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林斤瀾（左）與汪曾祺（右）

北京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在大的方向上出現了峻急與平淡的兩條路，林斤瀾與汪曾祺是各自的代表。有趣的是二者并非彼此對立，而是互滲互換、彼此影響的。

林斤瀾是汪曾祺的摯友，相識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聯工作，且年齡相仿。汪曾祺那時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溫厚吸引了林斤瀾。自然是一起喝酒、談天的時候多。林斤瀾認識沈從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紹，兩人還到歷史博物館去看望這位前輩。據說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時候，他們還一起到沈家拜年。

林斤瀾喜歡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說來，都愛寫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帶點雜家的趣味，對風俗人情、野史筆記有些興趣；而且他們皆有點散淡或自由派的風骨。林氏早年參加革命，作為地下黨員潛入臺灣，曾入獄一年。新中國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壇。林氏自認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學問，比如天賦。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們的友情。老舍當年看重這兩個青年，說了些勉勵的話，大意是，今后兩人都會寫出好的作品來，是很有潛力的青年。

后來，林斤瀾進入了寫作的最佳時期。但那時他最惦記的，是汪曾祺這個朋友。汪在北京京劇團，與文聯的圈子遠，而林斤瀾凡事都要和他通氣。鄧友梅《漫憶汪曾祺》云：

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著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夠數。斤瀾知道后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帶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他被諍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圍著，離了這個就真的寂寞了。林斤瀾對他太好，幾乎尊為師長。他知道汪氏的才氣，想沾沾這些仙氣，樂了自己，也樂了眾人。汪曾祺后來爆得大名，最高興的自然是林斤瀾了。

他們嗜酒如命，每逢聚會，都喝得兩眼紅紅。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時居多，每餐不忘談酒，舉杯同笑，很有點酒仙之態。林斤瀾家中擺了各式酒瓶，成了收藏庫，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劉心武談汪曾祺的時候，有個片段，寫出酒態中的鏡頭：

我們到達重慶時，正是三伏天，那時賓館里沒有空調，只有電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電扇前還覺得渾身溽熱難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頭的紅油火鍋旁邊，優哉游哉地飲白酒，涮毛肚肺片。我們從賓館窗戶望出去，正好將他們收入眼底，那鏡頭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模糊。后來他倆人酒足肉飽回來，進到我們屋，大家“擺龍門陣”，只見酒后的汪老兩眼放射出電波般的強光，臉上的表情不僅是年輕化的，而且簡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語連珠，幽默到令你從心眼上往外躥鮮花。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瀾頗為傷情，有多篇文章行世。《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筆。這篇前言先引汪氏語錄，后為林氏自己的補白，似乎是兩人的對話錄，生動的地方很多。

有一年他與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為老友安葬骨灰，回來后，寫了篇文章《安息》，結尾道：

高樓遠近也不見人，只聽見大小回聲，重疊合成一片天籟。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十幾年后，林斤瀾也去世。消息傳來，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這段話來。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先生一去，琴弦無聲，草木暗傷。

想起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談論最多的是魯迅。林老談論魯迅只限于小說與一些散文，及《中國小說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內容。用作家的眼睛打量對象，看到的是一些藝術的玄機。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寫道：

魯迅先生專攻短篇，他的操作過程我們沒法清楚。不過學習長篇，特別是名篇，可以說在結構上，篇篇有名。好比說《在酒樓上》，不妨說“回環”，從“無聊”里出發，兜一個圈子，回到“無聊”里來，再兜一個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層無聊之痛，一份悲涼。《故鄉》運用了“對照”，或是“雙峰對峙”這樣的套話。少年和中年的閏土，前后都只寫一個畫面，中間二三十年不帶一字。讓兩個畫面發生對比，中間無字使對比分明強烈。《離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讀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說里是一個噴嚏，全散了。《孔乙己》在素材的取舍上，運用了“反跌”。偷竊、認罪、吊打，斷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傳聞交待過去，圍繞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卻足道了約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說家才這樣談魯迅。不過這只是技術層面的話題，林斤瀾其實更喜歡魯迅的氣質。這氣質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時無序的內心活動。他不愿意作品直來直去，而是在一個點上開掘下去，進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潛意識里找自己精神的表達方式。汪曾祺寫林斤瀾的評論時說，其小說讀起來有點費事，故意和讀者繞圈子，大概是為了陌生化的緣故。比如“矮凳橋系列”，在小說結構上多出人意料之筆，意蘊也是朦朧不清的。這大概受了魯迅的《彷徨》《野草》的影響，但更多是夾雜了自己的體味。在一種恍惚不清的變形里，潑墨為文，走的完全與傳統不同的路，也是與當代人不同的路。在精神的深處，他確是一個魯迅黨的。

但他絕不是在一個精神參照下的魯迅黨。他的理解魯迅，就是不要成為魯迅小說的奴隸。因為魯迅精神與審美的過程，就是不斷走的過程，一旦停留下腳步，生命就終止了。所以他說：

魯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從這條路攀登藝術頂峰的。不過這不是惟一的路，過去曾經“唯我獨尊”，總是第一還不夠，非要弄成惟一，作繭自縛。藝術的山不是華山，是桂林山水。

林氏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彈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則是幽思里的顫音，直逼精神暗區里無序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喜歡迂回婉轉、翻滾搖曳的審美之風。如果說汪曾祺和王維略有相近，那么林先生無疑帶有李商隱的調子了。林斤瀾的審美快感多是從古典意味的作家那里得來的，卻沒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與靜謐，倒是和卡夫卡、魯迅同流了。

這同流的過程，一個突出特點是一直強調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糾纏的就是各種困惑。比如現實主義流行的時候，他就覺出單一性的可怕，總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東西來。一般人寫“文革”，聲淚俱下。他卻進入精神變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斷章。他雖然強調藝術創作要靠天籟，卻一直對未開啟的精神之門有敲扣的意圖。魯迅式的思維給他的益處是，常常從表象看到相反的東西，不愿意被外在的東西所囿。比如談到李叔同，人們說他完全超塵脫俗，可看到其死前寫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說：“我相信那是真實，我佩服那是真實的高僧。悲欣也還是七情六欲，寫下來更是要告訴世人，對世俗還有話說。”一次議論到對知堂的評價，談到孫犁的觀點，他就很是不解。孫犁說知堂這樣的附逆之人寫不出沖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卻承認在知堂那里確實讀出了沖淡。林先生很尊敬孫犁，但此處卻各自東西，不一樣了。他對世人的各種觀點不都盲從，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覺。他認為真的世界不是語言能涵蓋的。與其相信概念，不如認可感覺。對小說家而言，有時候飄忽不定的感覺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瀾思想活躍，沒有一點道學氣，和魯迅的思想越發共鳴起來。我猜想是人生觀的因素第一，藝術理念第二。他贊佩魯迅的小說惜墨如金，從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著這個原則，安于小橋流水，從不宏大敘事；他欣賞魯迅雜取種種的開闊的視野，在筆耕里也不封閉己身，總在找突圍的辦法；他羨慕魯迅筆下的謠俗之調，以為未被洋人的韻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達式，多年來也學著從故土語言里生出意象。魯迅給他最大的影響，大概是睜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擾，強調的是思想的真與藝術的真。那篇回憶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幾近之。他寫過一篇散文《說癔》，在文本的背后響的就是《狂人日記》的聲音，不乏智性的閃光。在記憶的打撈里，他從不回避苦澀，而是直面苦澀，咀嚼苦澀，其間亦不免殘酷之色。他知道自己的那些東西不過文壇小草，失敗的時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園地里的東西，雜花生樹，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為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