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鴉片戰爭讓中華民族在整體意義上確立了一個強大的外在“世界性”參照，并開始不斷陷入民族國家的主權、生產力、文化的“現代性焦慮”之中。而這種整體的“現代性焦慮”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間，或加重或減緩，在激烈的歷史震蕩中慢慢地趨向緩和但并未徹底解決。三種“現代性焦慮”在社會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始終糾纏在一起，不可分割，互相影響，但緩和的順序卻并不一樣。只有前邊的焦慮相對緩和，后邊的焦慮才能在整體意義開啟真正的緩和之旅。若從“世界性”參照的角度看這三個現代性焦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首先極大地緩和了主權焦慮，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緩和了生產力焦慮，新世紀前后對中國文化“軟實力”“走出去”的強調，正是中國在主權和生產力焦慮得到極大緩和后，在文化方面開始緩和焦慮的明確歷史信號。

文學作為時代最敏銳的感受器，早就吹響了百年來中國與世界關系想象的號角。從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發展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20世紀50～70年代的“初始期”、20世紀80～90年代的“過渡轉換期”和21世紀以來的“多元化發展期”三個階段。

從中國文學的世界想象來看，新時代中國文學的“走出去”，符合百年以來現代性文化焦慮整體進入緩和階段的歷史大勢。和五四運動及改革開放不同，“新時代文學”意味我們在萃取傳統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基礎上，在貯備了豐厚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后，應該有能力生成一種與新時代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的當代性文學品質。而對這種品質的創作豐富與理論闡釋，也將是新時代文學工作者不得不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回顧歷史，每一個文學時代最終都是圍繞富有時代特色的作品確立的。不論是在“十七年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中，總會涌現出一批迥然不同于前期的文學作品。“新時代文學”當然也不例外，它必須生成有自己時代特色和文學使命的作品。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最好的可能性，也許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容易關注那些改天換地的歷史變革，卻往往忽略靜悄悄的歷史積累。《萬歷十五年》已經向我們展示了激烈的大歷史和靜悄悄的小歷史之間復雜的關系。就“新時代文學”而言，它的出現更像是歷史的厚積薄發，是一種寶貴的歷史回饋。首先，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這些互相關聯的大歷史事件讓“新時代文學”有了充足的貯備、消化、生成的歷史條件。其次，作為大歷史融匯集結的“新時代文學”，它的發生時間并非一個斷然開始的節點，而是符合歷史內在邏輯的彈性時段。從現代性文化焦慮緩和的角度講，竊以為新世紀前后我國對文化“軟實力”“走出去”的重視，應該就是“新時代文學”興起的前奏，而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視為中國與世界文學關系一種富有象征意義的標志事件。

相對于尖銳的大歷史轉折點，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和轉折能夠劃出一條有規律的歷史弧線，這是國家之幸、民族之福。近代以來，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一樣，劃出一條漂亮的、和平崛起的歷史弧線。14世紀以來出現了四次大國崛起的浪潮，先后有9個大國競相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成功崛起又先后衰落，法、德、日、俄在大國崛起之路上起落反復。錢乘旦認為，美國作為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成功崛起的原因是：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以穩定政治局面保證國家的發展；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上形成強大的整體國家實力；堅持對外開放，善于汲取別國的經驗和優點；富有創新意識，敢于創新；果斷決策，抓住重大歷史機遇。可以看出，美國崛起的核心保障其實也是主權、生產力、文化三大方面，并且同樣遵循了前者為后者提供發展基礎的規律。

中國正處于第五次大國崛起的浪潮當中。與21世紀以前大國崛起的殖民、侵略等歷史背景不同的是，中國的崛起是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依靠自身積累和改革創新實現的，我想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之一。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時代中國卻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當前世界充滿了各種巨大的不確定性，但中國有能力積極應對各類突發事件。這樣的結果絕非朝夕之功，而是幾代中華兒女共同奮斗出來的。

如果說世界充滿了發展的不確定性，那么剛剛啟航的新時代中國及其文學顯然也具有鮮明的未完成性。“新時代文學”最基本的使命和特色就是要在不確定性和未完成性中，用文學想象的力量尋找到自己最好的可能性——這樣的表述過于抽象，講得具體一點，我自己對“新時代文學”大概有以下幾點基本的理解和期待：

其一，新時代文學是充分繼承百年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新啟航，需要依靠創作來確立自己的時代使命和藝術特色，因為“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文學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新的時代生活一定蘊藏著新的藝術可能，這就需要作家們有更高超的閱讀和寫作能力，才能發掘出代表新時代精神的新形象，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來。

其二，新時代文學是對百年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文學新想象。文學作為全世界最為古老和普遍的藝術類型，始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保留了最為豐富和細膩的歷史發展信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偉大的作品不僅能保留時代的萬千氣象，更是歷史最好的記錄員。不論是詩經的風雅、唐詩的氣度，還是《紅樓夢》的家族變遷，阿Q的“精神勝利法”，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既是后人研讀歷史的絕佳素材，也是體會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絕妙窗口。如果說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在很長時期充滿了“感時憂國”的特征，那么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在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共振關系中，希望能成熟地呈現出一種平視世界的中國文學氣派來。

其三，新時代文學是同時體現自身主體性和世界多樣性的藝術創作。20世紀以來中國有五四運動和改革開放兩次“西學東漸”的浪潮，體現在現當代文學中就是對外國文學的學習與融合。新世紀前后，當代文學出現了更多回歸傳統文學的表現，莫言、賈平凹、王安憶、格非、蘇童等作家，從語言、形式、結構、題材等多方面，嘗試讓古典與現代進行創新性融合。新時代文學作為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最新階段，從傳統資源、世界交流、當代生活幾個方面都已經為創新積累了足夠的貯備，應該不斷涌現出一大批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優秀作品來。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會呈現出一種新的精神特征和時代品質。新時代文學作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一部分，應該是沉穩和扎實的。從國際視野看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它首先面臨的挑戰是能否用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品質的藝術創作來確立自己的獨特時代使命。其次，新時代文學在處理中國與世界的文學關系時，是基于作品藝術審美能力和人類共同精神價值而“走出去”，只有這樣的中國故事，才能真正實現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的效果。最后，充滿自信的新時代中國文學，一定也是包容性和自由度很大的文學，它在表達主體性的同時，也會保護多樣性。就像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閃亮的雪花》里那群在雪地上自由追逐的孩子們，甚至能將排練的失誤轉化為感人的一幕。這既是藝術審美，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現。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