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濤，文學博士。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藝爭鳴》兼職編輯。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五屆客座研究員。在《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揚子江文學評論》《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文章數十篇。

讀書、教學、科研、陪娃，自得其樂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你2016 年入選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五屆客座研究員，2021 年入選《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作為吉林大學的老師，又是《文藝爭鳴》的兼職編輯，你個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對年輕一代批評家成長的助推作用的？或者進一步說，你認為什么樣的路徑才是年輕批評家成長的有效路徑？

張濤（以下簡稱張）：謝謝明全兄的邀請，把我列為訪談對象。我曾經讀書和現在工作的單位吉林大學，地處東北，經濟發展并不具有優勢，文化交流也不算活躍。因此，對于一位從事文學批評的青年而言，這樣的條件并不是一個有優勢的發展環境。幸好有網絡，有朋友圈，可以及時了解文學創作的情況，也可以了解同道們的研究動態。這種“虛擬”的、“隔空”的溝通與交流，雖然“便捷”，不用長途奔波，大家就可以在“云端”見面，但在“云端”的相聚終歸不像“面對面”交流那樣充分深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制度，對于從事文學批評的青年人，尤其是象我這樣來自文化發展并不那么活躍的地區的青年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成長平臺。我是在2016 年，與11 位青年批評家一起受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五屆客座研究員。在近一年的時間里，我們這12 人差不多每個月都要見一次面，就一個話題與一些前輩學者、作家、往屆的客座研究員一起研討。在這個過程中，我受益匪淺，除了學術、思想的交流之外，還對同代人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直觀的了解，也結識了新的同代人，收獲了新的友誼。這一年的時光，美好而短暫，但在我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卻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在白楊教授的介紹下，到《文藝爭鳴》雜志做兼職編輯的。《文藝爭鳴》雜志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在這個平臺上，我能夠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者、青年才俊進行較為充分的交流與溝通，了解他們研究的最新動態，在某種意義上，也掌握了當前學界研究的前沿與熱點。這些經歷，為我的學術成長提供了有形與無形的幫助。

周：我看了你的博導王學謙教授對你的評價文章《功底扎實的本色派——張濤的當代文學研究》，他對你頗多偏愛。后來你留校，和王學謙教授又成了同事，能談談博導對你學術、為人處世的影響嗎？

張：我和我的導師王學謙教授之間，在我看來，應該是一種“理想的”師生關系。讀碩士的時候，王學謙老師給我們上魯迅研究的課，那時與王老師也并無多少深入的交流。與王老師逐漸開始有深入交流是在哲學系姚大志教授的課堂上。我本科的時候，就常去聽哲學系的課。學謙老師在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后沒幾年，又跟著姚大志教授讀了哲學博士。湊巧，我那個時候也去聽姚大志教授的課，幾乎每周都會與學謙老師在課堂上見面，下課了也常一起在校園里散散步，聊聊天。這樣我們之間的交流也就多了起來，我們也熟悉起來了。

學謙老師是一個非常有性情的人，對于生活的態度，也是隨遇而安，不是那么“積極進取”。在這些方面，我與學謙老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學謙老師喜歡釣魚，我剛讀博士的時候，每逢夏日來臨，尤其是暑假的時候，他開車外出釣魚，總是帶上我，有的時候一釣就是兩三天。這些年，雖然我釣魚的技術沒有什么長進，但每次和學謙老師出去釣魚，都是一次精神的漫游。在水庫邊烈日的暴曬下，在一場暴雨帶來的清涼中，在凝視著竿頭抖動的同時，我們倆也漫無邊際地閑聊。閑聊的內容涉及學術、人生以及各自的經歷。在這些看似沒有目的、沒有方向的閑談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同。在前些年，我熱衷于戶外運動，那時候每周三晚上，我都會去凈月潭環潭徒步，全程近18.8 公里。后來，學謙老師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記得有一次，環潭徒步前就陰云密布，一場大雨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學謙老師興致很高，我們倆照例環潭。行至一半路程的時候，便開始下雨，雨越下越大，中間有一輛車從我們身邊停下來，要搭我們一程。我們謝過了那位好心司機的美意，繼續前行。盡管有防雨的沖鋒衣，我和學謙老師依然是從頭到腳渾身濕透。大雨中的凈月潭，沒有其他人，盡管大雨如注，整個凈月潭里卻非常安靜，偶爾會有我們的閑談聲和來自東北虎園的幾聲虎嘯。

在日常的生活之余，我只要去學校，也常會約上學謙老師一起到食堂吃個午飯，飯后我們就在校園的湖邊、林蔭處散步閑談。雖未散出“美感”，但也能自得其樂。我和學謙老師的相處，都是在這些日復一日的日常之中，學謙老師對我的教誨與影響，或許就在這些堅實的腳步中。從做學生到成為同事，我們至今仍然保持著我所認為的“理想的”師生關系。至于為人處世，我以為，學謙老師和我都不是那種“游刃有余”型的，面對一些事情，我們也都表現得拘謹，有的時候處理得“磕磕絆絆”。

周：王學謙教授說你是“職業的讀書”人，張福貴教授在你的印象記中也說，“張濤是世紀之交進入吉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學習的，在沒有和張濤謀面之前，從別人的口中聽到對于他評價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看書真多’”。能簡單介紹一下，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大量閱讀？閱讀主要偏重于哪些門類？

張：其實，無論是學謙老師還是福貴老師的評價，都可當作長輩對后學的“鼓勵”與“褒獎”。就我個人來說，大量的閱讀是從大學開始的。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也沒有“家學”，初高中之前的童年，主要就是和小伙伴們玩耍了。初高中的時候，我也沒有多少課外的閱讀，主要是忙于課業。到了大學后，才開始大量地讀書，那個時候讀得比較雜，并沒有在某一方面做系統的閱讀，主要還是偏于思想文化。大二之前，癡迷于理論法學，讀了不少法理學的書，也聽了一些課。大二開始，轉向對文學和思想文化類書籍的閱讀。在求學十年的過程中，還是充分享受到了讀書的樂趣。等到博士畢業工作后，因為教學、科研的原因必須“職業”地讀書，讀書真的成了一個“職業”。當讀書成為“職業”后，好處是可能在某一方面更專深了，但也可能少了些許做學生時漫無邊際讀書的自由感與愉悅感。

周：在這個時代，能安靜地讀書，總歸是好事。看你朋友圈，除了工作，其他時間幾乎都在陪伴你閨女，真是一個好父親。在教學、自己的科研和陪伴孩子、照顧家庭之間，你是如何平衡有限的時間的？

張：明全兄過獎了，我只是給大家留下了一個好父親的印象，這主要是我常在朋友圈里“宣傳”自己帶孩子的點點滴滴，逐漸“建構”起了一個好父親的形象。其實，很多朋友們都和我一樣，都是好父親，只是大家沒曬而已。

時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教學、科研和家庭之間做好平衡，對于我來說，也是一個難題。自從有了孩子，很多時間都放在她身上，這樣自然要重新分配有限的時間。身在高校之中，教學是剛性任務。能夠調整的只有閱讀與科研的時間，這樣放在兩者身上的時間就被壓縮了。就我個人而言，還是讀書的時候是最好的閱讀時光，那時沒有什么“責任”和“負擔”，大把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那種自由的感覺，在工作之后就少了許多。

周：你最早發文章是哪年？你的成名作是哪篇，哪年發的？從事文學研究這些年，你最滿意的作品是哪部/篇？

張：我發文章比較晚。最早的文章是《賈平凹創作年表簡編》，是發在《文藝爭鳴》2012 年第10期上的。是程光煒老師主持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的專欄，黃平兄組的稿。開始寫的是關于《廢都》的，后來因為一些原因調整為創作年表簡編。對于我自己而言，我沒有寫出讓自己太滿意的作品。相對來說，比較滿意的算是《錯位的批評與重構——重評“廢都”現象》，大學的時候就讀過《廢都》，后來又陸續讀了一些賈平凹的作品，還是覺得《廢都》寫得好。此后，也一直關注賈平凹的創作。我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比較感興趣，正好關于“廢都”現象的爭論在此范圍之內。另一篇是《理論貢獻與立場偏狹——重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篇文章主要是從夏志清個人的學術構成、思想立場等方面來討論《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成就與局限。

周：你認為，這十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張：近十年來，我的研究并沒有什么新的突破與變化。只是因為工作的原因和在做兼職編輯之后，開始關注當下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現場。這種研究對象的變化，也只是在研究范圍上的拓展，在研究的實質上并無什么大的突破。

需對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預設的研究立場進行反思

周：你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海外漢學研究；二是以作家作品為核心的當代文學現場批評；三是當代文學史研究，你如何理解這三個方面研究的關系？

張：在我看來，這三者之間有著微妙的關系。海外漢學可算作“視野”，當代文學史研究是“背景”，以作品為核心的當代文學現場批評是建立在“視野”與“背景”之上的一個結果。海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于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文學研究的議題、文學研究的理論路徑到文學研究的文體等方面，均可見這些影響的存在，以至于有學者把這種向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簡單“模仿”稱為“漢學心態”。海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首先非常注重理論方法的運用與更新。理論方法就是觀察問題的角度與視野，特定的問題只有在特定的理論觀照之下才會呈現出來。其次，海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非常重視對文本的“細讀”，當然，有時候這種“細讀”也會因為一定要讀出文本中的“微言大義”而牽強附會，但這種對于“細讀”的訓練與重視，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如果說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給我帶來了新的“視野”，那么文學史研究則為我的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參照系。這種批評方式，總是習慣將作家或作品放置在文學史的秩序與脈絡中來衡量，常用“文學經典”的標準來看待當下的文學創作。這種方式的優長總是試圖要給當下的文學創作一個文學史定位，在“批評結論”之余，還有著一些“歷史化”的追求。但是，在優長之余，這種“歷史化”的批評方式的文學標準難免會有些“苛刻”。我在近年來的文學批評中也在嘗試著調整批評的標準，努力在“經典”與“現場”之間，保持一種平衡與張力。

周：王學謙教授說：“我以為，要理解張濤，首先應該重視他的海外漢學研究即對夏志清、王德威和李歐梵等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研究。這是他的博士論文內容，也是他學術的起點，同時，還是他長期堅持不懈的研究領域。”博士期間的研究，給你整個學術奠定了什么樣的基礎？

張：讀博的時候，我的閱讀范圍也比較雜，到最后論文選題的時候，還頗有些為難，在幾個選題中，最后確定了以夏志清、李歐梵和王德威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研究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在博士論文完成后，我還一直關注這個領域的相關研究情況，一些重要學者新發表的論文、新出版的著作我也都會跟蹤閱讀，了解他們的研究動態。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之研究”，帶有一定的學術史性質。

如果說，博士論文的寫作為我們的學術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礎的話，那就是在我的研究中，能有一些學術史意識或者比較重視研究中的“歷史感”。

周：至今你仍很關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據你多年的研究和觀察，你個人是如何評價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可以借鑒的？

張：如何評價海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個問題有些龐大，我有些難以駕馭。僅就我閱讀過的一些學者的研究來說，對于理論的重視是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突出特征或者也是他們的一個優長。可能是因為身處海外的原因，很容易及時接觸到各種理論資源，同時在求學的過程中，他們有著比較好的或者是自覺的理論訓練。他們在研究中對于理論的重視與運用，還是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的。但與此同時，這種對于理論的重視，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文本可能就變成了理論“演練”的對象，文本的存在只是為了證明理論的正確與有效。因此，在借鑒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理論重視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有些問題只是在特定“理論”視野中產生的，這些問題可能與我們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并沒有關系，并不是“我們”的問題。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有著自身的“立場”，這個“立場”的形成與確立，有著復雜的歷史語境和個體原因。我們在借鑒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時，需要對他們預設的研究立場進行反思。因為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歷史語境，與我們有著差異。他們的生存經驗與生命體驗，在有些方面與我們是“隔膜”的。這也是一些學者對于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批評，認為他們的有些研究是有些“隔”的。

周：王德威的《哈佛新編中國文學史》這兩年被熱議，你是如何評價這部文學史的？

張：王德威教授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我大致瀏覽了一下，還沒有特別仔細地閱讀。這本書的書寫起點是從1653 年開始的，時間的下限是2006 年。這個時間跨度，較之已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是大幅拉長了。但是，從文學史寫作的思維方式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與此前學界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整體觀”等概念亦有相似之處，都是試圖打通“現代”與“當代”的界限，突顯文學史寫作中的“文學性”。在書寫體例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與我們常見的文學史書寫體例還是有一些差異的，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像“史”。關于這一點，王德威教授在這部文學史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有過說明：“一般文學史強調大敘事，以大師、經典、事件作為起承轉合的論述。《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尊重大敘事的歷史觀和權威性，但更關注‘文學’性，以期有別于其他學科的歷史書寫，成為編者的首要挑戰。全書以單篇文章構成，風格包括議論、報道、抒情甚至虛構，題材則從文本文類到人事姻緣、生產結構、器物媒介，不一而足。哲學文章各擅勝場，反映‘何為文學’‘為何文學’的豐富辯證。”我們常見的文學史編撰在敘述風格、體例上，還是要遵循一個比較“統一”的原則。但是，王德威教授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卻沒有一個“統一”的體例，每篇文章風格迥異，自成一體。這是對文學史寫作成規的一種突破，是對文學史寫作形式的一種探索。另外，我們常見的文學史都是學者撰寫的。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中，有一些作家參與其中，撰寫了相關的章節。作家因為自己也寫作的原因，他們觀察作家與作品的角度，往往與學者不同。作家的視角可能并不特別在意所謂“史”的意義與價值，而是在乎“作品”的獨特與創造。《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體例上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選擇從一個時間點作為每篇敘述的起點，“出版體例每篇文章以2500 字（中文譯為400 字）為限，篇首以某一時間作為發起點，標題語則點名該一時間的意義，繼之以文章的正題。如此，每篇文章以小觀大，指向歷史可見和不可見的發展，但各篇文章的書寫體例和全書的編年順序又將所有話題、現象納入時間的恒久律動”。這種寫作方式，讓我想起了1998 年出版的由謝冕、孟繁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寫作形式，編者曾言這套書的寫作體例是受到了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啟發。這套“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也是選擇了百年中國文學中的一些重要時間節點，由某一年切入，也可算是“以小觀大”。

周：最近幾年“東北文藝復興”“新東北作家群”等幾乎成為一門顯學，身在東北，你認可這些提法嗎？你本人又是如何看東北文學的？

張：我覺得，這幾年，雙雪濤、班宇、鄭執等青年作家的創作，在一些研究者的推動下受到了文壇的關注。東北的文化區位優勢并不明顯，一些上海、北京的學者率先在他們的研究中關注當下的東北文學，并且保持著研究的持續性。這對當下的東北文學創作而言，是一件好事情。至于“東北文藝復興”“新東北作家群”等提法，我以為，這可能是一些研究者對當下一些東北青年作家在文壇上“異軍突起”的命名或敘述策略。“復興”“作家群”“崛起”等提法，可能更具閱讀上的沖擊力，能夠凸顯當下東北文學創作的成就，同時，也是對當下東北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度評價。我覺得，當下東北文學的創作，除了經常出現在批評與研究視野中的那些作家之外，還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家沒有受到關注。對于這些作家而言，被關注、被“批評”、被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恐怕還要更多地依靠東北自身的研究者了。

周：以東北作家的創作為例，你是如何看待寫作的地域性的？

張：對于很多作家來說，地域性都是一個重要的創作資源。這一點對東北作家來說也不例外。他們經常書寫自身生活的地域景觀與風情。東北獨特的人文地理景觀，成為他們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標志。同時，在這片黑土地上發生的歷史，也是一種地域性的創作資源，比如雙雪濤、班宇等人的創作中涉及的“歷史意識”。地域性資源對于作家來說可能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地域性資源為作家的創作提供素材，這些素材進入作品后可能增加作品與作家的辨識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家把地域性資源僅僅當作一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素材”與“對象”的話，恐怕這樣的創作就會陷入“重復”之中。

周：你在《東北文學的“味道”》中說道：“我們東北作家的著眼點主要不該在‘北上廣’，應該在這片黑土地上。即便是寫‘北上廣’，也該以我們的文化視角來寫。”我很認同你的提法，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就無法完成審美上的超越。作為文學研究者，你是如何看待地域與審美的共通性之間的關系的？

張：地域性資源在創作中，對于本地域的讀者而言，體現出的是風物人情的“在場性”；而對于地域之外的讀者來說，體現的是“異質性”審美因素。當然，以地域性資源為核心的“異質性”因素，在審美的過程中如果頻繁出現難免就會有審美疲勞。如何超越簡單的依賴地域性資源的審美創作，可能還如明全兄說的那樣，就是尋求審美的“共通性”，即一種普遍的人性、共通的情感。同時，也不能把“地域性”寫作資源完全當作寫作的“對象”與“內容”，而是要把地域性寫作資源轉化成一個“文學世界”，或者是看世界的“態度”與“方式”。這樣地域性寫作資源在文學創作中才可能有持續性。

周：你對當代文學的關注也頗多，先后研究過“50 后”“60 后”作家賈平凹、張承志、張煒、李洱、陳彥等，也涉及“70 后”作家鬼金、金仁順、石一楓、弋舟、吳文君等，以及“80 后”的孫頻等。你個人是如何看待這幾代作家的創作的？

張：我一時還很難比較這幾個代際作家在創作上的異同。總體而言，“50 后”“60 后”的作家，他們更關心一些宏大的話題，諸如重要的歷史時段與社會的熱點，并且他們關心的方式也是非常“直接”的。而“70 后”“80 后”作家，他們可能會對一些宏大的話題保持一種距離，即便是書寫也不是那么“直接”。“50 后”“60 后”作家可能把文學或者寫作這件事情看得比較“重”，而“70 后”“80 后”作家可能并沒有把文學或者寫作看得那么“重”，甚至比較“輕”。當然，在這里“重”與“輕”并不表明或者影響，不同代際作家對待文學的“誠與真”，而是體現了不同代際作家之間在文學觀念上的差異。

刊物應發現、推出年輕的作者

周：你哪年進入《文藝爭鳴》做兼職編輯的？這些年來，兼職做編輯，在文學研究前沿，這對你的學術研究帶來了哪些影響？

張：我是2013 年8 月份到《文藝爭鳴》做兼職編輯的。《文藝爭鳴》是有著全國影響的刊物。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這個平臺本身是自帶流量的。有許多優秀的學者、著名的批評家的成名作、代表作都是發在《文藝爭鳴》上的。他們與《文藝爭鳴》有著長久的學術交往和深情厚誼。我作為兼職編輯，借著《文藝爭鳴》的流量，和這些學者、批評家也有了十余年的接觸和交流。這樣非常便于我們及時了解、掌握當下文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這些“熱點”與“前沿”，未必能夠成為自己的研究內容與對象，但是，他們可以為自己的研究帶來精神上的觸動和思路上的啟發，或者是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周：近幾年，好幾位在高校的青年批評家、學者調入理論刊物做主編，你個人今后會有這樣的打算嗎？

張：我還沒有這個打算。

周：我和一些文學刊物主編聊過，其實一些青年作家，若不是這幾年各類刊物瘋狂地搶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的刊物對稿件質量的要求，連發表都難。至少刊物“媚少”現象還是存在的。批評類刊物的“媚少”現象，應該很少吧？

張：我和文學刊物的主編、編輯接觸得不多，但是，一些文學刊物我有訂閱，也會有閱讀，我的感覺可能和明全兄有些出入。我好像并沒有感受到明全兄說的那種“媚少”。當然，這可能也是我的閱讀有限形成的錯覺。對于批評類刊物來說，我覺得可能每個刊物的辦刊風格不同，稿件作家的來源、年齡分布等會有一些差異。我對當下的批評刊物閱讀得比較多，比照下來，我也并沒有發現“媚少”現象，只是有些刊物會發一些年輕學人、博士甚至是碩士的文章，這些文章寫得都很出色。而且我也覺得，從刊物的長遠發展來看，發現、推出年輕的作者是必不可少的。

周：《文藝爭鳴》最大的特點是專題性策劃非常有力度和貼近當下文學關注的熱點，能以一個專題策劃為例，講講你們是如何策劃和組織稿源的嗎？

張：我因為做兼職編輯的原因，比較了解《文藝爭鳴》的專題策劃。首先確定一個專題，是建立在對當下文學研究前沿與熱點了解的基礎上，確定幾個值得做專題性研究的題目。其次，對相關題目進行研究資料的梳理與歸納，在編輯會上進行充分的討論，然后確定是否可以做專題策劃。最后，在確定可以做專題策劃后，就開始確定專題的作者，因為有此前的研究資料整理，我們就會初步掌握這個專題有哪些適合的作者，確定專題作者后便是向作者約稿等具體事宜。比如關于“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幾個產生了一定影響的專輯都是這么策劃操作的。我想這也應該是很多同行刊物的共同做法。

學院派批評是一個“文化構成”的問題

周：你在陳述自己的批評觀時說，批評者在文學批評中，往往因為自身已有趣味和閱讀習慣，會選擇那些與自己的精神氣質和情感類型有“同構性”的作家、作品來閱讀。這種“同構性”的閱讀與批評，很容易在批評者與作家、文本之間產生“共情”，從而不斷強化既有的文學趣味和情感結構。但是這種“同構性”的閱讀，長而久之也容易陷入一種“單一”或者“狹隘”之中。你認為，要如何避免這種“單一”或“狹隘”？

張：我覺得，這個恐怕是一個很難徹底解決的難題。一個讀者或者批評者的精神氣質與情感類型，在其形成后往往難以發生變化。可能會因為一些原因，產生一些變化或者微調。這種“同構性”的批評，因為與作家有精神氣質、情感類型上的相同，容易產生“共情”，也可能對作家、作品理解得更為深入透徹。但這種“同構性”的批評，確實如明全兄所言，容易走向“單一”或者“狹隘”之中。如何能讓自己的文學批評在“同構性”原則的基礎上變得“豐富”與“多元”，這恐怕也要靠機緣，可能一些經歷讓自己的生命獲得了新的體驗，這種新的體驗就會在“同構性”之外，與一些新的文本相遇。

周：從1980 年代開始，文學批評擺脫“一體化”，逐步走向正常，其中人的因素正是批評家身份的民間化——批評家幾乎都是高校老師，但四十多年的發展，學院派批評在過度量化的考核方式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你是如何看待學院派批評的？你認為，學院派批評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張：我覺得我們今天對學院派批評有一個誤解，以為在學院體制中工作的批評者的文學批評就是學院批評。其實在我看來，學院派批評并不是一個“空間”問題，而是一個“文化構成”的問題。今天身在學院中的批評者深受當下學術考核體制的影響與制約，出現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覺得，出路還在批評者自己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很多批評者已經對學院體制中論文寫作或知識生產有了“適應性”。這種“適應性”長而久之，就會讓我們產生思想、智力的“惰性”，在熟悉的論文寫作與知識生產的環節中“不能自拔”。如何有效地走出這種“適應性”，擺脫思想、智力上的“惰性”，可能是身在學院體制之中的批評者調整自己批評方式的一條有效路徑。

周：你一直參與《文藝爭鳴》的編輯，從刊物編輯的角度看，你認為今天的批評，要如何做，才能實現自己作為批評的有效性呢？

張：我覺得，批評文章首先要好看。可能是因為缺少才情、個人體悟等原因，現在很多批評文章并不好看，而且“千人一面”，缺少“辨識度”。借用《文藝爭鳴》主編王雙龍老師的話說，就是“論文”太多，“文章”太少。論文的生產往往都是“標準化”的，而“文章”的寫作則需要才華感悟與獨特的文體意識，才華、感悟與文體意識則不是“標準化”的，而是極具“個人化”的，因此，文章多是“千人千面”，別具一格的。其次，文學批評應該對作家有用，能被作家認可。這里所說的認可，并不是對作家、作品的簡單稱贊，而是能對作家的創作有作用。

周：若給批評家朋友或晚輩推薦幾本書，你會推薦哪幾本？

張：明全兄，我在課堂上總是“好為人師”。在此，大家都是同道的交流，我就把正在讀的兩本書分享給大家吧，一本是《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另一本是《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

周：謝謝張濤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