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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是中國古代天才式的大作家，也是北宋文壇宗師級的人物，著名的“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都出其門下。蘇門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與宗師蘇軾的用心培育分不開。閱讀蘇軾與其弟子們的書信文章，我們可以發現，蘇軾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能夠根據弟子們的不同情況予以切實的指導。

微箴晁補之。蘇軾在給黃庭堅的一份信中說，晁補之的詩文非常新奇，應該具有比較突出的才華。但是蘇軾在晁補之的詩文中發現了一個端倪，就是晁文中的奇麗之氣顯露得太早。在蘇軾看來，理想的創作道路應該是追求平和，奇麗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而是“至足之余，溢為怪奇”的自然結果。對于這一問題，蘇軾并沒有直言相勸，而是希望黃庭堅以朋友切磋琢磨的方式告知。蘇軾明言這樣做，不是出于避諱，而是害怕傷害晁補之的“邁往之氣”。從蘇軾的這一行為，不難看出他對文才的細心呵護。

言切李廌。作為文壇盟主，蘇軾的稱揚、舉薦對于年輕士子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年輕士子結識蘇軾，也不排除希望通過蘇軾的稱揚和引薦而獲得聲譽和官職的功利思想。李廌便是其中的一員。李廌曾在多份書信中責備蘇軾不引薦自己。對于李廌的這種“好名急進”思想，蘇軾并沒有包容或冷漠對待，而是進行了“言切而盡”的教育（《答李方叔書》）。蘇軾的教育有幾點值得玩味。首先，在蘇軾來看，“君子之知人，務相勉于道，不務相引于利也”。很顯然，這是對君子知人、薦人的原則的聲明。其次，在肯定李廌文章的“過人處不少”后，指出其部分文章存在“讀之終篇，莫知所謂”的問題，并且指出這種問題形成的原因是“未甚有得于中而張其外”，就是心中沒有真才實學而勉強追求文辭之美。針對李廌詩文存在的問題，蘇軾希望他加強內在的道德修養，“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作“禮義君子”，而不要“豐于才而廉于德”。最后，蘇軾語重心長地點明，自己之所以如此諄諄告誡，實出于對李廌“愛之深”而“期之遠”，如果非“愛之深”而“期之遠”，“定不及此”，希望獲得李廌的理解。

愛重秦觀。在蘇門弟子中，蘇軾最喜歡的是秦觀。理由有二：一是秦觀道德修養高，“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于忠義”；二是秦觀博學多才，“博觀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這樣的人才不易得（《與王荊公》）。蘇軾愛護秦觀的方法也值得玩味。一方面，當發現秦觀的《滿庭芳·山抹微云》等詞有學柳永詞風的傾向時，蘇軾當面提醒（曾慥《高齋詩話》）；另一方面，當秦觀面對貶謫自作挽詞以傷悼，引起別人對其道德修養的懷疑時，蘇軾卻以秦觀“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相辯護（《書秦少游挽詞后》）。可謂既有及時的創作指導，又有必要的人格維護。

稱揚黃庭堅。蘇軾和黃庭堅都是宋代偉大的詩人，因此后世曾有他倆“爭名”之說，其實這是完全不懂蘇黃為學境界的揣測之言。蘇黃的相知是很深的。在未曾謀面之前，蘇軾已經從孫覺等推薦的黃庭堅的詩文中，驚異黃庭堅“非今世之人”，贊其“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必將名滿天下。并從其詩文中推知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當黃庭堅“執禮甚恭”，希望忝列門墻時，蘇軾喜愧不已，如得摯友（《答黃魯直》）。在《舉黃庭堅自代狀》中，蘇軾稱贊黃庭堅：“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實踐證明，蘇軾的判斷是準確的。黃庭堅晚年對待貶謫的超然態度和杰出的創作成就都印證了這一判斷。而黃庭堅對蘇軾的道德文章則始終稱贊不已。

正如蘇軾所言，文壇需要“名世之士，相與主盟”“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因此，蘇軾以歐陽修為榜樣，積極發現人才，以在眾人中最先發現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李廌等為人生之最大樂事，并且自覺地將文壇宗主之位托付于弟子們（李廌《師友談記》）。不過，蘇軾與弟子們的交誼完全建立在維系文統不墜的基礎上，他們之間的交往以是否符合道義為準則。蘇軾對弟子們既有道德上的引導，又有創作上的指導，而且還非常重視指導方法，能夠針對弟子們的不同情況予以恰當的指導，使他們茁壯成長。北宋后期的文學人才，多出自蘇門，良有以也。

當下，蘇軾與弟子以道義相處的傳統令人欽想。蘇軾兼顧道藝兩端培育弟子的教育理念也并不過時。他針對弟子的不同情況予以恰當引導，更是值得學習。這些都是值得努力發掘的優秀傳統文化，希望能夠對我們今天建構和諧師生關系起到一點借鑒作用。

（作者：高宏洲，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編輯室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