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偶然的機會，使我得見文學翻譯家趙瑞蕻、楊苡夫婦在不同年代分別寫給文學教育家和散文作家吳伯簫的信件，讓我知道了1956年吳伯簫代表中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參加海涅學術會議時，除了出席會議本身，還在一個晚上與正在民主德國任教的趙、楊夫婦見過面。這一方面為吳伯簫訪德找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旁證，等于使吳伯簫在德國的活動稍稍有了一點拓展，增加了一些色彩。自然，從趙瑞蕻、楊苡這方面說，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意義，即這些信件的披露也使他們當年任教于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的生活有了更豐富的呈現。

本來，在1956年以及此前的時空背景下，吳伯簫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負責人之一，基本的工作范圍在中學語文教育之內，與居住在南京、任教于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的文學翻譯家趙瑞蕻、楊苡既沒有同鄉之誼，也沒有共事的經歷，很難想象他們之間會有什么交集。但天下事有時就是讓你意想不到地發生，你可以稱奇，卻不能不接受。

所以，在我看到這兩封信的剎那間，的確十分意外、十分驚訝，心里想：吳伯簫怎么會與趙瑞蕻、楊苡通信呢？

慢慢平靜下來，反復讀過這兩封信，再仔細推敲信中的內容，一些歷史背景和線索也就浮出了水面，甚至變得細膩、生動起來了。

趙瑞蕻、楊苡分別寫給吳伯簫的信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內容，那就是他們三人在德國萊比錫的會見，但因為兩人的信不是同時所寫，因而也有一些內容上的不同。

楊苡給吳伯簫的信寫于1956年12月15日，也就是見面后不久，全文如下：

（由于時間，沒法多寫，寒假中再多談吧！）十二月十五日

敬愛的伯簫先生：

您的信早收到了，書也陸續收到，謝謝您的支援。您對我們的關切已經成了工作中與生活上的無形的鼓勵！那天晚上的會見是值得記憶的！

不能說是由于工作忙而遲于寫信問候您。您或不能想象自從搬家后我便埋身于家務事中，每天在廚房里花去的時間是驚人的；學校為我們雇一個女工，據說是很好的一個，而且是自動要來的，每天也據說應該工作八小時，然而實際上倒要打個對折，或在這里倒比在國內更像個家庭主婦。甚至買菜也要自己買。這一切必須自己來搞，不然漏洞可大了！

但是搬了家確是好的，生活細節不必那么拘謹（我們自己有一套房間），整個的樓全是蘇聯家庭，我們這層樓上有兩家，我們和在馬克思大學教俄羅斯文學的克魯耶夫教授一家。當然，可以想象到我們成了好朋友。雖然言語不大通，卻和一家人一樣親切。我們經常在蘇聯俱樂部看電影。也一起看了蘇聯馬戲團、中國藝術團的演出，常常在一起散步，孩子們也成了好朋友，因此我們都認為學俄文在目前更為需要了。

小妹小弟身體很好，但由于萊比錫天氣太壞，我們的氣色都不大好了。小弟小妹已于這星期開始上蘇聯小學。上遲了，老師特別幫助他們，這樣他們也許在半年后還可以說上幾句俄文。他們渴想回北京去，小弟說他只喜歡北京和莫斯科！

工作方面是這樣的：順利但不見得算是成功；和“磨洋工”差不多，然而絕非自己愿意如此，我的教學計劃完全用不上。上一次課（二課時）只能講兩段，而他們自己備課一半卻要花二小時去查字典！《文學課本》是有用的，但也只能選最淺的《牛郎織女》之類，首先他們還不會簡體字！

我在試著搞些業余創作與翻譯（應該說繼續我的翻譯工作），確有不少可寫的，已與少兒社約定三部。有時還要寫詩，我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寫詩的，然而整風后卻“真空”得什么也不敢寫了。現在似乎也想“鳴”一下。很喜歡您的《謁列寧墓》的詩，正是我當時心里所想的。敬禮！

楊苡

細讀此信，信息量不可謂小，按信中提到的事情順序，大致包括這么些吧：其一，這是楊苡對吳伯簫來信和不止一次寄書的回復，看得出，吳伯簫從德國回國后與楊苡、趙瑞蕻夫婦有一次完整的通信來往，因為信中提到吳伯簫在德國與他們“那天晚上的會見”，如果是第二次通信，當不會如此說。其二，楊苡為不能寫信而致歉意，并解釋了不能致信的原因，那就是他們在萊比錫搬了家，而搬家后楊苡一半的時間都用到了處理家務上，即便校方為他們安排了一個雇工也不行，做飯甚至買菜都要靠自己。其三，搬家后與來自蘇聯的專家“克魯耶夫教授一家”為鄰，兩家人成為好朋友，一塊兒看蘇聯電影、馬戲和中國藝術團的演出。

其四，楊苡、趙瑞蕻的一對兒女上了蘇聯小學，學了俄語，他們似乎不太喜歡萊比錫的天氣。其五，楊苡的教學工作進度因為學生的程度而不夠高效，其中提及的《文學課本》應該就是吳伯簫從國內寄給他們的圖書之一，那正是國內中學語文教育改革背景下漢語、文學分科教學最紅火的時候，但從楊苡的信可知德國孩子由于漢語水平所限，只能讀其中最淺顯的《牛郎織女》一類。其六，楊苡繼續做自己的翻譯和詩歌寫作，翻譯已經跟國內的出版社簽約了三部，詩歌寫作因為“整風”而曾經“不敢寫了”，對吳伯簫寫于蘇聯的詩《謁列寧墓》表示稱贊，從“正是我當時心里所想的”一句可知楊苡帶孩子去德國也是從莫斯科經過而到過列寧墓。

要理解這些信息，就不能不再把相關背景略說一下。

先說楊苡、趙瑞蕻夫婦。1953年，時在南京大學外文系的趙瑞蕻和夫人楊苡受高教部委派到民主德國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東亞學院任教，趙瑞蕻以客座教授身份講授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內容，楊苡則擔任講師講授中國語文。這是當時中德文化協定的系列內容之一，不過赴德國任教的過程，卻并不像最初計劃的那樣順利，而是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為寫這篇文章，我也向楊苡信中的“小妹”——當年隨父母一同去德國的趙蘅女士了解相關情況。據趙蘅女士說，此事其實頗費周折，開始高教部是通知他們可以一家人去德國，為此家里做了充分準備，還專門到上海置辦了行裝，把南京的房子什么都做了安排，然后舉家到北京，受到高教部一位楊部長的熱情款待，講得也很好。可是沒過幾天，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說是孩子不能隨行，這讓做母親的楊苡很難接受，因為當時三個孩子都還太小，即使親友們能幫忙代管也很麻煩，更何況北京的親戚自己孩子多都照顧不來呢！結果楊苡沒答應，趙瑞蕻只好一個人去了萊比錫，楊苡和三個孩子又回到南京，當時高教部的官員還到車站相送。直到1956年，楊苡才帶了十一歲的次女趙蘅和七歲的兒子趙蘇去了德國，大女兒趙苡則因為升了初中而仍被留在國內。趙瑞蕻一個人在德國時住萊比錫大學“科學之家”的外賓教授招待所，待楊苡和兩個孩子到來后全家則被安排到信中提及的公寓樓房中。一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他們四人才都回到南京。

趙蘅女士還說，父親一個人在德國的三年中，除了一年一次返國探親，平時主要通過書信與家人聯系。趙蘅給父親寫了三年的信，后來父親把這些信又還給了她，趙蘅《和我作長夜談的人》一文寫的就是這件事。

楊苡致吳伯簫函末段談她自己的幾句其實頗耐人尋味，特別是“有時還要寫詩，我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寫詩的，然而整風后卻‘真空’得什么也不敢寫了。現在似乎也想‘鳴’一下”。流露出的楊苡本人以及與楊苡這類人文知識分子近似的創作心態，可謂既真實又微妙。

再說吳伯簫。1956年是德國大詩人海涅逝世一百周年，這年10月8日至13日，在民主德國魏瑪市舉行了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吳伯簫受中國作家協會的委派代表中國出席了這次會議，帶去了中國送給會議的禮品，并在會議上發言介紹了海涅詩歌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其中包括人教社新編初中《文學》課本收入一首海涅名詩《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的事，這當然都是極有意義的。

而吳伯簫與趙瑞蕻、楊苡夫婦就在這樣巧合的機會在德國會面了。

趙瑞蕻的信，卻是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從南京寫給北京吳伯簫的，這封信也不短：

伯簫同志：

從北京返寧后，就趕上參加江蘇文代會，開了十三天，很熱鬧，但也頗費時日。我和楊苡早去晚歸，有時在那里看電影夜場，回家時已是半夜了。理應早點寫封信給你問好道謝，卻拖到現在，而你的信倒先來了，真是抱歉，又很高興！

這次在京參加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座談會，與你相見暢談，又承熱情招待，欣喜與感激之情，實難筆陳也。看見你身體仍很壯健，精神矍鑠，仍在努力為社會主義祖國文教事業工作，至為欣慰。這次在工人體育場，由于水泥地才拖洗過很光滑，你滑倒而竟未損傷，足見體力堅強，正如在十年浩劫中，身體精神都能經得起嚴峻考驗，可喜可佩！我前曾親見新生產的自行車，為了檢驗它的質量，一個工人同志把一輛自行車從很高的地方故意摔下來，擲地轟響，而依然如故，未見絲毫毛病。此來給我的印象甚深，而引起我深思。所以，這次小事故而你安然無恙，特別使我感到高興。你一定長壽，活到百來歲，是毫無問題的。愿我們都能看到祖國“四化”實現，大踏步地跨進2000年的門階，到那時，你的著作早已春華燦爛了。

承告呂先生近況，謝謝，請便代為問候。

《南大學報》上拙稿，請多指教。這本書搞了多少年，終承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幫助，定為本年出書計劃，很感激。不過，現在還要作最后一次修訂，并增譯一兩篇小說，爭取今年夏全部送去審稿付印，以后當送上一冊求正。拙作中提到leipzig（萊比錫）和萊比錫大學教授招待所主任朗太太（Frem Maria Lang）等，也許多少會引起你那年到德國訪問、在萊比錫度過的日子的回憶。我記得你看見過那位瑪麗亞·朗夫人（我為你介紹過的），是一位很好的典型的德國知識婦女，她的丈夫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她自己也已于一九六〇年冬逝世了。

我在德國工作了四年，曾于課余寫了些散文，回國后也寫了幾篇（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萊比錫的書店》等）。明年如有工夫，想整理修訂，編成一書，當先請你過目指正。

如年內有機會南來一游否？請事先示知，當赴車站迎接，陪同暢游金陵名勝，實企望之至！

再談，祝

健康，長壽！

趙瑞蕻

1980年5月10日

楊苡附筆問候。

適夷先生，畢來與錫金先生便請代問好。

寫作時間不同，涉及的背景自然也不一樣。這回是趙瑞蕻在北京參加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相關籌備會議而與同時與會的吳伯簫重逢，照信里所寫，吳伯簫熱情招待了他，還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會議中滑了一跤。搜索相關文獻，知道1980年3月底到4月初的幾天里，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過一次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籌備會議和撰稿座談會，趙瑞蕻所說的會議想必就是此會。因為據當事人說，當時“全國各地的魯迅研究學者集中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空前規模的盛會”，除了4月在另一場所開的小型組稿會，為了讓大家集中精力寫論文，這一年就再沒有開別的有關魯迅的會。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魯迅一百周年誕辰時，才在北京正式舉行了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紀念大會。

信中談及將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譯著的時候，也提到了他們1956年在萊比錫見面的事！因在趙瑞蕻看來，他在文章中寫到的萊比錫大學教授招待所主任朗太太或瑪麗亞·朗夫人，吳伯簫應該也會有印象，故而才有“也許多少會引起你那年到德國訪問、在萊比錫度過的日子的回憶”之語。這句話也同樣證實了那年吳伯簫參加海涅學術討論會，不止到了魏瑪，也到了萊比錫，很可能就住在萊比錫大學的教授招待所里。

趙瑞蕻信里說到的事情也還有一些，如開頭寫他回南京后與夫人楊苡參加十幾天的省文代會和看電影，又在信末說到他要整理出版有關在德國四年生活的著作。但該書后來似乎未能編成，僅在《離亂弦歌憶舊游》這部回憶錄里可以看到包括《萊比錫的書店》在內的數篇有關德國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零散的片段。這也是令人惋惜而又無可奈何的。

在缺乏完整回憶文章的情況下，僅憑楊苡、趙瑞蕻兩封信自然不好對他們一家在德國生活的詳情以及與吳伯簫的相見有更多了解，但有兩封信又總比沒有的好。吳伯簫1982年去世后，趙瑞蕻曾在致吳氏后人的信中說，他1936年在青島山東大學讀書時就讀過吳伯簫的作品，知道吳伯簫的文名，但直到1956年才在德國認識了吳伯簫，1957年后他和吳伯簫有幾次通信，可惜皆遺失于十年內亂中了，內亂結束后又有通信，并答應找到后寄給吳家。現在我看到的這兩封信，一封寫于1957年，一封寫于1980年，跟趙瑞蕻所說原先的信皆毀于內亂之年并不吻合，卻也更見出這兩封信的珍貴。

趙瑞蕻還在致吳氏后人的信中談到吳伯簫簽名蓋章贈送給他們的個人著作，以為都是極好的紀念，還建議將吳伯簫的手稿以及寫給朋友、讀者的信件捐贈給巴金發起建立的現代文學館妥為永遠保存……

一個或許還有可能實現的希望是：吳伯簫寫給趙瑞蕻、楊苡夫婦的那些信以及寄給他們的書，還能找得到、看得見！

寫至此，吳伯簫與趙瑞蕻、楊苡的一段交誼大致交代清楚，但也似乎還有不足，那就是：既然趙瑞蕻、楊苡夫婦與吳伯簫那次在德國見面前并不認識，為什么卻又在那樣一個異國他鄉的偶然機會認識了呢？是趙瑞蕻也去魏瑪參加了海涅學術會議，還是吳伯簫除了開會同時負有順便看望教育部外派專家的特別使命？或者趙瑞蕻、楊苡夫婦視吳伯簫為祖國來的親人而到賓館看望？不然，如何理解吳伯簫從魏瑪又去了萊比錫，且在萊比錫大學與本不相識的趙瑞蕻、楊苡夫婦見面一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