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眉批本是館藏文獻資料中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具有多重價值。文章以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茅盾眉批本為例，運用文獻調研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呈現了將眉批本作為讀本、版本、祖本、珍本的研究視角，通過其“由文入史”的故事講述、“勾連人事”的圖景拼接、“文本比證”的實證探尋、“破題立論”的理論構建價值，提出了原貌展現、內容呈現、知識傳播、理論衍生的開發路徑，為各館館藏眉批本的開發利用提供參考借鑒。

關鍵詞：茅盾眉批本；茅盾藏書；檔案史料；中國現代文學館

一、引言

眉批指在書頁上方空白處寫下的批語，是批注的一種，因為古代寫作與書籍字行為豎排，紙張上方留有空白，因“空白”處位置恰似人面部眉毛所在處，故稱“眉批”，現代作文橫著寫，書籍字行多為橫排，除眉批外，又盛行在紙張左側空白處寫批語，以批注文字所在的位置來區分既可眉批、題頭批、夾批，也可旁批、文末批，其實質相同，都是與作品有關的評價評論式文字[1]。由此可見“眉批”是一種統稱或代稱，即無論評點式文字所在的位置，一以概之統稱為“眉批”，留有作者或者他者批注文字的圖書被稱為“眉批本”，因為字跡的留存，特別是來自歷史文化名人的字跡留存，使得圖書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具有了多重的價值。在圖書館學領域則被稱之為“名批本”作為特藏進行管理[2]。

相關資料顯示，在1949年至今，國內圖書文獻經歷了多次大的調整，既有館際之間的調配、名家藏書家藏書的捐贈、來自民間的征集收集等，在這期間，大量的名家藏書“萍蹤浪跡”，如巴金藏書分別捐贈于國家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泉州黎明大學、南京師大附中、香港中文大學、成都慧園[3]，李一氓藏書捐贈于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彭縣圖書館[4]，劉半農藏書分散于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部分藏書零星散入古舊圖書市場[5]，其中就包含大量的眉批本。

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近現代藏書為主的“典藏捐公”運動聲勢日隆，從1985年開始，藏書甚廣的現當代作家群體悄然開展了一場“典藏捐公”運動，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公藏機構則為其藏書提供了歸宿，既是一種基于機構建設的國家文化事業建設行為，也是一場作家文人文化自覺的文化引領運動[6]，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圖書大多來自作家捐贈，其中不乏大量的“眉批本”圖書，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與開發意識的缺乏，這些珍貴的眉批本圖書常常淹沒在龐大的館藏體系之中，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掘、保護、研究與利用[7]。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理論深入與研究的推進，特定的文化歷史名人的眉批批注也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之中，如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根據館藏手稿以及大量錢學森閱讀報紙、個人藏書后的批注等進行文獻編纂與研究[8]，如新版《魯迅手稿全集》中《輯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編》等關于魯迅閱讀眉批批注的收錄[9]。

本研究以中國現代文學館茅盾藏書文庫中的茅盾眉批本為案例進行研究，茅盾眉批本并非當事人的“刻意為之”，系閱讀習慣使然，在茅盾的有關作品中可以說從未明確提及，相關概念是后人提出的，確切的說“茅盾眉批本”這一提法是1996年茅盾百年誕辰時候的正式確立的，之后進入研究者的視域，從研究茅盾評論思想的角度切入進行探討。隨著研究的推進與新史料的呈現，關于茅盾眉批本的“來龍去脈”愈發清晰，其脈絡的厘清成為茅盾研究的廣度拓展的重要線索，對其的研究也可以為拓展館藏研究視角，為各館的館藏建設與開發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多維度的研究視角

（1）讀本：關聯性

“閱讀研究”觀點將閱讀定位為以史料工作為基礎的、在文脈傳統中理解作家創作的研究工作，通過查勘、搜集和整理分析與該作家創作過程相關的閱讀書目，以及他對所讀中外文學作品的評點、札記，梳理他與所讀作家作品之間的文脈關系，他由此而形成的為人氣質、文章風格和敘述特點[10]，閱讀研究不是一項單純的史料工作，而是通過“閱讀”討論“創作”，完成從“閱讀史”到“創作史”的考察與再研究[11]。

眉批本是讀本，與作者關聯性較強，對于眉批本的審視角就包含了作者閱讀作品的意味，與此同時在閱讀中或者閱讀結束后會在書本的相應位置留下與作品有關的文字，其中在文本扉頁、章節開篇與結尾等大片空白處留下文字往往是閱讀告一段落后，文字內容往往是總體的評價，在文本頁中的文字旁邊通過劃線與文字相配合或者直接用文字表達，則是在閱讀之中即時間留下的文字，文字內容往往是對作品細節的復述、闡釋與評價。構成了“讀者閱讀作品”與“作者評價作品”的角色轉化，眉批批注是明顯的閱讀痕跡留存，眉批本成為“讀者-閱讀”向“作者-評論”身份的轉化的媒介，著重于眉批本中批注內容與所讀作品關聯分析。

（2）版本：對比性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不斷升溫，目前現代文獻的版本校勘理念和方法基本從古典文獻版本校勘學延伸而來，因為年代較近又有版權頁制度存在，版本源流考證相對簡單，然而現代文獻有手稿、印刷本、選本等的訛誤，更大量的是作者本人基于各種原因不斷修訂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異文，更側重于的通過修改比對，判斷不同異文在修改時所選擇的底本，確定版本流變之節點，進而確立版本的演進鏈，形成版本譜系[12]。其研究固守傳統文史研究中的文獻史料學范域，或側重文獻的搜集、匯編，或耕作于文獻研究的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具體分支[13]。近年來來自文博領域的研究者利用所在館的珍貴版本進行研究[14]，成果十分新穎，如周立民[15]、徐建輝[16]、張元珂[17]，更是被戲稱“貴族式”的研究。

眉批本是版本，對于眉批本的審視角直接定位于“新版本”，其理念來源于傳統官刻書對于圈點的收錄，劉辰翁批閱《世說新語》、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都是經典案例[18]，正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與發展，1991年在受到茅盾點評作品之一的作者韶華的推動下以茅盾眉批本《浪濤滾滾》為依據，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浪濤滾滾?茅盾點評本》[19]，將評點文字根據所指具體內容夾排在內文中間，所畫橫線也排在原來的位置，“作者自白”也排在文中，均用異體字和不同的括口標出以示區別[20]。1996年7月茅盾先生百年誕辰，時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舒乙先生認為茅盾眉批本中的評點在讀者與作品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讀者順著這座橋梁，旣可加深對這些現當代文學名著的思考與理解，又可追尋茅盾的心路軌跡，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以下簡稱《文庫》），《文庫》共四卷冊收錄了茅盾先生進行過眉批的9本圖書，包括：長篇1：楊沫《青春之歌》；長篇2：烏蘭查干《草原烽火》；中篇：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茹志鵑《高高的白楊樹》；詩歌：阮章競《漳河水》《迎春橘頌》、田間《田間詩抄》郭小川《月下集》聞捷《河西走廊行》，為保持原著眉批的位置和茅盾眉批眞跡的韻味，采取照相制版，膠版紙精印，高雅包裝的印制辦法[21]。

眉批本作為作品的一個特殊版本被嵌入版本譜系之中，眉批本是版本，批注內容是文本之變本[22]，相比于作者求取名作家作序或者將名作家的評論文章收錄作為作品再版序言的情況更為直觀也更為珍貴，尤其是手寫書寫時代受到現代技術手段沖擊下更顯彌足珍貴。

（3）祖本：初始性

作家手稿研究一直備受關注，作家手稿是中國現代文學非常獨特的文獻[23]，是“原始”版本也即“第一版本”被稱為“祖本”，具有“唯一性”，不僅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書法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它隱含著很多創作信息，對于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祖本”觀點認為對修改、增刪、筆墨輕重、換墨的節奏、書寫流暢與滯澀等進行分析從而實現“考古”發掘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方法[24]。長期以來，因為體制機制的原因，作家手跡主要作為公藏機構的藏品文物或為私人收藏，出版不充分，限制了研究，茅盾眉批本主題產生于1960年到1964年，1981年到1991年之間由茅盾之韋韜先生私人收藏大部分，小部分沉睡于公藏機構茅盾故居書房書架之上[25]，1991年茅盾點評韶華《浪濤滾滾》出版，1996年《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出版，展示在人們眼前的眉批本有10部作品。

茅盾眉批本具備手稿“祖本”的典型特征，它是茅公在閱讀時候留下的即時感受，是第一時間的直觀表達，比起手稿來更加私密，更具有“初次”特征，在手寫時代的出版領域，往往是寄送手稿的，可能是草稿、二稿、定稿，再由編輯部提取內容排版油印，眉批本上的批注比手稿第一稿冊產生時間還要靠前，手稿是在閱讀基礎上產生的，當眉批本批注產生后，手稿往往是在眉批本批注基礎上的謄抄、改寫。眉批本被賦予了手稿“祖本”的意義，具有初始性，將批注內容置于手稿的演進之中，形成“眉批本批注-手寫稿-油印稿-出版文本”的演進比對框架，文字表述與觀點內容在不同階段之間的“變”與“不變”構成了作者與社會機器的交互。

（4）珍本：稀見性

史料的珍貴體現在方方面面，其歷史文化價值不可估量，同時包括極高的經濟價值如2014年莫言的小說《蒼蠅?門牙》手稿被公開拍賣私洽價格達400萬人民幣，孔夫子舊書網上一本1948年初版本《暴風驟雨》標價9800元，茅盾用毛筆書寫的文章《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手稿拍賣價格過千萬[26]。

史料研究中的“稀見史料”觀點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稀見史料包括手寫史料、印刷史料、手寫與印刷混合 史料、口述史料、圖像史料、網絡史料等不同類型，其特征為罕見、缺乏有效傳播、有價值、原生態等，有價值的稀見史料可遇而不可求，稀有史料對于搶救史料、還原歷史、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等方面很有意義[27]。

茅盾眉批本是茅盾藏書中的“珍本”，屬于典型的“稀有史料”，稀有之處有五：

第一，“魯郭茅巴老曹”是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第一梯隊，茅盾研究是文學研究繞不過的一座高峰，關于其人其事的史料挖掘都十分重要。

第二，“整體傳承”的茅盾藏書，茅盾藏書“都是解放后買的或出版社贈送的”[28]，歷了經東四文化部宿舍與后圓恩寺13號的一個大的搬遷多次小的騰挪，以及“我的孫兒的同學常來這間書房里找書，有時借了去也不說一聲”[29]等情況，能夠實現整體的“傳承”、總體不散，相對于巴金藏書、李一氓藏書、劉半農藏書的分散流失，以及歷次書厄中毀損的藏書[30]，更顯得珍貴。在茅盾藏書7000余冊中眉批本大約有70余本，能夠隨藏書一起留存下來，十分不易。

第三，茅盾是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部長，長期擔任中國作協、中國文聯領導職務，很多作者與出版社都會第一時間將作品寄送給茅公讓他雅正，藏書中有很多初版本，1964年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周總理的保護下，茅盾先生得以“不被打擾”，藏書也躲過了多次風波劫難[31]，很多珍貴版本如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6月版杜鵬程《保衛延安》等得以隨著茅盾藏書留存下來。

第四，茅盾閱讀習慣的偶然，眉批的習慣并非很多作家都有，1949年后茅盾從文學創作轉為文學批評，批評家的批評建立在閱讀作品基礎上，眉批本從1960年左右開始，到1964年左右完成最后一本文學作品的眉批批注，個中原因滋味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五，更為珍貴的是明確二重證據?！肮伦C不立”是近現代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然而當代文學史料具有不容忽視的“當代性”[32]，眉批本的閱讀與批注都可以在茅盾日記、書信、文論、藏書目錄中得到有效的證據，可以互相證明，而不是突兀的“孤證”，這一點也是十分珍貴的。

史料的完善是研究高峰的出現的前提，是評述性、思想性的學術研究遇到困境時的緩沖，藏書眉批本批注內容與閱讀相關資料是研究作家閱讀與創作關聯、構建閱讀史、進一步還原“歷史情景”、走進作家“內心世界”的重要文獻資料留存。作為稀有史料的眉批本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學史料，因為其載體的特殊，在此基礎上對史料作進一步闡釋，或與文學闡釋相關聯。很多謎題有望解開。

三、多層次的價值分析

（1）“由文入史”的故事講述

眉批本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情境下的產生的，通過眉批本可以展現那個特定時代的諸多細節，講述茅公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眉批本及其相關因素可以展現閱讀的動機，茅盾閱評有的是帶著任務為寫作而讀，有的是他人寄過來請求指正，有的則是日常的閱讀。

結合眉批本的出版時間、日記中關于閱讀的記錄、相應文論的發表時間可以發現眉批本主要集中于1960年前后。勤儉節約是黨的優良傳統，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結論講話中談到“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33]。茅公一致是這一倡議的踐行者，很多的手稿都是正反兩頁來用、很多手札都是寫在公文背面、還有的寫在日歷頁的空白與背面，到了1960年前后國家正在經歷三年困難時期，物資資源更為頻發，而文論之初稿往往需要經歷修改才能定稿，為了節約一稿的稿紙，茅公選擇在書中眉批作為“初稿”或“草稿”。

（2）“勾連人事”的圖景拼接

眉批本及其批注內容是茅公的對作品的評論，是就作品內容與作者產生了一種交流，評論內容也常有對作者的創作與修改意見建議，是茅公與作者關系的勾連，正如茹志鵑在讀到茅盾對她《百合花》的評價的時候所說“自己這個已經蔫倒頭的百合，重新滋潤成長，一個失去信心的、疲憊的靈魂，又重新獲得了勇氣、希望。重新站立起來，而且立定了一個主意，不管今后的道路會有千難萬險，我要走下去，我要挾著那小小的卷幅，走進那長長的文學行列中去”[34]。這樣的聯系的建立，作者作品就被嵌入了茅盾研究的體系之中，與茅盾日記、書信、文論等構成了關聯關系。

茅盾是著名作家，也是評論家，雖然茅盾一生留下了文論、讀書筆記有萬字，涉及的作品與作者有很多，但是依然難以全面囊括十七年時期的所有作品，能被茅盾閱讀到需要機緣巧合，能入茅盾評論家的視野并留下文論更是可遇不可求，眉批本是閱讀與評論的直接體現，與茅盾日記、書信、文論等形成對應的關系進一步完成茅盾閱讀評論創作的圖景的拼接。

日記中關于閱讀的延申，茅盾日記的關于讀書的記錄貫穿始終，“閱書、閱參資”幾乎是每天的必備功課，有的則不記錄書名直接記錄“閱書”，還有少數的較為明確的記載所讀圖書的情況、意圖、感想等[35]。在此基礎上發現發掘的眉批本就進一步印證了日記的記錄，同時也留下了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即為什么沒有在閱評眉批基礎上完成文論，如茅盾藏書中留有眉批本白?！秹ɑ那?，通篇留下了千余字的批注，沒有相應的手稿留存，后續也沒有相應的文論發表[36]。

日記中關于閱讀、文論中評論內容的“中介”，茅盾一生留下1000多萬字的各類作品，文論有100多萬，既有用鉛筆、圓珠筆等硬筆寫成，也有用毛筆等軟筆寫成，因為當時的出版制度需要作者郵寄手稿且往往不再返還，以修回油印稿的方式交流修改與校對，加之當時社會生活中對于手稿保護保存意識不是很濃重，手稿留存下來的數量并不多。

日記中關于閱書的記錄與公開發表文論直接對應，中間環節嚴重缺失，所對應的創作細節與修改情況難以體現，有的閱讀情況在日記中沒有明確記錄，只有文論中一篇孤零零的文章孤獨的存在，而相應眉批本的發現發掘，則可以填補這一段的缺失，以草稿、手稿的形式展現作者最初的觀點。

對于有手稿留存、有文論發表的情況，眉批本則是以“祖稿”方式進一步完善了文論創作的各個環節，眉批批注、手稿內容、文論正文內容的縱向對比所體現出了一致性或者差異性都是對茅盾評論風格與心態的展現，如在《一九六O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有對于烏蘭巴干《草原烽火》的評論，手稿有留存，相應的圖書中也有眉批批注，通過三種文本種的內容對比，可以發現存在一些差異，包括褒貶詞匯使用的差異[37]。

（3）“文本比證”的實證探尋

眉批本為“文本比證”的實證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初始觀點與最終觀點的一致或差異最能反映出作者內心的一些變化，眉批本種批準內容進一步豐富了茅盾文論版本的演進鏈，是其文論的“祖本”。

文本比證過程種中進一步豐富了茅盾評論的文本的內容，眉批本批注內容作為祖本，其后續續寫及其去向呈現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出現“斷檔”成為孤本佚文，后續沒有完成文論，也沒有相應手稿的留存。這樣的情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通過閱讀留下眉批批注后感覺作品問題較多且水平較低，不具備完成文論公開探討的必要，另一種則是作品在相應的時期處于巨大爭論之中，貿然刊文探討可能會給作者作品帶來更加不好的印象。

第二，形成手稿，成為手札，后續沒有完成文論。這樣的情況比較多，如茅盾全集中收錄的1958-1959年的讀書雜記為編者根據茅盾留存的手稿手札編入，所提及的多篇作品均有相對應的眉批本批評內容，包括對《紅旗譜》、《青春之歌》的讀書筆記式的評價評論，與2本眉批本《紅旗譜》與眉批本《青春之歌》中的批注內容呈現繼承關系。

第三，形成手稿，并完成文論公開發表。在此情況下眉批本批注內容作為祖本的意義體現的最為明顯，通過內容比對，后續的手稿、文論與眉批本呈現出完全一致、略改修訂、觀點轉變三種情況，其中完全一致的情況可以看出手稿內容是對眉批本批注內容的謄抄，后續文論發表也沒有修改過，略改修訂則是手稿內容是對眉批本批注取舍基礎上上歸納概括與展開闡釋，觀點轉變是眉批本批注評價用詞程度較重比較直接，形成手稿時候將明確得觀點取向得詞匯進行了中肯定、建設性得修改。

（4）“破題立論”的理論構建

眉批本批注內容的新史料呈現、閱評圖書的拼接與再現、“文本比證”的實證探尋都為破解文學史上的一些謎題、對茅盾文學批評的深入提供了展現的立論依據?！白髡?手稿-作品”創作的解析本身就是一種“觀點生成”[38]。

茅盾在“十七年”時期的眉批本批注內容，是茅盾的這些立足于具體文本得點評，從一己閱讀體驗出發，對作品創作得失的客觀評價[39]，還進一步指出五六十年代文學創作的弊端，故與同時代那些歌功頌德的文學創作或評論相比，評點的文學史意義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茅盾在眉批中所展現出的藝術趣味和獨立思想[40]，至少表明“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批評并非鐵板一塊，特別是像茅盾這樣身兼國家要職和評論家于一身的文學界要人，其文學評論的思想與風格也并非完全失去個體的獨立性[41]。

在文學研究范式日益多元化、開放化的當下，包括茅盾在內的經典作家研究鮮有突破性成果，與之相關的文學現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畢，學界亟待新視角、新史料以延伸包括茅盾在內的經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經典作家的研究也面臨深刻的挑戰，尤其像茅盾這樣體現了文學與政治、理性與審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如此密切又百般糾葛的作家，在舊有研究范式逐步衰落、新的研究范式逐漸醞釀的時期，探究茅盾文學實踐的獨創性應成為一個重要取向。如果能得到更深入的發掘與拓展，就不但會使茅盾研究達到新的境界，而且還會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突破帶來有力的支撐。

四、多場域的開發路徑

（1）原貌展現：影印圖典

在圖書館學領域與圖書館實踐中，將有名人批注的藏書簡稱為“名批本”，在實踐中往往遵循“名批別書說”，認為名批本因為特有的批注內容與學術價值而區別于同種書的其他復本，被視為一種“新書”，歸為特藏圖書，納入名人圖書專藏庫管理[42]，特藏圖書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資源，常有影印再版。1996年《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出版，學界給予了一個特指名詞“茅盾眉批本”，文庫出版后成為重要的“暢銷書”，眉批本是學術性與趣味性結合，既有來自學術界的研究探討[43]，也作為普及性圖書滿足了公眾文化需求。

茅盾是一個復雜的主體，其作品經久不衰，是新文學經典作品，關于他的其人、其事都是文化現象的組成，如茅盾的書法、茅盾的讀書法等等，茅盾眉批本作為重要茅盾手跡載體，以此為基礎上的影印再版以及整體、綜合研究，以圖文并茂、收錄大量首次公開的內容及其圖片，可以滿足廣大讀者對于茅盾藏書及其相關文獻的閱讀、學習、知識、審美、獵奇的需求。

（2）內容呈現：檔案編纂

在檔案學領域與檔案館實踐中，眉批本圖書作為歷史檔案、手稿來對待，作為歷史檔案來管理，其典型機構就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44]，其典型案例則是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第三批收錄的“茅盾珍檔--日記、回憶錄、部分小說及書信、隨筆等手稿”[45]。依真實性論，檔案手稿在已刊書信、日記、自傳（或回憶錄）、他傳排序中穩居首位,一份檔案手稿可能補充現有研究中的不足，也可能沖擊甚至顛覆現有的研究成果[46]。眉批本批注內容是原始記錄，具有檔案文獻的特征，批注內容的具有憑證性、知曉性價值，之于茅盾文集有關材料的應用性價值明顯。

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1982年2月18日，1982年8月23日，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作家協會黨組“關于編輯出版<茅盾全集>、籌建茅盾研究會”的報告》，1983年中國茅盾研究會成立，研究會曾在茅盾故居的南房辦公，葉子銘、周揚、馮牧、孔羅蓀等文學界大家都曾在南房里濟濟一堂，共同追憶茅盾[47]，并著手組織編輯出版《茅盾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開始出版，到2006年全部出版齊全，總計43卷，之后由茅盾之子韋韜先生授權，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會理事鐘桂松主編，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基礎上加以充實、補訂而成的，新版全集共42卷，再加一卷附集，是規模大、收集全的總集，是研究茅盾著作的十分完備的參考材料?！睹┒苋芬搽y逃“全集不全”的境況，2014年之后很多與全集中相對應的史料被零星發掘出來[48]，筆記本上的文字往往內容極為龐雜，可以作為遺著輯入的不多，文字更要具體分析，精心選擇，全集的內容過濫是不好的[49]，眉批本批注內容既有只言片語的點評，亦有獨立成段與匯集成篇的札記，評論對象清晰，意義明確，加之《茅盾全集》在文論中共有三篇以“讀書筆記”方式呈現，眉批本批注內容是補遺全集的重要素材。

（3）知識傳播：文博展覽

在博物館學領域與博物館實踐中，名人字跡作為藏品與文物來管理，以展覽展陳列方式進行宣傳與教育。茅盾眉批本隨著茅盾藏書經歷歲月，目前正保藏于公藏機構，兼具博物館藏品、圖書館特藏圖書、檔案館手稿多重性質，是傳播文學知識、茅盾生平事跡、作家故事的重要素材。可以呈現新知識，支撐策展藍本，對茅盾眉批本批注內容的進行痕跡梳理與闡釋、內容呈現與解析，多條線索與主線交織，任何一條線索都可以作為茅盾展陳工作的藍本，形成展覽向觀眾進行展示，向公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講述中國文學故事。

正如程光煒所說：在20世紀50、60年代，評論是茅盾“苦悶的象征”。在“眼高”的標準與境界上不肯“手低”的現實尷尬中，文學評論無疑是證明他仍然是“修養很高的鑒賞家”的重要載體[50]，在評論文論中以時代之眼光既不回避“重大題材”，也不忽略年輕作家的青澀作品，既有讀書筆記一樣的即時的率真之談，也有學理性十足的本質探討，更強調“文學規律”和作家的“創作技巧”。這其中所蘊含的時代之知識、文人之風骨、文字之韻味，都是很好的博物館宣教素材。

（4）理論衍生：史料研究

在文學研究領域，以文學史料的方式豐富理論研究。茅盾最初是以社會活動家、編輯和批評家的身份走上文壇的，而他在文壇上的盛名，首先是因為他的那些富有影響的批評文章，從1920年代開始文學評論，關注文壇動向，將文學批評與進步的社會思潮相結合，在創作之前已是職業批評家，經過創作和批評的相互砥礪，是經典作品誕生的重要推動[51]，1949年之后，茅盾自稱“揀起二十年代的老行當”[52]。

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理論批評和創作的“雙軌運行”改回故道，回復到理論批評的單軌上去[53]，茅盾的文學歷程為絕非單向的“理論批評”，應該考察其歷程的豐富性、復雜性，從職業批評家到創作者兼批評家再回轉到理論批評家，不同時期的具體批評視為“演進的過程”，他的評論顯然具有耐人尋味的歷史內容和極大的研究價值。手稿代表著作家寫作時強烈的歷史現場感與史實關聯性，掌握著深度了解作家寫作思考歷程的話語權，眉批本內容對于茅盾批評評論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材料，既是新史料的發掘也是舊史料的補遺，以“無意的證據”展現了“歷史的邏輯”[54]，發現和考證不是終極目的，而是在此基礎上對史料作進一步闡釋，或與文學闡釋相關聯，豐富文學史圖景，推動理論演進才是終極目的。

五、結語

眉批本是館藏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藏單位應在館藏建設與管理過程中應積極的回顧歷史，尋找線索，探尋筆跡，發現發掘眉批本尤其是名人眉批本，在原有館藏建設積淀之上深挖館藏價值，建設獨具特色的名人圖書專藏庫與眉批本特藏庫。專藏庫建設具有時代性時效性，尤其是關于名人流失圖書的確認、筆跡字跡的辨認要抓住時機，尤其是當事人及其后代的相繼離世，便時不再來，真相也將淹沒在歷史信息之中。眉批本的發現發掘與研究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程，需要各學科研究者共同的努力，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作為文獻收藏機構，其關于眉批本的研究發現成果是其他學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同時還能為后世留下一批珍貴的特色資源，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文獻史料，實現“傳承文明、服務社會”，這也正是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初心與使命。

[本文系2023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課題“茅盾形象的媒介構建研究”（項目編號：23NDJC235YB）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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