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推薦語

父親晚年患了間歇性精神病，清醒之時，提出要回故鄉阿尼卡。我和母親決定陪同。小說以此展開一幅父輩生活的圖譜，并從中追尋三十五年前阿尼卡到底發生過什么。作為主人公的“我”和讀者一樣，在似是而非的探秘中完成了回憶旅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教師子女的“我”，從小目睹父母的爭吵、隱忍，且在懵懂中慢慢看到鄉村的變化，看到時代對一個鄉村的影響——那便是人人意欲離開故鄉尋找外面世界，而如何回故鄉也成了生命不一樣的心結。在故事的推進中，阿尼卡人的過往與現今終于漸漸浮出水面。青山之隱，隱去的是父親的心病，而這種生命的最后狀態，顯露的是人與欲望的糾纏，人與世界的對抗，更是人生期待的另一種救贖與和解。

青山隱

□ 包 倬

一

火 車

火車穿過隧道，天空滾過雷聲。這是2013年5月8日夜，道路的前方有無數道閃電在等我。K145次列車，載我從夏城回洼烏。我父親病了。母親沒在電話里告訴病情，只讓我速回。她閃爍的語氣讓我預感不妙。

從落座那一刻，我便知道，睡覺是不可能的了。天黑之前，我和其他旅客排著十米長隊，亦步亦趨朝車廂里擠。這場景讓我想起小時候在瓦布，農民們往口袋里裝土豆。我沒有想到現在還有綠皮火車，更沒有想到還有這么多人乘坐。車廂像是患了腸梗阻，每一個上了車的旅客在推前面的人的同時也在擋后面的人。每個人都牢騷滿腹。我想起《圣經》里的話：為什么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不是任何教徒，但家里的書架上有一排宗教書籍，以備我在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能夠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穿藍色制服的乘務員雙手掐腰站在車廂尾部，冷眼旁觀著亂象，連嘴都懶得動一下。空氣混沌，腳臭味、泡面味和劣質香水味肆無忌憚飄蕩。

我的座位居中。左右兩邊，一老一少，一男一女，都在低頭玩手機。他們和手機，都不時發出詭異的笑聲。我懷著某種良善的期望試探著向左右挪動身子，但坐兩邊的人不僅沒讓，反而朝我擠了過來。如此，我完全相信，如果我站起身，他們會毫不客氣地將我的座位瓜分了。我的行李箱在頭頂的貨架上，挎包在懷里。包里裝著水杯、錢包、鑰匙、單反相機、筆記本、鋼筆以及一本契訶夫小說集（第6卷）。座位之間的小桌子，早已被靠窗乘客的背包所霸占，乘務員并未加以干涉。想拿出書來讀或者在筆記本上寫點什么，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只能死死抱住挎包，像是怕它長翅膀飛了。

哐當——哐當，火車開動起來。車廂里亮著燈。夜色凝固在車窗玻璃后面，玻璃變成了鏡子。我在鏡中看自己，也看其他乘客。這場景像《雪國》的開篇。只是我的對面沒有那個叫葉子的姑娘，我也不是島村。哐當——哐當，車廂底部的輪子發出規律的節奏音，火車像一只奔跑的大鬧鐘。

此時，我應當回憶。回憶過去三十三年，和父親相處的時光。順便，也想想我的母親和妹妹。至于我的妻子朱麗，我們的過去已被現在吞噬——我們不約而同地憧憬著，沒有對方的未來。我們之所以沒有快刀斬亂麻，完全是因為女兒帽帽。

三天前，我夢見父親。他在爬一副用殺豬刀搭成的架子。他腳踩刀刃，黑色的血嘀嗒落下。我問他在干什么，他不語。那刀山高聳入云，他往上爬，血滴落在我頭上。我抹了一把血雨，聞之，腥；嘗之，酸。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越爬越小，最后看起來像只烏鴉。然后，他開始在刀刃上跳舞。每層架子由四把刀組成，呈十字狀，前后左右，東南西北，他跳得行云流水。這讓我相信再大的舞臺其實都不過是一個十字架而已。我在床邊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個夢，但沒給父母打電話。第二天，我那輛黑棺材似的桑塔納在十字路口被人追了尾，我想，這應該就是那個怪夢的現實寓意了。我的車現在還在修理廠，否則我也不會乘坐這趟慢得讓人想咆哮的火車。

我熟悉這趟列車，它的車次沒有變過。它連接著蜀都和夏城，懶洋洋地行走在中國西南方的群山中，已經幾十年。其中的一個小站，就是洼烏縣。

十五年前，我從洼烏考入夏城上大學。每個寒暑假，都是坐K145回夏城。我和同車的學生打撲克、嗑瓜子、喝金江啤酒，十小時轉瞬即逝。我們談起未來，每個人都是雄鷹和雄獅。我們背誦“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終究還是——我們的”。

如今，我被人擠在中間，聞著車廂里的怪味，無所事事地盯著黑黢黢的窗外。每次閃電劃過夜空，都會嚇我一跳。車已進山，夏城被甩在身后不知多遠。雷聲緊隨而至，轟隆隆開天辟地。閃電劃過之時，我看到雨被風刮著撲向車窗，像一個漫無邊際的擁抱。一列火車奔馳在夜晚的群山，飛禽走獸們會怎么看待這頭巨大的怪獸？虎狼肯定沒有了，但應該還有狐貍、兔子和穿山甲。其實不光是鳥獸，即使是人，在剛通火車時，都對這龐然大物有過各種猜測。故事一：某天，火車在中途小站停下，一位善良的老婦來到車頭前，她扔下一捆青草，嘴里喃喃：吃吧，吃吧，你這個可憐的家伙，個子這么大，拉這么多人，肯定餓壞了。這個故事表達的不是愚昧，而是萬物有靈。故事二：慢火車氣喘如牛，年輕人爬上車，卸下電冰箱、洗衣機和電飯煲。可是，他們生活的地方還沒有通電，他們自然也不認識這些電器。洗衣機用來裝土豆，電飯煲用來盛豬食，至于電冰箱，用來給母雞孵蛋倒也不錯。講故事的人每次都笑，并且總不忘在結尾處補充一句：那些年輕人，身手像豹子一樣敏捷啊。

這條被稱為西南大動脈的鐵路，它的修筑時間長達十年，有數百人為修路犧牲。我去過那個烈士陵園，在鐵路邊一個灰塵彌漫的小鎮邊上，沒人看守，推開銹跡斑斑的鐵門，拾級而上，紀念碑挺立在十幾棵桉樹中間。石碑上刻著他們的籍貫，生卒年月。僅此。一個人的一生，就這么匆匆結束，像一塊還來不及拉開的帷幕。由此，我又想起了父親。

他僅僅是病了嗎？如果是，倒也不算最糟。誰的父親不生病？誰都是父親，誰都是兒子。誰都要面對這一天。甚至誰都知道，死神會在前方等著我們。我們忙碌的一生，就是忙著死。

我父親出生在阿尼卡。我沒去過那地方。我對它的印象完全來自于父親。無論是在瓦布還是洼烏，父親喝醉時總會提及阿尼卡。他的講述近乎喃喃自語。但說來說去，也無非就是那些人和事。

據說，那里生活著一群窮人。他們靠天吃飯。正月開始盼雨水，人和大地都張著嘴。頂著烈日播下的玉米種，有時候尚不待發芽就成了烏鴉的口糧。如果雨水來得早，莊稼像青春期的少年一天一個樣，如果雨水來得遲，大人孩子就得扎緊脖子過日子。除了滿身的力氣，他們一無所有。男人挑三百斤擔子，還能唱山歌挑逗路邊的女子。奔跑一天，只為追逐一只受傷的麂子。他們是草木的兄弟，石頭的親戚。

活著的人不知道死去的祖先為何蒲公英般地墜落到那片土地。我們的家族在此地繁衍生息上百年，山崗上有墳塋七八座，山崗下有活人十二三。爺爺死了，奶奶死了。那片土地上，如今我們僅有伯伯一家親戚。我不知道伯伯家現在有幾口人，也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怎樣。總之，我沒有見過父親家族中的任何一個人。

父親說，阿尼卡的漢意是：我要了這地方。那一定是個喝醉酒的祖先，面對莽莽群山發出的豪言壯語。那是父親的故鄉，而我沒法把任何一個地方當故鄉。

那么，洼烏呢？

它是個縣城，是我十一歲以后的家。在園丁小區那套兩居室的房子里，三角梅順墻爬到窗臺，伸手可摘。下水道不時堵塞，汩汩冒泡。母親和妹妹巧慧睡大臥室，我占據著小臥室，父親長期睡客廳沙發。他喜歡喝酒。酒瓶放在沙發前的茶幾上，即使關了燈，也伸手就能摸到。

喝酒。吵架。砸東西。這是他們的生活三部曲。最初，我和巧慧縮在角落里哭，后來，我們平靜地看著他們。再后來，我們說，離婚吧，這樣生活有啥意義？

意義？父親紅著眼看著我們，生活就是生活的意義。

他是語文老師，喜歡唐詩宋詞。無論是醒還是醉，他都夠張口吟出一些詩句。我們家有一個書架，上面擺著書籍和雜志。但書香掩蓋不了酒氣。我大學報考漢語言文學專業，跟他沒有關系。那時我只有一個念頭，遠走高飛。

我母親是數學老師，她的暴脾氣讓人聞風喪膽。誰都知道，她無時無刻不在兜著豆子尋鍋炒（吵）。甚至他們還知道，她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父親。她一生都想著離開丈夫，卻從未如愿。那時他倆吵架，母親總是哭著罵我和巧慧，說我們害了她。說早知如此，當初應該掐死我們。

這話讓我想起在瓦布衛生院旁邊的廢棄瓦窯里，每年總有一段時間會出現死嬰。那時我還沒上學，跟著一群膽大的學生站在瓦窯頂上，看窯底的死孩子。他們有的拳頭那么大，有的冬瓜那么大。特別是那些臨產的孩子，他們赤條條，五官分明。每次我都很害怕，但每次都忍不住要去看。我不知道他們最后去了哪里。

“他們為啥不把你扔進瓦窯呢？”

那時我和妹妹吵架，這句話最有殺傷力。每次她都嚇得發抖。如今，巧慧遠嫁東北。我上火車前聯系她，電話里傳來麻將聲，她讓我先回去看看情況。

“從東北到西南，橫跨整個中國，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如果身處東北的人是我，我也會這樣說。我已有三年沒有回家。自從離開洼烏，這個小城和我的父母，就像石頭從我心里沉了下去，連漣漪也很少泛起。這并不奇怪。我從小就羨慕樹上的鳥兒，它們孵化出來，長大后，便飛走了。甚至是那些小蜘蛛，它們學會織網后，便能自立更生。

可盡管如此，我始終是別人的兒子，別人的父親。生命是個圓環，走著走著就重合了。

我迷迷糊糊度過了十小時。醒著，又像睡著，但腦海里從未停止過回憶。早上七點十分，前方到站，洼烏。天是什么時候亮的，我渾然不覺。這列火車從黑夜駛向了白天。仿佛白天和黑夜同時存在，只不過是由一列火車完成了交替。像所有列車到站時一樣，人們騷動起來。像所有流浪者歸來，我保持著內心的淡定，最后一個下了車。

醫 院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虛構了55個城市。而現實中，至少在中國，幾乎所有城市都一個樣。哪怕是我們與之共同成長的城市，長著長著，就泯然于眾。無非就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人山人海，聲色犬馬。個人記憶，灰飛煙滅。我們以為自己在活著，其實是在腐爛。當某天你突然發現，并不熟悉生活的城市，正如你不認識過去的自己。

父親住在洼烏縣第一人民醫院。我乘出租車前往。候診大廳里響著一種類似蜂巢的嗡嗡聲，仿佛世人都在病中。搭電梯比乘火車還要擠，焦慮的人們隨時準備化為一道閃電。我選擇步行梯。這倒好，很安靜。走道里彌漫著消毒水的味道。落滿灰塵的滅火器順墻根擺放。我在過道的轉角處上了一次廁所，小便。我的尿夜渾濁，想必是沒有喝水的緣故。

我在三樓過道的椅子上看見了父母。母親呆望著來往的人群，茫然、麻木、無助。父親閉著眼睛，側著臉貼在母親的大腿上，像個孩子。我朝他們走去，母親漸漸認出了我，臉上擠出一絲笑容。

“你回來啦？”

她語氣輕緩，介于疑問和肯定之間。我點點頭。這時，父親睜開了眼。他眼神木木的，像是眼珠蒙了一層翳子。以至于母親不得不提醒他：兒子回來了。他的聽力也不算靈敏，仿佛心和耳朵之間隔了千山萬水。母親動動腿，又搖搖父親的腦袋，扶他坐了起來。他又看了我幾秒，總算認出了我。

“你來啦？”

“嗯。”

他不再引唐詩宋詞了。若是以前，他大概會說“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之類的。我聞見他嘴里有腐臭味。他想站起來，但手腳乏力，嘗試了幾次沒成功，只好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了他枯瘦的手。他從來都是個瘦小的人。瘦小的孩子，瘦小的年輕人，瘦小的中年人，瘦小的老人。別人的父親中年時發福，老年時血壓升高，他沒有。他體內有著粉碎機般的消化系統，任何食物經過他的身體都是只入其味。如今，他變得更加瘦小，像一個裹在成年人衣服里的孩子。又黑又瘦，氣若游絲，完全是一具久病之人的標本。

他換了個姿勢，將自己的身子斜攤在椅背上，看上去像一件被人隨意丟棄的衣服。我把母親叫到了一旁。

“他這是咋啦？”

“瘋了。”母親說。

她怕我不信，又做了補充：“雖然醫生的診斷結果還沒有出來，但我敢肯定他的腦袋出了問題。”

此刻，我還不能確定母親這話的真假，但我確定，自己的腦袋嗡地響了一聲。待平復了一會兒，我才問起病因，母親說肯定是因為父親看見了那兩條蛇。

“蛇？”

這時，候診大廳的小廣播里，有個女聲在念我父親的名字，電子屏上他的名字由綠色變成了紅色。我們扶他進了診室。

“哪里不舒服？”

“我心里害怕。”

“怕啥？”

“怕他們。”

“他們是誰？”

“很多人。”

“哪里有很多人？”

“現在沒有，過一會兒就來了。”

醫生抬起頭，意味深長地看了看我和母親，然后開了單子，讓去抽血和做核磁共振。我想問點什么，可那醫生已經按下了呼叫鈴。他媽的，我在心里罵，病人排隊幾小時，換來的就是去某臺機器上檢查。難道這些醫生，只是一臺會讀檢查結果的機器？可同時，我也必須悲哀地承認，人一旦進了醫院，就只能聽這些機器人的。

我們去抽血。我替父親挽起袖子，向冰冷的玻璃窗口伸出手。這手曾經握著粉筆在黑板上寫漂亮的行書，這手也曾在我身上化成拳頭和巴掌。當然了，這手還干過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如今，這手像一截腐朽的木柴上長了幾只干癟的蟲草。針頭戳破指尖的瞬間，他顫抖了一下。血，流進玻璃試管里。他突然從高腳凳上站起身。我條件反射般地去按他的肩膀，他順勢跪到了地上。血一直在流。母親在忙著找紙或棉簽。父親開始在大庭廣眾之下叩頭。人們投來詫異的目光。我去拉他，他像是生了根，隨即發出痛徹心扉的哀告：

“菩薩啊，我向你告饒，放過我的兒子和女兒吧。”

來了兩個保安。我們合力將父親抬起。他的腳在空中亂蹬，嘴里的哀告變成了警告，“放我下來！你們這些惡魔！”惡魔們把他安頓在剛才坐過的椅子上，防止他再次站起來。但我們過度緊張了。經過剛才這一番鬧騰，他整個人蔫了，閉著眼睛，只有偶爾眨動的眼瞼證明他還活著。母親手里拿著水杯，眼里含淚。

“就是這樣的。”她說，“他瘋起來就是這樣的癥狀。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怕你們擔心，一直沒說。而且，他也不讓我告訴你們。”

一個月前，父親在公園里遇見兩條扭在一起的蛇。他認為這不是偶然，而是某種預兆。他隨手拾起一塊磚頭扔出去，剛好砸中蛇頭。剛好，不偏不倚，就像那蛇頭一直在等著他的磚頭。

“那天剛好是六月十三，”她說，“不遲不早，剛剛好。”

“六月十三咋了？”我問。

可她沒接我的話，繼續說著父親的癥狀。

簡而言之，自從打死了那兩條蛇，父親也像那死蛇，魂魄已飄遠，只留肉身在人間。每次母親叫他，他都如夢初醒。而比走神更可怕的是失眠。某天夜里，母親起來上廁所，恍然覺得床前有只兔子在眨眼睛。她驚恐地開燈，發現那是我父親在抽煙。母親背脊發涼。她不知道在那些她睡得很沉的夜晚，父親是否一直是睜眼度過。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一天比一天瘦了。

從此，他們的夜晚和白天一樣，醒著，看著，安慰，鼓勵，服藥，全都無濟于事。直到前幾天，父親一口氣吃下三碗米飯，然后開始嚼筷子，母親終于崩潰。她覺得，坐在面前的那個人已經不是自己的老伴兒。她說，如果你再不說實話，我就回阿比索去了。父親也隨之崩潰。他匍匐在我母親胸前，講述他打死蛇后做的夢。

讓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線崩潰的正是那個夢。此前他瞞著母親，獨自承受恐懼。他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仍然相信現實非所見這么簡單。他在孤獨的恐懼中做了一個夢：家族里一個死去多年的老人告訴他，那兩條蛇，代表著他的兩個孩子。

他在講述時渾身顫抖，盤得像條蛇，救命稻草似的抓住我母親的手，泣不成聲，“我害怕啊，我的心都已經擰成了麻繩。”

現在，父親有氣無力地坐在醫院過道的椅子上。他的腦袋下枕著母親的大腿，虛弱得連趕蒼蠅的力氣也沒有。他一定聽見我們在講他的病情，但已經不做任何反抗。他的針眼已不再流血，但手背上沾滿血跡。

“你好些了嗎？”我輕聲問。他微微睜開眼，整個人看上去單薄如紙。

“我們再去抽血，”我說，“聽醫生的話，把檢查做完。”

他點點頭，試著站起來，但雙腿打顫。

“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

這氣若游絲的道歉讓我欲哭無淚。他是我的父親，這個現實像閃電一樣無法更改。所以，道歉？算了吧。我是一個宿命論者，習慣把眼前的不如意歸因于某種看不見的東西。三十三年來，我們每天都想著讓對方低頭，卻沒想到，他道歉的地方是在醫院里。這讓我明白，他老了，弱了。而只有強大才能生出寬容。算了吧，我告訴自己，并且用力摟住他，貼得更緊了些。

他真的乖乖做完了所有檢查。

在等待檢查結果的間隙，我給巧慧打電話。她在外面吃飯，電話里傳來猜拳聲。有人贏了，大笑。巧慧也跟著笑。

“哥，我這邊太吵了。我等下給你打。”

她在我之前掛了電話。我只好改用微信給她留言。我告訴她，父親的病情不樂觀，讓她安排好手上的事情，回洼烏一趟。她回復：再說吧。

再說。然后，再也不說。

再也不說的還有朱麗。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正面交流。一個月前的某個早晨，我在鏡子前刮胡子。朱麗擠進衛生間來，坐在馬桶上方便。我回頭看她時，她正打著哈欠。我說，朱麗，我們離婚吧。她說，你是認真的？我說，當然。她說，隨便你。從那天開始，我們躺在一張床上，裹著屬于自己的被子，再也感受不到彼此的存在。我多次想起衛生間里的對話，既無不甘，也不覺受辱。她連原因都沒有問。她說，隨便。云淡風輕。她甚至可能還有一絲竊喜。我又何嘗不是如此？我離開夏城時禮貌性地告訴過她：我回洼烏，父親病了。她回復：知道了。

我在醫院里想起朱麗，這讓自己心驚。我很久不曾想起她，這真見鬼。而更見鬼的是，我在微信上問她：你和帽帽怎樣，還好嗎？這條信息，像是發向了外太空。

生而為人

日本詩人寺內壽太郎說，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我也想向人說抱歉。我才三十三歲，已經疲憊不堪。生活完全不是我以為的那樣。一些東西在一夜之間毀滅了，比如理想，比如愛情。我聽見它們一個個像易碎品那般從神壇上摔下來，聲音晶瑩剔透。過去的十年，我頭戴虛擬的光環，過得清貧而滿足。我相信自己在做著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每個人都有成為神的愿望，哪怕只是一瞬間。而同樣只是一瞬間，一切就不一樣了。盡管早有過預言，我仍然不信：報紙會在一夜之間一落千丈。我曾以為，記者是我這一生的終極目標。而現在，他媽的，手機囚禁了所有人的靈魂。沒有人讀的報紙，連擦屁股都嫌粗糙，大概只能用來擦玻璃。可我們這些曾經熱血沸騰的理想主義者怎么辦？大廈將傾，紛飛四散。總有一天，即使我不走，也會被趕走。我在上火車前打電話給副總編請假，他意味深長地說，“好好回去陪老人吧，工作嘛，干不干都沒關系的。”

至于婚姻，你只有結婚了才知道。就像你要嘗一道湯的咸淡，最可靠的方法是用舌頭，而不是用心或眼睛。用心是以為，用眼睛是旁觀。就像婚后我躺在朱麗身邊，死活無法記起當初為何要拼盡全力去愛。真正的過去，是忘記了當時的心境。

我拿著父親的檢查結果去找醫生。那醫生看了半天，然后告訴我，他沒啥問題。

“各項指標都正常，”他說，“我建議你們送他去三院。”

“你不是說他沒問題嗎？”

“正因為沒問題，所以才要去三院。”

三院是精神病院。我的腦袋里轟鳴又開始了。我記憶里的三院，是幾棟隱藏在梧桐樹后面的白房子，路邊長滿了荒草。有時候我們騎車經過，風里會送來陣陣慘叫。

父親在母親懷里睡著了。我和母親目光交織時，我輕輕搖了搖頭。這醫院和火車站一樣，充斥著混沌的噪音和來往的人群。我跟著人群搭電梯，上到七樓，又下到一樓。外面正在下雨。但這絲毫不影響人們前來看病。從大門口到停車場的路堵了，車輛排著長隊，雨刮器奮力工作。我尋不到一處可以抽煙的地方。

我又回到三樓。父親仍在睡覺。一個長期失眠的人，在醫院里睡著了。不知是醫生還是兒子令他心安。我站在他們身邊，手里握著檢查結果，明顯感覺腦袋里有一架風車在轉動。

三十歲以后，我不可避免地想到疾病和死亡。同輩，前輩，每年總有患病或死亡的消息傳來。原本以為，這一次次的預習，已能讓我坦然面對。但當噩運降臨到自己或至親身上，還是難免亂了陣腳。原來，我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健康平安之上。如果無風無浪，再過十年，我可以換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或者換掉那輛已經開了十年的二手桑塔納。換句話說，我無法為噩運買單。

我父親醒來時并沒有坐起身。他像個乖巧的孩子，睡醒時不哭不鬧，只睜眼打量著眼前的世界。某一個瞬間，我看向他時，他的嘴角擠出一絲詭笑。

“我們走吧，”我說，“醫生說你的身體指標正常，我們換個地方檢查。”

他沒問我們要去哪里，起身的時候很自覺地向我和母親伸出雙手。我們架著他下樓，他的腦袋靠在我的肩上。

“你和朱麗還好吧？”他冷不丁地這么問了一句。我嗯了一聲。

“你答應我，一定要好好對她，”他說。我又嗯了一聲。

出租車在雨中候客，雨刮器和擋風玻璃摩擦出刺耳的嘎吱聲。我拉開車門先坐進去，伸手去拉父親時突然被他甩開了。他厲聲問：你們要帶我去哪里？你們是不是也想害我？司機回過頭來看了一眼，沒說什么。母親從后面推他，他反抗得越發激烈。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快來救我！！”他猛地掙脫，轉身跑開。他奔跑在雨里，一點也不虛弱，就像他真的召來了玉帝和王母。我和母親冒雨追出去，沿著住院樓圍追堵截了一圈半，終于抓住了他。剛才那輛出租車已經走了，而排在后面的司機都清楚發生了什么。

“你再這樣，我們不管你了！”我用力抓住他的手，朝他吼。這吼聲把他嚇回了現實世界，他低下了頭，嗚咽著，又變回了弱不經風的樣子。

跟醫院相比，精神病院要冷清得多。出租車從梧桐樹中間的路上開過，雨水淋濕了蟬的鳴叫和烏鴉的翅膀。大鐵門敞開，作出迎接之勢。門衛室里空無一人。籃球場上幾只麻雀在追逐。我們扶著父親朝前走，想尋找一個可以問詢的人。突然，頭頂上傳來一聲怪叫，像人，像獸，也像鳥。我打了個寒顫，回頭看到父親柔弱的目光。

“上來耍！”

又一個聲音傳來，這次我們聽清楚，也看清楚了。頭頂的窗戶后面，站滿了人。那些呆滯的目光，早已將我們看在眼里。他們穿著寬松的青白條紋衣褲，有人在笑，有人在招手。

這里的診室和一院不同。父親被醫生帶進去后，鐵柵欄門隔開了我們。我和母親抓住鐵柵欄，像兩個犯人。

姓名？尹青山。年齡？嗯。出生年月？我屬羊。今天是幾月幾日？嗚嗚。你哪里不舒服？我害怕。怕啥？那些聲音。啥聲音？鐘聲、鑼鼓聲、木魚聲、念經聲。這些聲音怎么會害怕呢？他們要來害我。誰要來害你？他們用斧頭砍我腦袋，用鐮刀割我脖子。

外面天晴了。雨水清洗了天空，陽光像剛出鞘的利劍斜插在醫生和我父親頭上。醫生站起身，送他出來。經歷了這一場拷問，他渾身顫抖。然后，醫生讓我進去。他建議我們先住院觀察。我問醫生是否能確定我父親的腦袋出了問題。

“是的。”醫生說，“他會狂躁，還有可能會傷人，或者傷自己。所以，他需要住進來。”

“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想起窗戶后面的目光，不寒而栗，“家屬能陪著嗎？”

“不能陪，也不需要陪，”醫生說。

我必須得接受這個事實。我父親瘋了。我的眼前浮現出父親穿著病號服，站在窗戶后面等待新病友的樣子。他那么老了，在一堆身強力壯的精神病人中間，會像一只蒼老的鵝。

“我們可以在家里治療嗎？”我又問，“家人天天陪著他，按時服藥。”

“這個，你們自己選擇。我只是建議。”

沒跟任何人商量，我做了決定：帶父親回家。醫生開的藥是：氨黃必利片、氯氮平片、艾司西酞普蘭片。我知道，吃了這些藥，我的父親就會是一個靠藥物來鎮定的人。沒有藥物能驅散人內心的恐懼，只能讓意識麻木。他會在藥物的作用下變得安靜，其實就是呆滯。那些藥物比他心里的恐懼更加恐怖。

我們坐車回園丁小區，一路沉默。他坐在我身邊，頭靠在我肩上，艱難眨動的眼皮像兩只瀕死的飛蛾。車窗外的街道那么陌生，就像我的記憶出了錯。

我家搬到縣城的時間是1991年夏天。人們都在瘋狂購買電視機，目的是為了看武俠電視劇。我們的黑白電視在鄉下還能湊合，但到了縣城就像我們一樣灰頭土臉。所以，我家也有了第一臺彩電。我的整個中學時代都生活在這里。六年。這個只有四棟房子的院子里，住的全是就職于縣城各學校的老師。

三個退休教師在院里打陀螺。鞭子聲震天響。三個碗口粗的陀螺在水泥地上穩穩地轉動，看起來像是靜止。我們架著迷迷糊糊的父親上樓時，有老人停下手中的鞭子問病情。我母親勉強擠出一絲笑，說沒事沒事，過幾天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啦。

鑰匙伸進鎖孔，八哥叫了起來：阿尼卡，阿尼卡。這叫聲伴隨著我們開門，關門，換鞋。母親扶父親去沙發上坐，可他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不住地叩頭。之前的經驗告訴我們，拉他不起。于是我們只能坐在沙發上看著他。他叩夠了頭，抬眼看我，滿臉殺氣。

“跪下。”他朝我咆哮，“你給我跪下，磕頭！他們要害你！”

我不怕“他們”害我，但我害怕這咆哮聲像炸彈一樣讓父親灰飛煙滅。我依了他，陪他跪在冰冷的客廳里。母親坐在沙發上抹眼淚。八哥一直在叫，阿尼卡，阿尼卡。又過了一會兒，他說他們原諒我們了，讓我起來。見他情緒平穩了，母親倒水讓他吃藥。吃了藥，母親讓他去臥室睡覺，他也沒有抗議。

他一直睡到天黑。在這期間，我回到曾經屬于我的臥室里，關上門，抽了一包煙。發黃的老墻上，還貼著同樣發黃的明星貼畫。他們是“四大天王”和小虎隊，以及關之琳和溫碧霞。我抄在墻上的詩還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那時我念高三，受我的語文老師影響，愛上了詩歌。那時，我做夢都想離開父母，離開洼烏。那時我發誓如果有天結婚了，一定要找個我愛的女人，幸福地生活。那時我的語文老師是眾多女教師明里暗里仰慕的對象，他在五年后自殺于情感糾葛。

晚飯時，父親情況正常。他提議喝點酒，母親便從柜子里找出了一瓶他學生送的五糧液。我端著杯子，隨即便感覺世界也變成了玻璃的。地板、墻壁、手機、鍋碗瓢盆、嘴巴、眼睛……都是玻璃做的，需要小心翼翼。我們象征性地碰了杯。母親為我們夾菜，仿佛那菜也是玻璃做的，需要輕拿輕放細嚼慢咽。我們輕聲說話，甚至看向彼此的目光也是輕的。但是，我們又隱約擔心，過分的安靜，是否也會激起他的反應？

我說：“爸，我已經請假了。我陪你一段時間。你的問題不嚴重，慢慢就會好起來。”

“我的病自己明白，你不用安慰我。”他說，“如果你真想盡孝，那就明天陪我回阿尼卡吧。”

掛在窗前的八哥聽了這話，拍著翅膀叫起來：“阿尼卡，阿尼卡。”

而我們全都陷入了沉默。舊時鐘在發黃的墻上無聲劃動。電視機調至靜音，一場歌舞變成了啞劇。可總得有人打破這沉默。

“你真的想回阿尼卡嗎？”我小聲問父親。

“三十五年了，我終于下定了決心。”他說。

我心里一怔。換而言之，在我出生前兩年，他就計劃著回阿尼卡。人心像一口深井，而他的井里裝滿一個回鄉計劃。洼烏縣幅員三千平方公里，從東到西的直線距離一百五十公里。而對于我父親來說，這片土地就是一個大磨盤，在故鄉以外的地方兜兜轉轉，耗盡一生。

“回去看看也好，”我說，“爺爺奶奶過世時你都沒有回去。”

“我回去了，只是沒有走到阿尼卡。”他說。

我的爺爺和奶奶分別逝于1990年冬天和1994春天。這兩個消息都是以口信的形式傳到我父親那里的。爺爺過世時，我們還在瓦布。但奶奶過世時我家已經搬到了洼烏縣城。兩次的情況一樣：我父親聽到消息轉身就跑。兩次的結果也一樣：他半夜又回來了。1994年春天的那個夜晚，父親推開門，帶著滿腳泥濘和滿臉傷痕回來。半夜，我聽到客廳里傳出父親的嗚咽聲，“我真的沒這個勇氣啊。”

我不明所以，便在腦海里想象父親在夜里奔跑。樹木、村莊、河流在身后退去，但迎接他的還是樹木、村莊和河流。月影朦朧，前路如霜，群山黯淡。他經過村莊時，狗狂吠起來。松濤陣陣。一個背離故鄉的人，奔跑起來難免誤入叢林深處，或者被雜草和荊棘絆住腳。他的傷，大概就是這么來的吧。

“這些年，你為啥從來不回阿尼卡？”我問他。

他沉默不語，目光緊盯著窗外。那里，一株爬到窗前的三角梅正在凋謝。母親開始收行李，裝滿一個箱子就推到客廳里來，總共有三箱。我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一副要搬家的樣子。

“八哥也帶走吧。”

她自己做了決定。我和父親一起望向窗外，夜幕正在降臨。

……

（全文詳見《江南》202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