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茅盾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與圖書館有著深厚的淵源。文章以《茅盾全集》中的年譜、書信、日記等公開資料以及茅盾藏書為研究對象，實證敘述茅盾與圖書館的淵源情愫：茅盾是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領導者（1949—1965年），研究制定與簽發了諸多圖書館有關政策文件，奠定了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基礎，其精神遺產

茅盾文學獎以另一種方式推動著圖書館事業、全民閱讀、書香中國的發展；研究呈現了茅盾藏書中的圖書館元素包括目錄的善藏善用與特殊的單本《圖書館》，茅盾書信中的圖書館印記，包括與王重民的文字之交，以及與當圖書館員的表弟之間關于圖書館的諸多往事。

關鍵詞：茅盾；茅盾藏書；圖書館

一、引言

圖書館是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城市文化的地標、文脈的留存[1]。在燦若群星的中國文化歷史名人圖譜中，名人的成長都或多或少地與讀書、與圖書館產生聯系[2]。

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圖書館與歷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視角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文化象征與文化心理類，從圖書館、借書、閱讀對名人的成長的推動視角進行研究闡釋，講出圖書館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第二類是從藏書、閱讀史展開的研究，將藏書實踐[3]、校勘理念[4]等納入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轉變的歷史過渡之中；第三類則是從圖書館學理論視角出發，對文化名人關于圖書館的經歷進行闡釋，納入圖書館學理論之中，作為科學教育的重要學理資源，如初創圖書館學科的圖書館學人群體[5]、學派[6]的研究。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是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部長，長期擔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領導職務，是新中國文藝的一面旗幟[7]。隨著相關史料的發掘、資料的匯集、研究的鋪墊[8-9]，關于茅盾先生與圖書館的淵源開始浮現出來。本文以《茅盾全集》中的年譜、書信、日記等公開資料，茅盾藏書等為研究對象，展開敘述茅盾與圖書館事業、業務及人物的歷史往事與淵源情愫。

二、茅盾與圖書館事業淵源

（1）肩負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領導者重任

開國大典后，茅盾被毛澤東主席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1949年11月2日，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籌備，文化部召開了隆重的成立大會，茅盾正式走馬上任，肩負起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歷史重任[10]。

文化部內專門設立國家文物局，由鄭振鐸擔任局長，文物局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管理全國的圖書館事業，包括管理北京圖書館，接收民國政府各機關的圖書、檔案等工作，執行中央政策牽頭組織建設全國圖書館系統等[11]，并由相應的副局長分館圖書館事業工作[12]。在茅盾擔任部長期間多次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關于文藝事業的工作報告，均有對圖書館事業的提及，如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對一年來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作出了介紹：“博物館和縣以上的展覽館發展到九百所，縣以上的公共圖書館發展到八百四十八所。”[13]

（2）研究制定與簽發圖書館有關政策文件

茅盾擔任部長期間，先后簽署了多份與圖書館有關的標志性政策文件。1950年12月，文化部在《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第七部分“文物與圖書館、博物館的保護與改革”中指出“有重點地整理與改革國有圖書館使其成為進行群眾教育的重要工具”，并呈遞政務院發布了《禁止正規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跡、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并指出1951年的工作重點之一是“整頓現有圖書館，發展農村圖書館”。1955年7月2日，文化部第52號文件明確了公共圖書館的性質和定位：通過書刊來進行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引導人們熱愛我們自己的國家、熱愛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強調其服務對象是全體中國人民，尤其要重視對于基層人民和勞動人民的文化教育，以實現文化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14]。1956年7月，文化部召集全國各個重要圖書館的代表舉辦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明確圖書館的方針和任務，為大力配合向科學進軍而奮斗》的報告，這也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向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作出的報告，指出了圖書館工作的兩項基本任務，一項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圖書傳播馬列主義和進行科學文化教育，另外一項是“向科研工作者提供圖書資料，促進科學的迅速發展”[15]，這兩項相互聯系、互相促進，都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部還陸續頒發了《關于征集圖書、雜志樣本辦法》（1955年4月25日）、《關于征集圖書、雜志樣本辦法的補充說明》（1955年6月）、《關于加強與改進公共圖書館工作的指示》（1955年7月）、《關于補充省（直轄市）圖書館藏書的試行辦法的通知》（1955年11月8日）、《關于清理公共圖書館積存舊書成立交換書庫問題的通知》（1956年1月16日）、《修訂全國報紙繳送樣本辦法的通知》（1956年7月12日）、《關于補充省（直轄市）圖書館藏書的試行辦法的補充通知》（1957年6月12日）、《兒童圖書館座談會情況并請研究如何加強改進公共圖書館的兒童閱覽工作》（1957年12月13日）、文化部《關于博物館、圖書館可以根據本身業務需要直接收購文物、圖書的通知》（1962年9月11日）[16]，以及抄發、聯合發布的有關政策文件，如抄發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關于工會圖書館工作的規定》、《關于清理工會圖書館藏書的決定》（1955年9月17日）[17]。

1964年底，周恩來總理和茅盾作了一次談話，讓他卸下文化部部長的擔子，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茅盾早有思想準備，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我擁護總理意見。”[18] 1964年12月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長職務。1965年1月4日，根據第二號國家主席令，茅盾被正式免職，在1月5日的第四屆政治協商會議上，茅盾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退出了文化部的領導崗位。

1949年到1965年的十七年間，文化部確立了圖書館事業的全國管理機構，完善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的圖書館網絡，組織編制了全國圖書館聯合書目，推介與普及了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的理念，圖書館事業得以重回正軌、蓄勢待發[19]，茅盾先生作為圖書館事業主管部門的主要領導，成為這一時期圖書館事業發展歷史的領導者、推動者、見證者。

（3）設立茅盾文學獎福澤閱讀推廣

“人人溢書香”的追求、“處處有書香”的愿景、“時時聞書香”的理想、“好書飄書香”的未來[20]，深刻闡釋了書香中國、全民閱讀的價值追求，閱讀推廣成為國民堅定文化自信、踐行文化價值觀、實現我國文化強國建設戰略布局的重要環節，圖書館在推動全民閱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22]。

1981年3月，茅盾先生完成了對文學事業的最后囑托，他通過口述致信給中國作家協會的同事們：“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禮！”[23]由此設立了茅盾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負責組織評選，每四年一次，從1982年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到2022年已經進行了十屆評獎，包括王蒙、莫言、賈平凹等在內的48位作家獲此殊榮[24]。隨著時間的推移，該獎項影響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最受矚目的國家獎項[25]。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作為長篇小說最高水平的代表，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圖書館閱讀推廣、推動構建書香社會的重要因素。以茅盾文學獎相關要素為主題的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頻頻開展，如北京市委宣傳部舉辦的“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品牌活動中“今夜，我與茅盾文學獎有個約會”系列活動，現場座無虛席，書香氣氛濃厚；如南開大學圖書館舉

辦茅盾文學獎作品展，邯鄲市圖書館舉辦“茅盾文學獎”主題圖書展，長春市圖書館舉行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展陳，廈門市圖書館在專題圖書展墻“書T臺”進行茅盾文學獎專題圖書推薦；如南京市鼓樓區圖書館舉辦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彥長篇小說作品閱讀分享會，獲獎作品與作者成為北京書展、上海書展等圖書推介活動的主角。茅盾先生的文化遺產正在以另一種方式推動著圖書館事業、全民閱讀、書香中國的發展。

三、茅盾藏書中的圖書館印記淵源

相比于巴金藏書分別捐贈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泉州黎明大學、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成都慧園[26]，李一氓藏書捐贈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彭縣圖書館等[27]，劉半農藏書分散于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部分藏書零星散入古舊圖書市場的命運[28]，茅盾藏書實現了相對完整的傳承，現收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茅盾文庫之中[29]。隨著對其藏書的整理，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現[30]。

（1）目錄的善藏善用

在茅盾先生的相關研究資料中，關于圖書館的論述與闡釋不多，但是在其藏書與閱讀中，則有著圖書館的印記。作為傳統的讀書人，茅盾先生非常重視對傳統目錄資料的收集，對于目錄文獻進行善藏善用。茅盾藏書中有一套《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此書由北京圖書館編，由趙萬里[31]、冀淑英[32]主編，中華書局1959年排印出版，此目接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1937—1948年及新中國成立后新入藏善本，凡1.13萬余部，是學習與研究的主要目錄資料。

茅盾在日常撰寫報告材料與研究文章時候，常常要查閱相關目錄與索引，以提高閱讀寫作的效率，如茅盾在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撰寫的論文時，就查閱了相關古籍與紅學的目錄索引，確定意向書籍后開始閱讀，為此還專門向唐弢等藏書家借閱有關書籍。

（2）特殊的單本《圖書館》

在茅盾文庫中藏有期刊1 000余冊。主要以文學類期刊為主，包括其擔任領導職務的中國作家協會下屬報刊社出版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其他文學類期刊如《解放軍文藝》《收獲》《北京文藝》，文史哲類期刊如《歷史研究》《文物》《地理知識》《文史哲》等，還有其自己訂購的與家人一起分享的《科學畫報》《青春》。這些期刊從來源上看有的是自己及家人訂購的，有的是報刊社定期寄贈的，刊期連續保存完整。期刊中有一本名為《圖書館》的期刊顯得格外特殊，只有一本且是他人贈送給茅盾先生的，在封面題贈，刊內有題贈者吳世昌的文章《〈紅樓夢成稿〉的成分及其年代》。

20世紀60年代正是紅學研究爭鳴比較激烈的時期[33]，吳世昌先后多次致信茅盾，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明確闡釋了其所持“癸未說”的觀點，為此茅盾先生也與之進行了多次通信探討，如1963年3月25日致信吳世昌，表達了“壬午、癸未二說，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弱點，在未得新材料可以確定何者為真實以前，不遽作結論，似屬正辦”[34]116-117，并鼓勵吳世昌堅持觀點，努力探索鉆研，同日還致信俞平伯認為“癸未說之論據，‘小詩代簡’一證實不硬朗，倒是‘四十年華付杳冥’之挽詩一證較為有力（因抄本此詩題下明注甲申）”[34]114-115。

當時關于《紅樓夢》的紅學研究論文的主要發表陣地為《文史哲》《人民文學》《文學遺產》等文學歷史類的期刊，而這篇文章卻發表在了《圖書館》上。此期刊由北京圖書館出版，季刊刊號為2-672，從1961年創刊到1964年停刊共出版了12期，可以說十分“小眾”，但是卻刊登了很多重量級的文章，如王重民的《〈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錄解題〉》，黃宗忠、謝卓華的《武漢大學圖書館五十年》等文章，并由茅盾先生收藏并保存至今。

關于吳世昌在《圖書館》刊文的情況，從茅盾先生與邵荃麟的信中可以看出些許端倪。1963年3月25日，茅盾在給邵荃麟的書信中提到：“吳世昌信中提出《東風》及《文學遺產》編輯部對他的稿子有歧視，因為他是主張‘癸未說’的；言外之意，他也為曾次亮說話”，“至于《東風》何以既已將吳世昌關于曹雪芹畫像一文排好了又抽掉，我不明底細；但曹畫像之真偽問題相當復雜，我亦粗知一二，故在復吳信中已為解釋。我以為《東風》也應當向吳作解釋”[34]112-116。吳世昌因為所“主張癸未說”而受到了主流文學界期刊的“排擠”，是對其觀點的不認可，吳世昌轉而向其他領域的期刊進行了投稿并刊發有關成果，正如這篇1963年第4期的《圖書館》中的論文，論文刊發后他將期刊簽贈給了茅盾先生，向這位文學界的領導闡釋了自己的論文觀點，并提出了“無聲的抗議”，即稿子刊發到了其他的非主流的文學歷史類期刊上了。這一本期刊單本，也成為了這一段歷史的有力見證。

四、書信中的圖書館人物淵源

（1）對王重民精神的肯定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圖書館學發展還不成熟，他們是成長于20世紀20年代的“開創與奠基的第一代”，又稱“留美的一代”，包括側重學科理論的劉國鈞，側重文獻編纂的顧廷龍，側重經營服務的袁同禮、杜定友、顧頡剛、李小緣，側重專業人才教育的王重民等。他們往往具備豐富的求學經歷，學貫中西，身兼多職[35]。

王重民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的推動者、圖書館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任職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作為知名的研究學者尤其是在敦煌文獻的研究上成果頗豐，與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文化單位聯系與來往十分密切，從其與時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秘書長的作家阿英的通信交流中探討出版敦煌研究相關圖書的情況就可見一斑[36]。1975年4月16日深夜，73歲高齡的王重民在北京頤和園長廊上自縊了。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這種學問、知識的真偽并非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種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志業，容不下權力對學術、知識的褻瀆，面對迫害毅然“殉道”[37]。

在1975年5月24日茅盾致臧克家的信中寫道：“王重民自經原因不詳，兄謂屬于王國維之類。王國維也是自殺的么?王重民早年著作我曾讀過其一、二種。其中有清后妃考（似是此名，記不清了）；搬家后書籍整理時不能照原來分類，有些書找不到，而我有氣喘病，稍動即心跳氣喘，懶得再整理了。”[34]450-451

茅盾先生回憶起曾經閱讀過王重民的作品一二種，從東四搬家到后圓恩寺后還沒有整理有關書籍，記不得是讀的哪些書了。茅盾先生并未與王重民有過會面、交談，但從留存下來的茅盾藏書中，有且只有一套2冊王重民先生的作品，是民國三十年（1941年）二月出版的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錄》第一輯與第二輯，只留下這樣一段“文字”交流的“隔空對話”往事。

（2）與圖書館員陳瑜清的通信借閱

茅盾先生的表弟陳瑜清先生，1925年5月因參加“五卅運動”而遭當局登報通緝，后去東京雅典法文專修學校攻習法語，1928年年底赴法國留學，1932年從海外歸來先后在國民黨政府擔任編輯、編譯等。新中國成立后在遼寧錦州遼西師范專科學校任副教授后調入錦州市圖書館工作任副研究員，1956年調往浙江圖書館從事外文圖書分編直至退休[38]。

1966年之后，茅盾先生的通信對象主要是自己的親人與為數不多的幾位學人朋友，在通信中多次就圖書的借閱、資料的查找等與陳瑜清先生通信，并多次向表弟、友人推介上海圖書館，如1971年2月1日致信陳瑜清提及：“您問我有沒有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我找了一會兒，沒有，我現在所有的書，都是解放后買的或出版社贈送的，以文藝、哲學、歷史為多，另有些通俗科學讀物而已。友朋中順便問過，亦無此書。您或者通過你館，問問上海圖書館，說不定會有”[34]166；又如1978年5月7日致信葉子銘提及：“我寫過一篇《我怎樣寫〈春蠶〉》，抗戰勝利后上海出版一個月刊《文萃》轉載了《青年知識》，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圖書館（專藏抗戰前后的一些舊報刊的特種圖書館）或者有之。”[39] 推介浙江圖書館如1973年11月22日致信陳瑜清提及：“解放后，王力的《詩詞格律》，甚便于初學者，想來浙江圖書館當有此書”[34]206-207；如1978年9月22日致信陳瑜清提及：“十五日信悉，《衣》、《食》、《住》浙江圖書館也無初版，與南京圖書館所藏者相同，但南圖所藏，只有《食》的第七版注明原作者姓名，則與浙圖所有者又不同了”[39]336-337。求購浙江圖書館編譯印文獻如1975年8月10日致信陳瑜清提及：“又承惠浙館編印之《紅樓夢詩詞注釋》則見者均甚愛之，以其非買品，競囑設法，不知老弟能再惠三、四冊，以供同好否？盼能如愿。”[39]15-16向友人推介浙江圖書館館藏文獻，如與友人徐重慶就“高穆”是否為茅盾筆名及其《徐志摩論》是否為茅盾作品問題的交流中，就有關問題及其文獻線索向徐重慶推介了作為浙江圖書館館員的表弟陳瑜清從浙江圖書館館藏中代為查找、復制有關文獻，包括1974年11月26日致信徐重慶提及：“關于文學研究會一文，我無存稿，徐志摩論亦然，但當托杭州之表弟（他在浙江圖書館工作）設法抄來”[34]353-354；1974年12月12日致信陳瑜清提出文獻查詢的請求：“久不接來信，想近況清佳。現有友人徐重慶擬得我舊作《徐志摩論》；記得此文曾刊載于《小說月報》，不知浙館有此舊雜志否？如有，乞檢出拜托抄一副本徑寄徐君，至為感謝”[34]360；1975年1月27日致信徐重慶提及：“十七日來示及高穆的《徐志摩論》抄本均讀悉。高穆不知何許人，但決非我的又一筆名；高文與拙作（登于《現代》月刊的）內容完全不同。此間圖書館有《現代》，但不出借，而拙作甚長，如請人在圖書館閱覽室抄寫，因其非一、二日可能完事，亦屬不便。舍表弟來信謂杭州浙江圖書館有代人復制文稿的辦法，收成本費，價錢不高，您如要得拙文副本，可托舍表弟代辦復制一份，請尊酌”[34]289-390，同時也寫道：“舍表弟是編外文（日、英、法文）書目的，日來從庫中取出大批日文書，要他編目。”側面反映了浙江圖書館的這一段往事。在相關資料中，關于茅盾先生利用圖書館的記載不多，茅盾先生在圖書館的圖書借閱、資料查找更多的是通過與表弟陳瑜清的通信實現的。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文學作品版本發掘、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7BZW185）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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