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彭春是現代知名戲劇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他寫出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劇本，被認為是中國話劇導演第一人；先后任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戲劇家曹禺是他一手培養出來的。外交方面，1948年，張彭春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作為主要人員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成功將儒家觀念置于人權的框架中，避免了西方話語對“人權”概念形成徹底的壟斷。就是這樣一位在現代史上多個方面留下痕跡的人，關于他的史料整理工作卻相對滯后，至今未見專門的傳記和年譜出版。筆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特藏資源庫中看到了他的日記手稿《（清華學校）日程草案》（以下簡稱《日程草案》），該日記手稿為行草書寫，用商務印書館印制的線裝記事本記錄。封面印“歲寒三友”畫，題“歲寒三友，紫翔作于涵芬樓”，扉頁為紅印，印“記事珠”三字。《日程草案》記錄時間從1923年1月30日到1925年12月31日。[1]1923年，張彭春受清華學校之聘，攜妻女遷居北京，任清華學校教務長。這位曾經受惠清華庚款資助留美的博士，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籌劃教育改革，決心要讓清華成為“一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2]，可以說張彭春為清華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日程草案》就記錄了張彭春在清華的革舊鼎新事跡，特別是其中關于創建清華學校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清華校長換任“風波”，以及他在戲劇方面的相關活動和他與新月社同人交往等內容，頗具史料價值。本文因篇幅所限，先討論《日程草案》里的新文學元素，以期呈現一個更為豐富的戲劇家張彭春形象。

一、在教育與戲劇之間

從《日程草案》可知，張彭春始終在教育和戲劇之間徘徊，有時覺得自己應該專門從事教育行業，有時戲劇（文學）的蠱惑又不斷出現在他身邊。在張彭春看來，教育是他的職業，而戲劇則是他的志業。他在1925年3月11日日記里寫道：“創造新文學——這是我的志業已有近十二年了，然而用力做時很少！感覺時常有，而苦無材料，字不夠用。”“教育事是為飯碗。既然吃他[3]，就對他有相當的責任。文藝事是自然喜愛的，自己覺得不佩[4]近文藝。吃教育，不能在他上得著較深的趣味。愛文藝，自己又覺著自信不足，不能立刻舍去一切為他工作。”[5]就這樣，張彭春有時會受到文藝的蠱惑：“若舍棄教育而從事文藝，將來在文藝方面能否有成，完全沒把握。因為完全沒把握，所以特別喚醒我的勇氣。知是一定失敗，所以更要試一試。事事太有把握，生活也甚無趣了！”[6]但當他冷靜下來的時候，張彭春又堅定地認為自己應該先專門從事教育行業：“不會走就想跑是人之常情。在文藝上我初學走步，將來能否跑得動還是很大的疑問。在這時期想舍開教育事業去作文藝，不只是不智，也是大可笑的事。”[7]

張彭春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源自他的一個自我認知。跟魯迅、胡適等人不同的是，張彭春自小沒有入私塾接受傳統的儒學教育，未能打下較好的舊學基礎，文字表達能力相對較弱。他曾在日記里痛心疾首地寫下這樣的文字：“用筆是我感大苦的努力，為什么這樣？想在思想界里過生活，文字是必須的工具。只于能用口不能用筆，所收效不能遠，不能久！” [8]“我妄作文學夢！在文學上談創造至少在五年后！本國文學毫無根柢，大可恥！”[9]事實也是如此，文字表達確實不是他的長處，張彭春留存下來的文字作品并不多。而這樣的“失語”狀態給他帶來了不少煩惱，甚至讓他失去了一些應得的榮譽：“改造清華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為文字不便都讓別人用為己有去了。所謂研究院、專門科草案都是我擬的，現在用我意思的人一點也不承認誰是產生他們的！”[10]為此，張彭春立志要好好練字、讀古書，他在任清華學校教務長期間，在處理各類繁忙的行政事務外，還堅持抽出時間來閱讀儒家典籍，并時常向梁啟超、胡適等人請教。

文字工具的使用不便是張彭春不敢專事文藝創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敏感點”。他開始關注身邊的讀書人，并且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其中：“昨天在車上遇著梁、徐同林長民。讀林對于國會同人的宣言，文詞很精練的。想到現在作白話有成績的人，亦都是文言文很有根柢的，所以文言的工夫一時是舍不開的。如同梁、林一般人的力量，都以文字為不可少的工具。既然如此，要好好的讀起古書來了。”[11]“我到通伯書房看他的書籍，英文、法文、德文的書都有，中文書里有太白、東坡等集子外，一部《文選》翻閱得很舊。通伯、西林也是中文有根柢的人，舊的文學完全不通，那[12]能希望寫好白話？”[13]新月社的聚餐會張彭春雖然也會參加，但他總覺得其他人都是有成績、有作品的人，他混在里邊不夠資格。有一次他甚至覺得胡適瞧不起他，因而特別生氣。又有一次他在《學衡》雜志上看到柳詒徵的一篇文章批評當時高校行政領導的丑態：“有操筆不能為一短簡者，有尋常之字讀之大誤令人噴飯者。”[14]張彭春很自然地就聯想到為文論字實在是他的短處，自己也在柳詒徵嘲諷之列。

二、《日程草案》里的戲劇元素

張彭春是現代話劇的倡導者和先行者，有論者曾指出：“彭春先生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家，他對中外戲劇都有著博大精深的修養，他對中國話劇藝術的貢獻是全面的、獨到的，也是巨大的。他像歐陽予倩、田漢、洪深、熊佛西等老一輩戲劇藝術家一樣，值得人們永遠地紀念他。”[15]張彭春則在日記里這樣總結自己之前的戲劇創作：“我的興趣在說白劇，西方的成績我稍知道一點，也寫過三兩個英文的戲，都很空虛無物。第一次試驗在一九一四年春，劇名Chains，三幕。第二次——Intruder 1915，第三次——Awakening 1915冬，第四次——木蘭1921。中文說白戲，在南開，一念差（1916）是我排的，新村正（1918）的大意是我編的。字句上精采[16]大半出于時伉尹諸先生。這次回國后，排演了Chitra（1924），助理七七。因為感文字的困難，所以努力讀舊文學。”[17]類似的記錄可以讓我們了解更多張彭春戲劇活動的細節，進而更為直觀全面地觀察張氏的戲劇事業。

《日程草案》里保留了不少張彭春看戲、排戲、講戲的記錄：“參觀燕京女校《劉姥姥》的排演。晚飯James請。到新明看楊小樓的《連環套》和余叔巖的《失街亭》。”[18]“昨天幫學生排《流血慘劇》第三幕。露一點手段，有人說好，所以不免得意起來。”[19]“四日午飯在君家，適之自南來，同座有林長民、志摩。下午演講《中國戲劇》，天津婦女會，美國人居多。”[20]此外，日記還留下了一些他對中國戲劇發展的思考，1925年6月14日日記寫道：“我自己感覺的需要是研究舊劇的特點，從舊劇中得到新劇的出發點，舊劇本和演習法都可指示中國的不純西方的戲劇如何產生。然而現在中國是亂世，戲劇本是點綴太平的，亂世中哪有精神和余財花費到愉[21]樂上去？戲是必須演的，演必須用錢用人。各種美藝都是太平事業。”[22]張彭春在這里指出了“舊劇本和演習法”的可供借鑒之處，新劇的產生需要通過研究舊劇，從舊劇中找到方法和靈感。后來周支山約他合編一部中國戲劇的書，由張彭春擬目錄，而后周去搜集材料。書的范圍注重活材料——從現在還唱戲的人的經驗里可得的材料。張彭春在接到周支山邀請后開始思考中國戲的將來和可能：“中國戲有沒有將來？以往社會心理對于它如何？將來又如何？真想改進中國戲應取如何步驟？以先什么是大家共認為戲的美？美的標準近來向那方改變？”[23]

值得一提的是，《日程草案》還保存了張彭春與當時其他戲劇家的交往記錄，對于我們了解彼時的戲劇生態有一定幫助。比如洪深的借錢風波，張彭春在1923年3月31日日記里寫道：“洪深送來五十元還南開。這筆賬應當我負責，他與南開毫無關系，而我因為急于用他演劇，我把南開錢給他用了三百美金，這實在是我用南開的。雖然借的時候有孟、張作證，然而錢是由我管。可是想借南開錢的建議確是洪自己的主意，來找我說的。我應當給他寫信重責他非快設法不可。現在的五十塊收與不收要同華先生商議。”同年4月24日日記：“動身前必須做的：到南洋煙草公司取洪深寄來錢（今天下午）。”又如1925年4月24日日記里出現了歐陽予倩的身影：“昨天午飯同座有歐陽予倩，長談上海戲劇情形。有余暇，游藝易發達。”相比洪深和歐陽予倩，余上沅、趙太侔、熊佛西等國劇運動倡導者在張彭春日記里留下的痕跡顯然更深。余、趙諸人還未回國的時候，張彭春就對他們有所關注：“《晨報副刊》上登著熊佛西從紐約來的一封信。余上沅、趙畸、聞一多、瞿世英、梁實秋、顧一樵等組織了一個中華戲劇改進社，并且今年夏天余、趙、聞三君回國來‘先做沖鋒工夫’。他們定志回國后不做官，不做大學教授，專門干眾人輕視的戲劇，他們要使戲劇之花開遍于中華大陸。余在Carnegie專門學校研究了一年，志在舞臺監督。趙從過Brander Matthews和Norman Bel Geddes，并G認為最得意的高徒。聞是多才多藝，詩有《紅燭集》，而且能畫。熊很熱心宣傳。三君回國后，定能給中華戲劇開新紀元。在美留學人中，我對于戲劇的興趣，可算是最早。因為不專于一事，所以又要讓別人趕過。將來落得個終身無一專長！”[24]等到他們回國以后，張彭春開始跟他們有了更為深入的接觸：“昨天排演《上海慘劇》的時候，余、趙、聞三先生來。他們都是專家，所以我深覺慚愧。俗話說，同行是冤家。我與他們大談，怕不過表示給他們我也是內行，患人之不己知是我淺薄處！長篇大論談了許多北京戲劇狀況，問了許多他們的計劃和美國最近消息。余、聞湖北，趙山東，余、趙北大，聞清華，大概分工如下：余排演，趙劇本，聞畫家（亦能詩）。有意排演Peer Gynt，參用Expressionistic 派表演法。從這看出他們新[25]氣很盛，想以輸入最新派別在中國得歡迎。我想中國沒有能懂西洋派別的觀眾。他們有青年勇氣去做試驗，我也愿意看他們成功。”[26]從日記文字可以看出，張彭春對于他們的心態其實是矛盾的，一方面表示愿意看到他們成功，另一方面又有一種自己逐漸被他人趕超而產生的復雜情緒。

三、在教育與戲劇之間

有意思的是，作為戲劇家和教育家的張彭春對文學革命以來的文言白話之爭頗為關注，且對白話文學的可能與現實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我們先來看他日記里的一段話：

文言白話的爭一時不能分勝負，兩個最大分別：一個是寫出給人看，一個是說出給人聽。寫出人看的，說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夠了，所以字句盡管往古潔處鍛煉。人看懂了文言再看白話，自然嫌他麻煩，討厭他不雅馴。說出人聽的自然要人一聽就懂，近來寫白話的，有時所寫的人聽了不能懂，那末[27]白話的活氣脈他沒得著，文言的簡練他也已經丟開。這類白話文是現在最常見的，《學衡》《甲寅》不滿意的白話十之八九都是這類的。

所謂白話的活氣脈是白話文能不能常[28]久的主要關鍵。活氣脈是由活經驗得來，人到與人接近的時候，如有情感事理想發表給人聽，他自然的工具是文言還是白話？文言最宜個人獨自發表，多有時間鍛煉再思，預備寫出可以給人看著有一種美感。白話的好處在接近活經驗，文法的標準在說出來人立刻可以懂。多讀書可以學文言，多與現代人接談可以得著一時代的活言語。

想作好白話，書頁必須多讀，字句也必須精練。好白話，將來有生命的白話，必須用創造的苦工夫得來，必不是只因為文言寫不來，或因為懶用讀書工夫，或因為用外國文法的習慣，或因為一時風尚所能成功的。

由戲劇及演講入手，用白話是沒有問題的。信札短簡，白話可，文言也可。尋常說理文字，都可用演說或談話式。情景文字還是白話好。如此文言最大用處只在簡札上，多看些尺牘書應當有用。[29]

張彭春在這里首先認為文言白話本質的區別在于寫出給人看和說出給人聽，因而文言講究古潔雅馴，白話則追求通俗易懂。接著，他提出白話文發展的關鍵在于活氣脈，活氣脈是由活經驗得來，而當時寫白話的人往往缺少活氣脈和活經驗，以致遭到別人的批評。最后，他特別指出好的有生命的白話一定是用創造的苦工夫得來的，所以想作好白話，書頁必須多讀，字句也必須精練。總體來說，張彭春在文言白話之爭中保持了一種比較溫和的姿態，一方面他認同白話文發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對彼時的白話文寫作有所保留，認為它們有較大的進步空間。同時，張彭春也會閱讀《學衡》《甲寅》等文化保守主義刊物，并在日記里留下了相關痕跡：“章行嚴的《甲寅》周刊出現，文尚雅馴，白話不刊。反對白話文，與《學衡》旨趣相同。藉白話藏拙本是小丈夫行為，徒以古奧自高亦非正大氣象。”[30]由此可見他對于章士釗、吳宓等人一味推崇文言文的行徑并不認可。

張彭春認為活文學是充分汲取舊文學的養分發展而來的，并對一味學習西方文藝的做法保持了謹惕：“現在詩詞曲都是已謝的文體，為在世界上產生影響，或須介紹給他們舊有的成績。為本國新文學的產生，可以從事試驗新文體舊意境，或舊文體新意境。如果力量充足，新文體新意境。”[31]“我對于‘Undine’亦有懷疑。它不是中國東西，與我們生活經驗相隔太遠了。一切服裝要仿歐洲中世紀，費力又有什么根本的用處？”[32]張彭春理想中的新文學是來自民間的、與普通百姓生活休戚相關的，他認為新文藝如果只為幾個文人抒情，是沒有大將來的，必須跟全國人民的生活連上，然后才可以有結大果的機會。中國文人所提倡的白話還是文人的白話、古書里的白話，不是民間的活話。只有當作家們可以熟練運用民間活話的時候，中國真的新文學就要出現了。然而現實卻并不盡人意，他在日記里不無遺憾地寫道：“昨天在城里又買了幾本‘新文化’的書報。讀了《小說月報》泰戈爾號的兩三篇文章，他們的文詞很富麗，幻想很靈活；然而有幾處讓我覺著它似乎不大切實，根基不甚牢靠。”[33] “小說、說白劇、自由詩都是近來通行的文體，受西方的影響很多。因為生活淺薄，新作品中意境及文體都少可取。”[34]

四、日記里的新月社及新月社同人

張彭春與新月社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新月社名稱的由來就與他有關。1923年11月，張彭春次女誕生，他因喜愛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歌，就用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為二女兒取名“新月”，英文名為“露絲”。不久后，徐志摩、胡適等人籌備組織文學社，社名暫未確定。張彭春就把“新月”二字推薦給他的朋友們，大家欣然接受，于是才有了“新月社”這個名字。《日程草案》里有不少與新月社有關的記錄，1923年11月12日日記里寫道：“昨天在城里訪志摩，同午飯，還有陳、黃（《晨報》），逛城南園，看菊花展覽。他和通伯想集合一些對于文藝有興趣的人在本星期六聚會，與會的大概有：周作人、魯迅（作人兄）、張鳳舉、徐祖正、陳通伯、丁燮林（西林《一只馬蜂》）、張欣[35]海、胡適之、楊袁昌英、郁達夫（《沉淪》）、陳博生（《晨報》）、蔣百里、陶孟和、沈性仁、徐志摩。想每兩星期聚會一次，互相鼓勵。他還想組織一個戲劇社和讀書團。”這大概可以視作是新月社的前身。同年11月19日日記記錄下了新月社的誕生：“昨天在城里。這幾天因為常進城，不甚注意校里事。又產生了‘新月社’，作下去一定要用許多時間。”此后，新月社開始頻頻在日記里出現：“今天到新月社，第一次見張東蓀。”[36]“昨新月社歡迎志摩自歐歸，諸友得晤談。”[37]“昨在新月社與叔永、奚若、鯁生、適之、通伯、孟和、志摩、任光談高等教育。”[38]有意思的是，張彭春雖然經常參加新月社活動，但對新月社中人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1925年8月17日日記里寫道：“新月社無事業。少數人晤談，也可算一種需要。只不負責的任意，沒有什么真詩的可能。富家子所知的不是真苦難，所覺的不痛快只是欲望多，一時不能完全任意得到。非富家子千萬不要染富習！”十來天后，他又在日記里寫道：“這派政見手段如何是另一問題，無論如何他們是有計劃的。如胡、丁、梁對于學問藝術都能提倡，然而他們都是很深的紳士習慣，自以為有才，而與民眾不接近，手段上清潔些，然具體的計劃是沒有的。他們多受英美學說的影響。”[39]由此可知，在張彭春看來，新月社中人的缺點在于高高在上，缺乏與底層民眾的接觸和對苦難的深刻體驗，也拿不出具體的計劃。這樣的認知可謂是擊中了新月社的痛處，新月派被后來人詬病的地方也往往在此。

具體到個人，《日程草案》里記錄了很多徐志摩、胡適、梁啟超、陳西瀅等人的信息，頗有價值。先說徐志摩，張彭春和徐志摩是摯友，1924年泰戈爾訪華，新月社排演泰翁詩劇《齊德拉》，徐志摩、林徽因主演，梁思成負責舞美，張彭春任導演，徐志摩說道：“我們幾個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熱心，真在行人可說是絕無僅有——只有張仲述一個。”[40]后來，徐志摩更是在文章里這樣回憶他與張彭春的點滴往事：“塵世匆匆，相逢不易。年來每與仲述相見，談必徹旦，而猶未厭。去冬在北平，在八里臺，絮語連朝。晨起出戶，冰雪嶙峋，輒與相視而笑。此景固未易忘。”[41]類似的文字讓人動容，而張彭春日記里也留下了諸多徐志摩的痕跡：“昨天接著志摩信，說君勱有要事找我談。”[42]“午飯在松坡圖書館，見著君勱、志摩。”[43]“晚志摩講《未來的詩》，我《戲的未來》。”[44]“昨天志摩來行，他因為母親病又回硤石，北來最早要到半月后。”[45]類似的記錄還有很多，這些日記文字或可補徐志摩年譜之闕，為徐志摩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徐志摩是張彭春與新文學之間的橋梁，《日程草案》里不止一次記錄張彭春向徐志摩借閱新文學書籍，因為跟徐志摩交流又萌生文學興趣等情形。徐志摩還約張彭春寫關于泰戈爾的文章，張以沒有到過印度，沒有看見過泰戈爾的學校和戲劇，不愿意寫無根基的空話為理由婉拒了。張彭春認為徐志摩富于文辭，讀中國書不少，性又近于文字的運用，因而很適合當一個作家，他在日記里這樣評價徐志摩的文章：“志摩的《蔓殊菲兒》富于情感，文詞很華麗，引詩也很多，不過還有可刪而未刪的地處。從此看出志摩有乃師的雄富，理性上還不能深刻精細。這并不是壞點，為壯年作者，實在是有希望的表現，不至于象[46]有的人的意思太枯干，字詞不夠用，感情不暢快，那種不可救藥的毛病！想在感情文字上有作品，最怕的是老得太早，被計算和理性給縛束死了。”[47]徐志摩在1925年3月赴歐游學的時候，張彭春預備以朋友的名義送他一點川資。五個月后，張彭春日記里記錄下了徐志摩歸國情形：“昨新月社歡迎志摩自歐歸，諸友得晤談。志摩怨中國懶性深，無生氣！俄國勢甚可怕。新月社想改組加積極工作，太安逸！已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自然懶于改章。革命不從這種人產生！我也在此列！”[48]這段文字留下了徐志摩訪歐后對彼時俄國的認知，以及他想改組新月社的愿望，值得錄在這里。

作為新月社重要成員的胡適在《日程草案》里也經常出現，張彭春和胡適都考取了1910年庚子賠款的第二批公費留學生，同年赴美，且先后成為杜威的學生，兩個人來往較多也屬正常。1923年2月20日日記記錄了與胡適的一次聚餐，胡適在這次聚會里說到將來不再教學，專做著作事業，也就是后來他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此張彭春發表議論道：“國故自然是應當整理的，而適之又有這門研究的特長，所以他一點一點的覺悟出來他一身[49]的大業。然而他在北京這幾年的經驗所以使他發達的趨勢改變，是很可以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中國有才華的人在社會上沒有一個作‘活事’的機會，所以要他們把才力放在不被現時人生能遷移的古書古理上。”20天后，張彭春看了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認為從這個書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國學的法門，然而可以看到胡適所謂的國學是從這些書中可以得來的。既說是歷史的國學研究法，所以必須把這些書按胡適的次序，從頭到尾讀一遍。但這還是一種死工夫，為少數人或可試辦；為那些不能專心研究文科的人應當如何可以得一點國學的知識，這是為大多數教育的問題，也是胡適列的這個書目不能解決的問題。張彭春曾向胡適借《詞選》，并說要同他學作詞，胡適則叫張彭春讀他的《詞選》，熟讀二三百篇，自然會作了。日記里還記錄了1925年底擬邀請胡適出任清華學校校長事宜，當時陶孟和和丁文江都推薦胡適，張彭春也認為在學問方面胡適是最適合的人，彼時胡適已經聲明辭去北大教職，他覺得用一點力氣勸駕，胡適也許愿意來清華。接著他在日記里寫道：“來后校內如何處置一切？實行教授治校，裁靡費，招集學者，廢普通專門分科，組織文理大學。學生一定歡迎，多數教員也能合作。至于他自己喜作行政事與否，那在他個人。他身體能否支持，家庭有無問題，這也在他個人斟酌。……如適之愿來，并且是由我約請的，于我沒有什么丟臉。我實在學問名望都遠不如他。一點辦事才也很有限，退下來自己深造是莫好的機會。我要堅持請適之。”[50]由此亦可見張彭春的胸懷和見識，因為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正是清華學校校長的最有力人選。遺憾的是，后來胡適并未來掌清華，而張彭春也在各派勢力斗爭下離開清華回到南開。

注釋：

[1] 其中1924年3月1日到1925年2月18日日記藏于其他圖書館。

[2] 張彭春：《清華學校課程委員會報告》，崔國良、崔紅編：《張彭春論教育與戲劇藝術》，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02頁。

[3] “他”當作“它”，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標注。

[4] “佩”當作“配”。

[5]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4日。

[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1日。

[1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0月7日。

[11]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5日。

[12] “那”當作“哪”，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標注。

[1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25日。

[14] 柳詒徵：《罪言》，《學衡》，1925年第40期，第2頁。

[15] 田本相：《序三》，黃殿祺編：《話劇在北方奠基人之一 張彭春》，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第5頁。

[16] “采”當作“彩”。

[1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1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2月23日。

[1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0日。

[2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6日。

[21] “愉”當作“娛”。

[2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4日。

[2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22日。

[2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4月21日。

[25] “新”當作“心”。

[2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2日。

[27] “末”通作“么”。

[28] “常”當作“長”。

[2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3日。

[3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1日。

[31]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6日。

[3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1月13日。

[3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5] “欣”應為“歆”。

[3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22日。

[3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3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17日。

[3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31日。

[40] 轉引自馮竺：《張彭春生平事略》，《南開校史研究叢書》（第10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4頁。

[41] 黃仕忠：《偶遇徐志摩》，陳建軍、徐志東編：《遠山：徐志摩佚作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84頁。

[4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5日。

[4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8日。

[4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31日。

[45]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46] “象”當作“像”。

[4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12日。

[4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49] “一身”當作“一生”。

[5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