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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1934年生，浙江余姚人。文學史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60年畢業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曾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等。2012年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著有《蘇軾選集》《蘇軾研究》《宋代文學通論》《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等，編有《歷代文話》《王安石全集》《司馬光全集》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3年1月出版了《王水照文集》十卷。

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已經習慣了黃州貶謫生活的蘇軾得到一個好消息，被他牽連的好友王鞏離開貶謫之地北歸了。他喜不自禁，寫了一首七律《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頷聯有句“鳩杖先生愈少年”。據漢唐禮制，八十歲以上才賜鳩杖，而這一年王鞏其實還不到四十歲。若如此算來，王鞏自然稱不上“鳩杖先生”，蘇軾這句詩似另有所指，送給王鞏顯然并不合適，但若送給今年89歲高齡、他的異代知音、同樣姓王的王水照先生，則實在再恰當不過了。

王水照先生早年以治蘇而聞名，他的《蘇軾選集》被錢鍾書先生譽為“卓然優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學”，他的《蘇軾研究》以雄健筆力和高明識見展現出“蘇?！钡暮棋?，他的《蘇軾傳》和《蘇軾評傳》描摹勾畫了一代文化巨子的人生境界和思想高度，最為人們所熟知。王先生的學術研究從蘇軾“一人之學”擴而至宋型文化“一代之學”，從宋代散文擴而至中國古代文章學，又及唐詩、詞學、錢學（錢鍾書研究）乃至通代文學史編纂等領域，領袖群倫、卓有建樹，在古典文學界影響廣泛而深刻。

王先生生于1934年，在2013年時，復旦大學中文系舉辦了“學術師承與學科建設”研討會，實際上是為先生慶賀80歲壽誕。如果從這一年算起，至今恰好十年。這十年中，先生一如既往地陶醉遨游于學問的海洋，真可謂“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持續給文史學界帶來精品力作。比如2015年出版《王水照說蘇東坡》，2016年出版《走馬塘集》和《王安石全集》，2020年出版《錢鍾書的學術人生》，2021年出版《北宋三大文人集團》和《稀見清人文話二十種》，2022年出版《王水照訪談錄》……這只是他80歲以后成果的一部分，《王水照文集》最后一冊所附“王水照著述年表”則顯示得更為豐富。如此旺盛的學術生命力，就是與年富力強的學者相比，也是名列前茅、超越同儕的。難怪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感嘆，王先生“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當代范例”。

我自2007年跟隨王先生讀書治學，在先生身邊已經16年了，對先生這些年的工作多有參與，時常驚愕于他敏銳深邃的學術洞察力，感佩于他鍥而不舍追求真知的精神。我曾經撰寫過《王水照先生的學術歷程與學術思想述略》一文，將先生晚年的學術總結為“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學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學研究”“牽掛最多的錢鍾書學術研究”三個方面，這里不再贅述。本文只想借著蘇軾的這句“鳩杖先生愈少年”，來聊聊我所知道的王水照先生近些年的學術建樹，與大家共同體味王先生的學術人生。

《王水照文集》 作者供圖

一篇神完氣足的《王安石全集序》

王先生一直很重視基礎文獻的整理工作。他于2007年編成出版大型文章學資料集成《歷代文話》，大大推動了古代文章學的研究，讓文章學研究成為古代文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生長點之一。與此相應，他也非常關心宋代作家文集的整理和出版，曾經撰寫過《宋代文學研究的思考——北宋名臣文集五種出版感言》等文章，由文獻整理而延及文學研究，以期通過文集整理推動相關理論思考的深入。

不知何故，王安石這樣一位北宋重要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的著作多年來一直未能得到全面整理。在出版社的強烈建議下，我們于2013年啟動了《王安石全集》的編纂工作，王先生任主編。編纂之初，王先生即根據王安石集官僚、學者、文人三位一體的復合型身份特性，確定了全集體例，以四部分類法統攝王安石全部著作。經出版社和各位點校者的努力，此書于2016年順利出版。

王安石是頗受爭議的文化巨人，給他的全集撰寫序言是一件很費斟酌思量的事。先生卻舉重若輕，在全集定稿不久后，即讓我去他所住的養老院取來序言手稿錄入電腦。我一拿到手稿，便迫不及待地先睹為快。一氣讀下，猶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當時我就想到一個詞——壯年之文！又想到了韓愈的著名論斷“氣盛言宜”，還想到了東坡的“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感覺真是酣暢淋漓。這是一篇力量充沛之作，文章13000余字，氣勢強勁而又娓娓道來，對王安石在中華文化史上的定位非常準確，尤其是對“王安石變法”和“荊公新學”的評述，于千載紛紜的聚訟之中，提綱挈領，剖筋析骨，公允而有力。

當下，在評價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時，無論在宋史學界還是在普通讀者中，都彌漫著一股非此即彼的對立情緒。王安石和司馬光，一位是新法設計師，一位是舊黨領頭羊，在政治思想上大異其趣，但兩人都是深具人格魅力的正人君子，歷朝歷代都擁有無數“粉絲”，他們的研究者或愛好者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場互不買賬甚至互相指斥。我們可以看到，從嚴肅的學術論文，到普及讀物，再到新媒體、自媒體文章，都有不少針鋒相對的言論，讀得多了，有時甚至讓人感覺恍惚之間又回到了“新舊黨爭”的熙寧、元祐年間一般，兩股勢力似水火不容?？吹剿麄優楣湃藸幍妹婕t耳赤的樣子，不免覺得有些可愛，有時也覺得有些可笑。在這樣的背景和氛圍下，我們再來看王先生的這篇序言，就不得不佩服其中所表現出的胸襟與卓識。王先生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及其周密的理論框架，但也明確指出其實踐面臨“三大困境”：一是王安石未能及時調整策略，化解與反對派的矛盾；二是執行機構倉促設置，執行未能到位；三是變法操之過急，態度激進，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力。這三點分析都非常中肯。同時，文章也提到變法帶來的積極效果，“國家財政有所增加，社會生產力有所提高，西北邊防形勢有所起色，積貧積弱的局勢有所扭轉”。王安石變法以失敗而告終，王先生又在文章中感嘆道：“他滿懷悲憤，赍志而歿，我們對他的報國雄心，理國智慧，奮斗精神，尤對他悲劇性的一生，油然產生敬意?！痹诶硇员嫖鲋?，多了一份對歷史人物的理解與溫情。序言對王安石文學理論和創作旨趣的概括總結也鞭辟入里。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是一位多面手，在散文、詩、詞各體創作上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序言全面論析了王氏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對他的詩歌特色，利用錢鍾書先生手稿材料，提供給人們閱讀王詩更豐富的維度。

《王安石全集序》是一篇冠于300余萬字大全集之首的綜論性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論文可以以偏師制勝，而是必須出以堂堂正正之師。這樣的文章容易寫得四平八穩，但先生這篇序言卻充滿銳氣，既見史識史斷，又見文辭之美，真可謂氣足神完，令人擊節。如果再聯系到它的作者當時已是一位82歲的老人，則更讓人肅然起敬。后來《王安石全集》獲得了第八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一等獎，除了編纂體例新穎和整理質量較高外，先生的這篇序言無疑為此書贏得了更多讀者、更多認可。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編后記（后改作序言）手稿 作者供圖

致敬錢鍾書，推動“錢學”回歸學術

王先生與錢鍾書先生有38年的交誼，是為數不多得到錢鍾書先生耳提面命的學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期間，他與錢先生一起編撰社科院版《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等書，相與共事18載。2020年，時值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我向出版社提議，可以將王先生所撰有關錢鍾書先生的文章集于一處，出版一本《王水照說錢鍾書》（后改名《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獻禮錢先生的誕辰紀念會。我的原意只是檢點先生舊作，以便于讀者翻閱，而真正啟動這項工作后，先生又新撰了兩篇萬字長文。當時，新冠疫情初起，人們對病毒充滿恐懼，先生卻在養老院靜心撰著，接連讓我取回《〈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編后記》和《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兩篇新作手稿，前者12000多字，后者14000多字。一位86歲的老人，在短短兩三個月內手寫完成兩篇萬字長文，不得不讓人驚服不已。這當然得益于先生沉潛多年的積累，也得益于先生心無旁騖的一貫風格，更得益于先生毫不松懈的治學精神。

錢鍾書先生的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出版于2003年，是一部經錢鍾書先生整理過的讀書筆記，其中大量內容是有關宋詩研究的。但此書勾抹涂乙，一片斑斕，王先生曾經多次感慨“眼力不濟，認不清；對他手書不熟，認不準；學力不足，讀不懂”，他對于學術界未能充分利用錢先生的手稿，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一步深化古典文學研究，頗為遺憾。王先生主動請纓，希望能發揮自身專業特長，將此書中論述宋詩的部分整理出來，以供學界參考使用。先生組織團隊完成了篇幅近60萬字的《〈容安館札記〉宋詩資料輯錄》，可惜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部書最后未能出版。但借助整理《札記》，先生從中發掘了諸多重要學術論題，撰寫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就對錢鍾書與《唐詩選》、韓愈與古文運動、楊萬里與“誠齋體”、“江湖派”等重要問題都作了細致討論。尤其是錢先生與《唐詩選》的問題，王先生以《王伯祥日記》《容安館札記》與自己的回憶相互印證，為我們“揭秘”了一段珍貴的學術史史料。

《編后記》一文，王先生本來只想簡單介紹此書編撰的基本情況，但由于引入了陳寅恪與錢鍾書的比較視角，越寫越深入，幾經斟酌考慮，先生將此文由“后記”改作了“自序”，并改題為《走進“錢學”——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此文置于《錢鍾書的學術人生》開篇，圍繞“錢學”研究中資料使用和有無體系兩大疑點，重點以論韋莊《秦婦吟》、論牛李黨爭、論楊貴妃入宮、論韓愈、論杜詩“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等五個例證說明錢、陳兩位先生不同的學術旨趣，以獲得對錢先生學術人生的更深層體認。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新書發布會上，王先生語重心長地指出：“他（錢鍾書）的主要身份是學者，從中國學術史、文化史的層面來看，對他的學習和研究，重中之重還應該在于他的學術創造、他學問的豐富無比的內涵、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以及所產生和將要繼續產生的學術影響力。把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諸如錢式幽默、個人軼事，恐非適宜。”類似意見先生曾多次表達過，主要是針對一些“錢（鍾書）迷”熱衷于尋撦錢先生的瑣碎八卦而發，先生非常期盼喜愛錢鍾書、欽佩錢鍾書的朋友尤其是青年學人能夠將更多精力放到發揚錢鍾書的學問上來。先生自己關于錢鍾書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

先生曾經多次與我談起，錢鍾書手稿集是一座寶庫，今后的學術史是繞不開的。錢鍾書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他提出的問題、得出的論斷，都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錢先生說了些什么，只有先把“照著講”做好，才能“接著講”，才能有效推動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一次，我與復旦中文系一位老師聊天，他說：“王先生當年給我們上課的風格是比較平和的，很少慷慨陳詞，但也有例外，就是講到錢鍾書先生時，他講話的聲調都會變得激越一些?！边@和我的印象與感受是非常一致的。這是先生感情的自然流露，更飽含著對推動“錢學”研究的深切期待。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 作者供圖

邊研究、邊授課、邊育人

完成《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不到一年，2021年7月，王先生又出版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這是一部起撰于1987年的論著，竟積累、琢磨了這么多年才出版，真可謂“三十年磨一劍”。

當年，先生給復旦的助教進修班上課，因這群學生的特殊性（均是學有專長的大學青年教師），便在課程設計上花了一番心思，希望能跳出一般文學史框架，從群體研究角度帶動對北宋文學版圖的重新考察。這部課堂講義的撰寫直接促成了一系列精彩論文的發表，其中就包括《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系》《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元祐黨人貶謫心態的縮影——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等具有鮮明方法論啟示的文章，成為奠定當代宋代文學研究基礎的重要成果。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一書在王先生的學術生涯中確實具有特殊意義，有媒體報道此書出版，題目徑作“87歲復旦文科資深教授王水照出版第一本個人學術專著”，蓋因這是一部典型的專著，非常集中而有體系地討論了錢（惟演）幕、歐（陽修）門、蘇（軾）門三個前后相銜的文人集團，與一般論文集頗不相侔。因為是緣起于課堂講授，所以此書既是學術成果，也是教學成果，是教學相長的產物。先生在此書后記中透露：“我習慣于邊研究、邊授課、邊寫稿的工作方式，通過講授似乎對厘清思路、疏通文氣帶來莫大的好處，也加快了寫稿的速度?！憋@而易見，在先生身上，學者與教師兩種身份是互相促進的，科研也是他育人的大舞臺。

除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這樣因教學而促成的個人專著外，王先生還經常與學生合作完成學術成果。這種合作是真正的學術合作，而不是徒掛其名，由此促成了許多經典之作。比如他和七位同學合撰的《宋代文學通論》已經成為宋代文學研究的入門讀物；和朱剛合撰的《蘇軾評傳》《蘇軾詩詞文選評》，和崔銘合撰的《蘇軾傳》，也都成了讀懂蘇東坡的必備之書。可以說，在科研寫作中鍛煉學生，帶動學生與他一起思考最前沿的學術問題，是先生帶研究生的一大特點。而經過這種鍛煉，學生自然也會在學術上得到飛躍性成長。《蘇軾評傳》后記中這段話就反映出這一點：“若老師既不滿足于簡單復述以前的論述，而學生又不能很快令自己對課題的把握提升到接近老師的水平，則寫作過程便不得不與教學過程相伴隨?！庇羞^帶學生經驗的人，可能對這段話更有體會。有的老師這樣感嘆：“改一篇學生的論文，比自己寫一篇還難！”這從側面反映出一位導師要培育好研究生，需要多么投入。

我自己也非常得益于先生的這種育人模式。在2006年冬，尚未忝列先生門墻的我，即幸運地被先生叫去審讀《歷代文話》校樣，在?？?、審讀實踐中我明顯感覺自己功底打得扎實了一些。參加工作后，我更是好幾次與先生合作，深受其益。舉個簡單的例子。2014年，南京大學周勛初先生主編完成了新輯的《宋人軼事匯編》，出版社約先生撰寫書評，先生將具體執筆任務交付給我。在我躊躇不知所措之際，先生與我聊了他的想法，即從人物形象的豐富性、編撰體例的科學性、材料搜集的廣泛性等方面去思考、評價此書價值，讓我豁然開朗。不僅如此，先生還提供了一個具體例證，就是從軼事所輯材料中去考察宋高宗與宋孝宗的關系，會非常有趣。有了先生傳授的這些金玉良言，我如得神助，很快就完成了任務，這篇題作《活潑靈動的宋代人物畫卷》的文章不久得以發表。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都是我學術成長經歷中極其寶貴的財富。我想，這也是許多“王門”弟子共同的經歷和感受。

《王水照訪談錄》 作者供圖

一位知識人的本分與責任

說到我與王先生的合作，就不得不提2022年出版的《王水照訪談錄》。這是一部了解先生人生態度和治學方法的“秘笈”。

猶記得第一次訪談，我帶著疑惑問先生，學術研究中有宏觀的“大判斷”，也有具體的“小結裹”，兩者應該如何更好地結合？先生便舉了何其芳寫《論〈紅樓夢〉》和《曹雪芹的貢獻》兩篇文章的例子為我解惑。大家都比較熟悉王先生與錢鍾書先生的關系，但先生曾在多個場合說過，他做學問尤其是寫論文其實受何其芳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錢鍾書先生是天才式的學者，沒法學習模仿，而何其芳的治學經驗與論文寫作方式，卻是有法可循，可以揣摩的。何其芳做學問，強調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的學習和訓練，要求“系統研究理論、歷史、現狀三者的關系和規律”（《王水照訪談錄》第103頁），這給王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遠地影響了他的治學。正是由于這層關系，先生在《訪談錄》中花了很大篇幅談何其芳。從何其芳的治所思想，到文學創作的“何其芳現象”，再到何其芳的學術貢獻，先生既帶著感情去回憶，也帶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去審視。

2013年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成立60周年，先生覺得總結這所國家級研究機構的歷史，是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這不只是一個研究機構的問題，而是涉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學術生態、學術發展方向以及那個時代環境下學人的各種遭遇與應對策略，或者說他們的生存環境及其反應等問題”（《王水照訪談錄》第81—82頁）。正是這樣的格局和眼光，讓先生在回憶中不斷反省自己遭遇過的那段歷史。在提到各種政治運動時，先生由衷感慨：“運動來了，很難不被裹挾。遇到這樣的事，如何守住道德底線，是很重要的?！边@種反省難能可貴，彰顯出一位知識分子的理性和良知。這大概也是《王水照訪談錄》在學問之外，留給我們最大的歷史啟迪。

當然，《王水照訪談錄》主要篇幅仍然是在談學問，宋代文學的研究格局、錢鍾書手稿集的學術價值、《歷代文話》的編纂經驗、當代詞學學科的發展趨向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王先生長久思考、念茲在茲的。他在書中透露的治學經驗，與他自己的學術成果互相關聯，互相輝映，是學習、研治古典文學的寶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的300萬字的《王水照文集》，收錄了王先生自1958年以來60余年的主要學術成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紅皮”《中國文學史》所撰的“蘇軾”一章，最近的則是2021年10月16日所撰的第五屆古代文章學研討會開幕辭?！锻跛瘴募氛凵涑龅氖切轮袊囵B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曲折的成長歷程，也是60余年來中國大陸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發展、變化的生動寫照。

王先生在76歲時撰文，以南宋詩人趙蕃書齋名“難齋”自警自勵，希望能克服暮年的“末路之難”，努力在文化事業上續有建樹，堅守一個知識人的本分。如今十多年已經過去，我們看到先生不但克服了“末路之難”，而且學術之樹結出了累累碩果。在先生的學術時間表上，今年、明年、后年還將推出《司馬光全集》《校補足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歷代文話新編》等大篇幅、大價值的作品，每一部都是沉浸多年的傾心之作。這些作品的出版，自然會將“鳩杖先生愈少年”演繹得更淋漓盡致。

（作者：侯體健，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