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我想也不會！”

以一首《FLY》火遍網絡的ANU組合，原籍青海玉樹囊謙。這首歌曾經被張藝謀導演看重，在冬奧會開幕式現場響起。他們從此成名，頻頻在各種選秀節目中亮相，但榮耀和失敗卻轉瞬翻轉，一如坐上了過山車，起起落落，驚喜與險象環生。幾年打拼，他們發現與自己當初的音樂夢想愈行愈遠，這時候，他們聽到了來自故鄉的召喚。2022年，ANU組合之一宮巴回到了囊謙，在故鄉籌建一所文化藝術學校。2023年5月8日是學校建成開校的日子，他們邀請我前往參加開校典禮。

我是乘坐5月8日早上8點從西寧飛往玉樹的航班到達玉樹巴塘機場，飛機落地，恢復手機信號，瞬間幾十個未接電話跳出屏幕，我心里一驚，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正在納悶時，有位朋友發來微信問我：“聽說萬瑪才旦在拉薩出事了，你知道嗎？”我一下愣怔在那里，第一反應是，這是一條假消息，是一些無良的網絡博主為了博人眼球的不擇手段。但心情卻突然變得糟糕透頂。我機械地跟著人群走出機場，接機的朋友拿著哈達守候在那里。哈達是怎么掛在我的脖子上的，我又怎么上了接機的車，這一切幾乎都是在恍惚之中。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汽車已經行駛在從機場去往囊謙的茫茫荒野之中。我對開車的司機說：“萬瑪導演好像出事兒了！”我當時說的是安多藏語，司機似乎并沒有聽明白，我又努力用康巴藏語說了一遍，開車的司機猛然側頭看我一眼，他用漢語說：“不會！”司機的這句話似乎安慰了我，我向他點點頭，也用漢語說：“我想也不會！”

一路上，手機信號時有時無，在經過一個小村鎮時，手機又密集地響了起來，依然是不斷跳出的未接電話和未讀信息的提示。我打開微信朋友圈，赫然看到朋友圈完全被萬瑪的頭像占據了……我急忙退出朋友圈，剛剛得到些微安慰的心情再次開始急躁起來。于是，隨手關閉了手機。

到了囊謙縣城，宮巴和幾位朋友在一家藏族餐廳門口迎候我們。下了車，我對宮巴說：“今天發生了一件大事，萬瑪導演可能出事兒了！”宮巴聽了，愣怔了片刻，說：“先吃飯吧！”進入餐廳后，我卻坐立不安，一邊陪著大家，一邊卻要假裝上廁所不斷離開座位，在餐廳大堂里來回踱步，卻不敢打開手機。或許是宮巴他們看出了我的坐立不安，當我第四次或者第五次離開座位時，大家都離席站起來，讓我到酒店休息。

到了酒店，進入房間，等送我的朋友走開，我關上門，坐在床上，打開了手機，未接電話和未讀信息的提示音再一次密集地響起，一個電話同時打進來了。我按下了接聽鍵，電話里傳來純正的安多藏語：“老師，您在哪里？”

“我在玉樹。”我說。

“看到網上的消息了嗎？”

“看到了，但我沒有勇氣打開那些消息！”我回答說。正說著，我忽然泣不成聲。

我聽到對方也在電話里大聲哭泣起來。

躺在酒店房間里，我回想起了與萬瑪才旦在一起的許多往事，在那些點點滴滴的瑣碎往事里，他總是安靜地坐在我的對面，或走在我的一側，無聲地笑著。

二、可可西里之行

2018年，電影《撞死了一只羊》殺青，他回到西寧，約我在一家藏族餐吧見面。那一天，我走到餐吧門口時，他坐在馬路邊的休息椅上安靜地等著我，長期沒有打理的頭發是灰白色的，清瘦的臉被高原紫外線涂成了黝黑的顏色。我走到近前，他微笑著站起來和我握手。看著他有些蒼老的清瘦樣子，我心里忽然生出憐憫，帶著責怪的口氣，鄭重地說：“以后少去那么高的地方工作！”他依然安靜地笑著，說：“先吃飯。”

《撞死了一只羊》的取景地大多在可可西里邊緣，海拔在4500米左右。那時候，我和他都已年逾半百，患糖尿病多年。那天聚餐，我們聊到了年齡與海拔的話題，并且約定，以后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區，還是要多加小心。

沒過多久，我受到可可西里森林公安部門的邀請，希望能到可可西里采風，跟隨他們一起去巡山，體驗并書寫一下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可可西里森林公安是從上世紀80年代的“野牦牛隊”成長起來的隊伍，他們秉承了杰桑·索南達杰的守護精神，巡山便是從杰桑·索南達杰開始并延續而來，至今依然是他們保護可可西里的一種傳統工作方式。我欣然接受邀請，他們也希望通過我邀請到萬瑪才旦，這一要求卻讓我有些為難。“我只有試試了。”我對他們說。那天晚上，我給萬瑪打去電話，說起可可西里森林公安邀請他去可可西里的事兒，他不假思索地答應了。我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他們非常高興。

接收到邀請大概是3月份的事情，兩個月后，萬瑪打來電話，主動詢問去可可西里的事兒。放下電話，我急忙聯系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對方立刻開始安排這次活動。5月16日，我們的可可西里之行成行。3輛皮卡車、5個巡山隊員，加上我、萬瑪和他的助理才多，一個8人的巡山隊從格爾木啟程，向可可西里巡山的第一站索南達杰保護站進發了。我們就這樣共同違背了不久前剛剛定下的約定。

此次可可西里之行，我們遇到了巡山途中幾乎能夠遇到的所有艱辛和困難：雨雪天氣、泥濘的路途、一天十幾次的陷車……最狼狽的一天，我們在根本沒有路的路上開著車，不斷顛簸、挪移、陷車拖車、不斷往返探路，從早上9點到晚上11點，一整天走了十幾公里，當然還有雨雪天氣的野外露營、就著涼水啃食方便面……我們不舍得扔掉用完的礦泉水瓶子，每每找到一片淡水，就把每一只空瓶子再次灌滿，以備后用。我們也看到了可可西里的壯美：一群群在金黃色陽光下涌向卓乃湖產仔的藏羚羊群、紳士一樣悠閑踱步的藏野驢、傲立在雪地中孤獨而又剛毅的野牦牛、伺機銜食產后的藏羚羊胎盤的一群群斑頭雁……

此次可可西里之行，5個巡山隊員的生活故事成了我們開采擷取創作素材的富礦區。每每有閑暇，我們就與他們促膝閑聊，聽了許多鮮活的故事，收集了大量錄音、視頻、采訪筆記。我們也意識到，如今的巡山隊員，已經不是當年索南達杰時代的“野牦牛隊”，他們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在十多年幾乎沒有響起槍聲的可可西里，他們不再與盜獵分子和非法采礦者周旋，他們有著更為寬闊的眼界、更為豐富的興趣愛好。巡山隊員里有歌手，有詩人，有書法愛好者。在他們的言談中，可可西里呈現出了另一種更為寬廣厚重的樣貌。我和萬瑪商定，一定為他們創作一些作品，哪怕是給巡山隊員中的歌手寫一首歌詞，推薦巡山隊員的詩歌在報刊上發表，給愛好書法的巡山隊員介紹好的書法老師……

然而，這項工作才剛剛開始，這個故事才講了一半……

三、遇見端智嘉老師

在可可西里采風期間，我和萬瑪也經常聊起一些往事。算起來，我們已經認識40多年了。少年時代，我們在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師范學校讀書。這所學校坐落在共和縣恰卜恰鎮。那時候，我和萬瑪都是文學愛好者，每逢周末，就去縣文化館看書。文化館有個閱覽室，訂閱有《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當代》等雜志，我們經常翻閱這些雜志，從這些雜志上熟知了許多當代作家的名字和他們的作品。我倆是這兒的常客，所有工作人員都認識我們。那時，做一個作家是我們共同的夢想。

而我們又何其幸運，就在海南州民族師范學校，我們居然遇到了一位寫小說的老師。從學生時代就開始文學創作的端智嘉老師忽然從首都北京的中央民院（即后來的中央民大）調到我們這座小鎮，在我們學校任教。我們之前就看過他發表在雜志上的許多原創和翻譯作品。他的作品在當時的藏語文壇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風潮，業內有人稱他是“藏族的魯迅”，“至今用藏文寫作的作家，無出其右者”，我們深受他和他的作品的影響。那時候，端智嘉老師在給其他班級授課，我們便經常跑去蹭課。也是受他的影響，我們從文學的閱讀，開始品嘗文學寫作這初雪一樣的味道。

端智嘉老師對萬瑪的影響有多深遠？可以從他拍攝他的電影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說起。這部電影的取景地便是端智嘉先生的故鄉尖扎縣的一座小村落。這部電影獲得當年的金雞獎最佳處女作獎。當時有記者采訪他，為什么會在這樣一座小村落拍攝這部片子，他回答說：“是為了向把我帶到這條文藝之路上的端智嘉老師致敬。”

《靜靜的嘛呢石》之后，萬瑪也曾動議改編拍攝端智嘉老師的其他小說作品。那時，他從北京電影學院剛剛畢業，專門來找我商量，邀請我和他一起先把端智嘉老師的作品翻譯成漢語，再改編成影視劇。我立刻接受了他的這一設想，也開始著手端智嘉作品的漢譯工作。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翻譯完成了約20萬字。那時候，萬瑪開始拍攝他的新電影，幾乎以一兩年一部電影作品的速度，迅速打入了中國電影的主流，并以與眾不同的藏語電影，豎起了自己的旗幟。或許是過于繁忙，把端智嘉老師的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事兒卻從此擱淺，也成為了“講了一半的故事”。好在由我翻譯的《端智嘉經典小說選譯》先后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貫穿始終的民間氣質

從《靜靜的嘛呢石》開始，萬瑪的作品便開始了穿越藏族民間、走向世界的路子，一種民間文化氣息自始至終氤氳在他的電影當中。在《靜靜的嘛呢石》里，這種民間氣質具體體現在貫穿作品始終的《西游記》的故事。小喇嘛帶著家里的電視機和VCD機到寺院，與自己的師傅和寺院小活佛共享電視連續劇《西游記》。《西游記》在藏族民間被稱為《唐僧喇嘛傳》，以一種民間故事的形式廣泛流傳，歷史悠久。《西游記》故事在這部作品中的作用，不單單是一條線索，同時也在藏族民間產生了一種溫潤的親和力。人們在他的電影里找到了自己，那種幾乎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無縫鏈接的故事、環境與場景，讓他們感到他的電影是從他們生活中延伸出來的一部分，每一個畫面、每一句臺詞，都讓他們會心一笑。看萬瑪的電影，讓他們有一種回望，或是再次經歷那些曾經黯淡卻又微光閃閃的生活的親切感，抑或是他們未來生活中將要出現的某一個片段。

這樣的民間氣質，或許得益于對我們共同的老師端智嘉的學習。端智嘉小說的民間性，是評論界不斷提起的一個話題。萬瑪自己也極為珍視民間，他讓他的作品穿行在民間大地，沾染來自民間的泥土和青草氣息，他甚至把這樣一種創作行為視為一種朝圣，向民間朝圣。我們幾乎可以從他的每一部電影中看到他心懷虔誠的行走。

在這樣的行走中，他的電影作品中的民間氣質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如果說，《靜靜的嘛呢石》表達的是對民間文學的依附，那么，在《尋找智美更登》中，民間文化則成為被現實丟棄而需要尋找的舊物。在這部電影中，民間藏戲《智美更登》的出現，零碎、簡單、面目模糊，似乎隱喻著當代話語下正在隕落的民間文化的最后歸宿。到了《老狗》，孤單卻又嘈雜的《格薩爾》史詩的說唱，成為了電影的背景音樂。這樣的民間氣質，幾乎閃現在萬瑪的每一部電影里，比如《五彩神箭》里，勇士拉隆·貝吉多杰刺殺藏王朗達瑪的故事；《塔洛》里，被主人公塔洛不斷吟唱的藏族民間情歌“拉伊”；《氣球》里，生命輪回轉世的民間信仰；《撞死了一只羊》里，遺留民間的刺客文化等等。

五、往事一幕幕

或許是因為高反，或許是萬瑪不幸離世的消息讓我焦慮難安，在夜宿囊謙的那天夜里，我一直不能入睡，直到天亮。清晨起來，我拉開窗簾，外面正在下雪，紛紛揚揚的大雪慢慢讓這座縣城變得清凈，遠處的山巒已經被白雪覆蓋，街道里剛剛發芽的稀疏的樹木已經是銀裝素裹。這白茫茫的世界，好似是這天空大地對一位優秀的藏族兒子的離世感到了悲傷。就在此時，我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又讓我極其為難的決定：不參加這天上午舉辦的開校典禮，奔赴拉薩去看看萬瑪，與他道別。

與我一起受邀來參加開校典禮的還有演員楊秀措。楊秀措曾經在萬瑪的多部電影中擔任角色。在《靜靜的嘛呢石》里她扮演了一個鄰家小女孩，在《塔洛》里她扮演女一號，在《氣球》里她扮演的尼姑角色受到廣泛認可。就在同一天，楊秀措也艱難地做出決定，退出在開校典禮上的演出，和我一起去拉薩。藏族在服喪期間是禁止娛樂的，何況是恩師走了……校方也通情達理，完全理解我們的心情，但我和楊秀措還是過意不去，私下里商量，這次所欠的人情，一定要好好報償。于是，我們買了飛往西寧、再從西寧轉機飛往拉薩的機票，出發了。

飛機上，我回憶著過去的點點滴滴。從恰卜恰小鎮的那間閱覽室開始，我們有太多共同的經歷。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在青海電視臺工作，電視臺成立了影視部，因為我發表過幾篇小說，就把我調到影視部，任務是創作影視劇本。我認為小說創作與劇本創作完全是兩回事，便要求給我學習的機會。得到單位的同意后，我就給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習的萬瑪打電話，說出了我的想法。他完全支持我，并讓我到北京來。在北京，我住在他租住的公寓里，每天跟著他去聽課，并嘗試著寫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我執筆，他修改，寫一段，修改一段，就這樣完成了這個劇本，我也基本過了劇本寫作關。后來，我們共同完成的一部電影劇本發表在《中國作家》雜志，曾先后獲得“青稞文學獎”和“英雄兒女”杯電影劇本征文獎等，卻因各種原因，一直沒有投拍。對一部電影來說，這或許也是一個只講了一半的故事。2016年，魯迅文學院和花城出版社聯合為我和萬瑪在北京舉辦作品研討會。評論大家云集，對我們的小說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我至今記得賀紹俊老師的評論：萬瑪才旦更注重敘事性，龍仁青更偏重于抒情性；萬瑪才旦更注重理性，龍仁青更注重感性；萬瑪才旦更注重智性，龍仁青更注重詩性。

六、另一半的故事需要年輕人去完成

我們的聯系從來沒有間斷過。

就在上月27號，他還打電話給我，商討一部電影劇本寫作的事。他告訴我，5月1日要去拉薩，我回答說，那咱們有機會再見。他說，一定。誰能想到，再次見面，卻是永別。

近年來，萬瑪電影的拍攝地點，海拔越來越高，幾乎是從《撞死了一只羊》開始，幾乎所有的電影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區完成，比如《雪豹》《陌生人》。在西藏開機的這部片子，由他的兒子、藏族新銳導演久美成列執導，拍攝地點是西藏浪卡子縣，海拔4500米以上……

他像一只鷹，向往著高處，向往著從一個制高點起步，翱翔高空。

拉薩，是虔誠信佛的藏民族歷經千山萬水，一路朝圣，最終要抵達的終點。萬瑪的朝圣之路，就這樣突然地抵達了終點，而他沒有講完的另一半故事，則需要藏族新生代電影人去繼承、去完成。有媒體采訪我，問及藏族電影的未來，我回答說，從萬瑪導演的兒子久美成列的電影作品可以看出，相對于前輩，他們的作品更多地加入了類型化、市場化元素，他們正在講述著藏族電影的另一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