和美學意義有意無意被遮蔽，這一觀念在當下批評中逐漸得到改變。王兆勝的《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的物性書寫類型》13對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的物性書寫進行系統性、整體性地分析和評價。“物”與“人”相對，“物性”顯示“物”的特點與品質。文章通過梳理“生物”與“非生物”的物性書寫、解析不同時空觀下物性書寫的價值取向，發掘作家敘事風格策略折射出的價值觀、人生觀、物性觀，為透視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找到一個獨特的視角。周保欣的《當代小說的“物性”轉向與詩學再造——從賈平凹〈山本〉談起》14在古今傳承和中西比較中思考當代作家寫物的形成與得失，分析寫物美學對中國當代小說詩學建構的意義。作者認為，中國作家在“物”“我”同一中書寫自然，不僅寫自然的“形”,還糅合著人的情理“意”,進而構成“象”和“境”。這種書寫中的見物起意、以物化人，則體現出另一種意義上的“物性啟蒙”。他的《“輿地學”與中國當代小說》15一文力圖融通文學與史學、地學，分析當代小說創作中形成的較為明顯的輿地學寫作特征，從“借名”“以名示意”與地學景觀塑造，地理方位思想、地理觀念對文學敘事形態的塑形，以地理事物強化小說的主題、連綴情節發展、支撐小說結構等方面，闡釋當代作家輿地寫作的美學思想經驗。

二是審視數字人文實踐。趙薇的《作為計算批評的數字人文》認為數字人文要想超越工具階段，其突破點在于如何以計算批評的方式介入更廣泛的話語和文化實踐中。計算批評是以數據化和計算建模為基礎的知識表征和文本詮釋過程，是一種全新的文本闡釋學。在“數據→模型→細讀→理論→數據→……”的闡釋循環中，人文學者從自身的知識和細讀體驗出發，通過巧妙的實驗設計論證問題，激活工具的“自反性”,達到破除算法黑箱、發現文本背后的生產邏輯的目的，使“人”的維度在數字時代重放異彩。楊果在《“跨學科”非“解學科”——文學研究中的數字人文應用》一文中則認為，文學研究尤其文學批評的目的是揭示作品中的生命意義、人文思想、美學價值，而受限于人工智能算法瓶頸，數字人文諸方法對文學研究的深層目標而言目前還只能起到一種輔助作用，機器分析不可能替代研究者的文學闡釋。李天的《數字人文方法論反思》認為數字人文的研究對象從文學性文本轉向質料性文本，繼而帶來以計算為核心的研究思路和可視化的成果表達方式，但運用數字人文方法的研究需回歸文學本位。16

三、回望：追尋歷史的意義

近年來，當代文學批評注重在歷史與當下的深度對話中打開對象的闡釋空間，發掘其新的理論價值和多元意義。此類批評一方面注重傳統文化資源的借鑒和轉化，將傳統批評的概念術語、思想觀念、美學經驗乃至文體風格等運用于闡釋當代文學創作，增強批評的對話性和歷史感；另一方面力圖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寬廣視野中回溯歷史、追尋意義，重史實與史識的結合，完成批評對象自身的譜系建構和理論定位。這里的傳統不僅包括古代資源，還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自身形成的重要經驗和傳統，以及西方文學藝術資源。

一是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80周年，從中繼承和發展寶貴的傳統。趙學勇的《延安〈講話〉與中國文藝的文化創造》17認為，《講話》確立了“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人民大眾文化創造的主體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價值追求，使中國文藝的發展獲得了空前的文化創造力。而《講話》提出正確處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則為中國文藝的文化創造提供了可行性路徑，突出表現在《講話》之后出現的大量貼近群眾、深入生活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以宏大的歷史氣度和當代意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拓展了《講話》的文化創造精神，從民族復興和文化創造的高度，對文藝的人民性內涵、新時代文藝工作的使命和發展路徑等重要問題作出新的深刻闡發，為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文化創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泓峻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批評觀探析》18認為從批評文本的角度看，《講話》在進行文藝批評時體現出的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以及將時代性、策略性與理論性、原則性相結合的批評方法，對今天的文藝批評活動仍有重要啟發。何吉賢的《“從延安走來的人”——丁玲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生及其當代闡釋》19把《講話》的發生、形成和影響與丁玲的思想、情感和創作結合起來。作為《講話》精神的重要闡釋者和踐行者，丁玲形成了一套基于創作主體的“深入生活”論并展開廣泛實踐，是當代闡釋《講話》的顯著成果。此外，《講話》的世界性因素和影響也得到重視。孟繁華在《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20一文中指出，延安文藝一開始就具有世界性，它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對西方藝術形式吸納，也成為不斷豐富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有效資源之一。魏然的《南方的合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1970年代阿根廷文藝批評》21探討了《講話》在阿根廷的引入給皮格利亞等批評家反思美學與政治的關系帶來的啟示。

二是借鑒古代文化資源解讀作品。圍繞格非作品的批評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批評家認為其作品的主題、結構、情韻氛圍、敘述風格與古代詩詞、小說意蘊相通，形成了當代中國小說中獨有的詩意特征。如樊星的《命運如煙，詩意如歌——讀格非小說有感》一文，以神秘文化、頓悟禪機、古典詩意、史詩底蘊等梳理格非從早期小說到“江南三部曲”的創作過程，透視其作品內在的中國詩意風格的形成，凸顯格非近年來創作力圖重新發現古典文學的路徑。王宏圖的《中國傳統審美資源的回歸、化用與價值——從格非近作看其新古典主義風格》認為格非早年創作中就隱伏著中國傳統審美資源，從“江南三部曲”到《月落荒寺》,在內在價值取向與外部風貌上呈現出鮮明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文章也探討了格非小說的“中國式詩意”的潛能和局限。何平的《“只有春風在那里吹著”——〈望春風〉時間疏解》細致辨析格非小說對時間的運用及其背后表征的文化意識，尤其是農歷和公歷的混雜、“余聞”的設置和“天命”所代表的超越性時間，以古風古韻和人性常情為小說描寫的現代進程中的鄉村留出了另一個可以對話的空間。22吳俊的《〈北緯四十度〉:消失的“右北平”人致敬〈史記〉的寫作——陳福民的情感與體感、情思與心思、向度與深廣度》23將作者的生命情懷、歷史書寫風格與《史記》開創的史傳文體、《春秋》筆法等結合，認為《北緯四十度》是一部致敬《史記》的文化史書，同時也體現出文史之間復雜互動的關系，以及對文明史的追根求源。張清華在《關于“九十年代文學”的一些散見》24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真正找回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講故事的方法，它們不只是使用了一套古老的講故事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使用了中國傳統小說中的時間觀與世界觀，尤其是以《紅樓夢》和“四大奇書”為代表的中國人特有的講述故事的方式。

三是注重史實與史識的結合。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關于網絡文學起源論爭的深入討論。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判定不僅是網絡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問題，而且關涉如何厘定網絡文學的定義、性質等關鍵內容，可以說是整個網絡文學研究的基底性議題。賀予飛的《中國網絡文學起源說的質疑與辨正》25對網絡文學的代表作起源說、事件影響起源說和平臺功效起源說進行深入辨析，尤其指出網絡文學不是單一的作品層、現象層、組織層能夠概括完整的，不應該被網絡類型小說的局部形態框定。作者回溯網絡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現場，將網絡文學看作一個不斷進化的多元化的生態系統，其所支持的“網生”起源說正是目前最恰切體現這一點的判斷。吉云飛的《類型小說是網絡文學的主潮——從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論爭說起》26認為，不同網絡文學起源觀的背后，實際隱含著對網絡類型小說生產機制的不同評價，文章從媒介底層邏輯、網絡類型小說的特征功能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入手，論證網絡文學主潮——類型小說的合法性、表征性和影響性，將網絡文學的“論壇”起源說推向深入。黎楊全的《從網絡性到交往性——論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27一方面贊同邵燕君、吉云飛以某個原創社區為網絡文學起點的說法，但認為網絡文學的本質屬性在于交往性而不是網絡性；另一方面肯定歐陽友權提出的中國網絡文學的源頭在海外華文網絡文學中的觀點，但認為1993年的ACT(ait.Chinese.text)構成了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許苗苗的《如何談論中國網絡文學起點——媒介轉型及其完成》28一文將主要的網絡文學起點研究概括為“技術說”“故事說”和“建制說”,認為把起點歸結為單一力量失之偏頗，而從標志性作品判定、民眾心理期待、權威學術話語介入以及新聞媒體選擇等媒介轉型的整體環境來看，網絡文學出場的媒介環境于2000年形成，當以此論定網絡文學的起點。以上文章延續2020年底以來邵燕君、歐陽友權、馬季等人關于網絡文學起源的爭鳴，將這一問題涉及的史料、本質、邏輯、作品等方面的不同見解充分展示出來，既顯示了研究者對中國網絡文學理論建構的高度自覺，也預示著有分量的網絡文學史的可能出場。

另一值得注意的領域是科幻文學，其歷史梳理和理論建構同步推進。孟慶樞的《科幻現實主義的多重意涵》通過對中國科幻現實主義概念的命名回顧，從社會歷史之維、技術之維闡釋其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關聯、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科技發展和未來人類文明的反思。彭超的《論科幻現實主義創作特征》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背景下，從科技驚異之美、深度介入現實、后人類視角分析科幻現實主義創作特征。吳巖的《中國科幻未來主義：時代表現、類型與特征》梳理了晚清、“十七年”時期、新時期以及21世紀中國科幻未來主義的創作歷史，他將科幻未來主義作品分為藍圖型、運演型、體驗型和混合型四種，并從對科技和未來社會的發展洞察、向善信念、樂觀主義、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以及展現變革中民族特有的堅韌等方面闡釋其特征。29

一些聚焦當代經典作品的批評，融作家論、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于一體，在細致入微的藝術剖析中使人體悟歷史的復雜與厚重。陳曉明的《漫長的20世紀與重寫鄉村中國——試論〈平凡的世界〉中的個體精神》30認為，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通過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的形象，反映的正是鄉村青年個體意識的覺醒。小說給予離開土地的農民一種重建個體肯定性的精神依據——那就是苦難意識與愛情。只有放在“漫長的20世紀”的經驗中，我們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國鄉村發生變革的歷史意義，也才能理解孫少平們的自主性渴望和超越性的精神，以及它在今天依然具有的意義。他的《歷史、大地與20世紀50年代人——試析張煒〈憶阿雅〉中的“自省”問題》31以《憶阿雅》為中心，分析張煒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花的現代浪漫主義譜系、動物書寫、審父與對20 世紀50 年代人的注視等內容，探究張煒的創作對人性的刻畫、對自然事物和大地的向往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的獨特風格，而這些都與理解我們面對的“漫長的20世紀”以及知識分子的生存緊密相連。

四、遠矚：面向未來的批評

近年來，批評者對文學批評自身的局限和問題有較多論述，人們顯然期望批評能夠更好發揮篩選精品、推進研究、影響社會等功能。這一方面需要批評的理論自覺和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要批評吐故納新，敞開胸懷接受新的觀念和方法。

一是研究創作、理論與批評的互動。一些文章通過梳理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經驗，為當下批評的發展提供鏡鑒和方法論啟示。陳曉明的《在理論的寓言里獨辟蹊徑——試論張旭東的理論批評》一文認為，張旭東借鑒本雅明寓言批評以及盧卡奇總體性理論等資源，通過批評實踐表明中國作家寓言化表現現實的歷史深度。他把理論的想象力投射到小說敘事的紋路肌理之間，以獨特的風格和智性特征體現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批評的理論話語變革，這對于當下文學批評與理論的互動具有啟示意義。段崇軒的《批評、理論與創作的互動共榮——從新時期短篇、中篇小說創作談開》探討新時期批評、理論與創作的緊密互動，揭示出文學批評汲納哲學、美學、心理學、文藝學的新理論新觀點，表現出強烈的實踐性和理論性，而文學批評的活躍也帶來了文學理論、文學史的豐碩成果。徐勇的《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及其認識誤區》審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現象，一方面這是批評理論化趨勢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產生了“理論過剩”現象。文學批評要想成為有效的批評，應當同現實建立起聯系，在文學活動各個環節之間交往和溝通的意義上展開對話。32何言宏在《作為方法的“文學文化”》33一文中思考后理論時代文學批評的根本出路，認為要超越五花八門的理論標簽和“瑣屑”“分裂”的理論游戲，以中國自身的文學問題為導向，融匯中西、綜合創新，建立一種更為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文學批評方法。

二是探索新的批評標準和批評方式。閻晶明的《期待內部的、立體的批評》呼吁關注批評的批評，而所謂的“酷評”和“罵派批評”并不表現批評的勇氣、銳氣，對文學批評學建設有害無益。他認為評論一部作品既要重視文本，也要知悉作家創作的背景、環境、情感狀態，同時具備對作品的發表、改編以及讀者接受等立體觀察的視角。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如何才能成為“利器”?》認為在網絡、短視頻時代需對文學批評進行四個層面的調整：文學批評功能的重新定位、批評家的重新自我定位、文學批評倫理的重新校正、澄清“剜爛蘋果”的誤區。施戰軍的《歷史意識與文藝批評的諸種意識》認為文藝批評最大的責任是將批評對象放在宏大歷史和文藝史的尺度上，衡量其“入史”的可能性，同時也以可信的判斷證明自身的價值。程光煒的《簡議批評的歷史意識》認為批評的歷史意識是指批評家對自己時代的歷史積淀、社會生活和觀念意識的總體把握，它與批評的歷史素養處在動態的關聯中。批評家的歷史素養不僅深嵌在批評的歷史意識當中，是歷史意識的內核，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批評能否真正對時代和讀者發言。34

網絡文學批評的建構持續成為熱點問題。《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推出探討網絡文學線上與線下批評互動融合的一組文章。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批評：“線上與線下”識辨》認為未來的網絡文學批評尤其需要建強線上批評陣地，以更好地貫徹“以讀者為中心”的文學理念，增強網絡文學批評的朝氣和銳氣；周興杰的《網絡文學批評形態的區隔與和融》強調為了突破線上與線下的形態區隔，網絡文學批評需要線上批評“出圈”和專家學者“入場”線上的和融建構；吳長青的《構建網絡文學批評融合發展機制》認為建立和諧的批評話語空間、凸顯網絡平臺的“中介”作用、發揮媒體批評的調節與補充作用、擴大網絡文學批評公共空間建設是線上線下融合發展的有效路徑。35湯哲聲的《網絡文學發生機制的關聯性研究與批評標準的構建》36則從網絡文學的特點出發，認為網絡文學批評本質上看是一種機制批評，包括媒介機制、創作機制、運行機制、傳播機制四方面，而判斷網絡文學經典的標準在于健康的心理、較高的修養、好看的故事和良好的口碑。夏烈的《如何做新型文藝的“充滿激情的觀察者”》37一文認為，建設當下批評的關鍵并不在于大眾文化、網絡文藝與過往的經典文藝的遠近距離，面對互聯網和未來技術世界帶來的巨變，批評者須重拾對現實生活的興趣和介入生活、回饋生活的能力與倫理，以現代的眼光從豐富的文藝景觀中提取“美的成分”。

縱觀2022年的當代文學批評，批評者力求“別具慧眼”“慧眼識珠”,力避“塵煙障目”“觀鳳一羽”,以自身的批評實踐努力洞悉文學風景之真相。我們的批評眼光是多樣化多層次的，而俯瞰、平視、回望、遠矚僅是為了強調側重點而加以分類，事實上，它們往往是交叉重疊的，共同顯示出當代文學批評的多姿多彩。批評之眼自然也有盲視，會被遮蔽，原因可能是批評對象的紛繁復雜和變化萬端，使我們一時沒有足夠能力將其把握；也可能是批評的眼睛有了病癥，喪失了一些功能而亟待恢復。批評者唯有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投入時代、感受生活，全身心思考文學內外的常道與新變，以有成效、有創見的批評不斷提升思想境界、理論水平和話語能力，才能擦亮批評之眼，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取文學萬象、直擊世道人心，使批評成為新時代文學的精神透鏡。

注釋：

1沈雁冰:《討論創作致鄭振鐸先生信中的一段》,《小說月報》第12卷第2期,1921年。

2本文主要選取2022年1月至11月發表在一些報刊上的部分批評文章,遺珠之憾在所難免,在此深表歉意。

3《文藝報》2022年8月29日,第2版;9月14日,第3版;9月19日,第2版;9月21日,第7版;9月26日,第2版;9月26日,第5版;9月30日,第3版;10月1日,第5版;10月16日,第3版;10月17日,第7版。

4《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1期。

5《文藝報》2022年8月15日,第3版。

6《文藝論壇》2022年第1期。

7《天津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8《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9《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10《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

11《文藝論壇》2022年第1期。

12《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2期。

13《求是學刊》2022年第1期。

14《小說評論》2022年第3期。

15《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16《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2期。

17《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

18《東岳論叢》2022年第7期。

19《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3期。

20《北京文學》2022年第5期。

21《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5期。

22《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1期。

23《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2期。

24《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25《南方文壇》2022年第1期。

26《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27《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4期。

28《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29《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

30《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7期。

31《文藝爭鳴》2022年第6期。

32《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1期。

33《文藝爭鳴》2022年第8期。

34《文藝研究》2022年第2期。

35《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

36《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37《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