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因為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所以一切與文字有關(guān)的事都包含形而上的意義：對文明傳承的尊重以及意與古會的浪漫。由此，寫了字的紙不能坐在屁股底下，更不能上廁所用，也不能隨意撕毀。那些收廢紙的都有一個類似招牌的題記，叫“敬惜字紙”。

連帶字的紙都要尊敬、愛惜，那寫字的過程也需肅然以對；與寫字有關(guān)的研墨、洗硯等簡單的事務(wù)性行為，也變成了自帶文化光環(huán)的風(fēng)流雅事。

東漢的張伯英是著名書法家，古書上說他“臨池學(xué)書，池水盡黑”，可見他下了多大工夫。雖然這里沒有直接提到硯臺，但東漢時期，制墨已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行業(yè)，學(xué)書法要用硯臺研墨，“臨池”的過程中去洗硯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到西晉，王羲之出現(xiàn)了，他在瑯琊臨沂度過幼年的時光。據(jù)民國的《臨沂縣志》，“永嘉之變”時，王羲之隨宗族南遷，把自己的住宅舍為寺廟。這座寺廟一直存在（當(dāng)然不是西晉時期的建筑），而且保存得很“全面”，東有曬書臺，南有洗硯池。

王羲之是“書圣”，幼年時一定會刻苦練字，練字就要洗硯，肯定得“池水盡黑”，要不怎能表明他的用功呢？對這種勸學(xué)的歷史遺跡，后人都“寧可信其有”，而不會計較池水是不是活水、池里有多少藻類、池水有沒有自我凈化功能等。所以歷代地方官，但凡是有點文化追求的，都愿意整修治下的歷史遺跡，已經(jīng)毀滅的，就復(fù)建一個。

再往后，陶淵明出世了，他為官一任的安徽樅陽縣城，有陶淵明的洗墨池。四川江油的青蓮鎮(zhèn)，相傳為李白的故鄉(xiāng)，那里有李白的洗墨池。曾鞏寫過《墨池記》，《墨池記》中說的墨池也是王羲之的遺跡，卻在王羲之做官的撫州臨川郡；從文章來看，曾鞏未必相信這個“晉王右軍墨池”是真的。眉山三蘇祠，也有蘇軾的洗墨池。

總之，對古人而言，洗硯不單單是一種行為，其中帶有學(xué)習(xí)前輩用功精神、敬仰名家文化成就、感悟圣賢道德風(fēng)范等內(nèi)涵。加之古人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積極入世，又有道家遵從天性、合乎自然的“逸世”思想，所以洗硯這個行為也寄托了他們歸隱山林，樂天自在，追求寧靜閑適、物我合一的理想，抑或不求當(dāng)世功名，退歸林下，安心著述，傳承文化的節(jié)操。

宋代的魏野給一位“逸人”題詩，說他不重榮華富貴，獨處林泉之下，不懼老之將至。這首詩的頸聯(lián)非常有名：“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明代的秦坊也寫過“魚噴墨華濺”，明顯是化用自“洗硯魚吞墨”。元代王冕的《墨梅》更是人盡皆知：“吾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借梅花的高潔來反襯自己的志向，用洗硯池來表明自己的儒家文化身份。

不僅是詩人，畫家也愛表現(xiàn)“洗硯”這個主題，無論是明清的陳祼、蕭云從還是近現(xiàn)代的張大千、傅抱石，都創(chuàng)作過多幅《洗硯圖》。詩人寫洗硯不易看出問題，畫家一畫，問題就顯現(xiàn)了——無論是云山、飛瀑還是茅舍、竹籬，無論是草亭、老橋還是溪流、石案，感悟天道、妙合自然的，都是高士；抱硯而出、彎腰干活的，都是小童子。這么個神會古人、培養(yǎng)性靈、融入妙境的事情，居然不是自己干的！別人干活，自己邊看邊寫些贊美的詩文，自我感動一下，這有點“網(wǎng)絡(luò)圣母”或“鍵盤俠”的意思。

當(dāng)然，這只是畫家為畫面構(gòu)圖營造的意象，多數(shù)人還是自己洗硯的。至于怎么洗硯，也有一定的說法。

古人說洗硯“最忌滾水”，也就是開水，要用新打上來的井水；先用皂角水洗，再用清水洗。除污時要用絲瓜瓤、蓮房等植物纖維，不能用硬紙，更不能用刻刀。總之，說得都很嚴肅。但在清代的《衛(wèi)濟余編》里，我看到了這樣的表述：“硯要多洗，忌諱熱水，最好用涼水。水不必新汲，只用每天晨起的洗臉水浸泡清洗最為簡便，且硯得人精氣，益潤澤光彩。”每天洗完臉的水別倒，把硯臺往里一放，泡一泡，洗一洗，既干凈又潤澤，沒準還能出些“人油”盤的包漿……這才是大部分文人的日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