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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英漢大詞典》經年編纂，終于面世。此書的主編人員為復旦大學外文系葛傳椝、陸谷孫諸君。陸谷孫寄贈《英漢大詞典》（上冊）請錢鍾書先生題簽，錢先生給予揄揚：甚佩精詳。這是對編者的認可，屬于陸先生，也屬于葛先生諸君。

葛傳椝、錢鍾書兩位先生可謂學林舊雨。錢學專家范旭侖先生有文提及1946年《英文月刊》刊有錢先生的兩篇軼文，只是兩篇錢文未曾引起他人注意。筆者幸存多期《英文月刊》，發現錢鍾書與葛傳椝，大師互補論小注的趣事。

1946年3月《英文月刊》（第11期）首次刊出錢鍾書的《書報介紹》。此篇論述了Henry Huizinga注解的英文書籍The Best English Essays（Vol.2Modern Authors）。HenryHuizinga（1873—1946），美國人，中文名何善杰，1907年獲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早年服務于印度教育部門，1917年攜妻來華，成為滬江大學教授，長年從事英文教學工作。他為中國學生編有多冊英文讀本，譬如《中國學生用現代短篇故事集》《世界短篇故事精華》等。The Best English Es?says即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英文論說文選》。此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選自古典文學大師及近代作家的文章。錢先生清楚何善杰“曾輯英文用書多種”，特選此書舉隅，源自此書較有影響，書中注解“故有矯正的必要”，以便日后重印更正。此書于1935年1月初版，筆者存本（下冊）為1935年3月再版。錢先生關注的下冊，已是1941年7版。流行頗廣，版次可證。

對于《英文論說文選》（下冊）的選文，錢先生提出問題：像E.M.Fosdick等作品是否可與Conrad，Santayana，Lynd的作品并列？ 而且還占去30篇中的好幾篇。Conrad即約瑟夫·康拉德（1857一1924），英國作家；Santayana即喬治·桑塔耶拿（1863—1952），西班牙哲學家、文學家；Lynd即羅伯特·林德(1879—1949)，英國散文家。E.M.Fosdick當為錢先生及編者的筆誤，應 是 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即美國作家、神學家哈里·愛默生·福斯迪克（H.E.Fos?dick）。錢先生還述及是否應該注解的問題：像“De Senectute”多注，像“resemblance”少注。

除去上述選文、選注的爭議，注釋是否準確的問題，更令錢先生感興趣。他前后選出10余處注解，進行討論。其中引起葛傳椝關注的有幾下幾處。

1.Tothe manner born 出自美國散文家阿格尼絲·瑞普利的作品《女人登基》。何善杰對此注為：idiomaticexpression to denote having a life—long acquaintance with certain customs，即為習語——標志：天生熟知當地風俗。錢先生對此，提出異議：To the manner born屬于“Proverbial phrase”。“idiomatic expression”通常譯作成語、習語，“Proverbial phrase”通常譯作諺語。錢先生認為此處不是習語，而是成語（Proverbial phrase）。西人的諺語，中國的成語，都是源自故事。因為錢先生清楚，此處的成語典故，源自《哈姆雷特》（第一幕）：Though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因此可以解讀為denote having a native’s knowledge of local customs，即擁有當地人關于風俗的知識。《女人登基》中寫的是泰戈爾。他是印度詩人，不會天生了解西方的風俗，因此錢鍾書言之有理。

2.Unsympathetic還來自《女人登基》。何氏注解：如同男人的態度是 disagreeing with （不贊同的）。錢先生認為至少應該注解為：disagreeable（令人不悅的）。阿格尼絲·瑞普利精通法文。錢先生還推論，此處正是解讀法國文學史家愛彌爾·法蓋的觀念，所以瑞普利無意中將英文sympathetic用成法文sympathique，這屬于Gallicism（法語風格詞匯）。sympathique不僅有“同情、愉悅”的意思，而且常指“激發人同情、愉悅”。因此，錢先生解釋，disagreeable才是對sympathique的正確注解，符合瑞普利的初衷，也婉轉地點出何氏未能吃透原文，才有誤解。

3.Anti—type取自英國散文家、詩人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散文家的藝術》。原注解讀為：simi?lar to a type or pattern.（類似于一種類型或模式）。何氏還強調此處前綴anti不是“相反”的意思。錢先生認為“類似”“類型”用詞都不精確，當是：correspond to a literary genre （對應的文學類型）。

4.Between devil and baker仍然出自《散文家的藝術》。何善杰只是注解：good and evil（善與惡），又坦言未能記起任何關于baker的典故。原文是拔河比賽between devil and baker，原注顯然不通。錢先生指出《簡明牛津詞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中便有解釋：baker意為pull devil，pullbaker（各顯神通）。由此，原文容易理解了。

錢鍾書的《書報介紹》刊出后，上述諸點引起葛傳椝共鳴。葛先生寫下《雜談用英文注釋英文》，刊于是年6月第14期《英文月刊》。他論述中國流行的英文注本書籍，著者多是外國學者。他們體會不到中國學生的苦衷，因此鼓勵更多中國學人前來注釋外文著作。注者往往是無名英雄，需要奉獻精神。不像呂叔湘諸君，常有注釋文章刊于《英文月刊》。知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初于《英文月刊》刊文，便是舉例解讀英文注釋，葛傳椝給予行為與學問的贊許。

葛傳椝對于錢先生提出的選文問題，及上述后三點關于詞性的替代問題完全認可。不過，他對錢先生也有提醒：1.注釋未必是相當語（equivalent），何善杰對to the manner born的注解就不是相當語。如需追求相當語，那要處處相當：像錢先生注解的“disagreeable”（令人不悅的），不可寫為“disagreeable to”（對人發脾氣的）；解讀dis?agreeable，也應用相當的否定形式unsympathetic，而不是錢先生原文例舉的sympathetic。2.釋文越簡單越好，便于學生的理解。錢先生學貫中西，文言文、英法諸語、白話文，無不精通。他的注釋，就像他的文章，用詞精益求精，充滿學術化，別人讀來，往往很難理解。葛先生舉出gallicism和genre（特指文學、藝術等類型）兩個釋文中的專業詞匯為例，會導致釋文再注的現象。素來嚴謹的葛先生，還幽默地提及英文兒歌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杰克造房》，其中語句多有重復）的典故，吐槽反復注解的現象。

對于葛先生的看法，錢鍾書于《關于散文〈烤豬說〉補注二則》給予回應：我對于本刊第14期葛傳椝先生論普通英文教本注釋各節，甚為贊同。所謂“注釋各節”，肯定包括上述的“善意提醒”——錢先生謙虛地接受葛傳椝的看法。作為回應，及注解的繼續討論，《關于散文〈烤豬說〉補注二則》仍然寫給《英文月刊》，刊于1946年8月第16期。

《烤豬說》是英國散文家查爾斯·蘭姆的作品。錢先生很欣賞蘭姆，在《關于散文〈烤豬說〉補注二則》中，點評甚細：蘭姆讀書的數量，只比詩人華茨華斯（Word?sworth）多些，但遠遠不及詩人柯立治（Coleridge）、詩人塞昔（Southey）。蘭姆談不上博覽群書，但是他的散文充滿書卷氣，符合英國文藝評論家裴德（Pater）推崇的文筆條件：學者寫作顯學問。錢鍾書創作散文，亦是如此。因此他讀蘭姆的作品，很是親切。又因書卷氣濃郁，錢先生覺得應當加注。

至于選擇《烤豬說》的緣由：錢先生坦言此篇是流行于中國教科書中的“絕世奇文”。“奇文”是錢先生思考的主觀論述，“流行”是錢先生經歷的客觀史實。查閱《葉公超傳》等書，西南聯大大一英文教材選用的是清華編輯的《英文讀本》，不乏英美作家談論中國的文章，其中就有《烤豬說》。清華是錢先生的母校，西南聯大是錢先生的任職學校。他在聯大時，講解過《烤豬說》。多年后，許淵沖還回憶說，蘭姆是英國的幽默大家，錢先生解讀《烤豬說》，也不失時機地幽默了一下蘭姆。《烤豬說》里說為了吃上烤肉，將野豬藏身的樹木全部燒掉，可謂小題大做。錢先生“以牙還牙”，笑道：把吃烤肉的故事做成論文，不也是小題大做？

數年后，錢先生又為《烤豬說》中的幾則注解，寫成佳作，何嘗不是一種“小題大做”。不過他的“小題大做”，很有價值，又招來葛先生的探討。尤其是“Cho—fang”一詞，原書沒有注解。依據讀音及中文簡稱的規則，錢鍾書注解：“Cho—fang”意為“廚房放假”的簡稱“廚放”。葛先生讀后，撰寫了《蘭姆〈烤豬說〉里的“Cho—fang”的另一解釋》，刊于1946年10月第18期《英文月刊》。他認為“廚放”一說很近情理，贊譽：

像本志第16期里錢鍾書先生所做的補注，很有價值；倘若有人肯把我國人讀英文者常用的幾篇文都這樣細注起來，是很有幫助的。

在肯定錢先生作注有意的同時，葛傳椝還羅列分析他人對“Cho—fang”的解讀。他認為劉云舫（譯有《工業進化論》）先生譯作“蠟賓”（祭祀工作人員），更近情理，可與文章融匯貫通。葛先生還注意到陳福田先生的解讀。陳先生編輯的《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商務印書館出版，1939年2月初印，西南聯大用書），對于“Cho—fang”未作解釋，但認為Mundane Mutationgs是《易經》，與“蠟賓”呼應。錢先生對于《蘭姆〈烤豬說〉里的“Cho—fang”的另一解釋》未有回應。前后刊出4篇文章，葛傳椝、錢鍾書兩人關于英文注解的互動，由此結束。

至于刊出兩人作品的《英文月刊》（開明書店發行）也值得一說。1946年，此刊的編輯共有四位：金仲華、顧均正、張沛霖、覃必陶。其中金仲華、顧均正、覃必陶三位，和錢先生似乎不太熟識。剩余的那位張沛霖（1906—1960），江蘇如皋人。清末民國時期，教育家、實業家沙元炳（光緒年間進士）攜手張藩（張沛霖父親）、張謇（南通狀元），發展教育，創辦如皋師范學堂、如皋中學。如皋涌現出大量優秀學子，其中張沛霖、楊同芳，成為優秀的英文專家。

張沛霖是資深的英文編輯。2010年11月24日《中華讀書報》（第14版）曾刊出《從一張照片想到張沛霖》。此文述及張沛霖畢業于南通紡織大學，受到林語堂先生賞識，才進入開明書店工作。20世紀30年代，張沛霖入職開明后，深獲林語堂激賞。林先生的英文教學著作，都交由張先生翻譯。張先生又和葉圣陶、賈祖璋諸君，結為好友。（詳見筆者《開明編輯張沛霖其人其著》）

林語堂、錢鍾書都是杰出的英文人才。錢氏又素來看重編輯資質。論英文水準，張沛霖贏得林先生的信任，也會贏得錢先生的認同。錢學專家范旭侖先生于《海上文酒之集》提及錢鍾書與張沛霖相識于1941年11月1日。據《王伯祥日記》記載，當晚，開明書店在萬利酒館宴請陳麟瑞、錢鍾書等人，王伯祥、張沛霖作為東道主出席，五年后，張沛霖刊用錢鍾書的兩篇作品。

筆者還有些相關佐證。1.《英文月刊》的編輯署名時為4名，張沛霖是其中的主要負責人。抗戰時期，張沛霖躲避上海兵燹，返鄉蟄居。不過，開明書店沒有忘記他的才能。1945年4月30日，賈祖璋先生致信章士敏（開明書店創辦人章錫琛之子），探討出版諸事，第一件便提及：英文雜志，未審有否具體之計劃。最好能猶如張沛霖先生等人，主持一切。9月，《英文月刊》創刊。張沛霖作為負責人，找到覃必陶，請他加入編輯隊伍。（見《有一位學者型的編輯家——覃必陶》）。從《英文月刊》創刊到停刊，張沛霖有始有終，主持編輯工作。2.錢鍾書、張沛霖，1941年相識之前，也許早已互知。張沛霖親近林語堂，20世紀30年代，常有作品見諸《論語》《人世間》。他于第20期、第25期《人世間》發表《上海的外人》等作品。幾乎同一時期，錢鍾書先生在《人世間》第19期、第29期，發表《1934年我所愛讀的書：〈馬克思傳〉》及《不夠知己》的書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錢鍾書、葛傳椝在《英文月刊》上互動論注期間，第17期《英文月刊》刊出了張沛霖應葉圣陶先生之邀英譯的《八年抗戰木刻選集·序》。葉圣陶先生是錢先生非常熟悉的。兩篇論述英文注解的文章，是不是錢先生直接交給張沛霖，或者通過葉圣陶等轉交給張沛霖呢？ 這一細節，已難考證。不過非常幸運，經由張沛霖先生認真編校，錢鍾書與葛傳椝兩位大師，互補論小注的精彩佳作，見諸刊物，給后人不少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