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去年11月28日的《五色土》副刊中，筆者曾評介過胡適的翻譯小說。其實在翻譯小說之外，胡適的譯筆亦涉及詩歌、散文、戲劇、講演等多方面。其中詩歌翻譯雖數量不多，但所選篇目與小說一樣，皆系傳世佳作，堪當經典傳承。他的譯詩烙刻著時代的多重印記，不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吸收西方文學養分的成果，更在譯入文法規范、翻譯詩學規范、詩歌的現代性建構等方面掀起了深刻的范式革命，催發了嶄新的詩體詩性的確立。

胡適詩歌翻譯的三個階段

學界大都把胡適詩歌翻譯分為三個階段：就讀于上海的中國公學時期為其一，時間跨度為1908年到1909年；第二階段是1912年到1915年美國留學時期；最后是1918年以后的文學革命時期。若從詩歌內容上考察，可以發現胡適在詩歌翻譯內容上的清晰變化。其前期譯詩以五七言為主，充滿著反清救亡的愛國熱情和進行社會變革的強烈意愿；中期的譯詩則為騷體，擯棄了文學功利觀，激進主義也收斂不少，主題偏向于哲學宗教領域，充滿對玄學智慧和生死意義的感嘆；及至文學革命時期，胡適開始反省年輕時偏頗的文學觀，譯詩變為自由體，思想主題發生顯著變化，內容世俗化、語言通俗化，越來越關注對人性的挖掘，注重文學對人的教化洗滌功能，注重翻譯的目的是為新文化運動服務。

從胡適譯詩的三個階段劃分，我們可以看出，其順序是循著救亡、啟蒙、文化建設的時間線次第發展的。“五四”之前，胡適年紀尚輕，諳熟的文學體裁，還脫不出中國古典的范疇，自身又有較好的文言功底，是以早期的十余篇譯詩，仍采絕句、律詩、辭賦等舊體格式，追求傳統的雅的詩學規范。例如《軍人夢》近乎我國古代的離別詩，《縫衣歌》則很有《花木蘭》與《賣炭翁》的韻味，而《哀希臘歌》充滿了英雄奮拔的慷慨蒼涼之氣，讀來抑揚頓挫，頗富感染力。古文式的譯法，雖令文體優美精致、內容精練簡約，但也造成了“欠譯”和“過譯”的問題。對此，胡適彼時不但不以為意，還頗為自得，甚至意猶未盡——“以騷體譯說理之詩，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他日再試為之。”然而到了1917年學成歸國，醒悟到詩歌必須為平民百姓理解接受才有生命力后，胡適發起“詩體的大解放”，帶頭沖破舊詩格律寫起新詩，文風為之驟然一變。

在《嘗試集》的“代序一”中，他寫道：“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以此為開端，白話寫詩、譯詩在中國風潮乃起，漸成趨勢。至于胡適本人，更是身體力行，從文化轉型及文化使命擔當的高度，接連譯介外國名家的杰作，譬如享譽西方的《魯拜集》，就是由胡適在1919年2月首次以漢文翻譯的，進而引出諸多名家紛紛獻技，妙譯紛呈。

全力打破舊詩的世界

胡適的文學生涯，始于詩歌創作。作為新詩的倡導者，他以原創詩歌居多的《嘗試集》名世，至于譯詩文筆，實則未稱一流。后世所看重的，是他勇于“嘗試”的精神，以及用白話翻譯外國詩歌的篳路開創之功。1919年胡適發表了《談新詩》，這是我國現代文學中最早的一篇關于新詩理論的文章。文章肯定了當時新詩的成績，肯定了“詩體解放后詩的內容的進步”，對新舊詩的比較、新詩的音節、新詩的發展趨勢，作了一些探討，提出了有益的見解。朱自清在1935年寫的《現代詩歌導論》一文中認為：“胡適的《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在這時的胡適眼中，中國傳統詩歌已如一棵衰老的果樹，處于半死狀態，是文化衰敗的直接反映之一。在尋求西方式變革的過程中，器物變革與制度變革，都屬于“硬件”范疇，隨著時間推移，自然會被中國陸續模仿和接納。唯有精神文化上的變革，若不加以嚴格改造，則國人的精神面貌永難變易。借助詩歌翻譯，通過引進西方完備的文學體系，復興中國傳統文學；從異質文化中吸收新鮮的詩學元素，借鑒外國詩歌的藝術風格拓展本國詩歌的更新發展，這就是處在風云變幻時期的胡適所勠力追求的。

不可否認，中國幾千年悠久燦爛的詩歌傳統，鑄就了詩的神圣殿堂，但以詩取士的制度，亦令詩歌蒙上了陽春白雪的貴族面紗。胡適曾尖銳地批評舊文人將文學貴族化的偏狹心理：“士大夫始終迷戀著古文字的殘骸……他們把整個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上等人認漢字，念八股，做古文；下等人無知無識，資質太笨，不配學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由斯可見，中國文化現代性和新詩體的建構，若不打破文言的束縛，必難延生發展。經過細密思慮，胡適以留學時期所受的美國意象派詩歌為根底，祭出文學平民化的法寶，探索嘗試多元化的新詩表現形式，用新的語言新的詩體表達新的情感新的思想，全力打破舊詩的世界。

歌德、拜倫、雪萊、勃朗寧、哈代、愛默生、朗費羅等等，無一不是名垂不朽的大詩人。他們的詩，在西方世界早已家喻戶曉，但真正系統地、有目的地引入中國，則是以胡適的第一首白話譯詩《老洛伯》開始。不過此詩雖“打破舊詩詞的圈套”，但形式較亂，隨后的《關不住了》才真正確立了“新詩成立的紀元”。該詩除了思想內容表現出的現代性外，其詩體更突破了數千年來的傳統范式，為中國新詩開啟了一道嶄新的大門。白話新詩體正式成為那個時期中國詩歌藝術現代性構建的重要嘗試。

奮勇斬關的詩界闖將

胡適不但是開拓者，亦是一名不懼蜚語奮勇斬關的詩界闖將。他為了提倡白話詩，不惜與敵友展開激烈論戰。他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語言形式無法傳達外國詩歌本身具有的語言特征和思想神韻，五七言與騷體的譯詩在本質上沒有給詩歌的語言規范與詩體帶來創新，無法完成詩歌向現代的真正轉型。所以在采用白話入詩時，他堅持不用典，不用陳腐鋪張的套語，重視詩的散文化、自由化和平民化的特點，將迂晦艱澀轉為平易近人。他重視詩中文氣的自然節奏、音節押韻、朗讀氣勢，同時“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將白話的文法與音節直接寫入詩中，“語氣自然，用字和諧”，從文學的高度重新定位確立了新的詩學規范。

以后世的角度出發，確立新的詩學規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當年新詩體在給詩壇帶來清新氣息和眾多追隨者的同時，也引致了對新詩的大規模爭論，各種措辭嚴厲的抨擊指責洶涌而來。不過，保守派文人的猛烈攻擊，恰恰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胡適詩歌翻譯的顛覆性與創新性。一方面，胡適有意識地超越傳統的詩學規范，偏離傳統翻譯框架，在譯詩的詩體形式上背離了當時流行的詩學規范與理論，他認為只有“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因而突破舊體的藩籬，用明白暢達、樸實含蓄、淺顯淡遠的語言完成了向白話新詩體的轉變。那些白描寫實的純口語化文字，脫離了“詞曲的氣味與聲調”，沒有絕句、律詩的固定格式，任何讀者見了都能迅速了解詩的本意；另一方面，新詩體采完全的散文體，詩句長短不一、句式參差錯落，不受詩行和字數的限制，擺脫了平仄和節奏的束縛，音節、句式與押韻都表達得相當自由，且運用了新式的標點符號。這些新辟的“套路”，擺脫了傳統詩歌美學的框架約束，可謂脫胎換骨。至此，節奏勻稱、韻式規律，詩節詩行舒展自如的白話新詩體范式基本確立。《關不住了》之后，白話譯詩漸成大勢所趨，再難逆轉。

新詩橫空出世后，詩歌由上層文化精英壟斷轉變成了大眾文學，白話代替文言成為詩的語言，“促進了文學接近文學的本原”，使詩歌歸淳返樸，“充分地、自由地表現人的直觀感受、真實情感和深切的生活見解。”白話詩歌在語言和詩體上的成熟，再加上《新青年》、《晨報》等刊物無可比擬的影響力，使胡適譯詩獲得廣泛接受，并產生了巨大影響。

當然，新詩本身也是有缺點的。它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新詩的創作非常簡單，只要用白話，再加以分行排列，就是白話詩了。于是只重“白話”不重“詩”的傾向不恰當地出現了。這種傾向只一味強調語言的白話化，忽視了自身詩性的深入建構，最終導致了新詩的過度口語化，背離了詩的精煉美。弊端越積越多之后，令新詩在當代終于陷入全面僵化、散漫的低潮期。不過這些就不是胡適所能預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