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2023年是朱寨先生誕辰100周年，3月31日，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館主辦的朱寨學術思想研討暨紀念文集編纂座談會在京舉行。與會專家學者深情回憶了朱寨的為文與為人，共同回顧了朱寨在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建設及文學創作等方面的成就。部分專家發來書面發言。現刊發仲呈祥、白燁、孟繁華、張德祥的發言。

師訓三條，終生受益

□仲呈祥

今年3月，是著名當代文學史家和評論家、我的恩師朱寨先生百年誕辰，我們追思他參與創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之偉績，學習繼承他所堅守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文藝評論優秀傳統，對于繁榮發展新時代的文藝評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有幸經陳荒煤先生引薦，來京從師于朱寨先生學習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文藝評論。在那幾年令我終生受益和終生難忘的日子里，我與恩師及蔡葵先生、范際燕先生朝夕相處于文學所在陶然亭公園租用的辦公平房里，完成以他為主編的國家“六五”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他統領全局，精心謀劃，以身示范，率領我們梳理史料，拜訪名家，調查考證，分析研究，手把手地把我引進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的大門。

恩師教誨，銘記在心。梳理起來，要者有三——

一是治學一絲不茍，治史唯實求真。我隨恩師求學，第一課便是讓我從北京圖書館借來《文藝報》自1949年創刊以來的整套報刊，堆了整整半屋子，命我逐年逐月逐頁認真翻閱，整理出新中國文藝大事記，編選出在新中國文藝發展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一定位置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曲藝、影視作品和重要文藝理論論著、文藝思潮論爭、文藝作品評論年表目錄。他還督促我（那時范、蔡二位先生尚未參加課題組）每晨騎自行車穿城到王府井附近的中國社科院圖書館，查閱各省、市出版社和文藝刊物出版發表的著作和論文卡片，早去晚歸，悉心收集，萬勿疏漏。他總是諄諄囑咐我“治學要一絲不茍，夯實基礎，撰寫《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基礎工作就是要掌握真實的歷史，要唯實求真！”恩師作為新中國文藝發展史的參與者、見證人，應當說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很有話語權。但他決不滿足于自己所親歷、所掌握的歷史事件，而是帶領我們這些后學者探尋歷史的真相，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進而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分析，總結出經驗教訓。我的那本《新中國文學紀事及重要著作年表》小書，便是在恩師悉心指導下才得以完成的。而我的那點點學術功底，也正是那時才初練而就的。

二是學術研究上要自覺摒棄長期制約我們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不左就右的單向思維，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辯證分析的和諧思維。恩師從延安魯藝走來，歷經文壇風風雨雨，為人低調，風度儒雅，對中國當代文壇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析，總是既洞察深刻，又精準適度。譬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他既不同意那種一概肯定的評價，也不同意那種簡單地一概否定的態度。他帶著我多次走訪了當年在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工作、見證這一批判運動全程的電影理論批評家鐘惦棐先生，厘清了事件的始末，又查閱了盡可能收集到的關于這場批判運動的文獻資料，綜合分析，得出了獨特深刻的結論。他指出，這場批判運動事出有因，新中國誕生伊始，毛主席正在率領全黨全國人民清掃國民黨反動派留下的廢墟，并親自為《人民日報》審定社論，號召大家“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將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曾在百忙中看過兩遍電影《武訓傳》。第一遍是作為觀眾進行鑒賞，主要是以藝術審美思維，曾為趙丹飾武訓的演技叫好。第二遍是作為政治領袖統攬全局，主要是以政治思維，發現《武訓傳》所宣揚的“行乞興義學”的教育救國不觸動反動統治根基的改良主義主旨是有悖于“將革命進行到底”思想的。于是，毛主席親自為《人民日報》修改審定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后來，由對一部文藝作品開刀卻引發出一場批判運動。因此，恩師具有辯證思維的結論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絕對否定或簡單肯定的兩種極端評論都不可取，應當把它放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實事求是地辯證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尤其是吸取把文藝學術問題簡單上綱上線，并進而由此發動政治運動傷害了文藝、傷害了文藝家的深刻教訓，必須記取。恩師把這一結論寫進了198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中。實踐證明，這一結論是科學的。恩師最反感在理論研究和作品評論中沒有定力，趨時隨風，今日說東、明日說西，甚至生吞活剝地用西方理論闡釋剪裁中國的審美實踐。

三是要滿腔熱情地關注新作品，扶持推介文學新人。恩師晚年，承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創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重任在肩，十分繁忙，但他卻能極為敏銳地發現標示著文學潮流發展走向的重要新作品和新作家。新時期之初，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劉心武的那篇《班主任》，上世紀80年代諶容的那篇《人到中年》，恩師發現后連夜執筆為文，熱情推薦。作為新時期德高望重的文學評論家，他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扶掖新人，推薦佳作，真是功不可沒，名留青史，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恩師遠行，已逾十年！師訓三條，銘記終生。其高風亮節，山高水長；其思想學術，永載史冊！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朱寨：新時期文學的有力護航者

□白 燁

作為我國當代最早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專門家，朱寨在長達70多年的文學研究生涯中，參與過《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本書編寫組）的寫作，出版了評論集《從生活出發》《感悟與沉思》《朱寨文學評論選》《行進中的思辨》、散文集《鹿哨集》《中國現代文化名人紀實》《記憶依然熾熱》等，并主編有《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新潮》《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理論二集》《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等。著述涉及散文、批評與文學史等多個門類，可謂成就卓著。

因此，在朱寨這個名字之后，可以后綴多個定語，比如理論批評家、散文家、文學史專家等等。這些稱謂對于他而言，均名副其實，都當之無愧。我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在朱寨名字之后，標明“新時期文學的有力護航者”，是感到就新時期文學而言，朱寨從一開始就獨具慧眼、見微知著，為“傷痕文學”挺身而出，替“反思文學”仗義執言，為“改革文學”鳴鑼開道，為劫后復蘇的新時期文學的萌生和發展，為新時期文學沖破種種阻撓的奮勇前行，以及推動新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健康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在這一方面的辛勤勞作與非凡功績，需要我們予以高度關注，值得我們長久銘記。

朱寨之于新時期文學，可以言說的話題，可以重溫的事例，不勝枚舉。擇其要者而言，可以說在兩個方面表現得最為集中也更為突出，這也或可看作是朱寨對于新時期文學的兩大貢獻。

護佑文學新潮向前奔涌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文壇依然乍暖還寒。僵化的觀念與禁錮的思想，使得人們在文學領域里依然猶疑不決，踟躕不前。在這個時候，誰能發出臘盡春來的新聲，就顯得十分重要。約從1977年年底開始，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蘇叔陽的話劇《丹心譜》等作品先后出頭露面，引起了文壇內外的驚喜與震撼，也引來了一些非議與責難。在這個關鍵時候，陳荒煤、馮牧、朱寨等有分量的評論家先行發聲，對于這些作品予以及時的肯定，使得更多的人認識到其價值與意義所在。這一時期，朱寨就話劇《丹心譜》撰寫了《從生活出發》的評論，就劉心武的《班主任》撰寫了《對生活的思考》的評論。他認為這些作品，“閃耀著生活哲理的光輝”，“標志著現實主義傳統的恢復”。由此他信心滿滿地告訴人們：“新的歷史時期必將產生新的作品、新的作者。”在評論這些作品時，朱寨秉持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從生活出發”，“用生活印證、判斷作品對于生活的反映”。立足“生活”、“從生活出發”這些現在看似平常的概念與說法，在當時的語境中卻具有著特別的意義，其意義類似于當時在思想領域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與討論，并在內在精神上，與之構成了有力的呼應與相互的支撐。

本著“從生活出發”的原則，朱寨對于那些反映了生活的新現象、描寫了生活中的新人物，并在文學寫作中體現了新追求、新探索的，都給予特別的關注，予以積極的支持。他在評論文章中，提醒人們要注意劉心武寫作中表現出來的“對生活的嚴肅認真的深入思考”的內涵；要關注諶容創作在反映現實社會問題方面體現出來的“新的開拓和突進”。他還以一系列題目帶“新”的評論文章，評說和肯定了當時的一些饒有新意的新的創作與新的作品。如以“新的突破”為題，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評論；以“新的開掘”為題，對《內當家》的評論；以“新的青春之歌”為題，對《土壤》的評論。這些以“新”為題目和題旨的評論，都充分而鮮明地表現了他對文學創作中的新探求、新突破的有力呵護和堅定揄揚。

朱寨還有一些文章，對一些發表之后頗有爭議的文學作品，從學術和專業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讀，提醒人們注意作者的創意，理解作品的新意。如在《公開的情書》的評論中，對于作品思辨特點的強調；在《晚霞消失的時候》的評論中，對作品的歷史深度的肯定，都既自出機杼，又令人信服。把這些總合起來看，朱寨在新時期文學的萌生與發展中，基于自己對于作品的悉心閱讀，本著自己認定的文學原則，在新的作家作品需要扶助、新的文學創作需要支持的關鍵時候，總是及時地挺身而出，大膽地抒發己見，堅決地予以支持。而因為他的意見深思熟慮，他的看法深中肯綮，實實在在地起到了為作家煥發創作自信、堅定文學追求，為創作清除前行路障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這種歷史性的功績，是無可替代的，也是不可磨滅的。

力促文學批評回歸本位

新時期文學能夠在短短數年間擺脫束縛，發榮滋長，并走向多樣與多元狀態，除去文學創作方面的積極探求與不斷突破，理論批評經由文學論爭和作品評論所帶來的觀念更變與文學新變，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動能。文學批評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走向自立與成熟。朱寨在評論作家作品的同時，還把很大精力用于文學批評現狀的觀察與思考，提出了許多切中時弊的看法與意見，對于文學批評不斷自省和走向自立，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朱寨對于文學批評的觀察與研判，常常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高度關注棄舊圖新的點滴變化。朱寨自己的文學批評，始終踐行切近作品實際的“藝術分析”，并把這看作是文學批評立足本位的職責所在。因此，當他觀察到一些文學批評“從思想與藝術相統一或相結合上進行分析評論”時，他把這看作是“文學批評真正成為了文學批評”。他在《歷史轉折中的文學批評》《新時期小說評論》等文章中，評析了文學批評的這種可喜走向，并欣喜地告訴人們，這些評論越來越有“詩學”、“詩藝”的味道。

文學批評的狀況與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發展關系甚大。朱寨在從事關于文學批評的批評的同時，也在關心和尋思著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他在這一方面最為重要的成就，是由《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和《當代文學新潮》兩部著述，給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治史的范本。同時，他還為當代文學研究遭受的責難予以有力的辯護，并提出了一些引人發醒的意見。他在《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的感言》的文章中，以自己的經驗、自己的體會，對那些輕蔑當代文學研究的看法給予了有力的反批評。針對那些搞文學研究的人所謂的“當代不及現代，現代不及近代，近代不及古代”的說法，他這樣告訴人們：“當代文學研究除了特有的歷史范圍，還有不斷發展著的文學現狀”，“古典、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可以不了解當代，研究當代的卻不能不了解古典和現代文學，否則就不能進行縱向的比較。當代文學研究者還必須有廣泛的世界文學知識，否則就不能進行橫向的鑒別”。這些如實的告白與有力的自辨中，蘊含了清醒的自知和高度的自信，既是對那些輕慢當代文學研究的言論的最好回擊，也是對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們的最大激勵。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持續深入，文學翻譯與文化引進獲得了極大發展，這給新時期文學帶來了豐富的參照與域外的借鑒。但在一個時期，文學創作、文藝生活，乃至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都出現了一種競相效仿乃至盲目跟從國外的一些文學文化現象的傾向。朱寨就此寫作了《文學應舉起本土的旗幟》的文章，指出“無論理論或創作，都留有這種‘消化不良’的痕跡，甚至別人看不懂自己也未必懂的硬譯生造術語概念的充斥。對此，當然不應該肯定贊賞”。他鄭重地提出：“必須立足于中國本土，橫向世界，縱向歷史。構造獨立的理論體系，醞釀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創作。”在這樣的感言與看法中，清醒的自我認知，突出的本土立場，堅定的文化自信，都表現得十分充分和格外鮮明。某種意義上，這樣的一個立場與姿態，也是我們發展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的根本所在。

朱寨對于新時期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也是相當巨大的。這些作為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的一部分，值得我們珍惜和重溫，并從中汲取我們在文學道路上不斷前行的養分與力量。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他是嚴謹、樸實無華的大學者

□孟繁華

我是先接觸、學習朱寨先生的作品，而后熟悉朱寨先生的。朱寨先生的大作《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是從事專業研究的案頭必備書。它的博大、專業和中正客觀的寫史態度，都讓我敬仰不已。北大畢業后我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雖然在文學理論研究室，但因專業關系開始接觸朱寨先生。2000年，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肇慶年會上，我被選為副秘書長，要做一些研究會的日常事務，和朱寨先生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也逐漸了解了朱寨先生在研究會工作中的德高望重。他是來自延安的學者。但朱寨先生從來不擺老資格，他也很少談到他的過去。他留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嚴謹的、樸實無華的大學者。

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朱寨的文學評論集《從生活出發》，編選了朱寨從事文學評論到1982年的重要文章。其中收錄了對《山鄉巨變》《創業史》《紅巖》《林海雪原》《乘風破浪》《高干大》以及王汶石小說的評論等。這些文章，是我們做當代文學史重要的參考文獻。時至今日，歷史證明了朱寨先生文學評論的重要性。這個重要，一個方面是朱寨先生對當下文學創作和現象的適時介入，敢于實事求是地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從一個方面表明了朱寨先生對當代生活、對時代精神的透徹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是朱寨先生評論的“合宜”——這是朱寨先生對文學批評的理解和自我要求。“合宜”是中國古代文論概念，它的內涵不只是不偏不倚或公允，更要求實事求是。在這個意義上，朱寨先生是一位深得中國古代文論精髓和現代文論使命意識的批評家。

歷史進入新時期，朱寨先生幾乎是最早支持劉心武、蘇叔陽創作的批評家。他的《從生活出發——評話劇〈丹心譜〉》《對生活的思考——談劉心武的四篇小說》《時代的召喚——談〈醒來吧，弟弟〉》等，不只是對蘇叔陽、劉心武等作家創作的支持，更是促進新時期文學思想解放、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檄文。如果說那個時代的文學是有魅力的，與那個時代的作家、批評家的膽識有直接關系。不僅文學作品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它的創作者同樣也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作家、批評家同樣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劇中人，他們的“鋌而走險”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當然，朱寨先生成就最大的，還是他那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這是第一部系統論述當代中國從1949年到1979年30年間文學思潮消長沉浮歷史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部具有鮮明探索性的學術專著。作品一經出版，迅速成為各高校和科研機構學習的重要理論著作。

全書敘述了從1949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到1979年10月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這段時間內，整整30年我國當代文學思潮“險阻曲折”的發展歷史。在敘述當代文學思潮發展的這段歷史時，編者一方面注意到“我國新文學的革命思潮，始終與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聯系”，“所以建國后文學思潮的流向、起伏，無不受到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的制約”的事實與特點，“政治背景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為了做到“主要展示文學思潮本身的過程，并探究文學思潮本身連貫的脈絡”，而把政治運動作為背景。這些考慮不僅在當時是周全的，即便在當下，也是一種特別值得借鑒的思路。因為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脈絡或軌跡。因此，朱寨先生主編的這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它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思潮史等的寫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照。特別是對周揚、胡風等中國當代文學關鍵性人物，也是有極大爭議、極難評價的人物，都是由朱寨先生親自執筆。他的學養、價值觀和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性質的理解，使他有能力完成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難題。洪子誠先生曾評論說：“198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也是多人合作，出版時，在北京召開的有幾十人參加的兩天的討論會。因為讓我去參加，所以讀得比較仔細。我從這部思潮史中，比較確切地了解了當代許多重要文學現象、論爭、事件的來龍去脈。因為是多人合作，各個章節的水平并不一律。感覺朱寨先生的胡風部分寫得很好。這部書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從它的內部理念、邏輯存在的矛盾中，看到‘轉型期’對當代歷史和文學的敘述上，因為采用了不同的敘述模式而顯露出來的裂痕。”洪子誠先生雖然也對《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但都屬于正常討論。而他對朱寨先生的尊敬溢于言表。在這個意義上，朱寨先生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傳統，他的研究是我們當代文學研究重要的遺產。

還需關注的是朱寨先生的散文創作。到目前為止，我只讀過朱寨先生的一部只有175頁、10萬字左右的散文集《鹿哨集》。集子收了19篇作品，是朱寨先生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以后三個不同時期信手拈來的散文。有對故鄉的懷念，對各個時期斗爭生活和英雄人物的贊頌，對已故戰友的追思懷念，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向往。這部薄薄的散文集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朱寨先生幾十年追隨革命的道路。散文最能反映一個人的情感世界和個人性格。朱寨先生的散文樸實無華，就像平時的朱寨先生的人一樣，溫和、寬容，有高尚的情操和境界，同時有原則。朱寨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1年了。但是每每想起他，非常懷念，他的音容笑貌、為人處世和對待學術的態度等，現在很難再見到了。因此，我們懷念朱寨先生，就是在懷念一種做人的方式，懷念一種嚴謹、求是的學術傳統。他是前輩，是老領導，更是我們的楷模。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朱寨帶給當下文學評論的啟示

□張德祥

作為當代文學學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作為著名文學評論家，朱寨對當代文學的貢獻隨著時間推移，愈發顯出了珍貴價值。朱寨先生離開我們11年了，大家依然記著他、懷念他，就是因為他在當代文學領域的辛勤耕耘留下的成果，經得起歲月磨洗，尤其是那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至今仍然矗立在學術高地，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具有了里程碑意義。面對當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歷史使命，他的學術風范為后來學人帶來諸多啟示，仍然激勵著我們守正道、走大道。

朱寨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家，自始至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不動搖，這是他帶給我們的第一點啟示。他的觀點、立論、評論之所以穩健，經得起時間考驗，歷久彌真，首先在于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性，這就是唯物史觀和歷史的美學的人民的評論標準。朱寨青年時期進入延安魯藝，經過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洗禮，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他打開文學之門的第一把鑰匙、是他走進文學世界的第一向導，也可以說是他的文藝“初心”。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其世界觀和文藝觀的根本底色，成為他觀察社會生活、考察文藝現象、評論文藝作品的根本價值尺度。更重要的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使他的文藝“初心”經歷了革命實踐的淬火，淬煉成為一種思想品質和學術品質，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唯上、不唯書，不趨風、不趕潮，實事求是，為當代文學立傳，求真求美，發揮文學評論作用，以實績推動文藝發展。他從來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標簽，但他的文章處處透漏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底色和功力，站位高，眼界寬，辯證而全面，在歷史規律與藝術規律相統一的基礎上立論，排除了一時一勢、一風一潮的干擾，著眼長遠、注重整體，走出了一條寬廣的、通暢的為學之路。

其次，他的為學之路不是從書齋到書宅，而是緊密地聯系著實際工作、聯系著社會演進過程。實際工作經歷、社會閱歷、生活經驗構成了他判斷作品重要的歷史依據。腳踏實地，把文學和生活、歷史結合起來，判斷作品的成色和品質，這也是現實主義“細節的真實性”、“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對評論家必備素質提出的要求。生活是文學藝術的源泉，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能動反映，是生活之樹上開出的精神花朵、結出的藝術碩果，生活與文學的這種天然關系，決定了評論家的社會閱歷和生活感知度對文學評論的重要參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評論家也不能脫離生活，也要對社會和時代有準確的把握。所以朱寨的文學評論格外注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藝術規律。從他的評論文章題目、評論集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他的文思路徑，《從生活出發》《感悟與沉思》《行進中的思辨》等等，莫不是且行且思，感應生活脈搏，注目文學步履，提煉評論主題。所以朱寨的文學評論都是從作品出發、從生活出發，發出一個評論家對文學現實的思考，甚至是通過文學評論發出的對社會現實的思考，有生活土壤，有文學詩意，有美學精神，絕無那種從概念到概念的八股與空洞。他的評論形成了一種切實的評論文風，文字樸實，感受真切，意蘊深刻，有血有肉，鮮活生動。我以為，這種把生活、時代、歷史融入文學評論的文風，真正體現了歷史的美學的評論要求，體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要求，是“知世論文”，對今天的文學評論極具啟示意義，讓文學評論扎下生活之根，有生氣，有力量，有獨立的生命精神。

再次，他對文學的摯愛，轉化為了文學評論的責任。作為文學行進的參與者，文學評論有其天然的職責，這就是探究文學的奧秘、促進文學的健康發展。從朱寨的文學評論中可以真切地感到，他對文學的呵護之情、與文為善之心，慧眼識珠，舉薦新作，義不容辭。縱觀他的一生，從魯藝出發，走進社會生活大課堂，再回到文學園地，以文學評論參與到文學行列，孜孜不倦，拳拳之心，辛勤耕耘，樂在其中。他是一位沒有摻雜文學之外功利目的的、純粹的文學評論家。布衣精神，樸素情懷，只問耕耘，不問名利，高山流水，風清氣正。

朱寨先生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風范，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紀念前輩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們的優良學風和文風發揚光大，助力新時代文藝的守正創新。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