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文學的海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標志。人文交流主要有兩個方面——內容的傳播和人員的交流，對應到文學上，則是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和作家們的赴外交往。“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在這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文學創作和海外交流這一組關系上，一般認為自然是前者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先有創作繁榮才談得上“走出去”，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才能把“海外”的事情辦好。然而，聯系到作家們的創作實際以及文學傳播的現狀和趨勢，則會發現，“海外”也會促進“國內”，當代文學的海外交流反過來也可以推動當代文學的創作繁榮。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當代文學也結束了多年的對外封閉，重新開啟了海外交流的序章，一些沉寂已久的作家不僅得以重返文壇重新創作，也開始代表中國作家“重返世界”。在“新時期”初期，作家們的海外交流活動比人們想象中的更為活躍，僅1979年一年，就有錢鍾書受美中學術委員會邀請、蕭乾受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分別于4月和8月訪問美國，恢復了中美隔絕30年后的正式文學交流；也是4月，巴金、徐遲、孔羅蓀等一行赴法國里昂參加國際筆會大會；5月，周揚、歐陽山、楊沫等作家訪問日本，續寫了14年前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的歷史；6月，艾青赴西德、奧地利和意大利；9月，曹禺等作家訪瑞士……不少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迎來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批（位）中國作家。中外作家得以面對面近距離交談和相處，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又重新連接起來了。

作家們的海外交流在創作上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批新的作品。艾青的“歸來的歌”中，有十余首是他根據自己于1979年訪問歐洲的經歷創作的詩歌。此行的許多作品如《訪馬克思故居》《古羅馬的大斗技場》《慕尼黑》和《威尼斯小夜曲》等不僅有對久違的西方的描繪，更是滲透著作者的人生體悟，是在“世界”視角中思考中國歷史和人類命運的詩作。除詩歌外，散文創作顯示了海外交流更豐富的成果。“新時期”初期赴外訪問的作家寫有大量游記散文，如蕭乾《美國點滴》、丁玲《訪美散記》、王蒙《浮光掠影記西德》、徐遲《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張潔《一個中國女人在歐洲》等等，將豐富龐雜的域外風情展現在當時對外界尚較陌生的國人面前。有些內容如對超級市場、信用卡、高速公路、花園小徑、冰淇淋等“稀奇”事物不厭其煩的描寫，現在看來讓人不禁莞爾，但誰能否認，當年這些瑣碎的異國景觀里便蘊藏著某種對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均至關重要的“現代性”因子呢？此后的當代異域游記散文長盛不衰，后來者生發出多個路徑的創作，如余秋雨關于國外古跡的“文化散文”和陳丹燕的“女性旅行文學”等，或都可在這些“新時期”初期的游記散文上找到源頭。

海外交流真正助力作家們在文學觀念和寫作技術上實現“突破”的是在小說領域。以大陸作家1979年就開始參與的知名國際文學交流項目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為例，由于主辦方每年邀請作家在美國居住近四個月，中國作家得以在較長時期內近距離觀察美國社會，并與其他多國作家密切交流，于是，在“文化震驚”之中，創作的“新變”便于此萌芽。王蒙1980年曾參與此項目，他稱這次美國之行是一次“惶惑”的旅程。在愛荷華，他完成了《雜色》的創作，他認為這篇小說“具有不同的意義”，“這意義就在于意義的茫然、困惑與接近喪失”。這與此前他擅長的“青春萬歲”式的單純色調完全不同，也與他初回文壇時“意識流”式的“現代”探索內核迥異。《雜色》是“新時期”初期較早出現的真正有“現代派”意味的小說，其誕生原因正是作家在異國所經歷的文化撞擊。1985年參與此項目的馮驥才在美期間對《三寸金蓮》進行了修改，他本人認為，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視角”的“反觀”之下，他對“三寸金蓮”的本質“看得就更深刻與入木三分”，“批判也就更犀利”。對創作影響最明顯的是1983年隨母親茹志鵑參加此項目的王安憶，她歸國后創作的《小鮑莊》《大劉莊》《烏托邦詩篇》等小說已完全不同于此前的“雯雯”系列，其原因便是美國之行使她“思想情感、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等方面都經歷了極大的沖擊和變化”。作為“尋根文學”代表作之一的《小鮑莊》的出現，是否說明了這樣的事實：除了阿城等作家通過“閱讀體驗”而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外國文藝思潮的啟發之外，王安憶的“異域體驗”也是一個促使“尋根文學”發生的重要機緣。與上述作家不同的是，也有作家在海外交流中更加確定了自己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式，如汪曾祺1987年在美國數次談到中國文學的語言之美，贊美古人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表示自己追求的是“一枝動，百枝搖”的“活”的語言。2009年來到愛荷華的格非在演講中對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曾沉迷的西方現代文學進行了反思，并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的傳統，對《紅樓夢》《金瓶梅》等中國傳統小說大加贊美。在此前后，他的小說《人面桃花》《山河入夢》等已然表明，他已向曾經“敘事技術至上”的理念告別，而轉向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尋求具有韻味的漢語敘事的可能。

新時代以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作家們的海外交流已成常態，交流方式也趨向多元化，除了傳統的隨作家代表團出訪外，更多的是受邀參加巡回演講、文學節、作家寫作營、學術會議、駐校、書展等等，世界文學舞臺上出現了越來越多中國作家的身影。“新時期”初期，大陸作家赴外更多的是希望了解和學習國外的經驗，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海外讀者已經看到了中國文學的價值，感受到了中國作家的影響力。“中國聲音”被越來越多的世界讀者聽見，這正是作家們海外交流的重要意義。

在很長時期內，英美等西方國家常用政治濾鏡看待大陸當代文學，或期待在作品中看到神秘蠻愚的“東方景觀”。然而，經過作家們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的價值越來越得到了認同，海外傳播量和美譽度隨之激增。根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推出的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的統計，近年來，海外圖書館收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比例遠遠高于其他類型圖書。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顯示，“新時期”以來在國內極具影響力的作家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王安憶、賈平凹、阿來、麥家、遲子建、劉慈欣等的主要作品在多個國家均有譯介。事實表明，當代文學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宏偉事業中當仁不讓的排頭兵。

誠然，作家不會因為作品是否能在海外傳播而刻意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式，然而，在全球流通越來越便捷的時代，如何在“世界”語境中書寫“中國經驗”，卻是一個作家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新時期”初期的當代文學正是在尋求與“世界”對話的過程中獲得“新生”的，朦朧詩、“現代派”小說、“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等具有變革意義的寫作莫不受惠于海外文學資源。莫言作品在海外獲得巨大聲譽，是因為他在書寫地道的“中國故事”的時候，其中蘊含的人類的痛苦與歡樂同時引發了海外讀者的“共情”。一些更年輕的作家如劉慈欣、郝景芳等先后獲得“雨果獎”等國際大獎，不僅展現了中國作家創作的全新面貌，同時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某些領域已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一流”。劉慈欣的《三體》在海外銷量和評價都極高，是中國文學作品成功進入海外尋常百姓家的典型案例。《三體》最大的意義不僅在于擴大了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力，更在于其傳播了一個與過去海外讀者心目中那個“古老中國”完全不同的“中國形象”——一個科技的、未來的、充滿想象性和創造力的“現代中國”的形象。應該看到，這既是中國大地上正在發生著的科技進步給予作家的饋贈，同時也是人類在面對地球、星空和未來命運時的共同想象。劉慈欣、郝景芳在海外獲獎極大地提升了科幻文學在國內的地位，激發了更多科幻作者的創作信心和熱情，引發了中國的“科幻文學熱”，很好地證明了文學作品的傳播和創作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在當代中國，優秀作品往往同時具備普遍的“世界性”和鮮活的“中國性”。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每天都在發生著新鮮的事情，她生氣勃勃且蘊含著無限可能，對當代作家來說，這正是一個向世界讀者講述前所未有的“中國故事”的時代機遇。

在科技深刻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今天，海外交流促進文學創作的另一個例證是網絡文學。若從2004年起點中文網開始向海外出售網絡小說版權算起，中國的網絡文學“出海”不到20年，卻一路高歌猛進，使《盜墓筆記》《誅仙》等網絡小說紅遍東南亞等地。中國網絡文學的“野蠻生長”刺激了海外市場的迅速發展，海外誕生了一批如wuxiaworld這樣的專門翻譯中國網絡文學的網站，“起點國際”也把國內起點中文網的成功模式移植到了海外，把中國網絡文學的受眾群體迅速擴展到海外讀者中。豐厚的利潤刺激著國內更多的網文作者涌現，鼓勵著他們以高質量的創作捕獲海外市場。值得一提的是，“起點國際”上還出現了數千名海外作者，“中國模式”的成功輸出促發了海外網絡文學的形成。在科技日新月異的將來，中國網絡文學是否會作為牽頭者在世界范圍內聯動中外文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中外作家和中外讀者平等交流的“世界文學”網絡，不妨給予期待。

在新時代，中國作家與“世界”對話的自信已大為增強，如何不負時代創作出更多好作品，在世界讀者面前表現中國文學獨特的魅力，把中國最優秀的文化、最美好的聲音傳遞給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當代作家們仍需不懈努力。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