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后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魯迅《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

——題 記

一、“純文學”及其觀念的落寞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于在文學的邊界之內談論文學，以內行人的身份說內行話。我們經常把大眾沒有掌握的知識資源掛在嘴邊，包括東西方文學史、中外文學理論、層出不窮的文學術語、自產自銷的文學概念，言之鑿鑿地談論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種現象。這一套復雜、精密的知識工具包，讓文學創作和研究成為了專業性很強的事情，或者說一門學問。結果很自然，文學的創作與評論有了一定的門檻，形成了專業性的壁壘，正如一座深宅大院。其中門檻最高、處于核心位置的正殿里，供奉著自帶光環的三個字：“純文學”。

“純文學”的“純”，不僅指文學作品質地之“純”，還承載著一種價值觀念上的“純”。這種“純”的觀念相信，文學是一個自足自洽的存在、一個獨立性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作為對現實世界實然的摹仿或應然的想象，可以與現實平起平坐、相互抗衡。因此，文學自身的美學價值——藝術性、思想性、情感性，要比文學外部的現實價值——傳播學價值、經濟學價值、政治價值等，更為重要。

很明顯，這不是關于文學的全部觀念。伏爾泰的隨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論、薩特的存在主義戲劇、屈原與杜甫的詩歌、魯迅的雜文等等——構成了介入現實的另一種文學傳統。相比之下，這一套側重于文學美學屬性和形式價值的“純文學”觀念，歷史其實很短。法國文學理論家托多羅夫把源頭追溯到19世紀的福樓拜，認為他那不做價值判斷、客觀主義的、“工匠式”的寫作，使純文學觀念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賦形。“純文學”觀念在現代中國的生成和演變，更為復雜曲折。它先是作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為藝術”的文藝理念出現；1940年代之后一度退到暗處；進入1978年之后，作為對僵死的文學觀念的反撥，它借助文學期刊的輝煌，成為碩果累累的“新時期文學”，其中“先鋒文學”尤能代表其精神特質；再后來，1990年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制度化，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各類主流文學獎項的青睞，終于讓“純文學”獲得了應有的名分，并喬遷到高校象牙塔這個安身之所，獲得了穩定而安全的生存空間。

然而，“純文學”作為一種先天不足的、現代的文藝觀念，一直面臨著各種強勢的、古老的聲音的質疑（當然同時也從沒有放棄自我辯護，可以說整個現代性的文學，都是一種辯護式的文學）。托多羅夫在《瀕危的文學》當中，對“純文學”觀念進行了三個層面毫不留情的批評：第一，唯我主義。執著于個人的主觀宇宙，對外部世界不信任，或不予理睬。第二，形式主義。采取“工匠式”寫作立場，對客觀反映歷史現實失去興趣，傾心于敘事技巧、情節結構、文辭語言的雕琢。第三，虛無主義。對古典的人類價值體系產生了根本上的懷疑，真、善、美、復活、拯救等肯定性價值，不再構成所有作家推進寫作事業的統一支撐，苦思冥想的文學代替了積極介入、改變世界的文學。

托多羅夫的批評不能說刀刀致命，但至少讓人難以反駁。他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對于封閉、守成、內傾的文學系統的“不滿”。細想一下，他的“不滿”指向中國的“純文學”，似也同樣成立。實際上，國內已經有過幾次大的爭論，集中表達過這種“不滿”。離我們比較近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和這個世紀之初，由于市場化大潮和大眾傳媒、互聯網的沖擊，逐步邊緣化的文學界發生的兩次大討論。一次事關“人文精神”的生死，一次事關“純文學”的生死。兩次討論集中展示出“純文學”以及支撐“純文學”的人文精神在中國遭受的合法性疑難。近些年，網絡文學、科幻文學等類型化文學在國內外市場上的春風得意，進一步襯托出了“純文學”處境的落寞——現實層面與觀念意義上的雙重落寞。這種落寞，讓很多具有憂患意識的文學從業者深感焦慮。

二、文學的自救與系統的更新

恐怕還會有人說這些言論是危言聳聽，并且還要告誡我們文藝的永恒性比時代性更重要，要以不變應萬變云云。但在我的生活中，占據壓倒性的還是“不滿”之聲，至少是“不滿足”之聲。這些聲音來自外部的有之，來自內部從業者的就更多。究其根本，是大家對文學在整個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逐步邊緣化、小眾化、圈子化、板結化、孤立化、無聲化處境的不平、不甘、不滿。

這些意見的存在，說明文學面臨的不是零散的、偶發的、暫時性的問題。在時事巨變、媒介革新、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下，文學面臨的是發展滯后的系統性問題。特別是“純文學”這個系統，既面臨外部影響力萎縮的壓力，又面臨內部活力不足的困境。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過去一段時間文學界積極求變的行動。這些行動是文學在外部壓力之下的自救，也是文學系統主動尋求更新的自覺。

2021年，中國作協在十代會上提出“新時代文學”的觀念，這是對“純文學”等既有文學觀念的一次改造和更新。觀念鋪路之后，一些新的文學實踐緊隨其后。一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推出。二是各大文學獎項頒獎的“典禮化”“晚會化”，比之以往更為隆重，更加注重彰顯文學尊嚴。“魯迅文學獎之夜”等頒獎活動，開始采取直播形式，穿插文藝節目，將線下小規模儀式變為線上大規模晚會，將圈內文學活動變成廣泛的公共文化活動。三是各類文學報刊開始“陣地轉移”，從線下進駐線上，特別是進駐移動互聯網端的各類短視頻平臺、社交媒體。四是文學報刊的傳播觀念大大增強，完成向移動互聯網的“陣地轉移”之后，各報刊依托新媒體，采用圖文推送、視頻、直播、頒獎晚會等大眾樂見的方式傳播內容，變文字產品為視聽產品，推動文學報刊的數字化轉型。五是文學系統內的各平臺努力打造自身品牌。魯迅文學獎、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人民文學獎、花城文學獎、鐘山文學獎、《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獎、鳳凰文學獎等獎項的頒發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六是“作家出鏡”。在書寫時代，一個作家的筆名是他的身份標識。來到視聽時代，臉正在替代一筆一畫的名字，成為公眾辨認和記憶一個作家的標識。過去那種作品出場、作家隱身的觀念，正在被作家出鏡、作品出圈的觀念代替，“姓名經濟”正在被“臉經濟”代替。市場環境和媒介環境的變化，要求作家具有“雙重身份”：作為一個好的內容生產者的同時，還是一個好的內容傳播者。

這只是文學之變的一部分。管中窺豹，可以見風向：文學正在突破自帶的“INFP人格”，走出深宅大院，走出封閉、守成、內傾的舒適區，走向熙熙攘攘的市井人群，走向互聯互通的數字世界，走向發達的現代傳媒網絡。文學正在努力恢復自魯迅開始的強健的新文學傳統——為人生、為平民；努力回到“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甚至夢想回到自己最初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形態：街談巷議。

三、發展的世界與進擊的文學

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從來都是一個發展的世界。歌德曾借浮士德的形象，擁抱改造世界的科技革命，歌頌世界的上升，肯定現代化的發展精神。發展，就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內核。在一個文化內容由文字內容轉向視頻內容、消費方式由閱讀轉向觀看和體驗、文化產品由印刷品為主轉向數字產品為主的時代，文學——這個古老的、印刷文明時代的天之驕子，受到冷落其實是一個必然。

在這個不可逆轉的發展潮流之中，不進則退，停下就是離場。而文學——無論有過怎樣的萎靡和徘徊——從來都沒有失去過上進之心、創新之心。自古以來，文學不斷應時而變，詩、詞、曲，志怪、傳奇、小說，一時有一時之文學。文學家從來有著一個時代最敏感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醫生發現病灶、思想家提出思想、政治家開始行動之前，察人之未察，見人之未見，在沉默中預見爆發，在暗中預見光。文學看似沉靜，實則有救世的激情；看似緩慢，實則走在時代的前頭。那么，在最本質上：文學也從來都是進擊的文學。

行文至此，我想起一部漫畫：

為了躲避神秘出現的人類天敵——以食人為本能的巨人，先人建起瑪利亞、羅塞、希娜三道層層相套的高聳城墻。幸存的人類聚集其中，以失去自由為代價，暫且過上了安寧的日子。一百年后，隨著一聲突如其來的巨響，最外側瑪利亞之墻遭到超大型巨人突破，大批巨人入侵墻內，人類重新暴露在滅亡的威脅之下。最勇敢的人類組成了一支調查兵團，他們決心探明這個未知世界的真相，跟上巨人們恐怖而遙遠的腳步。他們毅然走出了高墻。

——這是漫畫《進擊的巨人》所講述的故事。漫畫家通過人類、城墻、巨人，構筑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想象世界，一個不可能的故事；但同時，這個不可能的故事卻能喚起我們強烈的憂患意識。

漫畫揭示的，是工業革命之后整個人類的基本處境：堅固的城墻，墻內是安寧但閉塞無知的生活，墻外是危險但嶄新無邊的世界。發展的、遼闊的、日新月異的世界，正以巨人的方式，沖擊著傳統、保守、靜謐的生活，威脅著那個令人懷戀的“昨日的世界”。18世紀，機械制造對傳統手工業造成了威脅；19世紀，電力革命對火的地位造成了威脅；20世紀，信息技術對印刷文明造成了威脅；今天，人工智能又對人腦智能造成了威脅。

科技發展，催生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系統。新系統必然會對舊系統造成威脅。這是主宰現代化的“發展之神”與人類簽訂的契約：以不斷破壞傳統、犧牲安穩為代價，獲得文明的發展。

這是一份不平等契約——無論情愿與否，只要我們還想在現代社會好好生存，就必須在契約上簽字。

而“發展之神”與文學之間的契約，早已簽訂。簽名的地方，寫著一大串我們熟悉的名字：歌德、笛福、伏爾泰、盧梭、普希金、巴爾扎克、梁啟超、陳獨秀、魯迅……他們，這些進擊的文學之子，就是我們的調查兵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