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洪治綱

舒晉瑜

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30多年間，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和研究中，洪治綱始終在不斷發現問題、追蹤問題和探究問題。這是一個充滿了各種挑戰和審美樂趣的過程。因為評論研究是一個動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領域，也是一個具有無限活力和魅力的領域。只有憑借自己的學識、藝術感知力和審美經驗，與不同的作家主體達成精神上的對話關系，才能對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態勢進行判斷。

從讀碩士開始，洪治綱就一直在跟蹤余華的創作研究。通過余華的個案研究，他擴展到當時整個先鋒文學的作家主體精神研究，大約持續了十年，洪治綱完成了《審美的嘩變》《余華評傳》等專著。最近又推出了《守望先鋒》增訂版。

在研究先鋒文學的作家主體精神時，他逐漸發現，學界主要都在關注作家的個性研究，對作家的共性探討明顯不足。而作家的共性特質，有時是推動文學思潮乃至文學史發展的關鍵因素。由此，他轉向作家主體精神的共性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國新時期作家代際差別研究》《多元文學的律動（1992—2009）》《中國新世紀文學的日常生活詩學》等專著。

我曾問他：你覺得搞文學研究和批評孤單嗎？

洪治綱說：“沒覺得孤單。我一直信奉，批評就是自我的發現與確認，是自己的靈魂與作品的碰撞和交鋒，坦誠地表達出自己真實的看法，就行了。”他說，自己可能不算一個嚴格的理想主義者，但肯定堅守自己的藝術理想。因為它涉及批評的標準和立場。他始終認為，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如果不是理想主義者，就可能會滑入投機主義的泥淖。

——舒晉瑜

只有沉下心來，把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搞清楚了，才能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形成具有實踐性價值的文學理論

舒晉瑜：20世紀80年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影響是全方位的，以西方文論話語對中國文藝作品進行闡釋并不鮮見。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洪治綱：近些年來，文藝理論界一直在強調，要建構符合中國文學創作、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理論，以便更有效地詮釋并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切實改變以西方理論直接闡釋中國文學的“強制闡釋”之尷尬。這個想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何建構現代中國文學理論，卻各有各的說法。概括起來，無非是西學中用，古為今用，西方和中國古代理論的現代融合與改造等。這些說法的核心思維，依然是理論之間的彼此轉換，被人們稱之為“理論的旅行”。

舒晉瑜：“理論的旅行”的批評實踐觀，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方法指導，但衡量一種理論學術價值的標準，既要審視其自身理論構成的嚴密性，也要考察對于現實問題的闡釋力度。盧卡奇文論在中國語境中的早期接受就是一次極具特色的“理論的旅行”。那么，如何將西方文學理論和中國文學實踐結合起來，您有哪些體會？

洪治綱：對古今中外文學理論的吸收、改造，當然重要。但是，依據什么來進行吸收和改造，卻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依據什么？答案可能只有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只有沉下心來，認真地研讀當代文學作品，把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搞清楚了，才能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并立足這些規律，對既有的中外文學理論進行吸收和改造，才能形成具有實踐性價值的文學理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檢視70多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我們已看到，我們的文學已經發生了豐富而又復雜的變化，如果背對這些變化，去進行所謂的現代中國文學理論建構，顯然是空中樓閣。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批評作為對一線文學創作的跟蹤研究，在理論建構上就顯得尤為重要。

舒晉瑜：文學批評的研究發展不總是表現為突破，也表現為“持恒”。在這方面您做得就比較扎實，比如幾十年來對余華的跟蹤研究，直接或間接地為余華創作，也為中國文學史、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學術根據。您的很多研究和當前創作重點及文藝思想都有著重要關聯，研究課題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文學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您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源頭是什么？

洪治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所有的文學理論是從哪里來的，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文學理論肯定不是簡單地從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相關理論中衍化而來，它只能是從文學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中國古代《詩品》《文心雕龍》《滄浪詩話》，一直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無一不是從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總結出來的。同樣，西方社會歷史批評、形式主義批評、文化批評的各種理論，也都是從文學創作中逐步提煉出來的。所以，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對當代文學發展的總結、盤點和理論提煉。

舒晉瑜：文學批評為文學理論在某些方面提供啟示，也在為文學史提供豐富的資料積累和評價參照。您如何看待文學批評對文學史的建構作用？

洪治綱：要討論文學批評對文學史的建構作用，首先要理解文學史的構成。在通常意義上，文學史是根據一定的史觀和史法，對文學思潮、文學現象、文學社團、主要作家、標志性作品等一系列重要文學元素的梳理、歸納和總結，全面展示某一歷史時期的文學軌跡。在對這些重要元素總結過程中，文學批評始終在深度參與。無論是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歸納和總結，還是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文學史定位，都離不開文學批評不斷跟蹤與研究的成果。

舒晉瑜：在這樣一種學術理念或批評觀的指導下，我大概能理解您為什么對作家個體和作家代際的研究，常常持續數十年跟蹤研究。

洪治綱：從文學批評自身的功能和作用來看，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實踐的批評和研究，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它會不斷豐富、深化某些文學思潮、文學現象、重要作家及作品的內在價值，甚至會確定其史學意義。優秀的文學批評，都是建立在一種縱橫坐標系中，縱向是文學發展軌跡，橫向是同類文學創作比較，其批評本身就帶有批評家的歷史意識。這也意味著，文學批評是文學史建構的一個重要依據。沒有一代代的文學批評對某些思潮、現象、作家及作品的不斷闡釋，文學史會失去重要的定位基礎。

舒晉瑜：您對于當下的批評似乎充滿憂慮？您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文學批評早已墜入“風塵”，讓人覺得“恐懼”或“可鄙”；有的作家甚至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絕不再讀某些報刊，因為它們所發表的批評其作品的文章令人無法接受——似乎誰都可以找個理由，氣宇軒昂地對文學批評踹上幾腳。您認為當前中國的文學批評存在什么問題？

洪治綱：在任何時代，文學批評都一直飽受爭議。普魯斯特就曾撰文，強烈批評當時的著名批評家圣伯夫，英國詩人奧登也曾不斷嘲諷當時的一些文學批評。至于文學愛好者，對于批評的不滿，理由更多。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們認為批評家的闡釋不到位，評價不準確，不能與自己的理解形成共識；二是人們覺得批評過于虛蹈，穿行于各種理論之間，不是立足于批評對象進行實證性評判，而是借助批評對象演繹批評家先在的觀念。

當前的文學批評，依我個人的閱讀來看，主要有兩種局限：一是現象式歸納較多，富有深度的規律性、理論性提煉不足。大量的文學批評還是滿足于具體作家作品的闡釋、各種文學現象的羅列，以及某些新概念的提出，對創作內在規律的深度揭示較少，尤其是一些重要創作的理論總結以及前瞻性判斷較少，有些批評還是帶有新概念的推崇意味。二是肯定性評價過多，富有啟迪性的問題意識不足。健康良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帶有一定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是依據批評家對于文學價值的理解，面對批評對象所形成的真問題，而不是簡單草率的偽問題。

先鋒的本質在于創作主體精神的先鋒性，只有創作主體的內在思想和審美理念具有超前性、開創性、獨異性，才能確保具體創作的先鋒性

舒晉瑜：早在2005年，您從博士論文《先鋒文學概念的源起與文化的流變》開始陸續發表先鋒文學批評文章，并在《小說評論》的文壇縱橫版面上開辟了專欄“洪治綱專欄——先鋒文學聚焦”，您的論著《啟蒙意識與先鋒文學的遺產》《失位的悲哀：面對九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先鋒精神的重鑄與還原》在文壇有廣泛的影響，您也因此被稱為“先鋒文學批評家”。

洪治綱：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曾經是我用力頗勤的研究目標。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從讀大學開始，差不多就與先鋒文學相伴。從早期的朦朧詩，到1985年前后的各種先鋒文學涌現，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構成了一代人最突出的文學記憶。如今，差不多四十年過去了，再回首先鋒文學，我依然覺得異常親切，極具文學史意義上的開拓價值。

舒晉瑜：多年來您致力于先鋒文學的研究，對于先鋒文學各種命題也有獨特的見解，對當代先鋒文學作家及批評均有很大影響。能否概括談談這一時期的先鋒文學？

洪治綱：歷史地看，這一時期的中國先鋒文學，最為突出的是，很多作家和理論家都帶著強烈而清醒的主體意識，進行自發的藝術探索。像“尋根文學”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根的深層反思，對西方現代文學特別是拉美魔幻主義的青睞，表明了他們既是“尋根派，也是先鋒派”（李慶西語）。新歷史小說不僅明確掙脫了所謂“正史”觀念的束縛，還通過民間化的思維，將歷史還原成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史，尤其是莫言的《紅高粱》系列作品發表之后，個人化的民間想象史成為作家重構記憶的一種重要方式。

與此同時，馬原、洪峰和殘雪等作家對形式主義的實驗，以及隨后的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北村等作家的先鋒寫作，進一步突出了小說形式以及非理性生命景觀的探索，為中國當代文學“怎么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使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文學創作能夠從容自由地運用各種現代敘事形式，形成一種審美內涵與敘事形式結合更緊密的優秀作品，包括《白鹿原》《塵埃落定》等。

舒晉瑜：在一般讀者看來，先鋒文學具有“顛覆傳統、反抗主流”的特性，但您以大量例證先鋒文學與傳統文學的不可分離性，發現先鋒文學與傳統有著緊密的聯系，先鋒文學的前進是一種“在歷史的選擇中選擇”。當年《守望先鋒》（2005年初版）中提出的觀點和對先鋒文學的認識，18年后再版時有變化嗎？多年后修訂出版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洪治綱：先鋒的本質在于創作主體精神的先鋒性，只有創作主體的內在思想和審美理念具有超前性、開創性、獨異性，才能確保具體創作的先鋒性，否則，所謂的先鋒只是一種純粹的文學游戲。我之所以對《守望先鋒》一書進行全面的修改和增訂，是想更好地運用一種動態性、開放性的思維，在中外坐標體系中，通過大量作品的實證性分析，較為詳實地考察先鋒文學的審美價值，包括主體精神、藝術實踐和文本動向等。同時，也想對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發展軌跡及其主要特點和局限，進行更深入的闡述。

舒晉瑜：作為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先鋒文學已經歷了三十年的發展變化，除了上世紀80年代一波當紅作家的文學實驗和自我演化，“70后”作家對先鋒作家的學習模仿也從未終結，與此同時，關于先鋒文學的理論著述也有很多。《守望先鋒》增訂本的出版在哪些方面有所創新？

洪治綱：與其他類似的著作相比，我覺得《守望先鋒》增訂本的突出特點，是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的緊密結合。增訂本所吸收和運用的相關先鋒理論，都是較常見的理論；分析和論證的作品，也都是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只要有一定閱讀基礎的讀者，都可以通過作者對作品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某些想法和思考。特別是其中增加了兩章有關莫言、余華的作品分析，以及附錄里有關李宏偉《國王與抒情詩》的評述，可能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先鋒文學的內在精神。

舒晉瑜：法國作家歐仁·尤奈斯庫將“先鋒”理解為文學或藝術上的一種先驅現象，代表著一種最終被廣泛接受且將改變一切的變化方向。你也表達過“只要文學活著，先鋒就不會消亡。只要文學還在發展，先鋒的探索就永遠不會停止”的觀點。那么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先鋒文學有何特點？

洪治綱：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中國先鋒文學，已基本上成功地逃離了往日喧鬧的生存氛圍，并逐步回歸到作家個體的藝術生命之中。它正在努力地使先鋒精神真正地還原為一種探險精神、反叛精神和無畏精神，但同時又在個人化的極端張揚之中，出現了過度欲望化的審美誤區。尤其是隨著社會市場化轉型的逐步完成，以及文學更進一步地走向邊緣化，到了新世紀，當代先鋒文學開始出現了大面積的迂回和萎縮。雖然它依然與一切傳統文學保持著對抗的姿態，甚至充滿了某種后現代主義的消解策略，但是，在這種對抗和消解的背后，卻很難看出創作主體在審美思考上的深邃性和獨創性。盡管如此，中國當代先鋒文學并沒有徹底沉寂，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壇上，仍然有不少新一代先鋒作家在進行執著的藝術探索，如李浩、李宏偉、陳春成、徐皓峰、蔡東等人的小說，仍呈現出強勁的探索性。

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既有宏大敘事，又有日常書寫；既有歷史重構，又有現實聚焦；既有科幻奇想，又有懸疑架空；既有人性沉思，又有理想關懷；既有先鋒探索，又有世俗傳奇，可謂應有盡有

舒晉瑜：您的閱讀量非常大，評論對象幾乎涵蓋了不同代際的作家作品。能感受到您是真心熱愛文學，在批評中享受和作家的對話和交鋒。能概括一下新世紀以來您所關注的文學創作嗎？

洪治綱：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從“20后”的徐懷中，“30后”的王蒙，“40后”的蔣子龍、葉辛，一直到“80后”的孫頻、雙雪濤，“90后”的王占黑、梁豪，幾乎是八代作家齊聚一堂，創作陣容浩浩蕩蕩，作品數量極為龐大。如果加上網絡作家和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創作，無論作家隊伍還是作品數量，更是蔚為壯觀。從整體上看，在這些海量的小說中，既有宏大敘事，又有日常書寫；既有歷史重構，又有現實聚焦；既有科幻奇想，又有懸疑架空；既有人性沉思，又有理想關懷；既有先鋒探索，又有世俗傳奇，可謂應有盡有。

舒晉瑜：這種“應有盡有”也給評論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吧？能否具體談談，在“蔚為壯觀”的海量作品中，您發現了作家們怎樣的創作特點？

洪治綱：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新世紀小說創作的突出特點，首先是宏大敘事不斷呈現微觀化的表達態勢。也就是說，無論是人物身份的選擇，還是故事主體的處理，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在聚焦宏大敘事時，大多表現出一種微觀化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策略，既隱含了普通個體與歷史（或現實）之間緊密的共振關系，傳達了創作主體對“一切歷史都是平民生活史”的觀念認同，也使小說真正地回到了生機勃勃而又繁蕪駁雜的民間生活史之中。

新世紀小說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是日常生活書寫成為小說發展的主脈。這主要源于我們的日常生活開始急速擴容。從信息技術的變革到消費文化的盛行，從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到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都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并改變了我們的日常消費方式、日常交往方式和日常觀念活動，并使之成為一種變動不居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不斷增強的生活形態。面對這種紛繁鮮活的日常生活，很多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自覺地立足于普通個體的生存經驗和存在境遇，注重物質性、身體性和體驗性的審美經驗，突出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對于個體生存的重要意義，并致力于建構一種日常生活詩學的內在價值。

新世紀小說的第三個突出特點，是敘事形式上體現出多元混雜的文本特征。從文本形態上看，新世紀小說越來越趨向于自由和開放。這種自由與開放的文本形態，并非只是單純地呈現生活本身的繁蕪與駁雜，而是承載了創作主體多元化的審美追求，表明了創作主體試圖探尋各種特殊方式，最大程度上貼近表達對象。在新世紀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既有周梅森、張平、劉慶邦、閻真、王躍文、張欣等作家對傳統故事性敘事的倚重，又有李浩、李宏偉、徐皓峰、蔡東等作家的各種實驗性文本追求；既有大量不同時空交織的復調敘事，又有各種場景化、細節化的碎片拼接；既有傳統寫實與現代敘事的熟練組合，又有新聞、史料等其他非虛構類元素在敘事中的內在拼接……從整體上說，自由與開放的、非自律性的敘事特征異常突出。

舒晉瑜：新世紀小說創作雖然生機勃勃，但也隱含了同質化、世俗化、娛樂化的局限或不足。您發現有哪些不足嗎？

洪治綱：不少作家過度沉湎于形而下的表象化生存，對日常生活所作的思考，仍然是一種“此岸”的冷漠與放縱，很少有人傾力打探其中隱藏的溫情和詩意。在日常生活的審美表達中，不少作品坦露人們的生存困境或人性之惡，展示感官的滿足或物質的享受，沉迷于“此岸”的悲情或狂歡，卻很少能夠抵達“彼岸”的曠達與詩意，由此形成了“此岸的愉悅”和“彼岸的寂寥”的審美錯位。對于這種“貼著地面行走”的寫作，《收獲》主編程永新曾毫不含糊地認為，“絕對是一種文學的大倒退”。在《底層寫作與苦難焦慮癥》中，我闡述過這一問題，并認為一些作家幾乎陷入一種對苦難的迷戀性怪圈之中，使他們筆下的苦難處在一種與文明對視的惡境之中，看不到現代文明的變革前景。

舒晉瑜：新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迅速成為創作熱點，您如何評價非虛構寫作在新世紀的崛起？

洪治綱：非虛構寫作雖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創作實踐，但一直被納入報告文學等文體規范中進行考量。非虛構突破了既定文學的整體表達機制，并使文學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重大關切之中，為傳達中國經驗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表達空間，當然也存在一些內在的矛盾、局限及問題。

非虛構寫作的崛起有著較為復雜的時代及文化背景。一是仿真文化的流行、現實快速變化等對人們把握真實造成的困境；由非虛構所指陳的真實，在仿真、人工智能等技術主義的沖擊下，變得越來越難以確定，人們有必要站在學科的本質屬性上重申真實的意義。二是虛構類寫作的自足性、傳統紀實類寫作的拘囿、宏大敘事與平民日常生活書寫脫節等對新世紀文學造成的褊狹，使得文學以非虛構寫作的方式，擁戴著真實的面具，不斷滲透到歷史、新聞和社會學等領域，成為它們“旁證”的手段。

舒晉瑜：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在這十幾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范式。在信息海量涌現的時代，不但需要優秀的非虛構作品，更需要探索非虛構的精神、倫理和技巧，如何在紛亂的世象中捕捉和掌握“真實”，對作家來說也有很大的挑戰。

洪治綱：新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主要向兩個維度展開：一是沉入歷史記憶的深處，通過史料的重新發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種史海往事的內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與事件。二是置身復雜的現實生活內部，對人們關注的一些重要社會現象進行現場式的呈現與思考等。無論是回望歷史還是直面現實，這些作品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介入性寫作姿態，強調創作主體的在場性和親歷性，并以作家的驗證式敘述，讓敘事具有無可辯駁的事實性，由此實現其“非虛構”的內在目標。

舒晉瑜：非虛構文學在國內已經形成了潮流，但我們對非虛構的理解感覺既寬泛又狹隘，學界對非虛構的界定也存在分歧，您認為非虛構寫作體現出哪些特點？

洪治綱：首先，非虛構寫作通過“求真行動”，在追求事真、情真、理真的過程中，重構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密切關系，也隱含了作家、當事人與讀者之間的主體間性和信任同盟。作家從選題、敘事過程到主觀評析等全程介入表達對象，這一重構原則、內在邏輯及存在的問題，都值得深究。

其次，非虛構在文類開放性、敘事開放性、觀念開放性等領域中，呈現出明確的反自律性特點。非虛構寫作在作家主體意圖上就體現出鮮明的跨界性，這一方面取決于作家多維度、多層面的社會歷史和人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所敘之事本身呈現出來的開放性意義，即事實本身所擁有的跨界性特征。

再次，非虛構寫作呈現出鮮明的雜糅性文本形態。它所承載的內在知識結構、情感取向、道義立場和美學價值，都有著特殊的價值意義。同時，非虛構作品在豐饒碎片中，也有效地傳達了時代鏡像與歷史畫卷，展示了形式與內涵之間所形成的隱喻效果。當然，非虛構寫作中的“元敘事”傾向與“高保真”敘事效果之間，也有著值得深入探討的內在關聯。

舒晉瑜：那么您如何看待非虛構寫作的未來？

洪治綱：非虛構寫作，無疑為中國新世紀文學開拓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空間。它既體現了審美觀念、敘事策略及文本形態的變遷，也在對社會歷史的重要關切中展現了現代中國經驗。同時非虛構寫作并非一種單純的文體創新，而是文類的融會。它隱含了歷史傳統、現實倫理、仿真文化、美學觀念等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復雜關系，是一種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文化與文學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學實踐，折射了當代作家超越文史合一之傳統的現代藝術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