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魯迅的選擇

為什么要討論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因為價值取向決定著社會行為的方向，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知識分子集體選擇的人生方向，是由其相對穩定的價值導向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同的價值取向塑造不同的知識分子。古代士人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也不變”，他們飽讀詩書、傳承道統，深信唯有讀書做官、輔助君王這一途徑，才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但是在晚清廢除科舉，大批留學生出國學習“新學”以后，隨著學科分類和知識專業的確立，知識分子接受知識的內涵與方式都改變了，天變，道也隨之變了。東洋西洋的高等學府里，哲學歷史、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甚至是宇宙太空，都成了專門學科，都有專門的知識體系做支撐，沒有一種包羅萬象的帝王之學，更沒有官場梯隊的預備演習。知識專業化是為了服務社會，即便是政治、法律、社會等學科，也是服務于現代社會管理系統，并為此設置的具體崗位。舊時讀書人所謂“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賣貨給廟堂的主兒；而現代知識體系面向社會，面向民眾，通過服務民眾這個“中介”來提升國家軟實力，間接地為國家服務。這就形成了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但是，知識分子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不是在短期內確立完成的，它需要有一個社會實踐的漫長過程，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對于轉型中的知識分子來說，從“貨與帝王家”到“服務民眾”，從廊廟天下到社會崗位之間的價值落差實在太大，用一個現代的詞來描述，就是他們深深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被“邊緣化”。對于這種趨勢，在一個多世紀后的當下社會，我們是看得清清楚楚，也很理解，但在當時經歷著歷史巨變的人們是很難迅速適應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樣一個讓人感到尷尬的歷史時刻應運而生的。

像嚴復、張元濟、蔡元培、黃遠庸、張謇這樣的成功轉型者畢竟是少數，何況他們的思想行為雖然走到了時代變化前沿，但在實際的社會關系上，他們與廟堂仍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是屬于最后一代士大夫，又轉型為最初一代現代知識分子的。他們身在民間崗位上，依然受到傳統士大夫所享有的尊重和權威性。

然而有更多的年輕知識分子（主要是留學生）卻彷徨在新的歧路上。他們出國學習的是新知識，但在價值取向上并沒有做好在民間崗位上工作終身的準備。當年的留日學生魯迅便是其中典型。據魯迅在《〈吶喊〉自序》里介紹自己的學醫選擇：“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這里包含了兩種價值取向：前者是當一個服務于社會的普通的醫生；后者是希望能夠參與強國大業（參軍或維新運動），改變國家未來的命運，因為他間接地了解到“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這雙重目標并駕齊驅的價值觀，表面上看很接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特點，可是魯迅在實踐中又出現了怎樣的結果呢？我們暫且繞過“幻燈片”的故事，直接引出魯迅選擇棄醫從文的理由：“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作為留學生，魯迅學習“新學”的潛在目的，還是在于練就一雙醫“國”之手，而并非治病救人。中國古代文化傳統里，治病也好，烹調也好，釣魚也好，弄到后來都變成了治理國家的隱喻，而不是實實在在地當一名好醫生、好廚師或者好漁夫。從價值取向來說，如果做一個醫生救治病人先要看病人的精神是否覺悟，凡愚弱的病人（從啟蒙主義者看來，大多數病人都是愚弱的）似乎不值得給予救治，并不以他們的生命痛苦為不幸。我想這是當不好醫生，也有違醫生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的。當然魯迅寫這篇自序時，被籠罩了激憤的情緒，有些話也不得太當真。但是從知識分子崗位的價值取向來分析，我覺得魯迅至少在留學期間是沒有做好當醫生的上崗準備的，他熱衷的依然是醫國救民。魯迅與藤野先生最后沒有能夠完成醫術傳承，有這背后的價值取向在起作用。但是還有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是，魯迅放棄學醫，并沒有退回到廟堂，去謀一官半職，當一個“洋翰林”，而是轉向新的方向：辦刊物，弄文藝，宣傳新思想，推動改造國民的精神素質——用后來的話表述，就是啟蒙。

魯迅選擇的人生方向，代表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既不是繼續在廟堂做官謀職，也不完全是體現現代知識分子服務社會的意識。魯迅不能滿足于學一門技術，謀一種職業，他還有更大的志向和遠景：改造國民性，從根本上改造中國，提升中國，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魯迅的選擇超越了僅僅作為職業的民間崗位，他在崗位之上的精神領域，建構起一個新的價值標準：教育民眾、喚醒民眾，在廟堂以外建構一個新的判斷社會進步與否（也包括判斷廟堂權力機構的進步與否）的標準，通常被稱作“社會良知”或者“真理”的標準。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的根本區別，就是知識分子所依據的判斷是非的標準，既非“君意”也非“圣意”，它代表了一種“民意”。但這個“民意”不是傳統儒家宣揚的“民為貴”思想，在君主制體制下，民眾是被統治階級，只能被動接受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就是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所以，代表時代進步的“民意”暫時還無法由民眾自身來表達，需要知識分子向民眾進行啟蒙教育，傳播時代進步的信息，培養人們的理性和覺悟。中國在晚清到五四的時期，時代進步的信息主要還是來自西方先進社會，中國人只有沖破傳統文化的思想牢籠，放眼世界，呼吸自由，才能看清楚世界進步的大趨勢。很顯然這不是個別人的選擇，當時大批留學生邁出國門，他們面對一個新世界，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看到了法國大革命和《人權宣言》，看到了美國的民主體制實驗，也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還有彌漫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現代主義思潮……就是這樣一批留洋學生，最先看到了世界的希望，也許，他們看到的還只是一些現象的碎片，不那么準確，他們找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理，但是他們觸摸著世界發展大勢，勇敢地擔當了啟蒙責任，成為那個時代又一批現代知識分子的先驅者。

我曾講到嚴復在變法失敗后，認為“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于是自覺選擇了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和傳播西方現代思想的人生道路。他的選擇也具有雙重的價值取向：在以譯書為職業、從事教育和出版工作的人生道路上，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但在文化傳播領域，他的工作意義凸顯在開啟民智，鼓勵青年放眼世界、了解世界，著眼于整個國民文化素質的提升。這就是在民間崗位之上的精神崗位，與魯迅選擇改造國民精神的道路是同一條啟蒙的價值鏈上的關節點。啟蒙的價值連接著晚清民初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產生實際的制約作用。晚清到五四前后，許多中國留學生本來根據國外高校的學科設置選擇了多種多樣的專業，但最終都放棄了專業學習，轉而投入到社會運動和文藝運動。我們不妨羅列一下五四新文學初期作家的留學背景：胡適在康乃爾大學首選是農科，后來轉哥倫比亞大學改學哲學；周作人是以學土木工程的名義被公派出國，但只是在立教大學讀了一點兒古希臘語；徐志摩在美國讀的是銀行學和經濟學，后轉到英國劍橋大學學政治經濟學；陳西瀅在英國也是學政治經濟學；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學醫；郁達夫先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學習法政，后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學習，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張資平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院地質系；另一個創造社元老成仿吾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的是“造兵科”……再加上魯迅的棄醫從文，再加上還有許多雖然留學也沒有學到什么專業知識的“游學者”的投入，一部新文學史幾乎就這么歪打正著地誕生了。這些留洋學生的專業與新文學本來沒有什么內在關系，他們回國以后也沒有考慮過確立自己的專業崗位賴以維生，或者說他們并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很多人是仗著留學期間學了一點兒外語，積極從事文學翻譯和文學寫作——而這正是啟蒙的文化運動的最佳武器，新文學就勢發展起來，成為轟轟烈烈的啟蒙文化的一部分。

很顯然，這樣一種現代知識分子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趨勢，背后一定有強大的價值取向在起著引導作用。我把這種以啟蒙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廣場意識。在《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中，我是這樣描述的：

“廣場意識”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近似于摹仿倫敦海德公園的一種實驗。他們幻想站在一個空曠無比的廣場上，頭頂湛藍的天空，明朗的太陽，腳下匍匐著蕓蕓眾生，仰著骯臟、愚昧的臉，驚訝地望著這些真理的偶像。他們向民眾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從此世界上就有了光與火。假使真的存在這樣的廣場，作為價值轉換的中介，它顯然會使知識分子由民間通向一個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

從廟堂價值取向轉型為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對于傳統士人來說是艱難的，但轉向廣場價值取向并不難，在走向共和的大趨勢下，現代知識分子從傳統的“帝王師”轉向“民眾導師”的變身并不費力。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左右中國命運的主要力量的表現形態，向著“民眾意志”（民主）轉化，“民意”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誰掌握了民眾輿論導向，誰代表了“民意”，誰就有力量；反之，誰背離民意，也會眾叛親離。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上，第一代知識分子及時抽身背棄廟堂而投向廣場，領導民眾輿論、普及民主與科學的新知識，破天荒地開創了一個在廟堂之外引領社會進步的新的空間。這一場華麗轉身，在中國近代史上，就體現為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杰出的領袖，是陳獨秀。

二、廣場上的歧路

我們把陳獨秀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杰出代表，大約不會產生異議。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統治階級的終身反對者，并且為之奉獻出一生心血、滿門忠烈。正如他在1933年國民黨法庭上宣讀的“辯訴狀”所說的那樣：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后，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我之所以認為陳獨秀的一生奮斗最能夠詮釋現代知識分子廣場意識，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考察：其一，陳獨秀一生清貧，除了“民國初年”與柏文蔚的安徽督軍府、二十年代初與陳炯明的廣州省政府有過短暫合作以外，基本上沒有直接參與地方政權下的政治活動，況且柏、陳之輩當時都是以“革命軍人”的身份建設地方政權，但即使這樣，陳獨秀與他們的合作也非常有限。晚清到民國的歷史性轉變中，在傳統文人轉型為現代知識分子的龐大人群里，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樣徹底地拒絕廟堂。其二，陳獨秀一生立意反抗，精神獨立，他自我歸納的四個“反抗”，已經把體制反抗、政治反抗、思想反抗、對共產國際斯大林路線的反抗都涵蓋在其中，做到了無所畏懼，不為某種勢力左右而出賣靈魂，或背叛立場。其三，陳獨秀早年考過秀才，國學底子深厚，尤其對文字研究頗有成就；在其事業最盛時期，擔綱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主編《新青年》，聲譽如日中天，但是學術專業、教育事業都不能使他安身立命于民間崗位，他一生奮斗的價值志向，只在“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其四，陳獨秀概述自己三十余年生涯，前半期站在知識分子方面即向大眾啟蒙，后半期轉向為工農勞苦人民謀利益。在陳獨秀的革命生涯里，“啟蒙民眾”和“領導革命”形成了自然聯結的“改造中國”的奮斗目標。他的立場始終是在廟堂外的，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但又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民眾啟蒙教育的目標。我想，如果要全面揭示現代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價值取向，陳獨秀的一生努力是最純粹、最完美、最具有榜樣性的典范。

陳獨秀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對五四時期一大批向往用激進主義手段來改造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有著直接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這條道路上的先驅者和踐行者，還有李大釗、瞿秋白等一大批獻出生命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包括信仰其他社會理想主義的政治活動家和民主人士……他們政治傾向不盡相同，所走的道路也多有分歧，但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價值取向都非常清楚，他們始終與統治中國的清政府、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日偽政府劃清界限，盡力使自己成為一種反抗、批判廟堂的力量；對于民眾，他們始終站在啟蒙教育的立場上，旨在喚醒民眾，推動社會民主進步；他們為了生計也有自己的專業和工作崗位，但他們并不把自己的專業崗位視為一種獨立的價值取向，而只是依附于他們畢生“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的理想實踐。他們把改造中國的途徑放在對廟堂的批判和改造之上。

與陳獨秀一起發起新文化運動，但政治態度要溫和得多的是胡適。胡適的溫和是因為他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廟堂型、廣場型與崗位型混雜在一起，但廣場型價值取向還是占主要地位的。胡適的一大貢獻，就是他從美國留學回到中國，看到民國政府無能力擔當起新的中華廟堂的功能和責任，民眾也麻木不仁，于是他提出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這個主張得到陳獨秀贊成，可以看作是《新青年》在北大前期的基本言論方針。為什么說這是一大貢獻？因為陳獨秀是革命家，雖然他也看到了思想啟蒙的重要而決心創辦刊物，著力于思想覺悟的工作，但依他的本性是不可能回避現實政治、也不可能回避現實政治的沖突。胡適“規避政治”的主張保證了《新青年》順利開展思想啟蒙運動，包括推廣白話文和提倡民主與科學，《新青年》雖然成為舊勢力的眼中釘，被視為洪水猛獸，但它仍然能夠在批判舊文化的斗爭中所向披靡。胡適的另一貢獻是廣場斗爭始終不忘專業崗位的堅持，他是以新思想理論指導下整理國故的學術態度贏得北大學子的尊重，而不是聳人聽聞的實驗主義和寫得并不好的白話詩。從五四初期的胡適的價值取向來看，他是自覺拒絕廟堂之路、堅持專業崗位、醉心于廣場的思想啟蒙和傳播。他提倡易卜生的個人主義、杜威的實驗主義、提倡白話詩、介紹西方短篇小說等，既是專業知識，又是思想啟蒙，雙重的價值取向使他暴得大名，幾乎是打一槍開辟一個領域，彈彈無虛發，很快就建立起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權威形象。

與章太炎一代知識分子相比，胡適屬于全新的留學生一代。但是在廣場上的留學生陣營中，英美背景與日俄背景的留學生人生價值取向是不一樣的。胡適不談政治只是短暫時期的選擇，沒過幾年，他就在《問題與主義》中小試牛刀，接著與丁文江等創辦《努力周報》，開始大張旗鼓地參與議政了。議政本來是廣場型知識分子的題中之義，胡適的議政堅持了民主政治、自由主義的立場，不斷與當時的政權進行對話，在國民黨建立了統一政權以后，兩者之間齟齬加劇，新月社一度也成為政權迫害的對象。胡適走的是一條與陳獨秀截然不同的廣場道路，陳獨秀是廟堂的反對派和舊世界的掘墓人，胡適是實驗者，他不斷實驗用和平方式來呼吁民主訴求、營造民主體制。胡適這個努力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后。抗戰爆發，胡適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為抗戰外交奔走；1948年國民黨召開“國大”，胡適不知就里答應參與總統競選，結果自取其辱。1949年以后，胡適先去美國，后又回到臺灣定居，擔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長。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特立獨行的精神始終是國民黨政府的大忌，不斷受到明里暗里的攻擊，終以心力交瘁而死。胡適和他的學生傅斯年都是新文化運動中另一類廣場型知識分子，他們的價值取向一直徘徊在廣場與廟堂之間，“議政”“入閣”“組黨”“辦報”“言論”都是廣場型知識分子表述政治主張的主要渠道，但是在沒有民主空間的中國廟堂之側，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付之東流。他們倆先后猝死的悲劇，同樣象征了現代知識分子由廣場到廟堂的道路已經徹底斷裂。

陳獨秀和他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是通過推廣白話文、提倡文學革命來擴大社會影響，獲得社會承認的。陳獨秀的思想行為中體現出來的廣場型價值取向，深刻地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的主流精神。青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棄醫從文的例子，也是典型的廣場意識。魯迅的從事文藝，與起先打算從醫一樣，不是出于純粹的專業意義——“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仍然有一個高于專業本身的目標，也就是啟蒙。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的精神傳統，我稱之為新文學的現實戰斗精神，它在文藝創作中強烈體現出一種大膽針砭現實、干預生活的熱忱態度。這種文學的戰斗精神，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每一個歷史階段、根據不同的社會環境，都熔鑄出輝煌的廣場型的戰士人格。魯迅是一面旗幟。魯迅的生活軌跡與陳獨秀有點兒相似，但又有明顯不同。陳獨秀始終是一個在廣場上行動著的精神戰士，他游走在幾重不同境遇的廣場上，直至背上革命的十字架，沉淪到底。而魯迅曾經是一個享受平穩、富裕生活的知識分子，他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也算是側身于廟堂；新文學運動初期他既有創作又有翻譯，還在幾個大學里兼職上課，有不菲的經濟收入；但是這一切都不能給予魯迅真正的精神滿足，隨著他不斷深入地參與到現實社會的政治斗爭，與形形色色的社會陰影的齟齬中履行了知識分子的批判使命，他不得不在社會迫害中出走北京，南下投奔革命。然而，復雜的“革命”也沒有能夠讓他安身立命，當他定居在上海時，廟堂的、崗位的價值取向都已經遠離了他。晚年魯迅成為一個在廣場上吶喊與彷徨的精神戰士，無所依傍，特立獨行。現代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價值取向就是這樣體現出來的。

魯迅精神傳承到第二代，其代表性人物是胡風。胡風也是一個廣場上叱咤風云的精神戰士。他也有自己的專業崗位：文藝評論家、文學編輯，前一個身份指他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結合中國文藝實際，有力推動新文學的深入發展；后者身份指他通過《七月》《希望》等出版物，把一大批文藝青年團結在魯迅旗幟周圍，成為抗戰文藝中一股標志性的力量。但是在1949年以后，當冠蓋滿京華而斯人獨憔悴之際，胡風無法安心于一個具體的工作崗位而焦躁不安。我閱讀《胡風家書》時，怎么也想不明白，胡風為什么就不能在上海或者北京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先把工作崗位確立下來，把家庭生活安定下來，然后再爭取在工作實踐中做出成績；然而不，胡風寧可獨身待在北京，期盼著國家領導人的召見和約談。后來他干脆舉家搬到北京，又給中央寫三十萬言書來申訴自己的文藝主張，終于招來一場冤案。

據《獄里獄外》里記載，當年賈植芳向亦師亦友的胡風建議翻譯文學巨著以避開政治論爭，胡風沒有接受。這里分明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起作用。胡風的價值取向始終是廣場型的，同時還夾雜著幾絲對廟堂的期待，卻沒有民間崗位的自覺。而賈植芳是在進入震旦大學、復旦大學當教授以后慢慢接受了民間崗位的價值觀的。之前的賈植芳也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廣場型知識分子，否則他就不可能與胡風成為肝膽相照一生的朋友。《獄里獄外》記載了賈植芳與當買辦的伯父的對話。他伯父經商致富，廣置家產，見侄兒的生活道路坎坷，就勸他回家來繼承家業做個商人，不要在外窮折騰。賈植芳回答：“伯父，你出錢培養我讀書，就是讓我活得像個人樣，有自己獨立的追求。如果我要當個做買賣的商人，就是不念書跟著你學，也能做這些事，那書不是白念了嗎？”于是，賈植芳拒絕了伯父為他安排的前程，頑固不化地朝著新的災難走去……這個故事，如果不從價值取向上分析，很難弄清他們兩代人對話的真正含義。賈植芳拒絕伯父的建議，不是對商人經商行為表示鄙視。在回憶錄里，賈植芳也記載了他曾經迫于生計做過買賣，更何況他和哥哥賈芝長時期的生活、讀書和出國留學，都是由商人伯父提供經濟資助；這段話的關鍵詞在于：讀書、獨立、追求，這才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品格。中國傳統意義上是農商社會，務農經商是中國士人進出廟堂以外的主要生活形式，沒有什么可鄙視的。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打開了現代知識分子的世界性視域，讓他們具備了超越一般務農經商做官人生模式的價值取向。賈植芳的這段話說出了那么一層意思：商人伯父出錢培養兩個侄兒讀書，讓他們在新式教育中接受了新文化精神，讓他們明白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伯父所期望的原來的生活模式中去了。因為他們有了新的獨立于傳統觀念的追求。至于追求什么，每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賈植芳的哥哥賈芝原先是孔德學院學生，接受法國式的教育，成為一個小有名氣的象征派詩人，因為與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戀愛結婚，受其影響奔赴延安參加抗日，后來成為我們民間文學研究領域的領導干部；賈植芳則因為參加社會運動和學潮，幾次被捕入獄，在戰爭中從軍抗日，在前線創作了大量小說和報告文學，成為一個受到胡風賞識的七月派作家。這對山西農村地主家庭出身的親兄弟都屬于二十世紀第三代知識分子，他們是迎著五四晨曦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的人生觀洋溢著青春的、廣場的、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1949年以后，賈芝從廣場走向了新廟堂；而賈植芳因胡風案的牽連，再一次受到迫害，走進監獄。晚年的賈植芳則在大學教席上重新樹立起民間崗位的新取向。

也許可以這么說，陳獨秀、胡適、魯迅到胡風再到賈植芳，是五四新文化發展道路上的三代知識分子，他們共同用坎坷的生命歧路構建起現代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五四新文化運動波瀾壯闊地興起及其劃時代的偉大意義，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相得益彰。廣場意識在五四運動中找到了典范性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揚，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普及了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也使這種價值取向高度凝聚起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傳統。

三、從魯迅到巴金

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政治家表現的廣場意識與魯迅、胡風、賈植芳等文學家的廣場意識，既為同源，還是有所不同。我除了指他們各自奮斗的領域不同，更是指價值取向的表現形態不同。政治家的廣場意識比較簡單，因為廣場啟蒙民眾的指向是反抗、改造、更新國家權力。從實質上說，廣場與廟堂雖然表面上呈現出對峙的激烈勢態，兩者之間仍然是具有同構性的，廣場可能強化而不是消解廟堂的權威性。尤其是在一個政治斗爭異常殘酷的環境里，腥風血雨下，追求民主的廣場很容易被暴力摧毀：陳獨秀沉淪，李大釗、瞿秋白等人的犧牲，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用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事業。中國革命最終轉向武裝斗爭，砸碎舊的國家機器，以暴力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新的廟堂。——這已經超出了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實踐范圍，中國革命中心不得不從啟蒙的廣場轉移到農村，實踐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革命道路。革命的主力從覺悟了的知識分子朝著覺醒了的工農大眾轉移，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上建立起來的廣場型價值取向在實踐中已經失敗。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政治領域里，知識分子試圖恢復廣場價值取向的各種努力，命運的悲催也是一樣。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下述的一系列事實：新文化運動建立起來的聲勢浩大的廣場革命，經過“三一八”慘案、“四一二”大屠殺以后，二度發生分化。第一次分化是知識分子的主力紛紛南下，投入了國民革命；第二次分化是“革命”幻想再度破滅，新舊軍閥原來是一丘之貉。大屠殺下，革命主力轉移戰場，主要形態為農村土地革命；而躑躅廣場上的知識分子，除了少數人堅持踐行自己的價值取向（主要是轉向民主運動的人士）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投向國民黨建立的新廟堂（如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更多的人則轉向民間社會，繼續在專業的崗位上履行知識分子的使命（如陳望道、李達、陳啟修、施存統等）。五四運動中最負盛名的學生領袖之一匡互生，他信仰無政府主義，有著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后半生致力于民間辦學，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倫理理想，在知識分子的崗位上熔鑄了完美的人格。

但是要指出的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價值取向之一的廣場意識，并沒有因為政治高壓而瓦解，相反，它成功地與新文學運動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文學的層面上凝聚成現代知識分子追求民主理想的精神力量。以魯迅為旗幟的現實戰斗精神非但沒有被摧毀、削弱，反而得到更廣泛的普及。（上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帶動了更廣泛的文化領域，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依然充滿活力，繼續著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斗爭）。究其原因，文學家的廣場意識要比政治家的廣場意識復雜得多。文學家的價值取向不是以廣場斗爭為唯一的標志。文學家有自己的專業身份：小說家、詩人、戲劇家、評論家、翻譯家、雜志編輯、記者等等，從事寫作是文學家的主要工作方式，這與作為政治家的廣場型知識分子的主要工作方式——諸如宣傳政治主張、演講鼓動民眾、辦報批評社會、組建政黨、入閣參政等等，很不一樣。晚清到民初，文學寫作本來是屬于一種民間社會的產業，它與都市文化市場聯系在一起，慢慢被摻入了知識分子的宣傳意識、參政意識和批判意識，才形成兼蓄并包的專業價值。作家們的政治意識是其多元價值的一元，并不是唯一。文學藝術的三大功能：認識、教育和審美，認識功能追求“真”，作家要對形形色色遮蔽真相的現象進行批判；教育功能追求“善”，作家要對人性中“惡”的因素給以揭露，只有“至真”與“至善”兩種境界在創作中都得到充分彰顯，“至美”境界才能夠完整呈現出來。所以，批判功能，尤其是對社會現實與人性之惡的批判，是文學藝術的題中之義。一個作家，自覺為知識分子，他的寫作本身就包含了批判意識，即批判權力、批判社會、批判民眾陋習、以求改造社會、推動社會進步。很難說這是越界現象。

正因為新文學的價值取向是兩者兼而得之：既有政治批判功能，又有藝術審美功能，有時候兩者同時起著作用，有時候又會各自發揮作用，所以文學藝術包蘊極其豐富的內涵。魯迅懷著啟蒙的理想，作出棄醫從文的人生選擇是對的，醫學的專業價值取向只有一種，就是治病救人，沒有、也不應摻雜對病人好惡的主觀情緒；但文學藝術則不同，它與其他人文領域一樣，在真善美原則上有人性底線和主觀態度。作家既要創造美好而完整的藝術境界，但他所呈現的藝術完美性，又無法排除主觀情緒，包括愛憎好惡的主體感情。從民國初期軍閥混戰到1927年國民黨武力統一中國，五四新文化的廣場之路越走越狹隘。隨著李大釗被絞殺、邵飄萍林白水被公開殺戮、稍后的史量才、楊杏佛被特務暗殺，以及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被屠殺（包括左聯五烈士），連小心翼翼的新月書店都遭封殺，就靠著權力者的殺殺殺、禁禁禁，現代知識分子在廣場上苦苦追求的政治民主之路幾乎被摧毀殆盡。然而，惟獨文學藝術以及人文知識分子專業如思想、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異常活躍，左翼文化在三十年代發展得如火如荼、旺盛高揚。如魯迅所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戰斗精神在文學藝術領域得以充分展示，就是因為其價值取向是雙重混合的：進一步就是廣場上的斗爭，左翼文藝運動就是文化領域的“廣場”，魯迅為其盟主和精神領袖；退一步還有民間崗位為支撐，作家們借助上海這個現代化城市中大量活躍著的出版社、書店、雜志、影院、舞臺、學校等等，用優秀的文藝創作履行新文學的使命。廣場與崗位，構成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雙重標準。

還是以魯迅為例，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新文學價值取向的特殊性。眾所周知，魯迅選擇從文事業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啟蒙目的，旨在改造民眾麻木的精神狀態。魯迅為啟蒙而寫作的目的，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不謀而合，與“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也是不謀而合。所以，魯迅的文學事業里，不僅他參與的許多社會活動和社會批判體現了強烈的廣場意識，而且他的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和散文的創作）也產生了強烈的廣場效應：《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傳統“吃人”實質的批判，《阿Q正傳》對國民的“沉默的魂靈”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對于絕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魯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過完美的藝術形式呈現出來的。新文學讀者從魯迅塑造的優秀藝術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從教條的思想說教中獲得啟發。魯迅用現代漢語所創造的思想力量與藝術力量的完美結合，成為白話文學的高標。文學寫作是一種專業崗位，魯迅的創作顯然高于晚清民初流行的通俗小說，也要高于同時代的一般白話小說和抒情散文，他的創作不但具有飽滿的思想藝術（文學創作所必需的標準），也具有啟蒙教育等廣場知識分子追求的價值效應（超越文學本身的要求，達到精神的新高度）。我們很難界定魯迅的文學創作具體哪一部分是廣場啟蒙還是文學審美，它是通過整體的藝術審美，綜合產生教化與審美雙重作用的。因此，我們把魯迅的專業崗位設定為文學創作，那么魯迅通過他的專業崗位，依然在發揮包含廣場意識在內的文學作用。換句話說，魯迅不僅僅在社會責任和專業精神兩個方面體現了知識分子的二元的目標，而且他在自己的專業崗位領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達到了一種集雙重標準為一體的標桿性的高度。——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后面還將會重點談到。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現代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所呈現的三種價值取向，是同時對現實中的人們發生作用的。雖然有的代表了傳統士大夫階級的價值觀，有的是來自西方的、充滿戰斗性的價值觀，也有的是標志著未來知識分子正常生活形態的價值觀，然而發生在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過程中，三種價值取向是不分時間先后混淆在一起，同時在產生社會效應的。從晚清到五四的時期，廣場意識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精神傳統，正是廣場意識的直接的承載體。當時的文人群體中，既有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那樣的堅定不移的知識分子政治實踐者，也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把廣場意識與廟堂意識結合起來的嘗試者，更多的是體現為魯迅、胡風等，以及更廣泛的先鋒作家、左翼作家在實踐中發揮的現實戰斗精神，他們的實踐行為是把廣場意識與專業崗位緊密結合起來，在社會活動與專業崗位的雙重領域里，努力達到對社會進步事業的關注和參與。縱觀魯迅一生的價值追求，廣場意識始終是他主要的取向，他的政治追求都具有鮮明的廣場型知識分子的特點。但是魯迅不像陳獨秀李大釗那樣直接投入政治運動和政黨活動，而是通過他最擅長也是最有力的專業崗位：文學寫作。他的一生的政治欲望和理想追求，都是嚴格堅守在文學的崗位上。最典型的例子：1930年5月7日，當時的中共領袖李立三約魯迅談話，希望魯迅發表一個擁護中共政治主張的宣言，被魯迅拒絕了。李立三不久因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而下臺，他的錯誤受到清算。一般學者認為這是魯迅對中共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警惕。其實魯迅未必對中共黨內的路線斗爭了解得那么清楚，也未必是專對李立三的路線采取不合作態度，如果結合魯迅對政黨的一貫的疏離態度（包括魯迅在留日時期對光復會、大革命時期對國民黨等），魯迅是不會直接介入政治領域斗爭的。這是因為在魯迅的意識里，廣場意識與崗位意識始終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魯迅一生中，廣場意識發揮著強烈作用，但每當遇到人生道路選擇的關鍵時刻，總是會受到崗位意識的制約，被迅速拉回到知識分子的專業崗位。

我們再來分析另一位新文學重要作家巴金的價值取向。巴金屬于五四新文學的第二代作家，巴金不是魯迅精神復制的模板，而是魯迅精神價值在以后復雜得多的社會環境下的實踐者和傳承者。正如本章節標題所設：“從魯迅到巴金”——我關注的是“到”，即“抵達”的過程：魯迅的精神是如何影響到巴金，又如何在巴金的文學實踐中體現出來。巴金早年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直接投入社會運動。1927年他去法國留學，仍然是以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份參與到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翻譯和寫作大量關于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報告文學與理論作品。1929年初巴金回國，首先向文壇奉獻出他創作的中篇小說《滅亡》，這是一本描述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當時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治下，國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已經消失，昔日的無政府主義上層人士都投靠了新的廟堂；而大部分年輕的信仰者追隨匡互生先生轉入民間社會，在南方數省（主要是福建和廣東）從事教育、實業和農場，設立了自己的民間崗位，在局部的社會改革中踐行理想。巴金則選擇了用文學寫作宣傳他的政治理想和對社會舊勢力的批判。從價值取向上看，巴金是一個廣場型知識分子，他是通過文學寫作這一種形式來表達政治情緒。這就是他經常表述的創作動機：“我有感情必須發泄，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青的心就會枯死。”很顯然，文學創作并不是他的價值取向，而是一種宣泄感情的工具。他其實非常不滿意自己的選擇，多次發出“靈魂的呼號”，抱怨自己言行不一致，并多次表示要盡快結束寫作生活，投入到實際的社會工作中去。直到1935年，他的有同樣信仰的朋友吳朗西夫婦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被邀擔任總編輯，通過出版工作實踐自己理想。大約從這個時候起，巴金才真正確定了崗位意識，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十多年，出版了大量的文學叢書和社會科學書籍，既實踐了自己的理想，為文學事業做出重要貢獻，也逐漸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完成了《秋》《憩園》《第四病室》《寒夜》等現實主義作品。更重要的是，巴金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期間有幸結識魯迅，從此成為晚年魯迅身邊的親密合作者，也是受魯迅親炙的“文學新生代”的杰出代表。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我曾連續寫過三篇同題系列短文，來討論“從魯迅到巴金”這個命題。在我看來，巴金在創作上繼承了魯迅深刻批判國民性的先鋒精神，他的早期創作彌散著來自《工人綏惠略夫》《灰色馬》等虛無主義和絕望戰斗的精神，與魯迅的《狂人日記》《藥》等作品里傳遞出來的信息一脈相承。巴金投入創作的上海三十年代，新文學的文化市場已經成熟，先鋒文學經過現代城市媒體的包裝、宣傳而成為暢銷書，新文學的先鋒精神一方面有所減弱，另一方面卻又為數量眾多的讀者所接受，產生了更為普及的廣場效應。巴金的《家》正是利用了現代傳媒形式（報刊連載），使“禮教吃人”這一先鋒概念得到更普遍地傳播。從五四先鋒文學誕生到三十年代新文學獲得“大眾”、占領讀者市場的發展軌跡中，巴金的貢獻不可忽視。但巴金自己并不認同這樣的價值，倒是在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中，他才找到了廣場以外的另一個崗位。這與魯迅在另一層面的影響不無關系。魯迅從來就不是一個孤軍奮戰的獨行俠，他在反抗黑暗環境的一生中，總是在尋找社會上最有活力也最激進的革命力量作為自己的同盟軍。他早年參與光復會的反清活動、中年加盟《新青年》、后來南下參加國民革命、擔綱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盡管他本人的前衛思想已經超越了那些革命團體，但他仍然愿意與他們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擔負起戰斗責任。在魯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與周揚等人發生激烈沖突，左聯也瀕于解散（不久真的解散了）的時候，他敏銳地發現了他的身邊正活躍著一批值得信任的文學青年。這批青年中有胡風、聶紺弩、蕭軍、蕭紅、葉紫等左翼青年作家，有來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和吳朗西，有幫助他編輯《譯文》的黃源，有先編《自由談》后編《中流》的黎烈文，有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編輯的趙家璧，有編輯《作家》雜志的孟十還等等。他們年紀相仿，政治態度也相仿，對黑暗環境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他們從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自覺追隨魯迅先生。他們身上沒有一般流浪型知識人群的毛病，如浪漫成性、不負責任、偏激好斗、狂妄自大、唯我獨尊、熱衷窩里斗等等，而是對文學事業充滿信心，認真向上，真誠待人，對魯迅先生滿懷著敬意，愿為先生做任何事情。我把這批青年作家和媒體人稱為當時的“文學新生代”，其中最有活動能量和凝聚力的是胡風和巴金。魯迅去世后，自詡懂魯訊、以魯迅傳人自居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在抗戰烽火中堅持、弘揚魯迅精神的，主要也是這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蕭軍、胡風與巴金為最。胡風作為文學理論家和編輯，在《七月》《希望》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才華卓越的文學青年，構建起著名的“七月派”文學；巴金則通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支撐起抗戰后中國文學事業的“半邊江山”。魯迅與巴金直接交往的時間并不多，但是從魯迅到巴金，其間明顯存在著精神上和價值上的傳承關系。

巴金一生行為主要受到廣場意識的價值鼓舞，包括他早年參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和反對國民黨政權、拒絕參與廟堂的行為，也包括1949年以后他在新的政權下轉向，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以及晚年寫作《隨想錄》，其內在驅動力都與廣場型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如我在前面說過，廣場型價值取向與廟堂型價值取向具有某種同構性，一是表現在廣場意識始終把對舊廟堂的批判作為思想出發點，二是表現在廣場意識也包含了對新廟堂建設的理想。這兩方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中都表現得很充分。相比一般的左翼知識分子，巴金似乎應該對西方國家形態及其本質的理解更加深刻一點，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早期蘇維埃的實踐也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在中年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也清楚地顯現出這種同構性的制約力量。晚年的巴金在主觀上試圖從“廣場—廟堂”的同構中脫身出來，回到知識分子的專業崗位，他希望自己能像沈從文一樣，在民間的專業崗位上多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他在晚年為自己設定了許多寫作計劃，有翻譯世界名著和創作長篇小說，包括以他的夫人蕭珊為主人公原型的小說，但結果都沒有完成，唯獨成就了一部思想批判性的隨筆集、五卷《隨想錄》。這部著作的意義，不僅僅是人們一般所理解的對歷史特殊時期慘痛教訓的深層次反思，它還包括了對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全過程的參與與思考，探索了知識分子在現實環境中可能擔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以及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可能性；同時，這部著作還深深植入了作家關于個人信仰的深層次的思考與懺悔。巴金晚年的價值取向里，依然能看到作家以五四新文化精神傳統為主導，踐行著現代知識分子的廣場型價值取向。這一點，直到巴金的生命最后時刻，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