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有點艱難，它首先是一個短篇，我寫完意猶未盡，又想寫成一個中篇，這一寫就沒有剎住，字數已接近六萬，我想再寫寫看吧，然后就寫到了九萬字。一個九萬字的中篇，我覺得可能不好發，干脆把另一個要寫的小說揉了進來。這部長篇的最后成型就是兩個不同主題的故事變成了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有一條主線，那就是“漸凍人”這個意象。所以最初想叫《漸凍人》。可是細想，用“漸凍人”作標題，有點直愣愣了，且限制了這個意象外延的部分和可能。

那叫什么呢？我猶豫不決。小說投給《當代》雜志后，編輯給了一個建議叫《布偶》，原因是“布偶”在小說中出現過至少兩次，也已經構成了某一種意象。我想了想，覺得這個名字比開始我取的《漸凍人》柔和些，決定使用。

要寫這個小說的創作談，還是要回到“漸凍人”這個意象。產生這個構思，是因為我覺得一生中諸多改變并不是一時的，而是悄悄的、“潤物細無聲”的，而到我們發現時，結果已經成型，最后只剩了無能為力、望洋興嘆。這就是“漸凍人”這個意象的由來。

寫作過程中我在網上找關于漸凍癥患者的資料，除了眾所周知的霍金教授，還查到國內某著名互聯網企業副總裁蔡先生，還有一個博主記錄的“漸凍日志”。小說中所有關于“漸凍癥”病癥的具體描寫，都來自于蔡先生的紀錄片及那名博主。這里表達一下對兩位的祝福及感謝！另外還想說明一點的是，后來我買了蔡先生寫自己“與漸凍抗爭”的著作《相信》，現在已看過半。遺憾在寫作《布偶》期間沒有讀到《相信》，不然，小說中對這一病癥的描寫會更豐富、更真實。

小說中另一個主題則是有關留守兒童的。

小說女主人公艾紅紅生于1982年，父母在上世紀90年代初外出打工，艾紅紅和弟弟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代留守兒童。他們的成長孤獨無助，家中的老人除了喂飽他們之外，心靈上一點照顧不到，這導致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心靈一片荒蕪。后來艾紅紅的戀愛及結婚對象也是一名留守兒童，兩人之間吸引彼此的不是愛，而是孤獨感，就像是一個人在鏡中認出了另一個自己。這樣的兩個人在戀愛期相處得還算好，但婚后因為生活的壓力，兩個人逐漸違背個人意愿，向金錢和權力妥協，但過程中他們并沒覺得多嚴重，這其實也是一種“漸凍”的過程。

剔去“漸凍”這個意象，我還想寫的是成長中的教育缺失對人一生的影響。小說中寫到艾紅紅的母親說艾紅紅不懂得“活泛”，而艾紅紅則哭著問媽媽：“我就想問問你們，你跟我爸，我為什么不活泛？我長這么大誰教我活泛了？我不但是自己長大的還帶著艾大鋒，我就想知道，我一個小孩子還要帶著一個小孩子，我怎么活泛，跟誰活泛去？跟你活泛見得著你嗎？我不活泛，我死心眼，我活該行吧，你們當我死了行吧！”單在這里看，艾紅紅這段話有點極端，但相信讀者看完整部小說就不會這樣覺得了，而是可能陷入深深的同情。

2005年至2008年我做過留守兒童的采訪，那時他們已經進入社會，干著較為“底層”的工作，有的在工廠，有的在理發廳，有的在卡拉OK，有的在后廚。那時還是“殺馬特”流行時期，我采訪的對象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這個年齡段，來見我時他們發型驚人，語言也很驚人，有人告訴我他七歲就販毒，有人說他十歲就想要殺人……采訪對象也有女性，相對于男性，她們的經歷更無法說出口。但不管他們做過什么，他們都提到相同的東西：孤獨，沒有人玩，沒有人管，坐在山坡上看云，看著看著就想不活了，就想人生算了……好在他們只是想想，沒有付諸行動，不然我也看不到他們了。這是我關注到的留守兒童的一種面貌。

還有一種面貌。大約在2012年至2015年，我在蘇州某個較大的寺院遇到另一群留守兒童，他們曾努力讀過書，有高中畢業考不上大學的，有大學畢業不愿意進入社會工作的，種種機緣之下，他們進入寺院以做義工的形式躲避社會。聽說人數達百余人。我想寺院是用不了那么多義工的——因為還有很多老年義工，但寺院在做慈悲的事，那就是給他們一點點活干，收留他們一顆顆流浪許久的心。

《布偶》并沒有寫到很多留守兒童，但我遇見過太多的“留守兒童”而一直未能忘懷，所以后來寫下這部小說，是為記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