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筆記之所以能夠進入文學研究者的視野，主要在于其是中國“古小說”之一種。在文學史評價抑或小說研究中，筆記遠不如“唐傳奇”一類的“古小說”那般受重視。實際上，在“小說界革命”、五四文學革命之后，“唐傳奇”的傳統影響雖在，但更像是已經消亡的文類，而筆記則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存在著，展現其作為傳統文類的影響力及生命力。

細究起來，與筆記相關的命名繁多。有“筆記小說”“筆記體小說”“札記小說”“掌故小說”“雜俎”“筆記小品”“筆記文”“白話筆記”“新筆記體小說”等等。從這些命名中即能呈現出筆記在文體方面的尷尬處境：一方面與小說勾連，另一方面又與小品、散文有關聯；一方面是文言小說的代表，另一方面卻又有白話語體的新變。圍繞著筆記產生的命名爭議一直以來都是小說研究者無法避開的重要問題，“筆記小說”的命名合理性也一直受到質疑，所以筆記研究長久以來被忽視，而“小說界革命”之后的筆記研究更是如此。事實上，通過研究清末“小說界革命”之后筆記的“遭遇”，有助于探討傳統文類與現代文學觀念的齟齬，并能更好地呈現近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面貌。傳統的“斷裂”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留下的痕跡與線索，值得我們重視與挖掘。

古代筆記作品內容駁雜，多被歸于雜家、雜史、小說家目下，有的甚至游離于三者之間。筆記近代小說文類身份的確立離不開“小說界革命”的推動。清末“小說界革命”為筆記帶來的新變之一是命名的改變。梁啟超稱《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這類“隨意雜錄”的作品為“札記體小說”或“札記小說”，他嘗試將部分筆記納入到“新小說”序列中，并在《新小說》第八號開始發表“札記小說”《嘯天廬拾異》《反聊齋》《知新室譯叢》等作品。梁啟超不僅采用“札記小說”的新名，同時在《新小說》中另設有“雜記”“雜錄”欄目以供其他類型的筆記發表。這樣的舉動似乎表明梁啟超有意將小說家目下的筆記從蕪雜的筆記系統中拆分出來。《新小說》所發表的“札記小說”呈現的固定文體特點是篇末結尾處用以輸出價值觀念的“作者曰”部分，凡是發表在《新小說》上的這類作品均整飭地保有這一結構，這也是其與“雜記”“雜錄”的最大區別。但隨著《新小說》終刊，作為“新小說”之一的“札記小說”成為曇花一現的小說文類。“札記小說”的說法則逐漸被“筆記小說”所取代。

從梁啟超和胡適等人對待筆記的不同態度中，能夠顯現出近代小說觀念到現代小說觀念的變化軌跡。梁啟超試圖將傳統筆記的一部分納入到“新小說”中予以保留延續，而在傳統與現代小說觀念齟齬下，新文學提倡者則對“筆記派”小說發難。胡適在《論短篇小說》（1918）中以筆記作為“新”的對立面，將其排除在短篇小說之外。羅家倫《中國今日之小說界》（1919）認為“筆記派”缺乏思想性。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1918）在梳理了日本近代小說流派后，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弊端在于舊的形式不能夠承載新的思想，而像“筆記小說”這樣的“某生者體”，更是“跳出在現代空氣以外”。

新文學諸人并非一直排斥筆記，在某些時候筆記亦會被當作合適的話語資源取用。1930年代隨著小品文的壯大，相關小品文的文章與論著中，筆記常常被作為傳統理論資源，用以佐證小品文存在的歷史合理性，進而逐漸形成“筆記小品”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小品文論家一方面借用筆記的傳統身份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明確與其劃清界限。如林語堂《論小品文筆調》（1934）認為小品文用途及范圍“非筆記、偶談、漫抄、叢錄等盡之也”。而周作人在《談筆記》（1937）中雖然表達了“近來我很想看點前人筆記”的想法，但又毫不客氣地表明《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寫得不壞，可是現在沒有他們的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筆記的傳統文類身份及內容蕪雜的特點，使其在適當時機下能夠作為合理的歷史依據被提及論述，甚至模仿、寫作，讓筆記得以延續。除此之外，憑借“隨意雜錄”的文體特點及小說補史的觀念，筆記與報刊新聞有所勾連，演變出介于筆記與新聞之間的文本樣式，呈現出既像筆記、又像新聞的雜糅模式。這類“新聞體小說”很難說究竟是新聞還是小說，不過報刊在追逐利潤、滿足觀眾好奇需要的推動下，對這類作品頗為鐘愛。1927年6月16日《申報·自由談》刊登啟事：“本刊專收新聞性質之短雋文字，與近人之珍聞軼事，酬報從豐，他種作品，蓋從割愛，幸勿惠寄，短篇小說亦請暫停，自由談部啟。”盡管《申報·自由談》聲明應讀者要求每周三會刊登一篇短篇小說，卻未能實現承諾，某種程度上，新文學運動多年后，《申報·自由談》上的筆記一度“戰勝”了短篇小說。由此可見，這類雜糅作品，在當時非常受歡迎。或許正是這種“他種作品，蓋從割愛”的做法，使得黎烈文擔任編輯之前的《申報·自由談》被看作是“茶余飯后的消遣之資”。30年代末期筆記寫作逐漸式微，之后筆記似一度消失不見，而80年代筆記又以“新筆記小說”的形式出現，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樣，傳統文類不會輕易消亡，通常會以其他樣貌表現出來。“新筆記小說”的寫作與命名，使得筆記成為唯一被冠以“新”名的“古小說”。

雖然筆記在文學研究及作品評價方面遠不及其他古代文類，但它卻展現出遠超于其他“古小說”的生命力。這種狀況的出現有著復雜的原因，但我認為究其根本與筆記自身所具備的特點有關——“隨意雜錄”、篇幅短小、內容蕪雜、于史有補等，這些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筆記不足的地方卻使它能夠在變革之際“隨機應變”：成為“新小說”之一，與小說組合成“筆記小說”，與小品組合成“筆記小說”，與新聞雜糅成“新聞體小說”，又在80年代與白話語體結合成“新筆記小說”。賀麥曉指出，“新文學必須只被視作中國現代諸多文學文體的一種，在戰前幾十年的全部時間里，它一直與其他文體共存，并相互競爭”。事實上，當我們細致梳理筆記的變化軌跡，便能夠清楚看到傳統的余響是如何呈現出來，也能夠切入到“小說界革命”、新文學運動之后觀察文學的另一個維度，進而更能夠有助于文學史的重寫。

（本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民國筆記體小說文體問題研究”[XSP21YBC26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