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盡管久遠的歷史早已蓋棺論定，仍有一些偏僻隱秘的入口，供后來者重新進入歷史現場。當馬伯庸偶然一次機會來到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并被院史館中的歷史文獻資料所吸引，產生探究歷史的強烈愿望時，他就站在了歷史的入口處。

百年過去，曾經波瀾壯闊的歷史漸趨沉寂，那些曾經鮮活的人和事，那些曾經真實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歡笑歌哭、生死離別，經過篩選、過濾、梳理、抽象、解讀、詮釋，以及大規模的遺忘之后，最終形成抽象的語言和冰冷的結論，變成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小說家的努力，恰是一個反向的過程，試圖越過那些冰冷的言語和結論，穿過歷史的迷霧，將理性的結論置換為切膚的感受，通過文字經營，通過妙筆生花，重新還原那片浩瀚森林的一枝一葉，還原歷史曾經鮮活的場景、灼人的溫度、以及撼人心魄的現場感。這是對于歷史的一種復活，也是對于歷史的一次重新發現。

《大醫》書寫中國紅十字會早期發展史，試圖通過這樣一個偏僻微小的角度進入歷史、鉤沉歷史、重述歷史，書寫對于歷史的獨到發現。這樣的角度雖然邊緣，卻足以照亮歷史。三位主人公的人生命運同時代的重大轉折緊緊結合在一起，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國內戰爭，在動蕩歷史的細部，都有幾位主人公的身影，紅十字會的身份讓他們總是出現在災難的第一現場，親眼目睹歷史的慘烈，也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和轉述者。三個人游走于時代的風口浪尖，深度參與了歷史事件，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轉折與一個民族的崛起。他們像是帶領我們親歷歷史現場的導游，在真實的歷史片段間穿針引線，勾連出一幅中國近代歷史的壯闊圖景。

馬伯庸并沒有信馬由韁戲說歷史，而是細致嚴謹，小心翼翼穿行在歷史的縫隙中，巧妙編織自己的故事，把他在歷史角落里的動人發現講述給讀者。面對歷史，小說持有一種嚴肅的負責任的態度，大的脈絡和事件都遵照史實，書中那些人物，比如陳其美、川島芳子、沈敦和、張竹君、王希天、顏福慶等，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就連紅十字會赴日本救護醫隊同日本東京載仁親王的合影都是取自歷史真實。其余人物也并非完全憑空虛構，多有真實人物的影子。或者取真實事跡賦予人物，比如姚英子護送一百多個兒童前往重慶的故事，取材于艾偉德和蔣鑒兩位偉大的女性；或者雜取多人，合成一個，比如農躍鱗這個人物就是雜取邵飄萍、史良才、黃遠生、林白水等多人。小說中的很多情節也都來自于作家查閱史料的發現。應該說，馬伯庸并不僅僅為了編織一個好看的故事，在精彩好看的故事背后，體現的是作家對于歷史的嚴肅思考，是一種打撈歷史、拯救歷史的責任感。

除了大事不虛，小說在“小事”上也是做足了功夫，工筆細描，場景生動，細節扎實，描摹出細密逼真的歷史風景。從清朝的政治體制、官員的職務，到晚清社會的運作方式；從上海租界華界各方政治勢力的構成，到上海的地理布局和地方風物；從百姓的生活方式吃穿住行，到大量的醫學知識醫療手段；從信史記載的歷史人物到歷史角落里的一張照片，馬伯庸可謂是成竹在胸，如數家珍，他沒有架空歷史，凌空虛蹈，而是筆筆精到，落在實處。

歷史小說真正考驗小說家的，正在于還原歷史現場的能力，再現一個時空，再造一個世界，其難度可想而知，也最能體現小說家的功力所在。在作家構建的小說世界里，一山一水都需要經營，一草一木都需要設計，每一個細節都蘊藏著作家的獨到匠思。而且這是一段真實存在過的歷史，那些名字都確有其人，那些事跡都有據可查，這樣的創作無異于戴著鐐銬跳舞，因此作家不能坐在家里憑空構想，而需要花費大量的歷史考據功夫，從現存的史料中尋找歷史的蛛絲馬跡，再一點點復原。

馬伯庸為此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他爬梳史料，遍訪醫家，專題調研，實地走訪，甚至一度想去醫科大學學習，體現了一個作家的歷史責任感以及嚴肅的創作態度。由此可知，好小說不僅是寫出來的，也是走出來、問出來、調查出來、收集出來的。小說家不僅要筆頭勤，腳下也要勤，只有深入生活，深入歷史，才有好故事的誕生。在小說家苦于無靈感的時候，實際上有太多沉睡在歷史縫隙中的鮮活故事等待被人發現和喚醒。

馬伯庸將歷史敘事和類型敘事糅合在一起，使用類型文學敘事技巧，讓小說讀起來緊張激烈，扣人心弦，驚心動魄，蕩氣回腸。他深諳類型敘事的規律，每個細節都精心設置，看似陰差陽錯，實則環環相扣。每個人物的出場都不是偶然，而是精心布局，往往埋下伏筆，之后重又相遇，前后呼應，深度參與敘事，講述歷史的巧合和命運的耐人尋味。每個敘事單元都充分營造危機，再化解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構建起情節張力，將讀者牢牢吸引住。比如姚英子觀音廟里救孕婦翠香，比如方三響遠赴日本救援與日本軍人斗智斗勇，這些場面如在眼前，帶給讀者沉浸式體驗，也充滿影視改編的可能。

馬伯庸將小說情節編制得足夠精巧，打磨得足夠光滑，梳理出一條完整的因果鏈條，形成類型敘事的完整架構。小說的開頭是一組平行蒙太奇，三個時空中的三個人被一封電報聯系在一起，電報自孫希始，經過姚英子的接力，最終為方三響和他的鄉親們帶去庇護，而這三個人也陰差陽錯走到一起，成為并肩戰斗的戰友，也成為一生相互支撐扶持的摯友。小說的結尾，三個人站在碼頭，一起眺望遠方的日出，眺望一個嶄新的歷史篇章。由此小說構建起一個圓滿的情節閉環。

《大醫》以全知視角去篤定地詮釋歷史，縱橫捭闔，隨意調度，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梳理出一條確鑿無疑的因果閉環，從而確定無疑地寫出來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在圓滿的情節之外，似乎少了一些留白。面對歷史的開闊和蒼茫，或許應該留下一些不確定，留下一些未知和猶疑，為波詭云譎的歷史命運和深不可測的人性幽微留下不斷言說的可能性。這不能不說是類型敘事的一種局限性。

對于小說中的人物，馬伯庸更多運用類型敘事的技巧，書寫人物的大起大落，在動蕩變化的外部際遇中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人物內心的豐富層次，并在足夠的時間長度中，呈現出人物的命運感。方三響、姚英子、孫希是馬伯庸施墨最多用情最深的三個人。方三響深埋心底的仇恨，姚英子因一次邂逅而終身秉持的醫者情結，以及孫希身上所具有的現代性，都構成人物深層的心理動機，也成為人物鮮明的色彩。三人有著穿越歲月的偉大友誼，同時彼此之間又有著微妙的愛情萌芽。方三響和孫希都愛著姚英子，之后方三響先從三人的愛情迷霧中走出來，跟林天晴組成婚姻。而孫希和姚英子雖然心心相印，但在歷史的動蕩中一生未真正走到一起，頗為遺憾。當然，這三個人物的塑造還可以有更為豐富的面向，還有更多的心理和性格層次值得開掘。在類型敘事中，要警惕讓人物淪為推進敘事的工具人。如果人物更多依從于敘事和情節，便失去其完滿自足的獨立性，難免被工具化功能化，犧牲掉藝術性。比如邢翠香的轉變過于草率，而那子夏這樣的人物，要作為反派形成阻力，于是便一壞到底，失去了覺悟和懺悔的機會。

小說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以英雄的群像致敬那些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挺身而出、舍生取義的國家的脊梁。張竹君、農躍鱗、沈敦和、項松茂、蕭鐘英以及峨利生、柯師太福，實際上他們都是一種人，追求世間公義，鐵肩擔起道義，扶大廈之將傾，救百姓于水火。鄉親們慘遭屠戮成為方三響永遠無法釋懷的悲傷，也讓他不停追問出路到底在哪里。最終他和農躍鱗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選擇了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的一個年輕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應該說，從謀求蒼生福祉，追求民族復興的初心出發，方三響走向共產黨是一種必然，因為他們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的使命和理想。

所謂大醫，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這樣描述：“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實際上概括其要義便是共產黨人的宗旨：為人民服務。大醫拯救百姓生命，而共產黨拯救國家和民族。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直指古老中國之病癥，猛藥去疴，力挽狂瀾，推翻一個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便是中華民族的大醫，這也是小說想要表達的一層思想內涵。

在波瀾壯闊、泥沙俱下的歷史河流中，隱藏著很多陰謀和不堪，也遮蔽了很多邪惡和不公，但是大河終將流向海洋，歷史的大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這也是小說所反復言說的主題。小說寫出了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關系，正如農躍鱗所言“你不關心時事，時事會來關心你”，人終究逃不脫自己的時代，人被裹挾其中，上演了無數悲歡離合，但時代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向前推進。同時，也正是因為這些人的上下求索，改變了時代巨輪的航向，推動時代不斷向前。

經過馬伯庸的努力，關于中國紅十字會的早期歷史，以及中國近代史中的生動故事和可歌可泣的人物，免于被徹底遺忘的遺憾，重新從歷史的塵埃中浮現出來，再次進入讀者視野。馬伯庸善于在歷史的轉折處，選取一個歷史的橫斷面，抽絲剝繭，以小見大，以一瞬見永恒，以個人視角呈現壯闊時代，“從一滴水中看到江河奔流”。同時他也竭力在波濤洶涌中分辨每一個水滴，欣賞他們的晶瑩和圓潤，還他們以個體的尊嚴，記錄每一個渺小的愿望，致敬每一次偉大的犧牲。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

李墨波，評論家，文藝報總編室主任。文學作品、評論散見于《當代》《中國作家》《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藝報》《文學報》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