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閆文盛，1978年生，國家一級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曾任《映像》《都市》等刊執行主編。現為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山西省委宣傳部“四個一批”人才，“三晉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曾在《人民文學》《當代》《花城》《鐘山》《大家》《天涯》《作家》等百余家文學期刊發表作品400萬字。主要著有長篇散文《主觀書》（8卷，120萬字，已出版《我一無所是》《主觀書筆記》《靈魂的贊頌》三部）、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小說集《在危崖上》、人物傳記《羅貫中傳》、人文專著《天脊上的祖先》等十余部。獲第四屆“茅盾新人獎”、趙樹理文學獎、《詩歌月刊》特等獎、安徽文學獎、滇池文學獎、林語堂散文獎、山西省文藝評論獎一等獎等。

李義利（以下簡稱“李”）：在《主觀書》里，有一部分關于城市和鄉村的散文作品。2023年初，您在微信朋友圈提到了“異鄉人”這個概念。城市和鄉村的環境，對您的生活和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閆文盛（以下簡稱“閆”）：我一直有漂泊之感。應該說，“異鄉人”的概念一直貫穿于我的寫作中。1993年的時候，通過考學離開生活了十五年的村莊，從此長居鄉土的歲月也就過去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打算離開城市再度回到鄉下生活。從1993年開始算起，到今天恰好三十年了。三十年中，因為要回去看望父母，我在每一年都會按月最多也就延遲兩個月返一次鄉。應該說，從鄉村到城市的生活轉換是我從事寫作的一個最大契機，蓋緣于“生活經驗的陌生化”。我在村里生活、讀書的時候總是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到了遙遠的異地上學，像一個人割斷了臍帶獨存于世，總是難免惶恐。于是，我便選擇以寫作為出口來適應這種生活轉換。我的寫作始于鄉土無疑，因為即便是最初到了城市生活，能夠訴諸筆墨的也是鄉村舊事。但這段時間并不長，所寫也不夠深入。原因或許與我一直在讀書，并未深切地參與農事有關。所以，從寫作的角度來看，我與鄉村隔膜，與城市相對算是熟悉一些。但城市卻不是我的根。我的寫作多多少少體現了這種“撕裂”。但我想，這也可能是我們多數人的命運吧。

李：走出介休時和定居太原后，您閱讀的第一本書、創作的第一部作品分別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這些作品的？

閆：我離開介休鄉村，起初到運城讀書。從學校畢業后，返回老家待了三四年，之后還去深圳工作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到2002年才定居太原。起先，我并沒有這個打算，“定居太原”只是時間的推動力起了作用。我在最初離開鄉村的時候理想廣闊，準備在“我的人生”這張白紙上描繪“最美的圖畫”，后來呈現的結果總是難遂人意。我外出讀書，學的不是文學專業，但是冥冥之中，卻沿著我并未深刻意識到的文學道路走了過來。我那陣子讀什么書？我記得讀過詩歌，當時石家莊辦有一本叫《詩神》的刊物，我應該讀了不少，但讀得糊里糊涂。也讀一些中外經典詩歌，由此開啟了我的詩歌生涯。書籍方面，很難說讀的第一本書是哪一本，完全記不清了。可能抓到籃子里頭就是菜，不是專業要求（當時也還不覺得肯定要去寫作），所以只是隨性去看。我能想起來的是讀過張承志和余秋雨。2000年前后，我開始大量地寫散文，之后有意識地寫了一些系列散文，到2010年結集為《失蹤者的旅行》，被選入“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0年卷”，并在2011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這是一些散文篇章的合集，除了“失蹤者的旅行”這個系列（大約7萬字，而全書有16萬字左右），還收入一些其他系列創作。所以，從成書的角度講，不能說是“創作的第一部作品”。但這部書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它見證的是我最初十五年的寫作。我的青澀之筆，經過這本書的歷練，之后慢慢地趨向成熟。

李：2021年，憑借《靈魂的贊頌》獲得第四屆“茅盾新人獎”后，您對《主觀書》的文學版圖又有了怎樣的“拓疆”計劃？

閆：茅盾新人獎，獎勵的不是一部書，它針對的是作家一段時期的整體創作。《靈魂的贊頌》出版于2021年，此前，《主觀書Ⅰ：我一無所是》和《主觀書筆記》2019年已相繼出版。茅盾新人獎的獲得，與這三本書關系最大，而獲獎這個年度，也恰恰是我寫作《主觀書》這一系列的第十個年頭。十年中，我一共寫了120萬字。這三部書，除了《靈魂的贊頌》體量略大（20萬字）外，前兩部均為10萬字，所以三本書，共占《主觀書》三分之一的體量。獲獎對我的寫作是個基本認可，但若說到“《主觀書》的文學版圖”“拓疆”計劃等等，應該還談不上。我只是覺得應該繼續寫下去，直到寫出我心中該有的那副面貌，即我理想中的《主觀書》樣子：言語適度，感覺深切，思緒通達又直抵肺腑。但這個目標并不容易實現，它涉及大量的淘汰，反復的辯駁和自我確認——所以，如果硬要說有個疆域，我所想的也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廣大，而是直擊地心的深入。或許從200萬字中精選20萬字可以觸及這個理想？那么理想即疆域吧。

李：從宏觀上講，中國古代文學大系主要分類是散文和詩歌，最近十余年，您的創作也在這兩種文體上持續發酵，再加上不少讀者朋友期待的《羅貫中傳》，在您看來，古代文學作品的精神脈絡有多少延綿到了當下的文學創作？

閆：文學是有傳承性的。古人的命運和思慮，其實也不外是我們的命運和思慮。我在最近十來年中，幾乎與《主觀書》的寫作同步，還寫了一部《羅貫中傳》。羅貫中的史料稀缺，基本上難以成傳。所以“讀者朋友的期待”，應該還不至于。因為寫這部書，就需要讀到三國和元、明的歷史，由此對人類作為一個族群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有一點小小的思考。而這種思考，與我們為什么活著、為什么寫作也都有一些關系。一般來講，元代的讀書人出路不多，地位似乎也不高，但如果對照明初朱元璋立國后知識分子的處境，便很難一言以蔽之。朱元璋時代有文字獄，對當世甚至后代讀書人所產生的影響，可謂刻骨銘心。所以，若以這個時期的詩、文來談，斷然與漢唐時的文學不同，創作者在詩歌和文賦這兩個文體中的胸臆釋放，此前已登高峰，到明清這個階段，便轉為“小說家言”了。它將濃烈的感情、自由而奔放的思想通過曲折的故事傳遞和表現出來，在文學一途，是開始重于鋪排、講說和演繹，而減少了語言金冠所散發的光芒。不過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由于所處的時空不同，對文體的運用和感悟也自然不同。現今的中國詩歌和散文，融匯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學經驗，你很難明確劃分哪種精神資源的營養成分更高，沒有具體的比例，只能因人而異。但我想來想去，我們秉承最多的仍是東方的審美，從《詩經》、莊周、楚辭到明清、民國，那一絲一縷的文風都在我們當下的作家群體中有滲透，這與西方的文學營養更多地在文體形式方面對我們產生啟迪殊為不同。我自己是想學得遠一些，所想的范圍大一些，盡量少一些拘謹，如此一來，或可無愧于古人。

李：提了這個問題之后，我忽然想到“史傳散文”的形成和興起便是在漢代到三國時期，邱華棟先生評價您的《主觀書》為“靈魂編年史”，而一些關于羅貫中的散文篇目也出現在里面，那么在創作《羅貫中傳》的過程中，您對三國時期哪個人物產生了比以往更為濃烈的興趣？將來有沒有打算進行關于三國人物或歷史的創作？

閆：有個初步的打算，我或有可能去寫寫諸葛亮。孔明這個形象，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在寫作之前，我特別好奇的便是他的成長路徑，完成《羅貫中傳》后，對其仍然難以釋懷。因為孔明的出山和后來的建立功業，即便依據史實來看，也確有一些讓人迷惑不解的成分。這種好奇和不解，一在于他的過度早熟，二在于他的忠貞不貳的赤子情懷。當然，在他成長的歷程中，由于荊州一帶算是亂世中一塊難得的可以安居的土地，有賴于隆中田園生活和荊州學術氛圍的旺盛，諸葛亮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便修煉成一雙洞察天下的巨眼。但是他的一生，又確有許多悲劇的成分，讓人扼腕嘆息。在小說家的筆下，這份悲劇被演繹得足夠成功。但他的傳記不好寫，因為已經出版的書已經很多，而且角度繁雜，我只是心儀吳晗《朱元璋傳》和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筆法，覺得如果從文法上突破，或有可能寫出一本有別于當下多數已成的諸葛亮傳記。不過，此事不急，我可能還需要慢慢積累好些年。

李：在創作大量散文作品之余，您又有大量詩歌作品問世，并且在朋友圈日常動態中大量推薦諸如昌耀、佩索阿等國內外重要詩人詩作，您在閱讀詩歌和創作詩歌作品的時候，會考慮哪些要素？

閆：不會著力去考慮。如果有一些元素，它們都是自然融入的。我喜歡昌耀、佩索阿的理由大致差不多，因為他們都是“修辭立其誠”的。他們以身作則，已經部分程度地寫出了我們整個人類的“肺腑之言”。而我想要寫下的，也是我們整個人類的“肺腑之言”。

李：近期的《花城》雜志發表了您的一組詩歌作品—— 您對當下詩歌創作是怎么理解的？好詩的標準是什么？您又是怎么看待古代詩歌創作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的？

閆：詩無達詁。我自己比較傾向于精神層面的寫作。我總是覺得詩歌應該寫出我們的存在困境。因為我的寫作少憑借，少意象，常以心中所思所感“裸呈”出之，所以與紛繁的時代現實和詩歌現實都有些“隔”。我喜歡箴言，希望詩歌中有箴言的凝視和“思”的力度。至于說到意在言外，則是詩中應有之義。直白不是藝術方面的“裸呈”表現，在我看來，直白近于藝術的無能。但意在言外，前提又是有“言”，“意”的源頭是明晰的，是“言”的山重水疊，是“言”與“言”間的曲徑通幽。

李：古代一些詩歌作品可以吟誦或者譜曲演唱，現當代詩歌也有一部分作品被制作成歌曲，您有這樣的打算嗎？被制作成歌曲作品的現當代詩歌，有沒有您喜歡的？

閆：暫時沒有。

李：創作之余，您一年的閱讀量有多少？其中的有效閱讀占多少？您怎么看當下人們的閱讀現狀？

閆：這很難統計。我的日常只是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傳統，既對抗光陰流逝，又日日明心見性，在我想來，是能看到自己生命流動的最佳法門。如果非要以閱讀量（數字）來核算，每天兩三萬字總是有的，無論詩還是文，以年度算來，一年當在七八百萬言。所寫，一年約15~20萬字。有效閱讀與產出也有一定關系，另外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是要觀之長遠的。但讀書如何才能有效？這也是經驗積累。不去泛泛而讀，而是盡可能地去辨析血肉，則浪費的時間便不會多。你每天的工作也不會是“做了無用功”。日積月累，它會推動你成為一個寫作者，成為一個優秀的寫作者，甚至推動你成為一個經典寫作者。當下讀書人中，聰明人、有天賦的人不勝枚舉，至于不以此為志業的，便不說也罷。

李：2023年，您的創作計劃和閱讀計劃分別是什么？假如推薦的話，散文、詩歌、小說，各選一本，您會推薦哪些作品給更多的讀者？這些作品在你看來，有哪些品質和意義？

閆：2023年的主要計劃，仍是續寫《主觀書》，希望能稍微打破一點瓶頸，多寫一些可以留存的篇目。因為目前還有打算編輯一本20萬字的精選集，是在《靈魂的贊頌》之后的新一次精選（從《主觀書》全部篇目中精選，類似惠特曼不斷編輯《草葉集》的做法），所以，寫一些新的、精粹而有力的篇章仍是最必要的。后半年想寫小說，看看能不能將我這些年的思考，通過一條小說的新路表達出來。說到推薦書，我只能談我在讀的和準備讀的：散文，我繼續推薦《不安之書》，這次我讀的是金心藝和周淼的新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在2022年7月推出的全譯本。這部書遵循了佩索阿創作此書的時間線，分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兩大板塊，從中能看出寫作者的天才是怎樣以與時間相對稱的方式呈現出來。經典作品是經得起翻譯的消耗的，經典作品也無須擔心翻譯的重復——多次翻譯，不同譯本，每個譯本都如新譯。詩歌則推薦李白吧。我今年想找時間仔細地讀讀李白。因為寫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創作基因中，對源頭性的素材發掘不夠，我覺得李白的天才對于寫了很多年后的詩人去重新發掘自己，必有大益。小說不妨讀讀薩瓦托，阿根廷作家，我讀過他的《隧道》，另有《英雄與墳墓》《毀滅者亞巴頓》。此三部長篇，為作者的“心理小說三部曲”。薩瓦托是“心理現實主義大師”。我讀《隧道》時，感覺到作者是拿了顯微鏡在寫作，他的觀察和表達都異常真切，一切幽微的心理波瀾都“仿佛剛剛發生在作者身上”。為什么會如此？來看看薩瓦托的表達：“你要在感覺自己無法再忍受、快要發瘋時來寫作，反復地去寫‘同一樣東西’。這時的你能夠調用更強大的資源，擁有了更豐富的經歷，體驗了更多絕望，因此可以從其他角度不斷地去探索它。”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你要虛構出杰作，就一定要去除虛構之心。你所書寫的一切，都已經真實地發生在你的命脈、記憶和血緣里。你所要做的，就是開辟一個時空，耐心地、專注地完成它。

李：說起李白，我會想到他的《與韓荊州書》，這個身為異鄉人的“隴西布衣”在三十來歲之時給荊州長史韓朝宗寫信，開篇引天下談士之言“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然后毛遂自薦，先說“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又道“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可最終沒能打動韓朝宗。在這之前和之后，李白的境況幾乎與此無異，這是他的人格精神之一嗎？您怎么看？

閆：李白的可貴，正在于他的自由不羈、心胸萬丈。我們喜歡李白，也就是因為他替代萬千人眾活出了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樣子。李白不是陶淵明，他的身體中洋溢著一種心飛天外的浪漫、身披羽翼的激情。在李白身上，我們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可以詬病的東西也很多，但這正是他的樣子：正反相成，活得真正“像個人”。至于他以詩人的人格去談論政治理想，這自然行不通。但他以一生所執迷的，不是任何別的外物，他首先要做回的，也還是一個自己。詩人的憤懣甚至幼稚都無關緊要，最關鍵的，是他將這些成分化為光輝詩篇。我們從他的詩歌中讀出的是一種人類生活實踐中稀見的、但不可或缺的精神。李白替代許多人完成了他們沒有做完的夢。

李：近年來，不少自媒體聯合許多優秀作家做了文藝類或者文化類欄目，他們都提到過“精神原鄉”這個概念，您生活和創作的“精神原鄉”分別是什么？

閆：是我尋而不得的故鄉。我出生的地方只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的祖父一輩，卻經歷過長長的漂泊。至于我后來離開我的出生地，去讀書，去更遠的南方，再后來，到目前的省城，甚至不排除今后走向更遠、更陌生的他途，都出于這種尋找。我希望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明確地讓我看到人應該怎樣活著。我們目前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種困境，身心所感受的種種拘囿，其實與魯迅當年所描繪的無物之陣是類似的。但是，這個“精神原鄉”也可能便是空明之境。因此，這種尋找的難臻完整，或是我一直生活乃至書寫下去的動力。

李：《主觀書》文學版圖中有一個系列叫作“眾神還鄉”，初讀時讓我想到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假如文學創作和現實是世界可逆，回到最初，在時間的長河里溯洄“還鄉”，您還會從事文學創作嗎？假如沒有從事創作，您會選擇怎樣的工作？您想象過那樣的生活嗎？

閆：我最開始寫作，是在1994~1995年間，十六七歲的時候。其實當時就想過，以后會不會以此為業，但仍是疑惑居多。因為文學不是我當時的所學，我是在課業之余按照自己的性子來選擇從事文學創作的。之后參與校報編輯，任校報主編，畢業之后從事報紙編輯和相關的文字工作，也就一直寫了下來。如果依據我當時所學的專業就業，我應該在水利系統工作。這不需要選擇。我有很多同學現在就在干這個。現在回味，我的寫作之路應該還算順暢，如果不夠順暢的話，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也可能就在企業里干下去了（我在企業里工作了三年多），或者去當記者了（我在報紙和期刊當記者、編輯、編輯總監、執行主編，前后也有十來個年度），或者去出版系統（我確實動過這方面的念頭），或者繼續讀書，之后選擇去大學工作——總之，這幾種可能性，不是出自我的想象，它們其實就曾經是我的生活，或者到今天仍然非常靠近我的選擇。但在我的寫作之路上，前前后后，我遇到好幾位伯樂，是他們幫助我完善了我的專業寫作之路。我是在三十六歲那年成為專業作家的，迄今馬上就滿十年了。這十年是我在此前并未深想的十年，因為專業寫作的身份，一不易獲得，二不容懈怠，它其實有更多的自我加壓，也有更多的孤寂。我現在雖不大去想假如不寫作我會做什么工作這樣的話題，但我確實知道，寫作其實不該成為一個標簽，它更應該是生命的饋贈。不寫作的前提是有一種足夠強度的愉悅可以替代它，譬如當個旅行家走遍世界，這樣的話基本就是在延續我前面所談的“尋找自己”的旅程了。但基于種種緣故，這件事情沒有成為現實。我需要做的，仍是十年、數十年的紙上耕耘。在人類生命所經歷的浩大時空中，我有時會覺得我的種種選擇都微不足道，但是，盡可能看到更多的世事浮云，對我卻極有意義。我在《主觀書》中所示的，大體便是這種“看到”。我希望能以足夠凝練的語言去抵消我半途而廢的其他生活。我希望能以這種寫作去替代更多我寄望已久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之余，地理意義上的旅行也漸漸地成為可視的、可追蹤的，也是真正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