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您有枕邊書嗎？

周濤：當然也有了，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書，唯一不變的是《讀者》。《讀者》不是書是雜志，不過也可以算是書。幾十年來一期不落，總在枕邊。輕松一刻，伴我入眠。其他的書，不斷變換，有董鼎山先生的《紐約客書林漫步》，也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總體來說我讀書沒有什么目的，不做學問，不求聞達，喜歡而已，無聊才讀書。這一輩子也不知道讀了多少書，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現在覺得自己好像是沒有讀過什么書的人，倉庫里面空空如也。

枕邊書嘛，原來是枕邊、廁上、閑暇時，現在廁上沒了，換了手機；閑暇時也沒了，換了電視；只有枕邊才能保留下來書。書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了……

您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

周濤：我讀得很快，一目十行也許夸大，三行大概可以做到。感興趣的地方喜歡用筆劃杠杠，不感興趣的隨意跳過去。大部分書看上三頁就知道值不值得繼續了，棄之。書很多，浩如煙海，十輩子都讀不完，把喜歡的書看完就可以了，人不是書的奴隸，而是它的主人。人和書之間有一種緣分，有緣它自會來找你，無緣對面不相識。我這個人很少進書店，三年不進書店，十年不到圖書館，總是有朋友給我弄來些書，也夠了。

您曾提到自己讀書主要憑興趣，真正能特別吸引您的很少？ 您讀書有什么標準，什么樣的書能吸引您？

周濤：我讀書純粹是憑興趣，既愛書又不珍惜書，喜歡的是寶貝，不喜歡的是垃圾。理論性的、學術性的我都看不下去，而且現代性比較強的也是接受不了。這和我的文化環境有關，這是我的局限性。我不喜歡海明威，也不喜歡他那種亮著大胡子和胸毛故作強人的感覺。莫言能夠從福克納作品中受到啟發，他畢竟小我近十歲，腦子里舊的東西少，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強。我的頭腦中舊的東西太多了，裝滿了，新鮮事物就擠不進去。這點我也意識到了。

您在不惑之年即成為“文化散文”代表作家享譽文壇。您是否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受益良多？ 能談談您最常讀的書嗎？

周濤：中國的歷史文化是以文字為主的，唐詩宋詞元曲，四大名著等等都是文字之學，謂之文學。這個主導了中國的文化主脈，這是正宗。我是受這個影響很大的，這是我的血脈，所以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偏離這個文化之河！

書架上最終留下來的是什么書？ 會怎么處理自己的書？

周濤：我對自己的一大堆書，棄之不忍，存之無礙，反正就是不想再見它們。有些有價值的、有點紀念意義的，也有很多應該丟掉的東西，算了，留下吧，來一次也是不容易呀……扔書如同扔人！ 書就是那個人，還是應該尊重別人。

讀過的作品中，您有發現被嚴重忽視或低估的嗎？

周濤：這種情況不是特別明顯，反而是更多的被捧到過高的作品。比如說周作人的散文，我怎么就看不岀好在哪里，也許是我水平有限。蕭紅、丁玲的小說，實在讀不下去。徐志摩和林徽因現在很走俏，但是我認為遠遠比不過聞一多先生。人有運，書也有運，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階層中，誤判誤導是難免的。現實的手伸入故紙堆的時候，總是選擇有利于自己的。

假如可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會選哪三本？

周濤：如果帶上三本書到無人島，我想要帶上伏爾泰的三大本《風俗論》、盧梭的《懺悔錄》、柏拉圖的《理想國》。

您19歲在《新番日報》和《新疆大學校報》上發表文章，抒情詩《天山南比》受到曹禺、徐遲稱贊，你們之間有聯系嗎？他們是怎么注意到您的作品的？

周濤：曹禺和徐遲兩位前輩一起來新疆，是當時的區黨委書記汪鋒請來的嘉賓。當時影響很大，千人大會上，誰也沒有想到曹禺先生把我的《天山南北》這首詩拿出來朗誦。他熱情洋溢、評價很高，“你們新疆有人才呀！ 這樣的詩，就是郭老看了也會高興得跳起來！”他這么一說，我一下就被抬舉起來了，立馬成為一個新星。其實我不在現場，遠在千里之外的喀什，有人寫信告訴我的。我哪里能夠認識曹禺先生呢？ 一直都沒有見過。徐遲來過喀什，見到了，簡單交流了幾句。

80年代，您的詩歌創作進入高潮，詩集《神山》曾獲第二屆全國新詩（詩集）獎。那次頒獎會上，您第一次見到詩人艾青、臧克家？

周濤：1986年3月中旬，也是我40歲生日那天，第二屆全國新詩獎頒獎活動在北京舉辦，胡喬木頒獎，艾青、王蒙在座。見到了艾青先生，他眼睛有疾，一握手，別人告訴他“這是新疆的周濤”，手忽然用力緊緊握住。臧克家先生也為我寫了一幅書法作品，“二三星斗胸前落，十萬峰巒腳底青”，我裝裱起來掛了很長時間。這些前輩對我們都是很熱情的，雖然他們一生吃了不少苦頭。

能否談談您早年的閱讀經歷？ 受惠特曼、聶魯達的影響較多？ 作為“新邊塞詩”代表詩人，您如何評價自己“新邊塞詩”的風格？

周濤：是的，我年輕時受到很多詩人影響，中國新詩受到郭小川、艾青影響，外國受惠特曼影響最大。他像個伐木工人，其《草葉集》像是波濤洶涌的大海！ 我至今都喜歡他，但是又學不到他的氣勢恢弘、充滿活力。我們幾個人80年代搞了個“新邊塞詩”，回頭再看，算是給西部地區帶來了一些新鮮的聲音。之后影響了西部文學的繁榮，增加了大家的自信力，我對此引為自豪。

如果可以成為任意文學作品中的主角，您想變成誰？

周濤：這個問題真的很好，我想了一下，可以肯定的就是，我想變成沃倫斯基，同時也想變成格里高利！ 一個是貴族氣質，一個是頓河哥薩克。這兩個人物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影響了我，我愛他們。

2019年，您出版首部長篇小說《西行記》。小說通過西域南疆喀什噶尓幾個小人物的人生境遇，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末發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重大歷史事件和變革。《西行記》語言與您的詩歌、散文一脈相承，不少讀者把《西行記》看作您的自傳體小說，因為姬書藤的故事與您的經歷相似。是這樣嗎？ 這部小說對您來說有何獨特意義？

周濤：這個小說是我的一個嘗試，七十歲后的一次實驗。它的確是我年輕時的生活經歷，是有些自傳體的意思。但是其中有一些虛構的故事。我一直以為詩和小說很多不同，油和水難以融合。大詩人少有長篇之作，小說家也難有精美詩篇。如果有個連接的橋梁，那就是散文了。我寫詩二十多年，寫散文三十多年，不試一下小說于心不甘。文學本來就是一桌小菜，它不是整個世界，一碟一盤為什么不能都嘗嘗呢？

《西行記》中莊延身上匯集了中國傳統女性諸般美德，真實溫馨，這個人物有原型嗎？

周濤：是的，原型就是我的老婆了。我們一起走過了五十多年，現在都老了。這時候才能體會到她的好來，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很難替換。我們家她是主角，操持一切，我是甩手掌柜，啥都不管。莊延這個人物是真實的，當然也略施粉黛、小化淡妝，小說嘛。

如果請您分別評價一下自己的詩歌、散文和小說創作，您愿意如何作比？

周濤：我曾有過一個說法，我的小說是小學生，詩歌是初中生，散文是高中生。放在更高的文化層面來說，這個也不是故作謙虛了。

現在流行跨界，有些學者也自稱作家，您怎么看？

周濤：學者、作家和詩人，三者不能混淆，學者靠的是學問、見識，作家靠的是生活積累、文字表達，詩人靠的是才華和靈感。固然三者之間并非截然分開，但是畢竟少有通才。各自都有各自的長處，嚴格來說還是不要彼此亂了陣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