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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少年都不賤》，張愛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205頁，20.00元

中篇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2004年出版，與張愛玲后期其他作品一樣，也引起過不少爭議，如出版是否違反作者本意，作品是否未完成，是否江郎才盡之作等等。另外小說寫到了同性間的情誼，也比較敏感。其中主線是趙玨、恩娟從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到中年女子這數十年間友情漸漸淡漠的故事，情節性不強，完全采用張愛玲后期那種平淡自然的風格。其中教會女校的學生生活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她曾經就讀的圣瑪利亞女中，很多讀者還曾經猜測書中這段友誼有張愛玲和炎櫻的影子。

出版多年后，宋以朗“解密”指出小說應該有本事，恩娟大概是張愛玲的中學同學、低一級的張秀愛，后來也在美國，嫁得很好；恩娟-秀愛，語義也相近。小說中的司徒華則來自張愛玲與喬志高共事的職場印象。后一項相對簡單，2020年張宋通信集出版，只要看過張愛玲1979年12月8日和1980年2月9日寫給宋淇夫婦的信，自然明白小說里的司徒華應該就是照著張對喬志高的觀感寫就的。至于前一項，馮晞乾整理和解讀了張愛玲的筆記簿，其中關于《同學少年》的六則筆記可以確認宋以朗的猜測是對的，恩娟正是秀愛。這不免令人起了好奇心，人物有所本，那么小說中哪些情節是取材自真實的呢？眾所周知，張大多重要的作品都有本事，趙玨、恩娟的經歷是否也可以溯源，不妨試著找找看。

一

小說中的人物不多，故事基本圍繞著趙玨、恩娟展開，也涉及兩人的同學家人。敘事以趙玨的角度為主，兼用全知視角。總的來說，趙玨、恩娟的來往大致有三個階段：從十一歲開始的六年中學生活和大學前后經歷，抗戰勝利后兩人在上海重逢，以及多年后在美國的最后一次見面。

先看人物。小說中的恩娟出身于教會家庭，和父母一樣信教虔誠，人緣極好，“入校第二年就當選級長”，有一副好歌喉。趙玨畢業了沒升學，因為抗婚被父母關了起來，恩娟來看她，趙玨知道她們“都進了圣芳濟大學，不過因為滬戰停課了”。恩娟還去大場看護傷兵。后來趙玨也進了芳大，比恩娟低一級，見面少了。圣誕前夕，恩娟拉趙玨去教堂聽鐘，說起一度跟隨上海交響樂隊新進的著名猶太提琴手學琴。之后一次恩娟告訴趙玨，有個同學寫信來要她也去內地，這個同學是猶太人，早幾年才從德國逃到上海，在芳大半工半讀，畢業后去了重慶，在洋行工作。趙玨看到集體照上是個漂亮的黑發青年，立刻贊成恩娟去。恩娟下了決心。趙玨也知道這是她男友。

這一段是兩人的學生時代，也是小說故事的第一部分。

現實中，張愛玲1937年夏高中畢業，正好遇上“八·一三”淞滬抗戰。不久因為留學考試的事被父親毒打囚禁，直到1938年初逃出家投奔母親。1939年夏去香港大學讀書，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港大停課，1942年5月回到上海。秋天轉入圣約翰大學，最初想讀到畢業，但不久就輟學賣文。

至于張秀愛，根據張愛玲同學的回憶，她要低一班，也就是1938年高中畢業。她是1938年的學生會會長，圣瑪利亞女中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學生自治組織就是學生會，每年的會長任期一年，由畢業班學生擔任，基本都是公認為最有能力的學生。同時她也是當年的體育會主席，可見熱愛體育運動且成績不錯，這一點和好友張愛玲南轅北轍。書中寫恩娟“人緣極好”，必定是寫實的，她同班同學張祥保的堂妹后來寫回憶文章，說記得小時候見過姐姐的同學來玩兒，隔了多年后，記憶清晰的幾個名字中也有張秀愛。

1937年滬戰爆發，圣瑪利亞校舍被占，旁邊的圣約翰大學被炸壞多處，也被日軍占領。當時放假在家的學生著急萬分，暑假也被迫延長。女中后來的校刊《鳳藻》1938年版中有學生回憶這段歷史：

“八一三”烽火爆發時，正是我們放暑假的時候，我級有很多同學，就很勇敢地加入了后方的救護工作。她們的服務熱忱是院方所稱許的。在九月末同學們見各學校都紛紛上課了，而我們學校音信沉沉尚無開學的意思，便在同學張君祥保府上，召集了一個會議，向校方提出了幾條具體的要求。校方接受了我們的請求，就借大陸商場開學了。

這些事和1938屆學生會長自然密切相關。在諸方努力下，圣約翰大學宣布遷到南京路大陸商場樓上，學校租下數十間房屋，容納約大及附中、圣瑪利亞女中的學生上課。1938屆的學生克服種種不便順利畢業。綜合各種文獻記錄和回憶，張秀愛多半是個開朗合群，很有能力，也受同伴愛戴的學生領袖。小說里這一階段的寫法，大致按照真實，其中的“圣方濟大學”顯然是指圣約翰大學，這也是1936年約大接受女生入學以后圣瑪利亞女中的學生升學的主要選擇之一。既然如此，檢索1940年代前期的約大畢業生名錄，很容易便找到了張秀愛的名字，她主修歷史，1941年冬天畢業。

圖一：引自1938年的《鳳藻》，是畢業班部分同學在大陸商場頂樓，校刊上沒有張秀愛的標準照，我認為后排左一是張秀愛。

時間稍有提前，這是因為處于戰時，約大鼓勵學生暑假也繼續上課，如果能修完課程便可提前畢業，當時這樣選擇的學生很不少，張秀愛顯然也是如此，1941年冬天畢業拿到文憑，只用了三年半的時間。相比之下，1939年才進港大的張愛玲確實要晚一級（如果能正常畢業的話）。

到這里為止，真實與小說情節大致相合，但是小說有個關鍵，開篇就點出恩娟向好友問起男同學要自己也去重慶好不好。這似乎只能發生在戰爭時期，不然和小說第二階段戰后兩人重逢的情節就對不上了。1944年初張秀愛在《新聞報》上登了一條結婚啟事：

費景天、張秀愛結婚啟事：我倆征得雙方家長之同意，業于卅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按：1943年12月22日）在貴陽圣公會內由黃奎元牧師主禮結婚，特此敬告親友同學。通詢處：貴陽花溪清華中學校。

圖二：《新聞報》1944年1月15日廣告

張愛玲在多年后寫給宋淇的信里確實稱張秀愛為“費太太”，所以小說里的猶太青年“汴·李外”應該是找到了，現實中并不是猶太人，不過費景天確實有外國血統，下文會詳述。

綜合我目前能看到的所有關于費景天的資料，大致是這樣的：費家祖籍河北通縣，幾代都住在北京。費景天1936年畢業于北京育英學校，跟圣瑪利亞女中類似，這是個著名嚴格的教會男校。

圖三：1936年《育英年刊》登載的畢業生費景天

他還拿到過學校舉辦的獨唱比賽的第三名。同時也是體育健將，1935年2月，北京舉辦了第一屆越野賽跑，費景天參加了比賽并獲得中級組第二名。畢業后進入燕京大學，他還參加了校籃球隊。之后也許是因為北京的戰事，轉到上海圣約翰大學，選修經濟，和張秀愛一樣，都在1941年冬畢業。他們確實是同校同級的同學。看起來相似的地方還不少：都出身于虔誠的基督教徒家庭，參加教會活動，也都熱愛體育和音樂。

如果現實真如小說描述的那樣，張秀愛會征求好友意見，那么只可能發生在1942年初夏張愛玲回到上海以后。抗戰時期年輕人從北京、上海去內地的很多，大多是為了完成學業，跟著大學遷徙。費張兩位都拿到了文憑，去內地自然是不愿意留在淪陷區。至于結婚啟事上的那個地址“貴陽花溪清華中學校”，倒確實是抗戰時期西南一所著名的中學。

抗戰爆發后，清華大學畢業的王萬福、唐寶心、索天章等年輕人決定創辦一所清華中學，得到了原清華學校老校長周詒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人以及貴州當地人士的支持，1938年5月1日正式開學，定名為貴陽私立清華中學。學校建成之后，漸漸吸引了很多學生，也募集到不少優秀教師，校董周詒春就將自己從美國學成回國的女兒周珊鳳、剛剛圣約翰大學畢業的兒子周耀康都送到清中任教，著名的醫學專家李宗恩此時正在創辦貴陽醫學院，也是清中的校董，他的兩個弟弟：從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的李宗瀛和美專畢業的李宗津也到清中擔任歷史和音畫教師。戰火中弦歌不輟，學校的名聲越來越響，到了1943年，清中已經有了繁榮景象，當時的老師中就有費景天，他教的是音樂。

語言學家趙世開和翻譯家梅紹武這個時期都曾在清中讀過書，他們多年后還對清中的英語教育念念不忘，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過費景天，說他教學靈活，教學生唱歌非常動人，歌曲基本來自當時最為流行的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帶學生打棒球，用的全是地道的美式術語，非常受學生喜愛。梅紹武還記得費景天“有一半美國血統”。

而這一時期的張秀愛也已在貴陽，編纂于1943年5月的各地學生救濟委員會通訊處，貴陽的通訊處主席是李宗恩，干事是俞敏良和“張秀愛女士”，地址在貴陽黔靈路女青年會，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工作地點和住處。清中的老師以清華畢業的居多，也有西南聯大的，費景天在這里工作多半和周耀康以及周詒春有關。周費兩家很有淵源，一度還共同做生意，周耀康也同樣在圣約翰大學讀書，選修理科（他在清中教化學），1942年暑假畢業，秋天就到清中任教，費景天很可能就是跟著周耀康到的貴陽清中。

1943年12月，費景天和張秀愛結婚，跟李宗津周珊鳳夫婦一起舉行婚禮。為他們主持婚禮的黃奎元牧師是基督教貴陽圣公會創辦人，也是中華圣公會云貴教區主教。結婚之后，張秀愛似乎也在清中教過英語。根據校長唐寶心的回憶錄，他顯然對費景天的音樂教學非常滿意，說他在清中培養了一支無伴奏男生四部合唱隊，有一年在貴陽參加校際比賽，得到在場的馬思聰的稱贊。他也記得師生曾合演過話劇《皇后的丈夫》，劇本是李宗瀛翻譯的，唐寶心也參加了演出，女主角由張秀愛出演。唐寶心說張秀愛是英語教師，不過似乎清中的正式教職工名單上沒有她，也許只是兼職。

這樣的繁榮一直持續到1944年冬天，由于日軍進犯貴州，情勢緊張起來，清中師生撤離花溪，有不少老師也因此離開了貴陽。這時候離抗戰勝利也已經不遠了。

二

小說的第二階段是戰后趙玨、恩娟重逢，恩娟已經有了個兒子，衣著儉樸。戰時的趙玨沒能從大學畢業，以跑單幫為生，認識了個高麗浪人，未婚同居，名聲變壞了。兩人見了面，趙玨也見到了汴·李外。如果熟悉張愛玲的經歷，不難看出趙玨的經歷是將現實中張的職業和情感經歷都做了變形——保留了結果不變，“戰后還一度謠傳她要下海做舞女了”，正是抗戰勝利后小報上關于張的類似謠言之一。趙玨和恩娟的這次見面，除了久別的生疏感，漸漸有點話不投機的味道了，雖然也還是密友。但是這里除了趙玨的經歷不論，恩娟的經歷寫得相當概括，只有兩條：趙玨聽出她和丈夫“至少作為合伙營業，他們是最理想的一對”。恩娟對這一點滿意，感情則看不出來。另外一點是側寫，以前對恩娟贊不絕口的趙玨姨媽“搖頭笑道：‘這股子少年得意的勁受不了！’”這有點令人不太明白。是說恩娟夫婦復員回來很得意？小說也并沒描述。

不過現實倒是有答案的。抗戰勝利后，費景天進入聯合救濟總署北平辦事處工作。

二戰后期，英美考慮到戰后幫助與重建在戰爭中受創嚴重的同盟國參戰國家，1943年11月，由羅斯福總統發起成立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即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UNRRA，中文則多稱為聯總或聯總救濟署。總署設于華盛頓，主要工作是提供救濟金和物資，主要通過同受援助國家的政府部門達成一系列協議來開展。中國是當時最大的受益國，聯總在上海設立中國分署，國內對應部門為國民黨政府設立的行總和解放區設立的解總。

費景天在聯總擔任過北平視察專員，1946年初作為聯總代表到晉察冀解放區視察受災情況和救濟需要。《晉察冀日報》的記者羽山曾經陪同聯合國救濟總署赴張市調查團費景天一行共同去張北視察。羽山多年后還記得這段往事，他說費景天是“美籍華人，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這當然是誤認。不過他對聯總和費的印象都很壞，說初見面時費景天態度高傲，對于《晉察冀日報》派出記者陪同前去頗為冷淡。第二天去赤城無人區，費景天一行態度敷衍，隨便看看拍了照就返回了。第三天早上，駐軍楊成武司令請調查團吃了一頓不錯的早餐，合影之后便送他們登上去北平的火車。羽山認為聯總中國總部被美國人把持，來解放區只是裝裝樣子的，因此視察之后再無下文。

我推測費景天進入聯總也許跟費家的背景，以及費家在北京教會中的人脈不無關系。簡單看一下這個家族。費景天的父親費興仁（1886-1946）早年就讀于通州協和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of Tungchow），這最初是1867年創辦的公理會潞河書院，之后留學美國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1914年獲得耶魯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與Elizabeth Cornish結婚，之后回到北京定居。費興仁在美國時就積極參加中國學生會和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回北京后最初也是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之后他從事過很多不同的職業，但以經商為主，曾經和周詒春等人共同經營仁立地毯公司，后來獨立開展古玩業務，事業比較成功。他的妻子Elizabeth Cornish，中文名字康彩蓉，是英國工程師Nicholas Edward Cornish和中國妻子的女兒，他在華期間主要受聘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Kiangnan Arsenal），擔任土木工程師，1920年代退休回到英國。康彩蓉有一半英國血統，但在上海長大，同樣在教會學校晏摩氏女中接受教育，之后到美國奧伯林學院（Oberlin Academy，按：相當于大學預科）學習。

費興仁夫婦一共生育了七個孩子，三子四女，分別是長子費景云（生于1915年）、長女費皎云（1916）、次女費綺云（1918）、次子費景天（1919）、三女費美云（1921）、三子費景漢（1923）和四女費裁云（1927）。康彩蓉養育兒女的同時，在社會和教會中都非常活躍，1920-1930年代的北京報紙上，經常看到“費興仁夫人”參與各種活動的消息，尤其是教會主辦的活動。他們較大的幾個孩子都進了北京美國學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讀書，幾個女兒也都從小學習鋼琴。費興仁曾經寫信給美國的朋友提到兒女教育，說這種安排可以讓孩子們“擁有（第一）美國精神，（第二）英語和中文，這是最重要的工具……（第三）然后是一般文化和教育”。

圖四：1926年的費興仁康彩蓉夫婦和六個孩子，看起來他們是按照身高而不是次序排列的，最小的女兒尚未出生。圖片引自費家的家譜網站。

之后的大學教育也一脈相承，費景云畢業于燕京大學（1938），之后進入輔仁大學任職英文教員。費皎云先后就讀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協和醫學院護士科（1938），取得注冊護士資格。之后嫁給了同樣畢業于協和的醫學專家雷愛德醫生。費綺云、費美云姐妹和費景天、費景漢兄弟也都在高中畢業后先后進入燕京大學就讀，除了費綺云因為很早結婚因此沒有完成學業外，其余三位因為遇到抗戰，學業都受到影響，費美云和費景漢輾轉追隨燕京大學到成都就讀，費景天則轉到了上海的圣約翰。

讀書時期，費家兄妹都熱衷于體育，男孩子們大多參加燕大校籃球隊，對各種運動都很有熱情，女孩子也參加各種鋼琴演奏、燕大歌詠隊、學校宣傳戒毒開展的少女時裝表演等等，費家的女兒們在大學期間都很活躍，報紙上也不時提到她們的名字。看得出，這是一個從信仰到教育背景、家庭環境乃至愛好都完全西化，或者說美國化了的家庭。

戰后，除了費景天以外，費景漢和費皎云的丈夫雷愛德醫生也都曾在聯總任職，費景天的職位也主要在北京和晉察冀等周邊地區。

聯總是個暫時性的組織，在完成了救濟任務以后，漸告結束，1947年解散。差不多這個時候，費景天和費景漢兄弟先后到美國留學。小說中寫到戰后趙玨跟著恩娟去她家見了他丈夫一面，“他們就快出國了，當然有許多事要料理”。看起來也非常寫實。

特別有趣的是，小說里恩娟的丈夫是避難上海的猶太人，趙玨從照片上看是戴著黑框眼鏡的黑發青年，“不說也看不出來是外國人”，對應現實中有部分外國血統但看起來完全是中國人的費景天，真實與虛構相映成趣。

三

至于小說的最后一部分，寫離開大陸后的趙玨、恩娟，交往更少了，除了小說詳寫的最后一次見面，只有“趙玨出了大陸寫信去，打聽去美國的事。恩娟回信非常盡職而有距離，趙玨后來到了美國就沒去找她。汴是在那大學讀博士，所以當時只有恩娟一個人做事”。現實中，張愛玲還在香港的時候，曾經跟同樣是密友的鄺文美提到：

我最好的朋友——中學時的張秀愛和后來的炎櫻——都到美國去了，而且都是從來沒有想到會去，兼且沒有親人在美。

接著1955年秋天，張愛玲移民美國，在船上寫信給鄺文美，說自己買了墨水以防不夠，其實只需要寫信給姑姑和秀愛、Mrs.Rodell（按：張的文學經紀人）三個人。從這一時期的語氣看，張愛玲提起張秀愛還是當成“最好的朋友”的。張愛玲去美國時，身份不是問題，目的地是紐約，經紀人Rodell和炎櫻也都在那里，寫信給張秀愛自然不是求助，更可能是詢問美國的情況。但自此以后似乎不見張再提起，也許就如小說中所寫，因為回信很有距離，因此很長時間都沒有通信也沒有來往。事實上，費景天夫婦到美國后最初幾年都在華盛頓，費1948年取得華盛頓大學碩士學位，1955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上文提到的曾任貴陽清中校長的唐寶心這一時期也在美國留學，曾于1948年暑假專程去西雅圖看望費景天和張秀愛一家。

景天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當講師，他的弟弟妹妹以及秀愛的弟弟也都在美國。……景天夫婦熱情接待我這遠來的故人，陪我到處游覽，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他們初到美國時的奮斗生活。他們那時去農場當臨時工摘草莓，累得腰酸腿疼也掙不了幾個錢，還要受監工的氣。

這時候費家兄妹大多都已在美國，張秀愛的兩個弟弟也在華盛頓州立大學留學。從唐寶心的回憶看，最初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從費家后人建立的家譜網頁上看，費景天只注明是“diplomat”（外交官），1970年代去世，除此以外沒有更詳細的內容。張秀愛一直活到2019年九十九歲才去世，她的訃告里倒是有一些關于費景天工作以及他們夫婦來美以后生活的內容。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張秀愛在華盛頓大學取得了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費景天在同一所大學博士論文的題目是A Study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Lebanon，1951 and 1952（《黎巴嫩的國際收支研究：1951和1952》），也確實進入美國政府下設的國際開發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即A.I.D），從事有關經濟規劃和發展的工作。因此他們全家很長時間都住在國外，比如黎巴嫩的貝魯特、孟加拉國的達卡、利比里亞、法國等地，最后遷到馬里蘭州的Chevy Chase定居。1974年費景天因為多年前在利比里亞感染的疾病去世后，張秀愛一直住在當地，也參加了不少慈善組織的活動。直到2019年在公寓中去世。

小說將現實中張秀愛丈夫的種族加以改變，看起來是為了符合對恩娟夫婦社會地位的設定：基辛格之前第一個入閣的猶太人，從上海來的移民。最終還是為了要突顯小說中趙玨、恩娟的漸行漸遠以后的“云泥之感”。

四

至于她們多年后最后一次見面，小說有個有趣的細節：趙玨想到“剛巧住在這文化首都，又是專供講師院士住的一座大樓，多少稱得上清貴。……此地租約期滿后她得要搬家。要托恩娟找事，不如趁現在有這體面的住址”。當時的房子“有兩間房”。隔了一陣恩娟來了：

她四面看看，見是一間相當大的起坐間兼臥室，凸出的窗戶有古風；因笑道：“你不是說有兩間房？”

“本來有兩間，最近這層樓上空出這一間房的公寓，我就搬了過來。”

……趙玨感到困惑。……竟沒想到指出信上說過公寓門牌號碼現在是五〇七，不是五〇二了。

這個細節看起來眼熟，按照夏志清的記錄，張愛玲申請到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的一筆獎金，準備英譯《海上花列傳》，1967年夏天搬到麻州康橋（今習稱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劍橋），在9月遷居83 Brattle Street，一直住到遷往加州之前。1968年7月初張在致夏志清的信中提到，8月底會“搬到同宅較小的Apt.43”。當年8月2日張給宋淇的信里也提到“我月底搬到Apt.43，小些”。17日的信里又提了一次“月底又要忙著搬家”。10月初的信里說“我搬家兩次傷手，寫字都不便，好了更忙得發昏。——舊式窗戶開關要crank（用曲軸轉開），crank不動，要用釘錘敲……”小說和現實中的地理位置、校園背景、同一座樓里的搬家甚至屋里窗戶的“古風”，都一一相合。至于書中提到想托人找事這一點，也正是這一時期張一直在籌劃的心事，當時她在Radcliffe的翻譯延長了一年，但她1969年初給夏志清的信里也提到“我找事是個chronic case而不是急癥，也都只好慢慢的再說了”。說是慢性病而非急癥，跟書中的這段剛好相合。因此有可能書中兩人最后見面這次的大致時間也可以確定，總在張1968年8月底搬到更小的公寓之后，1969年6月離開波士頓之前。

五

小說中的趙玨有張愛玲的影子，其實這一點在張的作品中并不典型，除了那一系列自傳文本以外，張并不經常將自己的經歷寫入小說中，《同學少年》還是較有特色的一部。不過有意思的是，其中可以明顯追溯到張本人經歷的，往往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如趙玨中學時代不會說上海話，對應的正是張自己十八歲到了香港以后才會講的現實；讀書的時候家里的女傭每周來送衣服點心，包括“各色俄國小甜面包”，對應的是現實中圣瑪利亞女中附近的老大昌分店和保姆何干的日常；趙玨家的老洋房就是張后來逃出去的父親的家等等。

在《同學少年》寫作的當時，上述細節或者還沒有在其他作品中寫出來過，或者寫出來了卻沒有出版，大多都不是會立即引起聯想的內容。趙玨的經歷跟張本人比起來，多是在一些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一致，重要的關節都改掉了，如因為留學考試的事情被父親毒打囚禁改為因為抗婚，職業從寫作改為跑單幫，因為第一任丈夫的漢奸身份在戰后備受大報小報的口誅筆伐，改為因為高麗人崔相逸的浪人身份，第二次婚姻中在不同學校間靠申請的資助工作改為跟隨丈夫遷徙，但是大致經歷并沒有變化。我提出這些并不是說《同學》也是張的自傳或者全部是真實，而是從這種變化中可以看到作者處理真實的手法，看到真實的事件是如何最終成為小說的。

小說中關于趙玨、恩娟少年時期在教會學校的經歷，很多人都推測是取材于張愛玲的母校圣瑪利亞女中，或許可以說得更清楚些，涉及學校的部分，就是照著張記憶中的母校描述的，寫實性極強，幾乎可以當作“圣校回憶錄”（按：“圣校”是圣瑪利亞女中的學生對學校的常用稱呼）來看。比如浴室的荷花缸、打亂班級分配的學生宿舍、擁擠的食堂和鍋巴煮成的“飯是粥”，以及教會學校的宗教儀式，還有1930年代女校中的“拖朋友”風氣：

學校里流行“拖朋友”，發現誰對誰“癡得不得了”，就用搶親的方式把兩人拖到一起，強迫她們挽臂同行。晚飯后或是周末，常聽見一聲吶喊，嘯聚四五個人，分頭飛跑追捕獵物。捉到了，有時候在宿舍走廊上轉兩個圈子就可以交卷了。如果在校園里，就在那黃昏的曼陀羅花徑上散步。

這種習俗在很多圣瑪利亞畢業生后來的回憶里都曾提到，也都視為平常之舉，要好的朋友有時候友誼可以延續很久。當時的校刊《鳳藻》就曾有過這樣的漫畫：

圖五：1936年的《鳳藻》中一組漫畫“學校生活速寫”

將“拉朋友”和“鉆書”、練琴、上課相提并論，正如宋淇在看完《同學少年》的稿子之后給張愛玲的信中所說，這篇小說“其實很innocent（單純）”，是女孩子們不失天真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