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接收北平教育機關后，將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羅家倫為首任校長。1956年，羅家倫在臺北口述回憶了任職清華的經歷，其中談到他注意培養人才，堅持聘請學有專長的年輕教授，提供優越的研究環境，卓有成效。最典型的是為請蔣廷黻到清華做歷史系主任，得罪了自己在北大讀書時的老師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

我不愿意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決不以我自己好惡來定去取……我決不請有虛名，而停止了上進的時下所稱的名教授；我所著眼的，是比較年輕的一輩學者，在學術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礎，有真正從事學術的興趣，而愿意繼續做研究工作的人。……在自然科學方面所出的人才最多，如薩本棟、薩本鐵、周培源、楊武之、李繼侗等，都是很有貢獻的人。在中國文學方面，我很注意培養新文學建設的人才，而揚棄腐朽的傳統，如楊樹達、朱自清、俞平伯等諸位，都是我那時候請進去的。

在社會科學方面，如蔣廷黻、葉公超、浦薛鳳、陳之邁諸位，都是特出的人才。并且我為了請蔣廷黻擔任歷史學系主任，得罪了我的老師朱希祖先生。這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歷史學系朱先生資格最老，若是要請系里原有教授擔任系主任，這不但朱先生感覺不安，而且其他的教授也不肯；若是我讓朱先生擔任系主任的話，那朱先生因為是中國史學的專家，對于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自然無法使這個系走到現代化的路上，這是我要請蔣廷黻的理由。不巧那時廷黻在南開大學任教，要歇一年才來，所以這一年之內，我只有以校長的地位來兼史學系的主任，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但是我為了歷史學系的前途，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

清華1925年成立大學部，招收首屆本科生。朱自清、楊樹達分別于1925年和1926年到清華教國文，與羅家倫無關（按：楊樹達非新文學人才，或為楊振聲之誤，后者系羅家倫所聘）。浦薛鳳和陳之邁均出身清華高等科，留美學政治學。浦薛鳳的回憶錄《萬里家山一夢中》記敘了他回母校教書的過程：“予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即蒙業師余日宣先生函邀返校執教，旋即收到溫應星校長所發聘書。其后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中央發表羅志希先生為清華校長。當時略有謠傳，謂溫任一切聘書是否有效。……九月中旬羅校長就職，當日即普遍加發聘書，并一律約略提高薪金。”可見羅家倫稱不上浦薛鳳的伯樂，只是順勢認可了聘書。羅家倫掌校后因強硬推行軍訓、言行浮夸等原因招致清華學生反感，1930年5月，在學生驅逐下辭職，再未返校。而陳之邁是1928年從清華畢業，1934年回校任教，功勞更不能算在羅家倫頭上。如此信口開河，使得“為請蔣廷黻得罪朱希祖”這樁與其他人的記載相悖的軼事顯得更加可疑。

“讀書藏書家”朱希祖的“酈亭藏書”后經長子朱偰整理，分批捐與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圖為朱偰所編《酈亭藏書目錄》。 均資料圖片

羅家倫1928年9月18日就任清華校長，隨即整頓校務，準備10月中旬開學。9月28日，朱希祖次女朱倓的日記記錄了朱希祖到清華拜訪羅家倫的情形：“父與其談論，知國文系方面辭退三人，朱二阿哥（按：朱希祖姨甥朱洪）亦在被裁之列。另聘請錢玄同、劉叔雅、單不廠、俞平伯諸先生。蓋此數人者，皆稍有名望也。父被任為歷史系主任，后經父推辭請其自擔任之，羅已首允。歷史系方面辭退陸懋德一人。”

女兒的日記應是忠實轉述朱希祖的說法，較之多年后的回憶更接近當日情形。而在朱倓筆下，羅家倫聘人看重名氣，國文系想請的錢玄同、劉文典和單不廠均非年輕學者，教的也不是新文學課。陸懋德是1926年清華歷史系首任系主任，建系規劃中，他提出中西并重，以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史，廣為搜集東西方史料，吸收外國學者新近研究成果，添設考古學室等主張。除考古一項，其余思路與羅家倫沒有分歧，但他個人的種種立場，都恰是羅家倫的對立面。羅家倫支持新文化運動，陸懋德則時任教育部視學，受命勸導學生。1922年，陸懋德到清華講授中國史，次年將講稿整理為《周秦哲學史》出版，書中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當作主要批評對象。1926年，他還與清華同事吳宓和梁家義、王文豹等政府官員組織讀經團，輪流主講。羅家倫將陸懋德辭退，更像是出于門戶之見，并不如標榜的那樣公允。

朱希祖的辭讓或有客套意味，但身為北大元老，他在清華只是客卿，無意染指系務在情理之中。他1913年到北大任教，1919年史學系建系不久即任系主任，長期當選評議會成員，對校務決策頗有話語權。1927年，奉系軍閥入主北京，北大被改組為京師大學，原有教師紛紛出走，朱希祖也轉往清華。雖已離校，他仍密切關注校中動向，以北大人自居。1928年6月奉系敗退，京師大學隨之倒臺，北大學生發起復校運動，朱希祖也有參與。國民政府最初推行大學區制，將北平九所國立高校合并為中華大學，后又改名北平大學，任命李石曾為校長，各校師生紛紛抵制。朱希祖支持北大復校，甚至冒充學生口吻撰文發表對北大辦學的意見，呼吁堅持教授治校，專心治學（《我也來談談北京大學》，載1928年7月27日、29日、30日《世界日報》，署名一鳴）。1929年1月，北大得以在北平大學內保留北大學院的完整建制，陳大齊任院長，2月下旬到校，受到歡迎。2月26日，陳大齊約朱希祖回校重建史學系，他立即答應，開始為聘請教授積極奔走。對他而言，回大本營當系主任，顯然比在清華更適宜。3月1日，他便去向羅家倫請辭清華教授，改為兼任講師。半月后，北大選出七人組成的評議會，朱希祖又在其中。

朱希祖一直主張以西方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也花了很大力氣聘請西洋史教授和外國專家。他最推崇德國史學家蘭普雷希特借助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文化史，認為史學應是科學的史學，為北大史學系設計的課程特別注重補充社科知識，這也符合現代史學的趨向。他在1924年為何炳松譯《新史學》所作序言，1929年撰《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等文中，均闡述過治史和治系理念。羅家倫稱其“對于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無法使這個系走到現代化的路上”絕非事實。1928年底，朱希祖聯合北平高校師生成立中國史學會，羅家倫也列名發起人，高票當選委員。回到北大后，朱希祖仍在清華歷史系兼課，并將包括羅家倫和蔣廷黻在內的清華教授都請到北大兼課，轉投師大的陸懋德也在聘請之列，可見他與這幾人都保持良好關系。現存1929年1至3月的朱希祖日記載有多處與羅家倫的交往，二人曾一起摘錄史料、赴宴、購書，朱希祖也不止一次去過羅家。

而另一當事人蔣廷黻在回憶錄里說，“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也與羅家倫口中的虛席以待一年相去甚遠。民國學校的聘書按例一年一發，在學期結束前商定。9月開學后，蔣廷黻即到清華歷史系任教，和他一起從南開轉往清華的還有生物系的李繼侗和經濟系的蕭蘧。他們從南開出走，除了清華的邀請，實則還有南開方面的因素。

蕭蘧（叔玉）的堂弟蕭公權也在南開執教，他在回憶錄寫道：“叔玉脫離南開，可以說是不歡而散。……五月中學校發出下年度的聘書。除叔玉外，所有我們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來對我說，‘我在這里五年了，這回仍沒加薪。我想這是他們對我示意。我不能賴在這里了’。廷黻接到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邀請，來商談去就問題，聽見叔玉被學校冷落，大為不平。他對叔玉說：‘我們同去清華好了’。不久之后，清華大學經濟系來信敦請叔玉。” 1928年底，南開校長張伯苓出國考察，次年9月方回校。時任南開大學部主任的黃鈺生晚年回憶：“張伯苓校長出國，我在無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輕聽了一二有偏見者的慫恿，不經評議會的審議，擅自處理了一位成績斐然的教授的調薪問題，因而引起了公憤，五位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學部蒙受了很大的損失。”另一篇回憶里，黃鈺生指明，反對給蕭蘧加薪的是張伯苓的秘書伉乃如。

1929年5月時，清華也正經歷動蕩，羅家倫本人并不在校。作為留美預備學校開辦的清華原由外交部管轄，改為國立后歸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董事會成員由兩部任命。清華董事會1929年4月初在南京開會，羅家倫也赴京出席。董事會否決了他提交的校舍建筑計劃，核減校內下年預算，反而增加留美專科名額和經費，羅家倫憤而辭職。隨后，清華學生發起“改隸教育部，取消董事會”運動，派代表向國府請愿，教授會和評議會也集體反對董事會的決議。羅家倫離校后，校長由教務長吳之椿代理。校聘任委員會4月26日議決，除特殊情況外，在下年預算未確定前不添聘教授。5月10日，國務會議決定清華改由教育部專轄，“改隸廢董”取得勝利。5月24日的清華校刊報道了蕭蘧將來校任教的消息，在經濟系主任陳岱孫引薦下，代校長吳之椿用通信表決方式征得聘任委員會同意。羅家倫于6月12日回清華復職，返校后透露，歷史、政治、化學等系將增聘教授，在京期間已大致接洽妥當。8月7日，聘任委員會開會，正式通過包括蔣廷黻在內的一批新聘教授和講師。

羅家倫在清華時的秘書郭廷以1969年的口述史曾談及，聘請蔣廷黻最初是出自他的慧眼，并非羅家倫自發：“我到清華后，發現一份《近代外交史輯要》，油印本兩百多頁，沒有印作者姓名但覺得有頭緒、有體系，我問劉崇鋐，他說：‘可能是蔣廷黻的’，打聽果然是他的，我拿去對羅先生說：‘這個很值得請’。羅先生立即寫信請他，蔣大為高興，初來月薪三百八十元，第二年升四百元，而且立即給他當歷史系主任。”此外，羅家倫的北大同學毛子水1977年在紀念羅家倫的座談會上說，他1930年回母校任教后，從北大教務長何基鴻處聽說過羅家倫親自從北平到南開強聘蔣廷黻的事。“蔣先生本不愿離南開的，但蔣先生若不答應去清華，志希便坐著不走，熬了一夜。蔣先生終于答應了。”結合二人的回憶，羅家倫在1929年3月赴京前應已邀請蔣廷黻。

既然聘蔣廷黻與朱希祖并無沖突，羅家倫為何要說得罪了朱希祖呢？重新審視當時人事，便會發現，讓蔣廷黻當系主任，的確可能得罪人。

羅家倫到清華后，歷史系解聘了陸懋德，留下三位專任教授朱希祖、劉崇鋐、孔繁霱。孔繁霱從南開中學畢業后相繼留學美、德等國，與朱希祖同在1927年被清華聘為教授。劉崇鋐是清華留美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時已與羅家倫和蔣廷黻相識，在中國代表團參加華盛頓會議期間曾一起組織留美學生后援會，編輯刊物。劉崇鋐1923年歸國，和蔣廷黻同到南開任教授，1925年回母校任教。作為羅家倫舊交，且是清華自家人，在歷史系時間最長，于情于理，他都是系主任第一人選。1929年1月，羅家倫任命了新一屆清華招考委員會，開會商討本年招生計劃。委員會成員除了教務長、秘書長和各系主任，只有劉崇鋐是以普通教授身份代表歷史系參與招生。但羅家倫并未順理成章委以主任，而是自己繼續兼任，直到聘來另一位舊交蔣廷黻，這不啻是對劉崇鋐的輕視。蔣廷黻棄學從政后，劉崇鋐才成為系主任。他一直沒有著作，且不擅長講課。曾在清華就讀的趙儷生晚年回憶，劉崇鋐的課“純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某著者、某書、某頁至某頁，無摘引，無轉述，無議論，無概括，兩堂過去，筆記上記的全是雜亂無章的數據”。羅家倫不讓他主持歷史系，或許真是基于學術考慮。

羅家倫口述回憶時，劉崇鋐正擔任臺大歷史系主任，朱希祖已于1944年病逝，后人未去臺灣，大約這也是敢于將他當作反面典型的原因。不過，羅家倫這篇口述《我和清華大學》當時沒有發表，身后方收入文集。1965年蔣廷黻去世，羅家倫在悼文中也憶及清華聘任系主任一節，只稱“尤其是院長和系主任的職位，決不能為私人的交情而稍誤青年的學業，因此而不能見諒于人者頗多。歷史學系的人事，尤其使我遇到這種痛苦，我決定只能自己擔當起這份擔子來，以等待廷黻在南開最后一年聘約期滿后，前來接替”，未點名朱希祖。

朱希祖重返北大史學系不到兩年，便因學生抵制而辭職。1932年秋，他南下廣州，受聘于中山大學。同一時間，羅家倫在南京出任中央大學校長，1934年初請朱希祖到校擔任史學系主任。這也表明，他不是當真認定讓朱希祖掌系沒有發展前途。朱希祖在中大任教六年，從日記來看，他起初與羅家倫相安無事，開始心生嫌隙，是在1936年。當年7月，他等候許久方得以與羅家倫會面，結果話不投機。羅家倫指責他對教員待遇不公，而朱希祖認為對方聽信讒言，且傲慢無禮，“驕矜而有德色”。1939年8月，朱希祖寫給女婿的信中談及羅家倫，已是大為不滿，直指其“好植黨而排異己，多疑忌而鮮誠意，權則集中于己，責則全歸于人”。若說羅家倫得罪了朱希祖，應是在中大而非清華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