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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是唐宋之間一個非常短暫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除了個別割據政權能保證相對的和平與安寧，其他地區的百姓大多處于痛苦與掙扎中，其混亂與黑暗程度毫不亞于五胡十六國時期。如今學界一般認為，五代十國始于907年的朱溫滅唐事件，終結于979年北漢滅亡。如果以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的960年來看，五代十國才持續了五十三年，期間政權更替，爭斗不斷。

這是一段極難書寫的歷史，也是宋代人必須直面的歷史。北宋時期有新舊兩部五代史，前一部為官修五代史，其監修是曾在后晉、后漢、后周、北宋四朝為官的薛居正；而后一部五代史則是私人著作，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歐陽修。有趣的是，歐陽修憑借一己之力書寫的《新五代史》，在后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親歷者”薛居正主持的官修《舊五代史》，這是為什么？

“二十四史”最后一部私人著史

北宋初年，宋太祖開寶年間，朝廷下令編修一套關于五代十國的史書。當時，曾在四朝為官的薛居正，就成了監修五代史的最佳人選——不僅是因為他的學識和地位，更因其特殊的身份與經歷，在后晉、后漢、后周、北宋四個政權都做過官，五代史上的很多人物，他直接或間接地都接觸過，很多歷史事件，他也親歷或旁觀過。對薛居正來說，講述五代史就如同講述自己的生平事跡，說起那些一時的弄潮兒，簡直如數家珍。更何況，北宋宰相范質修撰的《五代通錄》等史書，也為薛居正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可以直接作為藍本來用。因此，這套五代史只花了一年時間，就修撰完成了，后世稱之為《舊五代史》。

長達一百五十卷的《舊五代史》，將大量筆墨放在五代政權人物的書寫上。跟以前的正史體例相似，光梁唐晉漢周五個中原政權的皇帝的本紀，就占據了大量篇幅。還有很多列傳，分別屬于五個朝代的各自史書中。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套五代史算是比較全面和精致的作品了，而且因為編撰史書與的時間距離書寫對象很近，很多內容的“在場感”很強，反而保留了史料的鮮活度。

但是，就是這樣一部還算出色的官修正史，卻在宋代之后，變得愈發邊緣，甚至幾乎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直到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邵晉涵，從《永樂大典》等資料里輯出了這部五代史，才讓其部分面貌，重現于世人面前，這也讓《舊五代史》成為最后一部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史書。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史料永遠散佚了。

究其原因，就在于歐陽修《新五代史》的名氣和權威性，后來遠遠超過了《舊五代史》。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是“二十四史”里最后一部私人著史，這也使得這部史書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喜歡《新五代史》的讀者，會十分推崇歐陽修在五代人物和事件上的個人見解與評論，但也有不少批評者，認為歐陽修時常大發議論，常以“嗚呼”開篇，憑著個人喜好來臧否人物，用今天的話說，這叫“夾帶私貨”。晚清學者章學誠就認為，《新五代史》里慨嘆和情緒化的內容太多。

的確，過于文學化的表達，或許能增加史書的可讀性，但真正的思想未必需要寄托在情緒上，而是要通過邏輯的力量來呈現。歐陽修敢于挑戰前人的著述，甚至把個人的觀念夾在歷史敘事里，他未必沒想過，這樣做會面對后世的批評。更何況，官方編修的一百五十卷五代史已珠玉在前，歐陽修為何非要自行寫一部新的五代史呢？這部史書，又憑什么能夠躋身“二十四史”的經典行列？

刪繁就簡 拒絕“神化”

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確實有其獨特的訴求和精神寄托。歐陽修認為五代十國充滿了各種違反人倫天道的事情，甚至在帝王家，也有各種兄弟相殘、父子互害的事情。帝王家帶頭破壞倫理和秩序，民間更是渾濁不堪。因此，歐陽修認為那些不符合道義的人物和事件，根本不值得大書特書，哪怕是帝王將相，也要對其事跡進行刪減和批評。

相比《舊五代史》原本的巨大體量，《新五代史》堪稱刪繁就簡的寫作。歐陽修以一己之力來著史，天然存在搜集史料、撰寫史書上的困難。因此，《新五代史》的內容更加精簡，語言更為簡潔，還有不少微言大義的內容，堪稱春秋筆法。

眾所周知，五代之亂，始于唐末亂局，但最關鍵的一環，還是朱溫滅唐。自安史之亂后，唐朝就開始走向衰落，但體量如此巨大的王朝，衰落的時間也是異常漫長的。到了晚唐時，各地軍閥早已不聽皇帝的調遣，這也給黃巢、朱溫等來自底層的起義軍領袖，有了徹底翻身的機會。朱溫就是在這個亂局中搏殺出來的梟雄，不論以當時的觀念還是后世的眼光來看，朱溫其人其行，實在算不上光明磊落。但在傳統道德觀念徹底崩壞的亂世里，朱溫這樣的人卻能不斷逆風翻盤，直到奪取唐朝的天命。

《舊五代史》在敘述朱溫發跡的歷史時，對其出身和能力，有著非常離譜的吹噓。《舊五代史》說朱溫出生時，“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他家房子上顯出奇異之象。少年朱溫堪稱頑劣之徒，因為家境貧困，他不得不在地主劉崇家干活，靠體力賺得一點生存的機會。但《舊五代史》依然想方設法神化了朱溫，借劉崇母親之口，說朱溫“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又說有次看見朱溫在睡覺的時候，他的身體變成一條紅色的大蛇。顯然，這種描述是為了佐證朱溫獲得天命的“合理性”。

講起朱溫的故事，歐陽修卻沒有薛居正那么“客氣”。他直接刪去了上述所有關于朱溫奇人異象的內容，還十分辛辣地指出“溫尤兇悍”——相比他溫文爾雅的大哥朱全昱，朱溫簡直就是兇神惡煞般的存在。

《舊五代史》用了整整七卷來寫朱溫的歷史，是為《太祖本紀》，尤其是朱溫建立后梁之后的每年每月發生的事情，都盡量詳盡地記錄下來。但歐陽修大筆一揮，直接把這段歷史壓縮在短短兩卷之內，刪去了很多他認為過于繁瑣的內容。而且，歐陽修還留出史論的篇幅，對朱溫進行深刻的批評：“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后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說白了，歐陽修壓根不承認后梁的合法性。在歐陽修等文人眼中，朱溫及其建立的后梁，就像秦始皇一樣殘暴，而且只能用一個“偽”字來稱呼。

歐陽修這樣寫的出發點，是基于內心的道義感，按照儒家禮法觀念，認為朱溫是人倫和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毫不留情地指出朱溫并不是值得人們推崇的成功者，而是個人和家庭的失敗者。朱溫雖然成功滅掉唐朝，建立了后梁政權，卻始終沒改掉殘暴荒淫的缺點，以至于禍起蕭墻，最后竟然被兒子朱友珪殺掉了。

在歐陽修眼中，匪氣十足的朱溫，即便當上了皇帝，還是一副混世魔王的面孔。朱溫就是打開五代十國亂局的家伙，卻沒有能力收場，以至于天下亂戰幾十年。歐陽修回想起這段歷史，就感到十分痛心，不僅是因為民不聊生，生靈涂炭，也是因為像他這樣的儒家君子心中的道義感和秩序感，在亂世幾乎蕩然無存。

絕大多數人都在亂世里上下沉浮，鉆營者和叛逆者不計其數，真正秉持內心良知的人卻十分罕見。歐陽修就是要為這些難得的君子樹碑立傳，哪怕他們生前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足以進入《新五代史》的列傳了。

守護良知 為君子立傳

《新五代史》里有一篇《一行傳》，專門記錄在亂世里潔身自好的君子的故事。當然，歐陽修也沒忘了先發一段感慨：

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在歐陽修看來，五代十國是個混亂和荒唐的時期，要做君子，就更難了。翻遍史書，竟然只有五六個潔身自好的人。這樣說看似偏激，但考慮到當時能夠有名聲和地位的人，很難在“逆淘汰”的亂世機制里混出名堂，歐陽修再從中找幾個典型人物，最后只選出五六人，也未必是夸張之辭。歐陽修推崇的幾位君子，包括鄭遨、石昂、程福赟、李自倫。他們或是大賢大孝之人，能夠在誘惑面前保持節操，或是品行高潔之士，寧可辭官歸隱，也不愿趨炎附勢，為五斗米折腰。

比如李自倫，是個鄉間紳士，以孝義著稱。在人倫顛倒的五代亂世，他竟然能做到六代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史稱“六世同居不妄”。歐陽修也不禁發出感慨和贊美：“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于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跡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

《新五代史》里有不少列傳，都打破了政權和官職的限制，按照人物的品性、特質來分類，有點像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分類方法，刺客、酷吏、佞幸、游俠等都有專門的列傳。歐陽修的分類，則是一行、死節、死事、伶官等列傳。

比如著名的《伶官列傳》，表面上看是寫伶官，實際上是在分析后唐的衰敗原因。他開篇還是在感慨：“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后唐莊宗李存勖，繼承李克用的遺志，建立后唐政權，一時風頭無兩。但是，李存勖在事業巔峰之時，沒能繼續開創偉業，甚至一統天下，反而耽于享樂，沉溺于宮中伶官的戲劇表演，甚至忘記了自己的身份，還要跟伶官混在一起，給自己起了個藝名，叫“李天下”。更離譜的是，李存勖非常寵幸伶官，景進之類的伶人，竟然都被提拔為朝中忠臣。李存勖不得民心，最終從巔峰墮入谷底，兵敗身死。

歐陽修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嗚呼”，以及對《舊五代史》中各種繁瑣史料進行刪減，就是要讓五代十國的歷史，成為北宋朝廷的鏡鑒，從前朝敗亡的歷史中汲取教訓，讓帝王變得仁義，守秩序，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或許正是這樣的著史心理，才讓《新五代史》即便面對諸多爭議時，依然有不可撼動的歷史地位。在讀書人心中，它與《史記》的筆法有頗多令人共鳴之處，歷史不再是冰冷史料的堆砌，而是在光明與黑暗中不斷演進的鮮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