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抖落一身沙塵，來到了煙雨江南，感覺實在好。說來很奇妙，我多次江南踏青，都碰上了春雨瀟瀟。從杭州蕭山機場往桐鄉走，遠處的油菜花，晃晃悠悠地從車窗外飄過，并非花海，不成段落，似乎只是標點。杭嘉湖地區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緊張，并非賞花的好去處。煙雨迷蒙，拍不出好照片，但空氣濕潤，不用戴口罩，對于剛度過三年疫情的我來說，已經是很好的享受了。

此行來去匆匆，真正在浙江工作兼游玩的時間只有一天，安排得滿滿當當。上午在浙江傳媒學院桐鄉烏鎮校區出席“數字文化背景下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與專業建設”高峰論壇暨“中國近代文學文獻數據庫百校共建共享聯盟”成立儀式，并作主旨發言。十一點離開桐鄉，由浙西轉浙東，趕到紹興市上虞區參加下午一點半在春暉中學舉行的“寒之友金石書畫展”開幕式，順帶參觀校園。傍晚來到紹興市越城區云松村，考察其鄉村文化建設。

一天忙碌下來，感慨良多，對浙江的文化底蘊及文脈形成頗有思索?？春谜憬洕膶W者很多，但著眼于文化，從細微處入手，兼及古今，談出一點道道來，還真不容易。

數字人文與文獻保護

恕我孤陋寡聞，到了這里，才知道“北有中傳，南有浙傳”的說法大有來頭。這些年走南闖北，對中國大學硬件設施的提升很有體會。這回也不例外，浙江傳媒學院的校園建筑及會場設備，讓人印象深刻。開幕式簡單緊湊，領導致辭得體，校企合作簽字以及贈送圖書儀式等一氣呵成，沒那么多大話與空話，實屬不易。

這年頭，“高峰論壇”到處開花，不必太較真。我只知道數字化浪潮是大勢，中文學科的未來是小局，成立“中國近代文學文獻數據庫百校共建共享聯盟”則是眾多具體舉措之一。我的任務很簡單，就是略為配合會議主題，做一個專題演講。原本擬題《中文系的困境與機遇》，最后決定刪去“機遇”，突出了“使命”。為什么？大家都喜歡聽好話，偶爾提及困境或危機，馬上話鋒一轉，說“危機”就是“轉機”，“轉機”就是“機遇”，足見壞事可以變好事。其實，由“危機四伏”轉變成“生機勃勃”，這樣的好事不能說沒有，但必須是天時地利人和。說話聽聲，鑼鼓聽音，關鍵詞一般落在最后。對著同行開口，不該全是“光明在前”之類的大話，直面現實，先說陷阱何在，再談規避之策。十幾年前我寫過《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第2期），這回略為調整，將“三十年河東”的視野，擴展到國際政治、學院文化、科技水平以及具體的研究策略，借此討論中文系的遠慮與近憂。

此次活動由浙江傳媒學院主辦，浙江越生文化傳媒集團、浙江省媒體傳播優化協同創新中心共同協辦。不愧是傳媒學院，剛一下車，喝過兩杯茶，就被要求接受學校記者的專訪。要我談的是中國近代文學文獻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價值，以及相關數據庫的功能。我是“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的執行主編，編纂的宗旨，此前在《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總序》中已經陳述；具體工作進展，一年半前接受《光明日報》專訪，也都說得差不多了。比如下面這段答問，就言簡意賅：“相較中國古籍有系統的整理與出版規劃，中國近代文獻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中國近代文獻，被收藏在國內各大圖書館，也有大量散落在海外，目前還沒有一部相對系統完整的叢刊予以收錄。考慮到大部分圖書的紙張已十分脆弱，經不起再三翻閱，很多圖書館已不再出借。這個時候，采取必要的手段，以出版的方式讓更多作品能長期保存且傳承下去，就顯得較為緊迫。晚清以降出版的書籍，近二十年雖也有不少整理與重印，但像‘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這樣網羅八方、規模宏大的計劃，尚屬首見。若能順利完成，則能嘉惠學界，讓更多人得以看見近代文獻的原貌?！保ā豆虒W術之本 浚新思之源——陳平原談“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光明日報》2021年9月16日）

具體操作此事的，是一家民營企業——浙江越生文化。他們的雄心/野心很大，希望在互聯網時代，刊行“中國近代文獻史料叢刊”，包括文學、經濟、藝術、教育、歷史與地理等五大門類，還強調“系統性、完整性、權威性”，這談何容易?？萍荚侔l達，代替不了紙質圖書；近代文獻受紙質及印刷條件限制，亟需重新整理出版——這道理很簡單，只是實施不容易。雖然越生文化采集的近代文獻數量非?？捎^，印制技術也是國內一流，但如何讓各級圖書館有意愿購買收藏，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第一輯已分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推出，其中詩歌100卷（含260余部）、戲劇100卷（含260余部）、小說100卷（含210余部）、散文100卷（含190余部）、漢譯文學100卷（含160余部），以及文學研究60卷（含112部）。大概銷售不太理想，主事者并未催促我趕緊開始第二輯的編選。當初我就預料到困難，說好見機行事，能走多遠算多遠。賣書不是我的長項，但為此事站臺，說說好話，還是可以的。至于轉為“中國近代文學文獻數據庫”建設，當然是順應潮流，也算生產自救；但我不覺得此舉能取代紙質圖書的搶救性保護。唯一的希望是在其位或有力者認同這個設想，支持、參與或直接承擔此“中國近代文獻保護工程”。

說實話，旅途有點勞累，加上說的都是老話，我的答問不精彩。答問是否成功，既受自家學養限制，也與提問水平相關。第二天會議期間，臨時被請出來，接受桐鄉媒體的采訪，談談“桐鄉的文學印象”。如此不具挑戰性的題目，只能勉強作答。不說，難為主人；說了，為難自己——這才明白那些隨時隨地都能口若懸河，說些不著邊際的好話或廢話，也是一種本事。

讀書種子不絕

因為是學中國現代文學出身，我當然知道桐鄉。地處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興市，政治、經濟、文化都很有名，行政上包括二區二縣，還代管三個縣級市。這三個縣級市，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少有所涉及的，包括桐鄉市的茅盾、豐子愷、錢君匋，以及海寧市的王國維、徐志摩、金庸，至于另一個縣級市平湖，則實在想不出哪個文學名家。

路上聊天，談及我在浙西的見聞與游歷，稱對平湖幾乎沒有任何印象。突然間想起，不對，有將近三十年時間，我每年都會收到一位從未謀面的平湖人寄贈的書籍。那地址很特別，故好記：“浙江平湖乍浦食品站?！币晃皇称氛酒胀毠?，每年給我寄贈他編寫的《文壇雜憶》，這事讓我大為感慨，還專門寫過兩篇文章。

回家后上網檢索，方知這位可敬的普通人顧國華已于2021年8月去世。相關報道提及其30年堅守，自費編輯印刷了30卷《文壇雜憶》，發掘搶救出現代文史資料兩千余篇，還引述我的話——“學者陳平原說：‘對于那些不求功名、沒有稿費、純屬雅趣的投稿者及編書人，我始終心存敬意?！谒磥?，這是中國‘讀書種子不絕’的重要表征。”（《一位普通老人的30年堅守：百年后我的書里只要有一句有用，所有努力就值得了》，《文學報》2021年8月30日）

《文壇雜憶》創辦于1985年，每年一卷，油墨印制，仿古線裝，顧國華邀稿編輯，好友許士中毛筆清謄。撰稿者以江浙為主，遍及世界各地，基本上是地方上（非高校）的文化老人（據說作者平均年齡87歲）。談文說藝、憶舊懷人、金石書畫、野史逸聞，乃典型的筆記文體，質量不均，但每卷都不乏可讀之作。更重要的是，上世紀90年代經濟轉型，無數讀書人脫下長衫，下海經商，一些地方政府也只對能為“經濟唱戲”搭臺的“文化”感興趣。一時間，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世人棄之如敝屣。這個時候，還能守先待后，不為潮流所動，實在難得。

2000年，我為《文壇雜憶》初、續編（顧國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撰寫推薦文章《民間的記憶》（《新民晚報》2000年3月12日）。2014年，隨著年事日高，加上時代變遷，學術轉型，顧國華準備收工了，懇請我為《文壇雜憶全編》撰寫序言。下面這段話，很能體現我當時的立場與心境：“一個時代的史料搜集與文化積累，本該由政府部門或學術機構來承擔，但居然讓一位熱心的讀書人占了先，這實在是一個奇跡。對于那些不求功名、沒有稿費、純屬雅趣的投稿者及編書人，我始終心存敬意。在我看來，這是中國‘讀書種子不絕’的重要表征。比起今天諸多敲鑼打鼓、爭取到國家大筆投入的‘輝煌編書’來，我更懷念那逐漸消沉或已黯然退場的‘民間學術’?！保ā睹耖g立場、精神與趣味——顧編〈文壇雜憶〉合訂本序》，《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22日）

收錄一百八十余位歷盡滄桑的文壇老人憶往感懷文章的《文壇雜憶全編》，精裝六冊，約二百萬字，上海書店2015年5月刊行。為此，夏曉虹專門撰寫了《〈文壇雜憶〉及其編者》，刊《書城》2015年第11期，除了講述我們與他“神交”的經過，更以個人研究經歷，說明《文壇雜憶》的史料價值。顧國華的使命其實已經完成，但并非一切都很完滿，還是留下了不小的遺憾。在《文壇雜憶全編》序言的結尾，我寫下類似廣告的一段話：“金盆洗手前，他希望‘幫三十卷《文壇雜憶》原稿、封尊五和許士中手抄原本，以及六千封信件，一百六十余幅字畫找一個歸宿’，對于敏感的學術機構或圖書館人來說，這是個收藏并研究‘民間記憶’的好機遇，值得認真關注?！?/p>

不僅廣而告之，我和夏曉虹還親自出面，牽線搭橋，希望為這批寶貴資料找到合適的去處，也讓顧先生晚年生活有所安頓。他本人對此寄予厚望，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曾提及。翻看他去世前半年與夏曉虹的短信聯系，還在商討此事。可惜我們人微言輕，雖也努力爭取，最終還是功虧一簣。

重讀我23年前的推薦文章《民間的記憶》，以下這段話今天依舊適用：“此等全憑個人興趣、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雅事，不出在八百年古都北京，也未浮現于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廣州，而是落實在歷來人文薈萃的江南，實在并非偶然。”這也是我對“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寄予厚望的地方——這里的文學與文化，既有顯赫的名家，更不乏深厚的土壤。

中學故事以及春暉精神

向會議主辦方請假，解釋我為何急匆匆，趕往上虞春暉中學參加“長松長歌——紀念經亨頤先生誕辰145周年暨寒之友金石書畫展”開幕式，我就用了一句話：我是朱自清先生的弟子王瑤先生的學生，有義務共襄盛舉。這理由很充分，浙江人一聽就明白了。可他們不知道的是，此行并非春暉中學堅邀，而是我主動請纓。

事情還得從十八年前說起，那年我在《光明日報》發表答記者問，題為《中學往事，那青翠的記憶》（《光明日報》2005年5月18日）。其中談及如今的中學教育，都奔著高考而去，校園生活十分單調，讓人扼腕。因此，我極力主張把大學史的敘述，推廣到中學史的建構：“浙江上虞的白馬湖邊，1920年初，著名教育家經亨頤創辦春暉中學，邀集了一批新文化人，匡互生、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按照自己的理想辦學，聲名遠揚。直到今天，這所學校師生平等、學生自治、教學自主、男女同學等經驗還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春暉中學的鼎盛時期，不過五六年；這對于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來說，時間太短了，但是這種教育精神很值得懷念?！?/p>

十八年后的今天，春暉中學的教育試驗，因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人的生花妙筆，得到廣泛傳揚，春暉中學校園建筑更是于2013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了文學與建筑的羽翼，春暉的形象得以迅速提升；但在我看來，關鍵還在教育理念——正是在這一點上，今人與一百年前的教育先驅拉開了距離。

為紀念朱自清先生誕辰120周年，我在《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3日）上發表《于秋水長天處尋味》，談及五年中學教員生涯鍛煉了朱自清的生活態度與寫作策略，其中有這么一段：“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春暉中學、立達學園、開明書店共同奮斗過的朋友，如葉圣陶、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等，都是低調的理想主義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p>

春暉任教，只是朱自清中學教學生涯的最后一章，1924年3月赴任，1925年8月轉往清華，只不過家眷仍在白馬湖畔，1927年1月始舉家移居北平。借助朱自清撰寫于1924年的《春暉的一月》《教育的信仰》、1929年的《白馬湖》、1946年的《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我得以從一個特殊角度進入顯赫無比但又轉瞬即逝的春暉中學。這四篇文章作者生前均未入集，現收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很容易找到。

“今天是個下雨的日子。這使我想起了白馬湖；因為我第一回到白馬湖，正是微風飄蕭的春日?！边@是朱自清《白馬湖》開篇的文字，與我當下境遇何其相似。今日的我，同樣是“在微雨的春天，一個初到的來客，他左顧右盼”，先參觀重建的仰山樓，眼下作為春暉中學校史館，證實當年“北南開，南春暉”的說法并非虛妄。再依次走過一字樓、大禮堂、圖書館、曲院等，一路聽校史館工作人員講解發生在這些老建筑里的故事。而后走出校門，跨過小石橋，來到此行的重頭戲，參觀弘一法師的“晚晴山房”、豐子愷的“小楊柳屋”、夏丏尊的“平屋”，以及朱自清故居等舊蹤。“晚晴山房”毀于戰火，如今的建筑是復建的，院子里有弘一法師的青銅塑像；其他三位作家的故居則基本保留原樣，只是略加修繕。古屋猶存民國風韻，配上門外的草坪與大樹，還有近在咫尺的湖水，遙聽朱自清《白馬湖》的訴說，你很難不沉醉在春風微雨中：“春暉中學在湖的最勝處，我們住過的屋也相去不遠，是半西式。湖光山色從門里從墻頭進來，到我們窗前、桌上?！?/p>

當講解員指著墻上的畫作與書影，告知你豐子愷就在這個窗前構思創作他第一幅漫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以及夏丏尊就在那張書桌前翻譯名著《愛的教育》時，我明知是虛擬，也都不自覺地浮想聯翩。一百年前，就在這所偏僻的鄉村學校，居然集中那么多文化精英，在教書育人的同時，也在發展/完善自家的才華。有一點須記得，今天如雷貫耳的眾多文化名人，當初絕大部分剛出道，屬于今人所說的“青椒”?；谀撤N文化理想，集合于此，同心協力，從事教育改革實踐。

剛任教不久，朱自清便在?？洞簳煛返?7期上發表《春暉的一月》：“我看不出什么界線，因而也用不著什么防備，什么顧忌；我只照我所喜歡的做就是了。這就是自由了”；“學生因無須矯情飾偽，故甚活潑有意思。又因能順全天性，不遭壓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較純正。”對于教育者來說，“美景”加“自由”與“真誠”，近乎烏托邦，今天想來更是不可思議。半年后，朱自清又在《春暉》第34期上刊出《教育的信仰》。抨擊一番時弊后，文章結尾處，朱先生篤定地說：“教育者須對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于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辈恢澜裉熘袊拇笾行W教師，有多少能支持當年白馬湖邊一介書生的暢想與信念。

1929年7月，已在清華大學教書的朱自清回望南天，遙想昔日友人星流云散，格外懷念白馬湖邊的雅聚：“我們幾家連接著；丏翁的家最講究。”（《白馬湖》）這里特別提及的夏丏尊，乃春暉中學黃金時代的核心人物。春暉中學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上虞富商陳春瀾的慷慨捐資，也得益于著名教育家經亨頤的精心規劃。但初創時期，具體操持校務的，其實是夏丏尊。

除了日常管理，發表在《春暉》第20期的《春暉的理念》（1923年12月2日），最能體現夏丏尊的教育理想。你是“生在鄉間的”，故有義務“至少先使聞得到你鐘聲的地方，沒有一個不識字的人”；你是“私立的”，故應該“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你“無門無墻”，故有義務“多方接引同志”；你“財產不多也不少”，有可能“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質上的困難”。至于1923年開始翻譯、1925年在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上連載的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長篇日記體小說《愛的教育》，日后單行本出版，更是風行一時，影響極為深遠。

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去世，朱自清撰《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提及理想家夏丏尊之辦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春暉中學：“是夏先生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著個性自由發展?！比缃癜遵R湖畔“平屋”故居的展覽，也特別說明當初招聘教職員，都是夏丏尊看中了，溝通聯系，一切談妥，再請校長發聘書。這才可能保證聚集在一起的，是一批理念相近、意氣相投的朋友。只是理想雖好，很難持久，隨著匡互生等人的離去，夏先生也心灰意冷，轉往上海創辦開明書店以及《中學生雜志》去了。后世絕難復制的春暉神話，至此告一段落。

云松夜話與學術因緣

從紹興市上虞區春暉中學，驅車往越城區鑒湖街道云松村，大約一個小時。大部分是高速公路，即便下到鄉道，路也都很好走，看得出是認真整修過的。走到村口，我大吃一驚，會稽山下，云海深處，居然有這么藝術味濃郁的小山村。百畝茶園旁，千年古驛道，遠方的茂林修竹，近處的鄉村藝術館，老物件裝飾的景觀小品，粉白墻上掛著蓑衣，大字寫著“都市隱逸”，再就是“白茶清風無別事，我在等風也等你”；加上老臺門里的咖啡館，老民居改造的書屋，還有那棵標志性的1500年銀杏樹，若是秋天來，必定滿地金黃。如此一步一景，一看就是精心裝扮，時刻準備迎接八方來客。街道書記很得意地告知，這里原本是破舊的小山村，經由政府的鄉村扶貧，專家的藝術指導，村民共同參與，如今成了遠近聞名的網紅村，節假日，每天約有三千游客，城里人與鄉下人各得其所，都很開心。

我之所以跑來這里，緣于無意中參與了此地的文化建設。兩年前，有感于云松村文化底蘊比較單薄，當地政府希望在休閑喝茶觀山景之外，增加一點書香味道。于是由本地鄉賢、越生文化壽林芬董事長出面，希望我同意在她的祖居修建“平原書房”，里面陳列越生文化制作的圖書以及我的若干著作，以便城里或當地文化人前來休憩、聚會與聊天。有機會做好事，且不怎么需要出力，我自然點頭稱是。因窗外就是那棵千年銀杏，而銀杏別名鴨腳，我題寫了“鴨腳書屋”四字，如今掛在清雅的書房里。此前已有若干學生及友人探路，都交口稱贊，而我則是第一次前來觀賞。

為了讓我體會云松、紹興以及浙江的魅力，壽董約了幾位朋友吃飯聊天。馮君送來他主持編纂的《二十五史中的紹興人》，中華書局2003年版，仿古線裝本，甚是優雅。王君談及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近代藝術文獻叢刊”陸續推出，效果很好，讓人大為欣慰。高君則高談闊論，稱近現代史上，對中國政治、思想、文化、文學貢獻最大的，第一梯隊應是廣東、湖南、浙江，別的省份沒法比。作為廣東人，我當然感覺與有榮焉；不過，還是補了一句：從古到今都很精彩的，當推浙江。此語一出，本地朋友很開心，紛紛給我介紹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從我略有知曉的歷朝歷代、各行各業之名人輩出，說到我不甚了解的地形地貌以及食物、習俗、思想、文化，乃至具體的越醫越藥、越酒越茶、越菜越瓷、越榧越蘭等，一句話，浙江這地方（尤其紹興）特別了不起。多年行走江湖，我已習慣官員及文化人對本地歷史、文化、人物的特別表彰。但這回說得如此確鑿，且充滿感情，還是讓我很感動。

看我表達真摯，不像是在敷衍主人，大家回過頭來問：是什么機緣，讓你近年較多參與浙江的文化建設？我想了想，學現代文學，且在北大工作，那么，長期關注魯迅與蔡元培，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我的第一本書《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是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的；此后，還參與該社組織的一系列成功或不成功的學術活動。近幾年，更是承蒙浙江社科聯厚愛，邀我負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校注》，以及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課題“大家文萃”系列叢書。我本潛心著述，不申請任何科研項目，沒想到浙江社科聯主動邀約，且允許我變更規劃，自主設定研究思路與寫作模式，豈能不識抬舉？當然，還有前面提及的那套意義重大但前途未卜的“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眾人一聽，拍手叫好。

事后想想，千里之外，能與一個文學/文化大省深度結緣，也是很幸運的事。

（2023年4月2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