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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伏處鄉野，對村子以外之事，所知甚少。在村子里第一臺電視機進入之前，村民最大的娛樂可能就是越劇班子下鄉演出了。很多戲文，是女人們作為茶馀飯后的談資的，比如寶玉黛玉、五女拜壽、孟麗君、何文秀、王老虎搶親等等，當然，還有梁山伯與祝英臺。

后來在北師大中文系讀書，“民間文學概論”列入基礎課程，所謂四大民間傳說，即《牛郎織女》、《孟姜女哭長城》、《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也。可惜當時只是學了些表象，也沒作任何思考。直到中華書局工作，負責顧頡剛先生著作的編輯出版，讀了《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以及關于孟姜女故事演變的考證，感覺有非常的趣味。自那時候起，逐漸關注起“梁?！眮?，因了這個故事有著浙江的因素，以及殘存的年少時的模糊記憶。

然據《梁祝戲劇輯存》、《梁祝故事說唱集》、《梁祝文化大觀》、《“梁?！钡钠鹪春土髯儭贰ⅰ稓v代梁祝史料輯存》等相關圖書，可以了解，除地志記載與文人題詠外，就剩傳奇戲曲為要了。地志或有脫訛與附會，文人或多增飾與湊句，傳奇戲曲則是民眾喜聞樂見之需求爾。

經過千馀年的口耳相傳與文本演繹，復經戲曲、影視、音樂的廣為傳播，今日之中國，民間似已無有不知有梁祝者。梁山伯，或曰會稽人，官鄞縣令；祝英臺，或曰上虞人，或曰宜興人，兩地各說各理。予長而好游，也曾過甬上，訪陽羨，憑吊遺跡，感懷故事。博稽史料記載，探索遺跡風貌，徵問老者印象，擬通過文獻著錄與實地考察之比勘，尋找祝英臺之本來與本事，以及梁祝故事在歷史敘述與民間傳說之間的細節交織，一探究竟。

一、地志的層累與南北之重疊

百年前，顧頡剛、錢南揚、鐘敬文、馮沅君諸先生始著手祝英臺資料（包括傳奇、戲曲）的搜集，進而探討梁祝故事之源起、增飾、附會與流傳。早期的典籍資料其實非常有限。無論是《搜神記》的“化蝶”，還是《華山畿》的“合葬”，都只為這個故事增添一種古老（東晉時期）的可能爾。然梁祝之起源地，或曰四明（寧波鄞縣），或曰毗陵（常州宜興），百年來聚訟不已。茲就地志之載記，梳理兩者之關系。

1．四明系

直到今天，我們發現將“祝英臺”作（傳）為一女子出現的，是宋代知明州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二及其所轉引唐代的文獻：

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樸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十道四蕃志》又稱《十道志》，唐代武周（684—705）前后梁載言撰，惜已散佚。清代王謨、王仁俊有輯本，未見此條。朝鮮半島高麗時代《十鈔詩》（據考成書在1300年前后），釋子山注唐羅鄴《蛺蝶》詩，引《梁山伯祝英臺傳》長詩故事后，復曰：“《十道志》：明州有梁山泊冢。注：義婦竺英臺同冢?！蹦纤谓鹑A人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卷十一“古跡”：“義婦冢：在鄞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即梁山伯、祝英臺之冢也?！?/p>

據此可知：①義婦冢在寧波鄞縣西十里；②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墓；③祝英臺是“義婦”；④《十道四蕃志》只著錄同冢一事；⑤梁?！吧賴L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之說，出自“舊記”。

乾道（1165—1173）是南宋第二個皇帝宋孝宗的年號，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完成于乾道五年（1169）。其所謂的“舊記”，是否為北宋徽宗大觀（1107—1110）年間知明州事李茂誠所撰寫的《義忠王廟記》，不得確定，雖《義忠王廟記》謂梁祝同學三年，梁不知祝為女子云，然此《廟記》似多小說文筆，且乾道、寶慶、延祐、開慶四志俱不載。按，明楊寔（1414—1479）《成化寧波郡志》卷六“梁山伯廟”條：“今有司立廟，宋大觀中知明州事李茂誠撰《記》?！比怀苫疚翠洝稄R記》，嘉靖、康熙二志亦失載。清鄞縣人聞道性《康熙鄞縣志》卷八“職官”：“梁處仁，字山伯?！蠲\撰《義忠王廟記》，歷志俱缺?！蔽妮d卷九“義忠王廟”條下。從《成化寧波郡志》“今有司立廟”五字，再導入“李茂誠撰《記》”之意，疑《廟記》出當時偽托。

換言之，如果說高麗時代釋子山注羅鄴《蛺蝶》詩所引《十道四蕃志》來源是可靠的，則祝英臺在唐朝初年，是作為“義婦”的形象被著錄于地志的；以后出之梁祝化蝶故事注羅鄴《蛺蝶》詩內容，顯為附會之甚者也。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引“舊記”，謂是“樸質如此”；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羅濬《寶慶四明志》，依循乾道志，謂“舊志稱曰義婦冢，然祝英臺女而非婦也”。自唐初至此，五百年間，義婦祝英臺隸屬鄞縣；羅濬僅是辨“婦”與“女”之別耳。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袁桷《延祐四明志》所記梁祝故事，也只是依乾道、寶慶二志，然謂“舊志曰義婦冢，然此事恍忽，以舊志有，姑存”，則事屬恍惚，姑存而已?！跺居钔ㄖ尽罚骶疤┢吣辍?456〕刻本）、《大明一統志》（明天順五年〔1461〕刻本）所述基本一致。張時徹（1500—1577）《嘉靖寧波府志》卷十七“冢墓”：“梁山伯祝英臺墓：……舊志稱‘義婦冢’，然英臺尚未成婦，故改今名?！笨芍诿骷尉溉拍辏?560）之前，一直稱“義婦冢”，然因祝英臺是在出嫁途中殉情，時“尚未成婦”，故將“義婦冢”改作了“梁山伯祝英臺墓”。

楊寔《成化寧波郡志》卷六“祀典考”：

山伯，東晉時人，家會稽。少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乃女子，名英臺也。山伯悵然歸，告父母求姻，時祝已許馬氏，弗遂。山伯后為鄞令，嬰疾弗起，遺命葬于鄮城西清道原。又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弗能前。英臺臨冢哀慟，地裂而埋璧焉。馬氏言之官，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

至此時，梁祝故事基本成型。同時及其后黃潤玉（1389—1477）《寧波府簡要志》、張時徹《嘉靖寧波府志》、馬明瑞《萬歷新修上虞縣志》因襲之。他若陸容（1436—1497）《菽園雜記》、田藝衡（1524—1574后）《留青日札》、陳耀文（1524—1605）《天中記》、朱孟震（隆慶二年〔1568〕進士）《浣水續談》等皆有梁祝記載。至若明末清初徐樹丕（1596—1683）《識小錄》與清中期翟灝（1712—1788）《通俗編》記梁祝事，內容基本一致。徐氏謂事載梁元帝《金樓子》，翟氏謂事具唐張讀《宣室志》，今二書內實未見梁祝文字，其一時誤記歟？抑亂人耳目歟？

2．毗陵系

就在《乾道四明圖經》后一百年、《寶慶四明志》后四十年，鄞縣人史能之于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升為知常州事，四年（1268）續成前任宋慈未竟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著錄曰（標點據通行者）：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讀書壇?！彼讉饔⑴_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按，因是“俗傳”，故“其說類誕”。然此時梁祝除了同學之外，另有化蝶故事矣，蓋從昔人詩“胡蝶滿園”而生。然則史氏以《寺記》有“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且唐咸通八年（867）李蠙《題善權寺石壁》曰：“常州離墨山善權寺，始自齊武帝贖祝英臺產之所建?！敝鼙卮螅?126—1204）于乾道三年（1167）游善權寺：“敕額曰廣教。……按，舊碑：寺本齊武帝贖祝英臺莊所置?！蓖茰y此地“必有人”，只是恐怕祝英臺并非女子之名耳。臆史氏當知故鄉有“義婦”名祝英臺者，或作此推測歟？

明謝應芳《洪武常州府志》、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陳沂《嘉靖南畿志》、唐鶴徵《萬歷重修常州府志》、王升《萬歷重修宜興縣志》等，文字皆無出《咸淳毗陵志》之右者。他若沈敕（嘉靖十五年〔1536〕選貢）《荊溪外紀》、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曹學佺（1574—1646）《大明一統名勝志》、陳仁錫（1581—1636）《潛確居類書》諸書，亦基本相同。

嘉靖間（1522—1566）宜興縣令谷蘭宗有《祝英臺近》詞并序，序曰：“陽羨善權禪寺，相傳為祝英臺宅基；而碧鮮巖者，乃與梁山伯讀書之處也。予省郊兩舍于此，見其巖勢巍聳，壁立數丈，真是文娥仙境。但竹石陸離，花芝凄冷，有可傷耳?！币辉弧白Ｓ⑴_宅基”，一曰“與梁山伯讀書之處”，是兩相混言也。

綜上四明、毗陵兩處方志而言，鄞縣系為今所見文獻最早之記載，其自“義婦?！卑l端，經同學、訪友、求婚、梁卒、祝嫁、臨冢、地裂、投墳等，逐漸豐富；宜興系因“讀書處”而有“女子”祝英臺，遂引入鄞縣梁山伯，并以化蝶終場。復經元以后戲曲之播演傳唱，梁祝自同學以致化蝶，演繹一場千古悲劇。

宋釋北山紹隆（1078—1136）作《梁山伯墓》、元釋明極楚俊（1262—1336）作《祝英臺墓》詩，明極詩有“羅裙劈碎成飛蝶，依舊男兒不丈夫”句；明末清初鄞縣人陸寶（1581—1661）《英臺墓》有“分明石隙留裙片，化作雙飛蝶繞枝”句，則復將化蝶故事，移入鄞縣矣，實現了兩地傳說的匯融。殆至清中后期宜興人邵金彪（道光三十年〔1850〕歲貢）作《祝英臺小傳》，引入鄞縣系故事，鋪演梁祝傳說，收入吳景墻《光緒荊溪縣新志》，作為宜興系的宣言書，昭告天下，后被廣為引述，影響甚巨。

二、句讀的錯斷與詩文之助瀾

當史能之修《毗陵志》時，四明已有兩志。史能之本鄞縣人，且史氏為四明望族。乾道、寶慶兩志，或有流傳至毗陵者，因“祝英臺”三字，遂附會出梁祝故事，亦未可知也。

然就文本言，《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讀書壇”四十一字之句讀，實為樞紐，古人今人大皆斷作：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讀書壇?！?/span>

據此，則：①祝陵在善權山，②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③巨石上所刻文字為“祝英臺讀書處”，④祝英臺讀書處又號碧蘚庵，⑤昔人詩句云云。蓋若不作此讀，則后文“俗傳英臺本女子”便無著落。北宋僧仲殊《云霽游善權寺》：“相國親題離墨石，女郎誰筑讀書臺?！庇兰稳搜拘?134—1173）《游竹陵善權洞》有“萬古英臺面”句，自注曰：“寺，故祝英臺宅?！笔墙砸浴坝⑴_”作女郎矣。故謂此句讀自宋人始，即將“祝英臺讀書處”等同于“碧蘚庵”。

明代如鄞縣人楊守阯（1436—1512）有《碧鮮壇》詩，自注：“即碧鮮庵，相傳祝英臺讀書處。”且于“茍焉殉同學”句自注：“舊傳英臺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蓖跏镭懀?526—1590）《游善權洞記》曰：“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王稺登（1535—1612）《祝陵逢史戶部俄而別去》有“臨歧一吊祝英臺”句。鄒迪光（1550—1626）《入善卷寺》第二首自注曰：“寺是祝英臺讀書處?！崩盍鞣迹?575—1629）《潘克家蔣韶賓邀游善卷寺酒后偶成》：“君不見祝娘遺跡今荒臺，當年讀書安在哉。”自注：“寺相傳為祝英臺讀書處，今有臺尚存。”清代如宜興人陳維崧（1625—1682）《碧蘚庵》詩序，曰：“碧蘚庵，相傳為祝英臺讀書處?！焙榱良?746—1809）有“善權寺訪祝英臺讀書處及三生堂故址”詩題。或謂善權寺是祝英臺讀書處，或謂碧蘚庵是祝英臺讀書處。此種認識，皆因梁祝傳說而反向作用于對文本之解讀與再次之書寫者也。

然則巖前巨石上所刻者，為“祝英臺讀書處”六字歟？抑“碧蘚庵”三字歟？

宋末元初蘇州人顧逢有《題善權寺》，有的版本于“舊刻字猶存”句末注“即碧鮮庵”，則所刻者為“碧鮮庵”三字。明代蘇州人都穆（1458—1525）于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作《善權記》，有“右偏石壁，刻‘碧鮮庵’三大字，即祝英臺讀書處”。慎蒙（1510—1581）于隆慶六年（1572）十月游善權洞，記曰：“堂右偏石室，刻‘碧鮮庵’三大字，李曾伯所書，乃祝英臺讀書處，與梁山伯同事筆硯者?！辈軐W佺（1573—1646）、陳仁錫（1581—1636）等鈔掇史料，所著書內具謂“南齊建元二年，建碧蘚庵于其故宅，刻‘祝英臺讀書處’六大字”云。清代海寧人吳騫（1733—1813）于嘉慶元年（1796）四月與胥繩武、陳經游善權洞，觀摩崖石刻，曰：“碧蘚庵：右三字在小水洞東。正書，大徑三尺。”并將三字捶拓，寄與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此與《咸淳毗陵志》著錄者同。寧楷《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卷九曰：“史《志》云：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蘚庵。……今石刻六字已亡，惟‘碧鮮庵’長碑三大字，字形瑰瑋?！彼^“石刻六字”即“祝英臺讀書處”，今者“已亡”矣，惟“碧鮮庵”三字石刻猶在。如是則有兩石刻矣，此蓋調和之論也。

于此可知，《咸淳毗陵志》四十一字之句讀，或可斷作：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讀書壇。”

如此，則：①祝陵在善權山，②善權山巖前有巨石，③巨石上刻有“祝英臺”三字，④讀書處號碧蘚庵，⑤昔人詩句為詠碧蘚庵暨讀書處者也。然此與巨石上所刻“大徑三尺”之“碧鮮庵”三字又相違矣，復當作何解釋耶？

三、重要的人事與文本之脫訛

噫！人們心里，都因坐了“祝英臺”這一女子，故與“讀書處”三字連讀為“祝英臺讀書處”，遂致“號碧蘚庵”四字孤獨地游離在句讀之外。然巨石上所刻之字，自《咸淳毗陵志》有著錄以來，實可斷定為“碧蘚庵”三字；則所謂之四十一字，疑有脫漏或訛誤。

《咸淳毗陵志》所載涉祝英臺、祝陵者，錄如下：

廣教禪院：在善卷山，齊建元二年以祝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地為海陵鐘離簡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業，后第進士；咸通間贖以私財重建，刻奏疏于石。崇寧中，傅待制楫家以恩請為墳剎。宣和改為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為院。（卷二十五“寺院”）

傅待制楫墓：在祝陵。（卷二十六“陵墓”）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鮮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彼讉饔⑴_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卷二十七“古跡”）

李司空山房：詳見寺院。（卷二十七“古跡”）

碧蘚庵：字在善權寺方丈石上。（卷二十九“碑碣”）

此五條文字，除“傅待制楫墓”、“李司空山房”、“碧蘚庵”三條較為簡短外，“廣教禪院”、“祝陵”二條，文字雖也不多，然所敘時間，前后似有矛盾，著錄文字，上下或有錯亂，其背后實關乎唐代重要之人物與文化之運動。

1．時間與事件

廣教禪院原名善卷寺，齊高帝或齊武帝時建造，避南齊東昏侯蕭寶卷諱，“善卷”改“善權”。經過三百五六十年發展，漸至繁庶，且成東南一方名剎。唐會昌二年（842）下敕限制僧眾，續而在全國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史稱“會昌法難”。志言善權寺“會昌中廢”，即指此事。隨后，寺產為海陵（今泰州市下轄）鐘離簡之買得，成為個人私有。

會昌（841—846）是唐武宗年號，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繼位，五月即下敕恢復佛寺，各地被廢棄的寺院，紛紛得到復建。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五月，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蠙上奏朝廷，請求收贖善權寺，六月五日得敕同意。李蠙復于六月十五日，再次上奏，詳列收贖理由，愿“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訪名僧住持教化，同力卻造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之后，并卻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以及寺院重建之具體措施。六月三十日，中書門下將敕牒發與浙西觀察使，“宜依所奏”，由地方政府準此操辦。

那么，遠在昭義節度使任上的李蠙，為什么對于恢復善權寺如此積極？且收贖的費用，又全部由個人的私俸承擔呢？李蠙在第二次的奏疏里寫到：

臣大和中，在此習業。……今以古跡靈境，恐游玩喧嘩，居人褻瀆，肸蠁無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贖，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古跡，兼是名山大川之數，今為墓田，理必不可。

臣懷此冤憤僅三十年，儻不遇陛下睿思通幽，圣慮徹古，特降敕命，盡許卻收，即難特有論請。

李蠙于會昌元年（841）中進士。前此的大和（827—835）年間，曾在善權寺“習業”。自會昌二年后寺毀，迄今二十五年左右，所謂“懷此冤憤僅三十年”，可知重建善權寺是李蠙心中的理想。足見少年時所處環境對于個人的成長，在其心中之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善權寺的收贖與復建，使用的是李蠙的私俸，所以他對重建工程以及后期的管理，都頗為重視，且親自發布了《榜善權寺》、《再榜善權寺》兩篇規制，包括寺院組織規程、僧人檢選、寺產經營、戒律嚴守。刻字上石，榜示僧眾。而收贖善權寺的第二封奏狀和中書門下的敕牒，亦鐫刻入石，俗稱“贖寺碑”。參見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三十九“碑碣”：“善權寺奏狀，唐司空李蠙撰。在本寺?！?/p>

李蠙于咸通十年（869）調兵部侍郎判度支，次年任鳳翔節度使。僖宗乾符三年（876）分司洛陽，時為司空。晚年曾有《題善權寺石壁》詩：

四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

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還。

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

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馀俸買南山。

今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1804）《善權寺古今文錄》鈔本（明善權山住持釋方策輯，弘治十七年〔1504〕書成），該詩題后小字曰：

李相公留題并序：常州離墨山善權寺，始自齊武帝贖祝英臺產之所建，至會昌以例毀廢。唐咸通八年，鳳翔府節度使李蠙聞奏天廷，自舍俸資，重新建立。奉敕作十方禪剎，住持乃令門僧玄覺主焉。因作詩一首，示諸親友，而題于石壁云。

按，該詩另著錄于沈敕《荊溪外紀》（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無題后小序。觀序中“唐咸通”、“李蠙聞奏天廷”諸語，似非李序原文，殆綜述李序文字而成者歟？該詩詩意較為顯豁，前俸已贖建善權寺，故以“馀俸買南山”，作歸隱之計矣。

李蠙最終是否退居宜興，是否卒葬善權山，文獻無稽，不得確定。明沈周（1427—1509）于弘治十六年（1503）游宜興善權寺，有《唐李丞相墓》詩，此與《咸淳毗陵志》之“李司空山房”，蓋皆如后世之衣冠冢、紀念館云爾。

2．書寫與因循

毗陵修志，始于北宋淳熙、紹熙間鄒補之。鄒氏，浙江三山（今開化）人，受業朱熹、呂祖謙之門。淳熙二年（1175）進士，十二年（1185）為常州教授；紹熙四年（1193）知休寧縣。其任州學教授期間，纂修《毗陵志》十二卷。未刊。

淳祐元年（1241），宋慈（1186—1249）調任知常州事。史能之亦于同時任常州武進縣尉。宋慈曾與史能之說起，謂鄒氏本《毗陵志》不無簡略之憾，準備召集一班人馬，“增益之”。誰曾想人事播遷，宦海沉浮，兜兜轉轉，二十五年后的咸淳二年（1266），史能之升遷為知常州事?！叭《喼?，則猶故也”，于是發了一通感慨，曰：

嘻！豈職守之遵絀不常，而郡事之轇轕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續耶？抑有待而然耶？

史氏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沛然而至，“乃命同僚之材識與郡士之博習者，網羅見聞，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書于常簿季公之家，訛者正，略者備，觖者補”。經過十個月的訂補，終于纂修完成了《毗陵志》，共三十卷，史氏于咸淳四年（1268）序而付刻。

梁任公曰：“最古之史，實為方志?！狈街揪幾胫w，昉于《華陽國志》；隋唐之際，稍具規模；兩宋之間，基本定型。后此者，大皆承續前志，累代增益而已。故曰：《咸淳志》（三十卷）基于“宋公未竟之書”，而“宋公未竟之書”實又本乎鄒氏草創之稿（十二卷）。今者鄒氏稿、宋公書已不可復睹，可見者惟史氏之《志》，其增刪改易、鈔輟謄錄間，或音形相近而成筆誤，或前后同文以致脫漏，其于祝陵與碧鮮庵者，也許有之矣。

祝陵之“陵”，陵墓歟？若是，必當載諸《咸淳毗陵志》。今檢志書卷二十六“陵墓”，僅列武進“泰安陵”（曰：“南齊高帝所葬。……今隸丹陽縣境，在武進之西?！保?，馀者皆墓也。又，卷三十“傅待制楫墓”，曰：“在祝陵。”若祝陵是陵墓，則不宜在陵上再葬墓。且祝陵著錄于卷二十七“古跡”，則非陵墓也必矣。既非陵墓之名，且全書僅此兩處出現，并據“在善權山……今此地善釀”可知：祝陵者，原為一古跡之名，即當時一小小之地名耳。按，江南地名冠以“陵”者多矣，如金陵、延陵、海陵、晉陵、毗陵等，《爾雅·釋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笔枰顝e注曰：“土地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p>

卷二十五“廣教禪院：在善卷山”，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權山”，然卷十五“山水”里居然沒有“善權山”之條目。不過，廣教禪院與祝陵都涉及善卷寺。而善卷寺建造時間，一則曰“齊建元二年”，二則周必大引舊碑與《毗陵志》引《善卷寺記》俱謂是“齊武帝”。按，建元是齊高帝年號，然就史料來源議，宜從舊碑與《善卷寺記》，當在齊武帝永明（483—493）年間。至于建造的地方，一則曰“以祝英臺故宅建”，二則周必大引舊碑謂“贖祝英臺莊所置”，三則《善卷寺記》謂“贖英臺舊產建”。按，“故宅”者，舊居也；而“莊”為田地，與“舊產”意近，同理，宜從舊碑與《善卷寺記》。

前曾論及，唐懿宗時李蠙上奏朝廷，愿“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善權寺，其原因是“臣大和中，在此習業”。以此反觀廣教禪院條“唐會昌中廢，地為海陵鐘離簡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業”，就會發現“至大和中”之“至”字，實為鈔錄李蠙奏疏內“臣”字而致錯改，蓋大和在會昌之前。

祝陵之“?！?，姓氏歟？今檢《咸淳毗陵志》，無一祝姓之人。前引永嘉人薛季宣有《游竹陵善權洞》詩，作“竹陵”。其后淳熙四年（1177）四月，楊萬里出任知常州事。六年春，楊氏自常州歸里，過長洲，夜宿滸墅，作《舟中晩酌》，有“竹陵春酒絕清嚴，解割詩腸快似鐮”句；過杭州，作《晩憩富陽》詩，有“急喚清空竹陵酒，旋嘗梅子與櫻桃”。楊氏歸里，應該是滿載了釀于治下宜興縣如清若空之“竹陵酒”，羈旅勞頓，可隨時酌飲遣興。此與志書所謂的“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若合符契。按，陳克（1081—1137）字子高，浙江臨海人。此為其《陽羨春歌》詩中句。故曰：祝陵者，當為竹陵之訛也。按，《廣韻》：祝，之六切。竹，張六切。之屬章母，張屬知母，是知“祝”、“竹”二字聲近韻同。今觀善權之山，有竹海之謂，其千百年前已如此風景也哉！

碧鮮庵，卷二十九“碑碣”作“碧蘚庵”?！磅r”歟？“蘚”歟？寧楷《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卷九“遺址”于“碧鮮庵”條后按曰：

碧鮮庵，一名碧鮮巖?！氨条r”本竹名，碑刻現在，無作“蘚”者。王《志》誤作“蘚”，詩句平仄失粘，不可讀矣。華詩作“碧仙”，亦屬傳聞之誤。

“王《志》”即王升《萬歷重修宜興縣志》，“華詩”指華察《游善卷碧仙巖》詩。所謂“詩句平仄失粘”，即所引“胡蝶”二句，或為絕句之第三、四句，或為律詩之尾聯，依律作“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若是“蘚”字，則仄聲矣，不合平仄，故曰“失粘”。

按，“‘碧鮮’本竹名”，語見西漢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水碧鮮?！眳蜗蜃⒃唬骸坝駶櫛条r，言竹色如玉碧之鮮潤。碧，亦玉也?！蔽鲿x左思《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也是直接化用矣。

又按，《廣韻》：庵，烏含切；巖，五咸切?？芍獌伤螘r期，二字讀音相似；今之環太湖地區，亦幾無別。故作“碧鮮巖”者，蓋同音而致訛者也。

“碧鮮庵”碑刻于史能之重修《毗陵志》時，即已矗立在善權寺。如明代都穆、沈周與清代陳經、吳騫游覽時，皆曾得見，并著錄于書；據吳景墻《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善權寺“兵毀，同治六年寺僧復建房屋三楹”，所謂“兵毀”，指清軍與太平軍之戰；戰后即無該碑之記載。直到1921年，宜興人儲南強（1876—1959）開發善卷洞，“始出碧鮮庵碑于寺后土中”，為“建碑亭”，以迄于今。

經前所述，對《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條之文字，作如下推測：

竹陵：在善權山。山有廣教禪寺，舊名善卷，齊時以祝英臺舊產建。前有巨石，刻云“碧鮮庵”，為唐李司空蠙讀書處，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竹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竹陵”為一小地名，單言“在善權山”，稍覺寬泛，宜交代大體方位。點廣教禪寺舊名，引入“齊時以祝英臺舊產建”，——可知“以祝英臺舊產”句內“祝英臺”三字，誠非女子之名，實為臺名也，如黃金臺、柏梁臺、銅雀臺、超然臺之臺耳?！熬奘闭?，方丈石也?？獭氨条r庵”三字，四圍多竹，“碧鮮”之謂“竹”也。此地原為唐李蠙大和年間讀書之處，后人作詩詠之，“碧鮮空有讀書壇”云者，意謂碧鮮庵里只剩有讀書之壇，慨物是而人非。今此地善釀好酒，酒以“竹陵”名，品質一如清若空者。其時或已有梁祝幼曾同學、死而化蝶傳說，史能之因感于故鄉有義婦祝英臺，遂于“胡蝶滿園”二句后，補入數語，且改“竹”為“?！保誀柯首Ａ?、祝英臺之關聯也。

故曰：梁祝之始也，蓋因文本之脫訛，以至于地志之附會，《延祐四明志》謂“此事恍忽”，《咸淳毗陵志》亦謂“其說類誕”。及經文人之改編，作小說以傳觀；曲家之鋪演，登戲臺而傳唱。方志游記，云集景從，層累相生，積非成是，致以今日，婦孺皆知。民間文學，其類大皆如此；而地志之載記，“類誕”者又何其之夥焉，祝英臺特其尤甚者歟？四明毗陵，彼時同屬兩浙，相距僅六百里耳，人物往還，商旅頻仍，致本無相干之“冢墓”與“舊產”，經千馀年添枝加葉之演變，南北重疊，竟成合流。今天的尋找，只是為了尋找一種文本被層累的錯讀的可能；此與“夔，一足”、“夔一，足”意實相似，誠如顧頡剛先生所說的：“既有以上二事之相類，遂有并為一種之傳說?！倍谋镜拿撚炁c句讀之錯斷，或許恰是梁祝故事流傳中最為關鍵的一環。

附記：《尋找》一文，思之逾十載，迄不敢落筆，蓋傳說固非真有其事，然民間亦自有其功用處。剝繭抽絲，唯恐絲斷，且不得絲，即繭亦不存矣。猶憶數年前，曾與俞為民先生請益，得慫恿鼓勵，爰取錢南揚、路曉農、王寧邦諸先生之著述文章，以及歷代史籍之著錄，反復推衍。后因疫情，逡巡三年，其間或趨俗務，或生旁騖，拖之又拖，不能再拖。幸藉學習之隙，稍作梳理，徵據多相似，按斷或不同，蓋亦鋪敘一己偶然之思，以就正于博雅君子云爾。癸卯正月十八，個廠識于昌平十三陵水庫南側。

又，文章構篇于正月初九，越九日而成第一、二節，至二月初九始有第三節之豁然悟。附論四則，稍記所見所慮，蓋與梁祝事亦相涉者也。半月以來，運思俱在登榻之后，常致抖擻而不能入夢焉。二月廿四，個廠于仰顧山房。

參考文獻：

《梁祝故事說唱集》，路工編，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梁祝戲劇輯存》，錢南揚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又，中華書局2009年。

《梁祝文化大觀》，周靜書主編，中華書局2000年。

《梁山伯與祝英臺》，俞為民著，鳳凰出版社2000年。

《宜興梁祝文化——史料與傳說》，宜興市政協和文史學習委員會、宜興市華夏梁祝文化研究會編，方志出版社2003年。

《“梁?！钡钠鹪磁c流變》，路曉農著，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

《萬古靈跡善卷洞》，范雙喜主編，團結出版社2019年。

《歷代梁祝史料輯存》，路曉農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

《祝陵村志》，江蘇名鎮名村志編纂委員會、宜興市祝陵村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乾道四明圖經》，（宋）張津等撰，清咸豐四年徐氏煙嶼樓?？瘫?。

《寶慶四明志》，（宋）吳榘修，方萬里、羅濬纂，清咸豐四年徐氏煙嶼樓?？瘫?。

《開慶四明續志》，（宋）吳潛修，梅應發、劉錫纂，清咸豐四年徐氏煙嶼樓?？瘫?。

《延祐四明志》，（元）馬澤修，袁桷纂，清咸豐四年徐氏煙嶼樓?？瘫尽?/p>

《成化寧波郡志》，（明）楊寔纂修，明成化四年刻本。

《寧波府簡要志》，（明）黃潤玉撰，清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嘉靖寧波府志》，（明）張時徹纂修，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萬歷新修上虞縣志》，（明）徐待聘纂輯，明萬歷三十四年刻本。

《康熙鄞縣志》，（清）汪源澤修，聞性道纂，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道光寧波府志》，（清）孫詔修，曹秉仁纂，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四明古跡》，（清）陳之綱輯，清道光二年是亦樓刻本。

《重修毗陵志》，（宋）史能之撰，宋咸淳年間刊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又，明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清嘉慶二十五年趙懷玉刻本。

《大德毗陵志輯佚（外四種）》，楊印民輯校，鳳凰出版社2013年。

《洪武常州府志》，（明）張度修，謝應芳纂，清嘉慶二十三年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成化重修毗陵志》，（明）孫仁修，朱昱纂，明成化二十年刻本。

《嘉靖南畿志》，（明）聞人詮通輯，陳沂編輯，明嘉靖十三年刻本。

《萬歷重修常州府志》，（明）劉廣生修，唐鶴徵纂，明萬歷四十六年刻本。

《萬歷重修宜興縣志》，（明）王升纂修，明萬歷十八年刻本。

《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清）寧楷總修，阮升基、牛兆奎、蔣勵宣、唐仲冕、段琦、高伯揚主修，清嘉慶二年刻本。

《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清）吳景墻總修，英敏、施惠、周譚、潘樹辰、錢志澄主修，清光緒八年刻本。

《十道志》，（唐）梁載言撰，王謨輯，清嘉慶十六年《漢唐地理書鈔》本。

《唐梁載言〈十道志〉輯?！?，夏婧輯校，載《國學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清影宋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清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刻本。

《寰宇通志》，（明）陳循等奉敕撰，明景泰七年刻本。

《大明一統志》，（明）李賢等奉敕撰，明天順五年刻本。

《大明一統名勝志》，（明）曹學佺著，明崇禎三年刻本。

《荊溪外紀》，（明）沈敕編輯，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江南通志》，（清）尹繼善等總裁，黃之雋等纂修，清乾隆元年刻本。

《金樓子》，（梁）孝元皇帝撰，（清）鮑廷博輯，鮑志祖續輯，清光緒八年嶺南蕓林仙館《知不足齋叢書》本。

《宣室志》，（唐）張讀撰，明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菽園雜記》，（明）陸容撰，中華書局1985年。

《留青日札》，（明）田藝衡撰，明萬歷元年刻本。

《游名山一覽記》，（明）慎蒙編選，明萬歷四年刻本。

《浣水續談》，（明）朱孟震著，明萬歷十二年刻本。

《天中記》，（明）陳耀文纂，明萬歷十七年刻本。

《三才圖會》，（明）王圻纂集，明萬歷三十七年刻本。

《潛確居類書》，（明）陳仁錫纂輯，明崇禎年間刻本。

《識小錄》，（清）徐樹丕撰，《涵芬樓秘笈》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15年。

《通俗編》，（清）翟灝撰，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宋）薛季宣撰，清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周益文忠公集》，（宋）周必大撰，明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周益公文集》，（宋）周必大撰，明澹生堂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誠齋先生西歸集》，（宋）楊萬里撰，宋淳熙紹熙間遞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誠齋集》，（宋）楊萬里撰，楊長孺編，羅茂良校，宋端平元年刻本，日本東京宮內廳書陵部藏。

《荊溪疏》，（明）王稺登著，明萬歷十二年刻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明）王世貞撰，明萬歷二十年刻本。

《始青閣稿》，（明）鄒迪光著，明天啟元年刻本。

《檀園集》，（明）李流芳撰，明崇禎二年刻本。

《王季重先生文集》，（明）王思任著，明末刻本。

《陶庵夢憶》，（明）張岱撰，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悟香集》，（清）陸寶著，清康熙年間刻本。

《湖海樓全集》，（清）陳維崧著，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卷施閣詩集》，（清）洪亮吉著，《洪北江全集》本，清光緒年間授經堂刻本。

《拜經樓詩文稿》，（清）吳騫著，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愚谷文存》，（清）吳騫著，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桃溪客語》，（清）吳騫撰，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拜經樓詩集》，（清）吳騫撰，清嘉慶七年刻本。

《陽羨摩崖紀略》，（清）吳騫撰，吳壽旸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墨莊雜著》，（清）陳經撰，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春在堂全書》，（清）俞越撰，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十鈔詩·夾注名賢十鈔詩》，（日）芳村弘道編，日本汲古書院2011年影印本；又，查屏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重刊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日）釋周信編，《大日本佛教全書》本，1912年日本佛書刊行會編纂發行。

《善權寺古今文錄》，（明）釋方策輯，清嘉慶九年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代曲阜孔廟緣何會有“梁祝讀書處”》，陳金文撰，載《孔子研究》2004年第二期。

《山東民間文化背景下的梁祝故事——關于濟寧馬坡〈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的民俗學分析》，張士閃撰，載《齊魯藝苑》2005年第二期。

《祝英臺考》，王寧邦撰，載《江海學刊》2008年第四期。

《梁山伯考》，王寧邦撰，載《江海學刊》2012年第四期。

《碧鮮庵考》，王寧邦撰，載《東南文化》2012年第三期。

《梁祝同?？肌?，王寧邦撰，載《藝術百家》2018年第六期。

《梁祝傳說起源時間考》，王寧邦撰，載《藝術百家》2012年第六期。

《梁祝傳說起源時間再考》，王寧邦撰，載《藝術百家》2021年第一期。

《會昌法難后之寺院重建與規制——以宜興善權寺為例》，游自勇、馮璇撰，載《文史》202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