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8月25日，第八屆魯迅文學獎評選結果塵埃落定，共三十五篇（部）作品獲此殊榮。不言而喻，魯迅文學獎是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命名的文學獎項，其對于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地位、對當代文學家的實質肯定，自是不用多說。自1997年創立，“魯獎”每四年評選一次，共設“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七個獎項。四年的漫長時光，等待卻是值得的，歷屆獲獎作品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多元景觀，也顯示出新時代、新征程的卓越成就。

得益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公布，我們難得地有機會如此集中地看近年來的文學作品，看文學家們當下正在“寫”什么，看當下文學創作的整體動態。其中，獲得散文雜文獎的五部作品，江子的《回鄉記》、陳倉的《月光不是光》、沈念的《大湖消息》、龐余亮的《小先生》、李舫的《大春秋》，構成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不可忽視的“散文風景”。這風景里，有游子漂泊他鄉的孤獨體驗，有山河故人對鄉村現代化的思索與追問，有個體對生命與自然的領悟，有鄉村教育者對孩童的關愛與擔憂，有知識分子面對歷史與文化的吟唱……雖然內容題材、敘事視角、藝術追求不同，但共同指向一個終點——文學的永恒與變奏。如果說，文學是文學家創作的游戲，那些古老的文學命題經由一代代作家們的重新編碼、變異，就可以產生無限的組合，引領讀者走向未知的神秘世界。然而，文學的魅力遠遠不止于此。文學不僅是一種不斷變化的創作游戲，當你深入其中，便會發現，文學通往的是一個無限貼近生命本真、最后散發出真善美光芒的終極旅程。正是在這幾部散文作品中，我們感受到作家的溫度與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作家置身新時代的現場，其文學作品與時代、與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系，愈加拓寬了當代散文的生長空間。魯迅文學獎授獎辭如是說：“江子的《回鄉記》書寫變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廣闊人間的滴血認親之作。李舫的《大春秋》，穿越古今，氣勢雄強，以尋根和守望確證中華文化的磅礴力量。沈念的《大湖消息》以地理空間熔鑄美學境界，以身體力行測量生態人心。陳倉的《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遷徙流變的生活信史，鄉愁與熱望同在，裂變與奮進交織。龐余亮的《小先生》，接續現代以來賢善與性靈的文脈，是一座愛與美的紙上課堂和操場。”[1]結合這段簡明的授獎辭，筆者認為，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的五部佳作，至少從三個方面彰顯了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豐富形態：其一，是講述鄉土中國“進城”與“返鄉”的時代裂變；其二，是在堅守“五四”傳統文學脈絡的基礎上，開創新時代文學的審美經驗；其三，是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文章學傳統，又不忘吸納其他文體特質，拓展傳統意義散文的邊界。

一、言說不盡的鄉愁

故鄉，永遠是勾起游子鄉愁的地方。“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從古至今，鄉愁書寫是文學家們反復言說卻道不盡情的永恒母題。不約而同地，已是離鄉者的江子和陳倉，一個自稱“故鄉的逆子”，另一個則言明是“把故鄉在脊背上背著到處跑的人”，逝去了的鄉土成為他們遠走之后依然留戀的靈魂歸宿。江子把這份鄉愁化為自己所追尋的精神內核，構建起一個“贛江以西”的文學地理版圖。陳倉早就屬于上海新移民的一分子了，可是忘不了的秦嶺故土，就是那牽引著他頻頻回望的精神坐標，驅散他在城市漂泊時的無根之感。

江子是虔誠的故鄉書寫者，他的散文彌漫著作家的生命氣場。“贛江以西”作為一個文學標識，出現在他的《田園將蕪——后鄉村時代紀事》《贛江以西》《回鄉記》等多部散文集中；作家以悲憫的文字記錄當下中國鄉土社會的消亡與生長，呈現普通人悲歡離合、斑斕駁雜的生命情狀。正如《回鄉記》序言寫下的：“我努力記錄和呈現這塊土地的歷史與現實，是以為她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說，她就是中國。可我寫下的何止僅僅是鄉土？我宣布我其實寫的是悲欣交集的人間……”[2]《回鄉記》分為“出走”“返回”“他鄉”三輯，聚焦贛江邊的江西吉水一個叫下隴洲的村莊。江子試圖從文化層面考察鄉村一百多年來的命運變遷，從歷史人物、文化性格、倫理秩序、醫療教育、地方風物、游子與鄉賢等多維度繪制鄉土世界的生存圖景，為故鄉的歷史與現實、人與物撰寫一部當代“史記”。走進這“人間”，一個個平凡卻在生活里上演不平凡事的鄉村人物悉數登場——被尊稱為“老座”的祖父是練武高手，外祖父是一名擅長針灸的鄉村醫生，向往遠方的大伯父是現實版的“高加林”，還有走南闖北的曾善生，人間蒸發的少年李瑞水，有福瑞之相的老人何曾氏……他們是作家血脈相連的親人，因為親情帶來的在場感，作家更能在常態的生活肌理中觸碰到鄉村現實最為隱痛的部分。《練武記》通過家鄉的武術折射當下社會傳統文化的流失和現代經濟發展伴隨著的道德秩序的崩塌。祖父的武術沒能承續下來，鄉土文脈斷層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臨淵記》以一個少年的出走，牽扯出一代代背井離鄉的“叛變者”。他們離開時的背影決絕冷漠，靈魂卻因遠離故鄉而永遠缺了一塊。《磨盤洲》記錄何袁氏失足落水的悲痛故事。這個鄉村老嫗的死，正是這塊土地在時代變革面前急速衰落的隱喻。

現代以來，“魯迅一代”的離鄉者為了“尋求別樣的人生”出走故鄉，待“魯迅們”再次返回時，卻發現以回憶建構的故鄉只是虛妄，無奈再次踏上離鄉的路，“離開—歸鄉—再離鄉”的“返鄉”模式，遂成為現代性鄉愁最為集中的表達方式。對于陳倉來說，“故鄉”有著明顯的象征屬性，《女兒進城》《后土寺》等小說的主人公陳元在大都市上海和故鄉塔爾坪之間游走，“他鄉”與“故鄉”所帶來的情感沖突日益凸顯，帶有作家深刻的個人印記。《月光不是光》是陳倉首部散文集，共收錄《我有一棵樹》《哥哥的遺產》《月光不是光》《喜鵲回來了》《老家是座廟》《拯救老父親》《父親的風月》七篇散文，講述“我”的父親、哥哥以及其他親人切身感受到的城鄉變遷與離散經歷，探討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回鄉村的循環過程中引發的人性沖突與精神隱憂。從小說創作轉向散文，陳倉執著對“返鄉”命題的自覺承續和反復譜寫，這何嘗不是一個離鄉者、一個城市漂泊者的精神自救！

二、“五四”傳統的承繼與新時代文學的召喚

如果說，江子和陳倉繼承了魯迅開創的“返鄉”模式，致力于挖掘現代鄉土的別樣風景，那么龐余亮的《小先生》，就是承繼了“五四”以來“兒童的發現”之重大主題。《狂人日記》的最后，隨著那一聲“救救孩子”的呼喊，“兒童”這一群體開始出現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野中。“小先生”課堂中的孩子，一個個似頑皮的精靈，狡黠、靈動、質樸、天真，攜帶鄉土青草的自然氣息：他們在枯燥乏味的鄉村生活中發現樂趣，或打彈弓、踢毽子、玩螞蟻、跳大繩、“擠暖和”、斗“天牛”，或調皮搗蛋、惹出事端，也會在農忙季節幫著父母干農活，度過樸素又快樂的童年時光。作為一個有著十余年鄉村教育經驗的作家，龐余亮用童心發現童心，用師心照亮孩子前行的路，他的拳拳愛意，最后以詩意化的語言呈現出來——“他沒法把自己兩只漲得通紅的招風耳藏起來，像兩只鮮艷的紅蘑菇，正在仔細聆聽著這布谷鳥亂叫的初夏”（《考你一個生字》）；“一陣麥的波浪涌向天邊了，我又看到我學生的黑頭顱了，我似乎還聽見他們的歌聲——陽光一般透明的歌聲”（《眨眼睛的豌豆花》）；“在星期日，他手持魚叉，目光炯炯，在河邊揮來舞去的樣子，像一個決戰中的將軍”（《站著上課的少年》）；“打球的我們像一只只大蜜蜂，學生們則像一只只小蜜蜂，油菜花的光芒和芳香都躲到了我們額頭上的汗珠里”（《跑吧，金兔子！》）這樣充滿童真童趣的描寫俯拾皆是，我們甚至驚喜地發現，魯迅筆下有著“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的百草園復蘇了，孩子們在滿是菜畦、皂莢、桑葚、鳴蟬、黃蜂、菜花的園中野蠻生長。于陽光之下，龐余亮的筆端也觸及了鄉村教育的貧瘠、留守兒童的孤獨、家庭暴力的創傷等現實問題。這些籠罩在鄉村生活之上的“烏云”，形成了《小先生》的另一重要特征——溫暖治愈之余還流淌著淡淡哀傷。

誠然，“五四”傳統通過“人的發現”，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更多思考的是“我”的生存境遇。進入21世紀以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愈發強烈，新時代以來的文學開始反思以人為中心的書寫模式，轉而投向生態美學的新大門。沈念的《大湖消息》即是如此。全書用“大湖消息”“麋鹿先生”“故道江豚”“黑楊在野”“化作水相逢”“致江湖兒女”“水最深的地方”“湖上寬”等作為文章標題，呈現洞庭湖的萬千氣象。很顯然，這部作品雖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視角，可是書的主角不是人，是天地間的飛鳥、游魚、走獸，以及構成整個生態系統的大湖。上篇“所有水的到訪”，色調冷峻幽藍，畫面空曠寂寥，仿佛能聽見湖上冷嘯的寒風，感受如冰針般的冷意。如開篇《大湖消息》，以“湖、鳥、影、夜、靜、風、毒、飛、鳴、逝、痛、光”等關鍵詞結構全文，將毒鳥人毒殺鳥類的殘忍通過自然環境的蕭颯呈現出來。“誰也不曾料到，趁著夜幕的掩護，冒著寒冷的毒鳥人摸著水面反射出的暗淡之光，悄然把死亡送到候鳥的身旁。我不知道，美好的一天將結束于一朵黑色而陰鷙的烏云。湖州之上，到處都留有候鳥的印記。風瘋狂地搖動著大地上的事物，圓鏡般的湖面陷入黑暗，候鳥的夜晚從來都布滿兇險”[3]。一只天鵝被毒死，它的“頭靠著左側船艙，褐色虹膜的眼睛圓睜，昔日潔白的羽毛，沾上泥水，凌亂臟污”[4]，讀罷尤為揪心。下篇“唯水可以講述”，集中記錄湖區的江湖兒女與大湖休戚與共的生命關聯，并將思考延展至與大湖有關的歷史、地理、社會、人文、經濟等之間的關聯性，展開一幅遼闊的多維度生態圖譜。作者意在告知，人類與天地間的其他生物一般，同是大湖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去除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才能構筑人與自然互利共生的生命共同體。沈念的生態自然觀，正是新時代生態文學的核心理念。

李舫是學者，又是散文成就十分矚目的作家。孟繁華評價李舫的散文，“有一種不讓須眉的丈夫氣，一種氣貫長虹的浩然之氣。她的氣象、情懷和修辭，如黃鐘大呂響遏行云”[5]。《大春秋》就是這樣一本關于中國的大書，且看李舫為篇名取的題目——《千秋一揚雄》《飛鴻雪泥——百年仰韶的人和事》《成都的七張面孔》《春秋時代的春與秋》《千古斯文道場——稷下學宮的流與變》《紙上乾坤》等，視野宏闊、磅礴大氣，縱橫于歷史與文學、山川天地與千古名士之間，探尋中國文化的“士”“脈”“道”，書寫了一幅大歷史、大人文景觀。“春秋者，時也，史也。”[6]在李舫的書寫中，我們看到，從偉大的春秋時代到繁盛的漢唐時代再到清王朝的余暉乃至當下，中國走過了一段充滿浪漫傳奇又荊棘密布的歷史，最終形成縱橫捭闔、包容萬千、博大精深的文化氣象。面對這樣具有家國情懷的作品，讀者心中升騰的是感嘆、敬意與向往。

三、文體疆界的持守與開拓

王安憶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言及，散文是“最明顯區別于小說和詩的東西。它好像沒什么特征”，是文學創作中最接近天然的一種文體；“小說和詩都是虛構的產物，前者是情節的虛構，后者是語言的虛構。而散文在情節和語言上都是真實的。它在情節和語言上都無文章可做，憑的倒都是實力”；“散文的空間貌似廣闊，其實卻是狹小的”，而真正“散文的天地，是有些夾縫中求生存的”。[7]這體現了王安憶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散文觀，也點明了散文這一類文體的特性——散文的邊界難以界定，可以說是兼容并包、諸體俱在；而另一方面，沒有邊界的限制，也就使大眾以為散文什么人都能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這是對散文認識的誤區。拿小說、詩歌作比較，我們會很容易接受散文化小說、詩化小說，如廢名、汪曾祺；但是，若作家以小說虛構筆法寫散文，或引詩體入散文，反而不被大多數人認可，如莫言的散文《俄羅斯散記》大部分是編的，散文的真實性受到挑戰，其審美價值也大打折扣。這恰恰說明，散文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散文比任何一個文類都更仰仗于作家的實力。

在各個文類都在跨界融合的今天，散文的跨文體寫作確實是大勢所趨。這個現象，是散文生態越來越敞開的可喜姿態，我們不應該以文體的固有觀念束縛作家的手腳。獲得第八屆“魯獎”散文雜文獎的五部作品，既在內容題材方面有不俗成績，又在文體上探索新的筆法。如陳倉原本就是小說家，《月光不是光》的幾篇散文有很強的敘事性，把一個個背負著生活重壓的人物故事寫得跌宕起伏；江子以腳步丈量大地，在《回鄉記》中有意將文學與歷史、哲學思考相結合；《大湖消息》則是有很強的非虛構性質，沈念親自走訪洞庭湖湖區數百余次，并將所見所聞細致呈現。

當然，也有作家在傳統散文的疆域里默默耕耘。《小先生》的語言讓人想到汪曾祺，用筆簡約但意蘊豐深，與性靈派文學傳統一脈相承。李舫以學者立場成就《大春秋》的歷史厚重感，史料翔實又透射出學理的光芒；更重要的是散文中傳達出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博大的人文關懷，具有典型的學者散文之特性。

魯迅先生曾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8]盡管，魯迅的這番論斷是批評中國舊文藝存在的“瞞和騙”的弊病，但是文藝對國民精神的重要引領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從中國古代的“先秦諸子百家”“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到現代的五四新文學、延安文藝、“十七年文學”等，無不與特定歷史時期的國民精神緊密相連，無不對人的精神具有啟蒙意義。及至新時代，文藝對國民之魂的鑄造，其作用愈發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指出：“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9]

魯迅的“燈火”，仍熠熠生輝。

注釋：

[1]《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辭》，中國作家網，2022年11月21日。

[2]江子：《回鄉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頁。

[3]沈念：《大湖消息》，北岳文藝出版社，2021年，第20頁。

[4]沈念：《大湖消息》，第36頁。

[5]孟繁華：《創新須知常 數典不忘祖——新歷史散文與文化傳統》，《東吳學術》2018年第1期。

[6]李舫：《大春秋》，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自序第2頁。

[7]王安憶：《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小說界》1995年第4期。

[8]魯迅：《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4頁。

[9]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22頁。

（作者單位：羅文婷，廈門大學中文系；徐小華，江西景德鎮市浮梁縣第一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