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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群體的誕生，甚至儒的概念的形成，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如何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儒家學派的起源由來已久，并非等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振臂一呼就能夠立馬產生出來的。孔子是一個偉大的儒者，但絕不是第一個儒者，孔子還不能是商周中國之儒的全部，或者，我們不能在孔子與早期儒者之間直接畫等號。儒者隊伍的形成，應該在孔子之前就已經開始。近代劉師培《釋儒》對于儒的起源研究，無疑具有開山之功，他首先提出，“儒家之學，上有所承”，皆“古代術士之遺教”，而“通經致用”之儒，則始于孔子。章太炎《原儒》指出，“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為儒的概念在古代中國的具體使用、也為儒源問題研究提供了基本參照坐標。胡適《說儒》依據章太炎“儒服即是殷服”的線索而推導出“周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并且，“亡國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士”，“周士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而殷士是受治遺民的最上層”，觀點有創意，富又啟發，頗值參考，但許多細節仍需進一步考辨。

“君子儒”與“小人儒”

《論語·雍也》篇中，孔子教導弟子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錢穆《新解》以為，孔子之時的儒，還是術士之稱，指“士之具六藝之能以求仕于時者”。當時的儒，還只是職官體系中的“一種行業”，只是到后來喪失官守了，才“逐漸成為學派之稱”。儒既然是一種行業，那么在這個行業內部，也就“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因為“每一行業，各有君子小人”，于是便可推導出“孔門設教，必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顯然不是從行業、職業，而依舊從道德層面判別君子儒、小人儒，不足以囊括孔子之時君子、小人的全部含義，也沒有把儒的“行業義”講深講透并堅持到底，更沒有對其做出必要的蘊涵延伸和價值拓展。實際上，《論語》中的君子、小人是有職業、階層、分工的差別義的。《子路》篇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里的君子、小人則應當從所事工作崗位、勞動性質、財富分配方式等層面作解。

單純走道德學的路徑而進行解釋，此路則是不通的，于是，我們不妨從職事、分工的視角予以詮釋。作為一種正規行業的儒，大多是從事公共管理事務的文職官員，可能早就開始于殷商時代了，但那時候的他們還不能叫作儒。發展至西周時代，儒者人群已有官方的與非官方的之分別。周室自己的祝、宗、卜、史往往享有很高地位，而與流落民間、曾經是祝、宗、卜、史的殷族遺民形成鮮明的反差。春秋之后儒的職業人群進一步分化、分流，其中一部分經過自覺改造而轉化為服務于上層貴族的知識分子，或保傅，或樂師，或謀士，而另一部分則不得不繼續奔走在社會底層，成為民師，有的則蛻變成粗野鄉民或無業游民。

孔子所見世，“君子儒”與“小人儒”之間、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即已明顯分疏。儒者隊伍中的絕大部分已流落于官方體制之外而不得不依靠治喪、相禮為生。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稱：“相禮本來是巫祝專職，早期巫祝是當時社會中最有學問而知禮的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0頁）。孔子本人似乎也做過這類事情。《禮記·檀弓上》載，孔子死前交代子貢以后事，“夏后氏葬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孔子對喪殯之禮非常熟悉，甚至，孔子正是在那段治喪相禮的職業生涯中反思并尋找到儒者隊伍的未來出路。《子罕》篇中，孔子說：“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于我哉！”相禮之時，一定要勉力而為，不敢沉溺于酒食，否則將面臨違背禮法要求、丟失飯碗的巨大危險。子夏幼年家貧，先跟隨孔子學道，然后又跟隨孔子周游列國。很可能是子夏在進入孔門之前，為了生存也做過一些“小人儒”之事。于是孔子才予以囑咐，要求他盡快擺脫在民間相禮、教書的困局，而趁早躋身精英階層，進入上流社會。《荀子·非十二子》曰：“弟陀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可見，子張、子夏、子游的氣象在當時都很差，顯得沒什么出息。楊樹達《疏證》說：“《荀子》所謂賤儒，蓋即孔子所謂小人儒”，是針對他們所做的事情，而絕非從道德、學理層面論之。

“出于王官”與巫源、師源

章太炎《原儒》以為，周代學術，掌于官守。劉師培《古學出于官守論》也指出，上古之時政治、學術、宗教皆“合于一途，其法咸備于明堂”。上古中國，官僚系統早生、早熟，涵攝了幾乎所有的職事，百工皆起于官場，學術當然也不例外，官為學源，官、學一體，形成一種深厚并固化的人文傳統，其影響一直到今天都很強烈。《禮記·曲禮上》曰：“官學事師”，宋刻本作“宦學事師”，歧出二義，一是官學，作為一個復合名詞，指官方的學術，為官方所認同和使用的文化系統，存在于官僚體制中的文脈道統；一是官、學并列，但又各有分工，所事不同，為官與為學是可以分離的。孔穎達《疏》則作“官學事師”，已經使宦、官一謂，并無分疏。其引熊松之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為官、為學都要進行必要的知識儲備和知識應用，不過，已經演變為兩種路徑，各自所展開的內容則有所不同。官則學習為官之道，如何侍奉、服務好自己的君王、民眾；而學則要求經常或能夠把《詩》《書》《禮》《樂》《易》《春秋》之經典，用于實際，或能夠操練、演習禮、樂、射、御、書、數。

李澤厚《說巫史傳統》十分堅信，“在孔子之前，有一個悠久的巫史傳統”，神巫與史官起初只是兩個不同類型的職官，都服務于王者，后來則成為儒的兩種不同文化源頭。深入殷周中國的信仰世界和文化生活，則可以揭示早期儒者與巫覡文化的關系。追溯上古神話譜系中的帝、巫關系，可以挖掘出大禹、商湯、文王行巫事跡。殷周時代豐富的郊祀、祖祀、社祀活動，蘊藏著“神道設教”的秘密。于是，透過《春官》、《國語》文本所載原始巫覡隊伍及其溝通天、人的職事活動，可以發現儒的神文起源。但到孔儒，則自覺走出神巫、做出諸多“去巫化”的努力，而促使商周之際從“神道設教”到“絕天地通”文化轉變的真正完成。早期儒者在起源、基底上長期與巫、史混搭在一起，而使得儒家的精神面貌既有巫人的神秘性、超越性、非理性和浪漫性，又有史官的嚴肅性、邏輯性、確鑿性和現世性，只是發展到后來，經由孔子的道德化改造和倫理化加工，則更加注重溝通天與人、融合情與理，以鮮明的仁道主義特色而又與巫、史相區別并分道揚鑣。

劉師培《釋儒》稱“蓋儒者以柔讓為德，以待用為懷，故字從‘需’聲”，應該是對早期儒者非常中肯的評價。其“以柔讓為德”，“以待用為懷”，則反映了早期儒者的基本特征和真實精神狀態。上古的儒代表著一個具有特殊文化性格的群體。歷史地看，儒家是一個頗善于省察克己，也很能夠做到內斂自守的學派，其思想態度與行為方式總呈現為一定程度的他者取向，而始終能夠把自己的道德關懷與倫理觀照積極推擴、投射到別人身上。所以，儒家強調“恕道”，絕不是偶然的。由此，“儒”與“需”的關系也值得深究。需字在殷墟甲骨中就多次出現。甲骨文中并無“儒”字，但從需字的刻寫形狀，則可發現需、儒之徒在殷商一朝就已經存在，是擁有一定數量的人群，專門從事宗教祭祀活動，在王室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已形成專門化、壟斷化的職業。把儒訓為需，可能起源于最初的文字象形與人群分工的職業標識，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早期俗儒的生活所面臨的困境與窘迫。而這又是胡適、徐中舒所未能明確梳理出來的脈絡。

追溯早期儒者隊伍的起源，一定不能回避掉“師”。師起源于上古學校的教官。劉師培《成均釋》曰：“觀舜使后夔典樂，復命后夔教胄子，則樂官即師”，及至周代，則“樂官名‘太師’，或即因是得名”，“周代立學，亦以樂官施教。”最早的師可能只是樂師，因為擔任教學任務，后來便演繹而泛指學校里專以教育王室弟子為職事的教師，“太師”；或指導軍事訓練的高級軍官，“師氏”。據《地官·大司徒》，“聯師儒”，聯，同連。鄭《注》曰：“連，猶合也”，大司徒有團結和凝聚兄弟、師儒、朋友的職責要求。又，“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而這部分儒則起點較低，《周禮》對師儒的定位，原本也只是扎根基層，在各個封國的鄉里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司徒教官。后世中國常把師、儒合為一體，使兩者指謂趨同，師儒一謂，儒即師，師即儒。官師隊伍中太師、師氏、保氏、聯師儒、樂師、樂正、大司樂之職業所事，也可以揭示上古儒者作為知識人群體的教師身份起源之謎。早期中國既已形成師道尊嚴，“當其為師，則弗臣”，師可以高于君，道統大于政統。

作為儒的一支的前殷遺族

早期儒者的隊伍構成也可能來自兩支不同文化力量的歷史會合。一支是春秋以來，周人自己的文化人因為天子王權的沒落、諸侯王的破敗而游離出了官僚體制，成為散落于民間的禮樂專家，沒有俸祿的支撐，他們不得不靠相禮為生。另一支則是前殷遺民中的官僚貴族，有文化的人，他們擁有一定禮樂知識，但不被周人政權所任用，其道術也不可能有機會成為王官之學，而始終被拒絕在現行體制之外，已經長期沉淪在民間，憑借強殷的文化資源而指導底層民眾甚至為其直接操辦紅白喜事，換取養家糊口的財物。這兩股力量匯流，孕育出早期的低端儒者。

殷商是一個先后維系了六百多年、地理疆域達到數千里的大型王朝。據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就在亡國前不久的帝乙統治時期，殷商還是一個“強有兵力的組織”。其“初亡之后，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等到周王建政，天下大定之后，除了受封于“區區二三百里之宋”外，有的還安置在了魯國、衛國。《左傳·定公四年》曰：“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殷民七族”分與康叔。故說“魯衛之國為殷民之國”，也是成立的。殷民的廣泛存在及其不斷演化，則現實地構成了早期儒者的群眾基礎。

殷人的種族生命力和文化生命力都很頑強，他們居于周人族群之中，卻始終能夠守護住自己的文化傳統并保持清醒的身份自覺，這一點很像儒之為儒的群體性格。殷人中的祝、宗、卜、史之職官，據《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并沒有隨著商朝的滅亡而立即消失。強大的殷商王朝，其體制內的卜、宗、祝、史隊伍當然也十分龐大。紂王政權的轟然倒塌，周室的正式建立，讓這些人一下子便成為沒有雇主、心無所屬的流浪人員，周室不會使用他們，因為如果使用，則政治風險太大，可能會有礙于新興政權的穩定。他們成為殷商遺民，商王室的遺族，仍然留念和認同于殷商文化，蔑視實力微弱而只靠偶然取勝的周族。周人因為是小族，自身沒有多少文化積累，聯合其他諸侯而瞬間戰勝強殷之后，也來不及建構自己的文化系統。甚至，在殷遺的眼里，他們就是不懂禮樂、沒有底蘊的暴發戶。

最早的儒，產生于殷人體制內職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說：“甲骨文中儒字的本義為濡，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歷史事實：儒家的起源決不是班固所說的‘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專門替殷商奴隸主貴族祭祖事神，辦喪事，當司儀的那一批人，才算是最早的儒家。”這樣，儒的最早出現，便可以上溯到前殷王朝了。

天下道術與孔子貢獻

上古平民不識字，更無學術，所謂學術則皆在王官之中，由政府所主導和控制。諸子之源，往上追尋到商周，下限則在春秋末期。作為王官之學的那些已經構成職官、百工專業知識的基礎，也已經被人們共同接受而成為公共話語方式的天下學術，即《莊子·天下》所謂“古之道術”，甚至還可以包括當時通行的禮樂。如果說，王官之學是殷周之際的主流學術文化，盛行于王公貴族之間，那么及至西周之初，王官之學最早的形態都是帶有職官分工性質的專業知識，門類眾多，發展到西周中期，則催生出一種能夠獲得社會普遍認同、成為公共話語方式的精神資源，它以禮樂文化的形態出現，在西周晚期，最遲則于春秋時代，則已經演繹為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堪稱后世中國政治、宗教、社會、道德倫理、哲學、思想的總源頭，一切學術系統皆從這里開端。

描繪“道術”形成與裂變過程，必須追溯經典文本成立之歷史。儒家積極把禮、樂、射、御、書、數之“小六藝”改造成《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大六藝”，并也使得共同經典變成一家壟斷。其大、小之別起初皆基于受教育的年齡，低幼階段所學的基本技能則為小，而成人之后所接受的正規教育則為大。但后來，“小六藝”就其知識范圍粗獷而言，雖大而不夠精致，故一再遭到約簡；“大六藝”則就經學地位而言，則獲得獨尊地位而受到君王的青睞和高度重視。被漢初上升到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地位的“六經”，作為“大六藝”，才是真正的“大學之道”，有哲學層次，有思想優勢，有形上高度。

精神先知的確立，偶像崇拜譜系的建構也是儒者隊伍成長成熟的又一重要標志。挖掘子產、叔向、季文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歷史具象，則可以充當孔子之前的杰出儒者代表。在古代圣王序列中，神農、黃帝、大禹、奚仲、皋陶等傳說則可以大致描繪出早期儒者的偶像譜系，構成其信仰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古圣王都是儒的現實化身和杰出代表，伏羲、女媧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并稱”取代“孔孟并稱”或“孔顏并稱”，則顯然有利于還原儒家兼有禮樂刑政、道氣心性的飽滿內涵和博大體量，可以還原儒者的本來面目，糾正長期以來儒學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學化的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條儒學復興的正路。

世人大多曉得孔子對其身后中國文化的作用與影響，卻不知道孔子對于在他之前儒者群體所做的改造和突破。章學誠《經解上》曰：“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天下道術從王官序列中分離而出，而尋找相對獨立的發展形式。孔子因為“有德無位”，始終游蕩在春秋諸侯的王官學門外而恨不得入，所以才“述而不作”，以編輯、整理“六藝”為主，但又在其中滲透了自己的價值傾向和道義主張。因為非官方授權，也得不到官方認可，所以孔子所做工作的意義和影響，起初也只限于跟他的弟子們“自娛自樂”而已。顯然孔子是花費心思對“六經”做了一番整合、改造的，在他領銜完成的一次系統化、學理化處理過程中，也悄悄地把“六經”據為己有，而轉化為專供儒者學派使用的指定教材了。司馬遷《孔子世家》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這便足以說明，“六藝”最初的施教對象是天子、王公貴族之類，而非面向底層的販夫走卒。唯有在秦漢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轉型之后，一般平民才有機會接觸到經典，經典也才開始獲得廣泛傳播和延續，也因此而呈現出更為旺盛的生命力。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指出，《論語》一書的“中心問題”是“造成君子”，君子的情狀、形象和人格特點是“有禮貌”（恭，敬），“有感情”（仁，惠），“有理智”（知，學），“有做人的宗旨”（義，勇）。“君子”原本只是“國君之子”，或“一國的貴族”，與“公子”、“王孫”的含義大致相當，但孔子致力于把它變成“陶冶人格的目標”。用君子的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早期的儒者群體，則可以發現還有很大差距，于是，孔子便孕育并設計出一種“君子儒”的理想范型，這就為把儒者隊伍帶出“小人儒”的窘境而提供了動力支持。作為儒家隊伍的形成和定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能夠自覺、主動地為自身群體建構思想內涵、精神追求與靈魂超越，確立言行標準和目標理想。而這個工作恰恰是從孔子撰寫《儒行》“二十條”開始。孔子因此被看作儒家的“行規定者”，是儒家發展史上的中興領袖，其功卓著，經百世也不可忘卻。孔子之前，儒者流品紛繁多樣；孔子之后，儒者面目煥然一新。

（作者：余治平，系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