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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建造的“大同”教學樓

辛亥革命后，上海誕生了一所私立大學——大同學院，后改為大同大學。我關注“大同”，不僅因為它是辛亥革命后出現在我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也不是因為馬相伯、吳稚暉曾出任該校校董會董事長，而是我在有關“大同”的史料中，看到了一群曾經就讀于這所學校的學生的姓名，后來他們的名字如雷貫耳。塵封的檔案里，留下了他們當年入學時青澀的面容。

大同群“星”閃耀

這些人中有1925年入學的傅怒安，即后來人盡皆知的著名翻譯家傅雷；有1928年9月入學的錢秀玲，即后來成為被世人傳頌的“比利時英雄”；有1930年2月入學的郁中正，他就是著名科學家于光遠院士；有1933年9月入學的華君武，他后來成為家喻戶曉的漫畫家；有1935年入學的錢美端，她即是后來的著名水利水電專家錢正英院士；還有1939年9月入學的平鑫濤，他日后成為著名出版家，也是言情小說家瓊瑤的丈夫……而這其中發生在錢秀玲身上的故事，更是充滿傳奇。

錢秀玲于1929年離開“大同”后，遠赴歐洲，進入比利時魯汶大學化學系就讀，后來在那里結婚定居。二戰時，德軍占領比利時。其時正懷有身孕的錢秀玲不顧個人安危，多次歷險奔波，利用其堂兄和當時德軍駐比利時最高行政長官馮·法爾肯豪森的友情——此前他在中國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時與錢的堂兄成為摯友，通過馮·法爾肯豪森，從德軍槍口下救出了上百名比利時人。二戰結束后，比利時國王因此授予錢秀玲“國家勛章”；在中國，也曾根據她的傳奇經歷，拍攝了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

總之，上述這些曾入讀上海“大同”的學生，盡管后來的人生走向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在“大同”浸潤過，吮吸過這里的文化教育營養。這里也因此成為他們人生中的一個驛站。而這樣一所私立學校能培養出一群日后如此璀璨亮眼的杰出人物，要想讓人不關注它也難。比如它的創辦者究竟都有誰，他們經歷了什么，他們身上又有著哪些值得記取和探究的故事等等，相信不少讀者和我一樣，都想有所了解。

志同道合者相聚滬上

回首“大同”當年，一群風華正茂、英氣逼人的年輕人和他們發起成立的立達學社，首先浮現在了我眼前。這些年輕健碩的身影分別是胡敦復、朱楚善、平士衡、顧寶瑚、吳起潛、張傳本、顧澄、郁德基、周步瑛、華錫綸、趙學沂。這11人中，除了胡敦復于1909年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回國后應清政府游美學務處聘請，主持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選考赴美留學生外，其余十人均在清華執教。

胡敦復，1886年3月出生于無錫，從小“聰穎逾恒”，2歲即開始識字。11歲時入讀上海南洋公學，后在此完成高等預科。爾后由老師蔡元培推薦，師從馬相伯學習拉丁文、法文和數學，并深得馬師激賞，后一度曾在廣州中學堂教書。1905年，胡敦復回到上海，入馬相伯創辦的復旦公學理科繼續深造。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在江南選拔15名男女學生出國留學，胡敦復、胡彬夏兄妹入選。入選者中還有宋慶齡。胡敦復后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1909年6月，游美學務處在北京成立，由曾擔任過駐美使館參贊和游美學生監督的外務部左丞左參議周自齊任總辦。周自齊便從美國聘胡敦復回國，讓他具體負責游美學務處考選、遣送留學生的工作。3年中，胡敦復共經辦錄取了三批180名留美學生，他們中許多人日后成為我國現代科學事業發展的奠基人以及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等，如梅貽琦、竺可楨、姜立夫、胡適、趙元任，以及胡敦復的弟弟胡明復、胡剛復等。

后來鑒于游美學務處和清華學堂的工作多受制于美國公使館，加之中、美教員待遇也不公平，遂由胡敦復倡導和發起，與朱楚善等10人，于1911年夏在清華成立立達學社。立達學社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宗旨，主要從事“教育事業，或建設，或補助，或刊行著撰”等活動。胡敦復被推選為社長。社章規定，“無省界，無國界，凡當世賢豪績學崇實之士，有濟世之宏愿，與本社宗旨合者，經全社公認延請，皆得為社員”。于是，一眾社員爾后便在這里“講學勵志，成抱宏愿。爰結契約，成斯法團，以期厚集群力，為建立事業之儲備”。但不久后，胡敦復與美籍教員在教育理念和觀點上起分歧，憤而辭職，于是年秋天回到上海。隨后，立達學社一眾志同道合的社友，也紛紛辭職南下，相聚滬上，遂醞釀由立達學社出面，創辦一所不受外國人干涉的學校，定名“大同”，系取《禮記·禮運》篇所揭大同之意。大家公推胡敦復為大同學院首任校長。

這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大同”創辦者，本著“立達同人以事貴力行不尚空談，故于基礎未定之時，皆緘默不一宣”的精神和原則，“悴于社務，少從事于社會交際……然于所辦事，有百折不回之風，又皆見利思義，謙退為懷，故略有成就”。

“大同”的創建，即是他們的“成就”之一。

名傳遐邇的“三胡”

決定創辦“大同”后，由在上海待的時間較長、對上海情況相對了解多一些的朱楚善、平士衡尋租到肇周路南陽橋堍南陽里一處民房，該平房內有屋子十多間。初設預科和普通科，于1912年3月19日正式開學。這也是辛亥革命后我國最早成立的現代高等學校。史料記載，大同學院開辦初期，立達同仁不僅不取分文報酬，還將自己在外兼課、兼職所得報酬的20%捐給學院作經費。

“大同”開學后不久，除了本埠學生，不少外地學生也紛至沓來，校舍很快不敷使用。于是朱楚善、平士衡，再加上華錫綸，又在上海整整尋覓了3天，終于在南市豐記碼頭找到一處陳姓人家的房屋，有所名為尚俠的女校也曾設在其中，于是便遷校于此。到下一學期，川廣兩湖等省學生負笈來“大同”求學者更多。校方考慮后，遂利用所收學費和社友捐薪的積蓄，在南車站路北首購地9畝，自建校舍。后于1914年夏天遷入新校址上課。鑒于國家急需人才，他們決定再辦大學預科，并增設科目，以培養預備出國留學生。1922年11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批準立案，大同學院改名大同大學。至1937年，大同大學規模已可列入國內一流學府。上海市原市長汪道涵曾回憶道：“我曾聽過胡敦復教授講授微積分，胡先生學識豐贍，講課清晰。當年創校時，以‘大同’為名，就有著美好的深意。‘大同’很有名氣，培養出許多人才。”

應該一提的是，“大同”的發展，是以“大同”人艱辛的付出，甚至生命的奉獻為代價的。僅至1935年，他們中的顧寶瑚、華錫綸、吳起潛就因創建和發展“大同”積勞成疾，英年早逝。與“大同”同樣有著很深淵源的胡敦復的二弟胡明復，則于1927年在家鄉溪水中游泳時不幸溺亡，年僅36歲，令人扼腕嘆息。胡明復也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首位中國留學生。其弟胡剛復也是哈佛博士。有意思的是，胡明復當初在學習上并不被家里人看好，但他憑借自信，不懈努力，頑強攻讀，終于與堂兄胡憲生等考取庚子賠款第二屆留美生。而在前兩屆考取庚子賠款的留學生中，胡家親兄妹四人（包括堂兄弟共有五人）中選，成為中國現代留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人們也因此把胡敦復、胡明復、胡剛復稱為“三胡”，名傳遐邇。

胡明復入讀美國康奈爾大學文學院時，與后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趙元任為同班同學。兩年后，胡適從該校農學院轉入文學院，他們3人遂成為同班同學，成績都名列前茅，還同坐一排。同學們對他們3人很是羨慕。1913年，他們3人同時被推舉為負有盛名的美國大學生聯誼會會員；1914年畢業前夕，胡明復、趙元任又被推舉為美國榮譽科學會會員。此時胡明復與一批中國留學生籌備創辦了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立志為振興中國的科學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1917年底，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明復回到上海后，婉拒了北京大學等不少大學的聘書和邀請，投身于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事務，以傳播和發展科學。此外他還任教大同大學，以此圓他要在中國辦出理想大學的夢和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而“大同”就是他夢中的理想大學的坐標。當年坐落在上海南車站路上的“大同”舊址校舍，就出自他的親筆繪圖和設計。

1924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云五聘請胡明復兼任數學函授主任。胡由此聯絡滬寧兩地一些數學教師，主持編寫普及性數學書籍，為中國數學傳播做了基礎性工作。除此之外，他還編寫出多種教材，并翻譯《科學大綱》等科學書籍。鑒于胡明復在20世紀初就曾對如何發展科學以及科學的性質等問題進行過探討，提出過一些獨到見解，他也被視為在中國進行科學哲學、科技政策研究的先驅。他的思想和教育營養，無疑曾惠澤于就讀“大同”的一干俊彥，使他們因此受益；爾后他們走出這個驛站，又澤被社會。

胡明復遇難時正值北伐戰爭時期，每天重要消息多多。盡管如此，翌日報紙還是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他英年早逝的報道。1927年7月9日，國民政府還在公報上發布政府令，稱胡明復“盡瘁科學，志行卓絕，提倡教育，十年不倦”，令大學院長“將該故博士生平事績，勒碑禮堂，永留紀念”。1929年，中國科學社將建于上海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的中國第一座采用新式建筑設計的圖書館——中國科學社圖書館，命名為明復圖書館。

1918年夏，胡剛復獲得哈佛博士學位后，婉拒了導師的一再挽留，回到中國，投身于高等學校教育工作。胡剛復在任南京高等師范學堂物理學教授期間，兼職上海“大同”教授，奔走于滬寧兩地，且不領兼職工資。他在大同大學所創建的近代物理實驗室，因受到南通實業家張謇父子捐助，得以購進諸如邁克耳孫干涉儀、密立根油滴儀等重要儀器和設備，這在當時國內私立大學中可謂絕無僅有。而物理學本以實驗為基礎，正是從這一層面理解，胡剛復也被視為真正把物理學引進中國第一人。胡剛復認為，要培養一名科學家，包括理論家，就必須讓他在學習期間接受扎實的實驗訓練，同時他還嚴禁學生偽造實驗數據。名師出高徒，他的學生中，早期就有吳有訓、嚴濟慈、趙忠堯等；稍晚有錢學森、吳健雄、盧嘉錫等；再晚些則有程開甲、胡濟民等，皆為著名科學家。不言而喻，這樣的實驗訓練，“大同”學生當然也是受惠良多。

泥土中的種子

“三胡”的堂兄弟胡憲生學成回國后，除了協助胡敦復創辦“大同”，后來還曾擔任“大同”校董、文學院院長、哲學教育系主任等職，并教授英文。他自編和與人合編的英文教材，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商務印書館發行，為全國各中學采用。胡憲生的英語教學對學生提高和掌握英語基礎，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使他們受益匪淺。比如曾從“大同”畢業，有“一代名師”之譽的方季石先生，在90歲高齡時猶回憶道，他在擔任中學英文和大學英語系主任時，就是模仿胡憲生的教學法。除了教學，胡憲生翻譯的英文小說《人猿泰山》《野人記》也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與胡憲生一樣，在“大同”英語教學上同樣大有建樹的還有農家子弟出身的平海瀾。平畢業于日本東京英語專科學校，在日期間曾面見孫中山，并受后者思想影響和激勵。平海瀾學成回國后任“大同”教務長，并執教英語，兼教其他。他常說：“辦學育人，是辛苦的，但為民族革命培養人才，是我畢生的意愿。”可以說，平海瀾為“大同”貢獻了畢生精力，他也因此被譽為“中國英語教學的先師”。

參與創辦“大同”的吳起潛，則是自學成才的典型。他酷愛數學，被視為數學天才。如有一次縣試，有兩道數學題無人會解，結果懸賞征解，被吳起潛解出。吳也是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數學教育事業，他在“大同”一手創辦了理學院數學系，為中國近代數學教育作出了出色的貢獻，成為知名數學教授，培養了大批人才。但他常說的是：“我的成績不算什么。我希望后來者居上，一代勝如一代，社會才有進步。我現在不過是地下的基石，泥土中的種子，我希望將來有摩云的高屋造起來，參天的大樹長起來。”

是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及一一盡述的所有“大同”的播種者、執教者，都愿視自己為地下的基石。不僅如此，他們還希望讓這里成為莘莘學子的一處人生驛站——在這里充電、加油，然后昂首挺胸走出去，馳騁于廣袤無垠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