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社會工作至今的十年間，胡安焉走南闖北，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過快遞員、夜班揀貨工人、便利店店員、保安、自行車店銷售、服裝店導購、加油站加油工……他將日常的點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誠的自述，記錄了一個平凡人在生活中的辛勞、溫情和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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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見的。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一般來說，只有在發工資的時候，我才會感覺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說客戶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頭表達謝意的時候——雖說那種時候我也很欣慰。我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在我們周圍一帶，快遞員和送餐員在不包吃住的情況下，平均工資是7000塊左右。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決定的，是長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場行情。低于這個報酬，勞動力就會流動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工種。那么按照我每個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這就是我的勞動價值——我避免用“身價”這個詞。然后我每天工作11個小時，其中早上到站點后卸貨、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去往各小區的路上合共花去一個小時，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來派件的九個小時里，我每個小時就得產出30元，平均每分鐘產出0.5元。反過來看，這就是我的時間成本。我派一個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須每四分鐘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于虧本。假如達不到，我就該考慮換一份工作了。

漸漸地，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比如說，因為我的每分鐘值0.5元，所以我小個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我花費了兩分鐘時間。我吃一頓午飯要花二十分鐘——其中十分鐘用于等餐——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加起來就是25元，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在派件的時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約有一半的住宅沒人——我花一分鐘打個電話，除支出0.1元的話費外，還付出了0.5元的時間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遞柜，我將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而且往快遞柜里放一個快件，平均還要付0.4元，那么這筆買賣我就虧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將虧損更多——不僅打了電話，還將付出雙倍的勞動時間。這些還只是順利的情況；假如電話沒人接聽，我將在等待中白白浪費一分鐘，也就是0.5元。還有的電話打通后就很難掛掉，客戶百折不撓地提出各種我滿足不了的要求。有時打完一個電話后，花去的時間成本已經超過了派件費，可這快件還在手上沒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還是在玉蘭灣，我在客戶預約的時間上門取一件唯品會的退貨，但客戶并不在家。電話接通后，是一個親切的中年女聲，她說要晚上七點后才到家，讓我到時再過來。不過七點后我已經下班了，所以我讓她把預約時間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說，明天也是七點后到家，她每天都是這個時間。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建議您把退貨帶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訴我，她在醫院上班，工作的時候不方便處理私事。像這種情況，她只能自己把退貨寄回了，唯品會的上門攬退不支持夜間預約。不過那樣她會有點兒麻煩，因為玉蘭灣的快遞員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門收件。但S公司的運費遠高于平臺補償的10元，大多數人并不愿意發S公司。而發其他快遞，她要自己帶去快遞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費這個勁兒。相比而言，在電話里動員我是更省心的解決辦法。何況她顯然是個樂于溝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爭取就有可能。在我拒絕了她的幾個提議后，她問我能不能下了班吃過晚飯之后，到玉蘭灣來散散步，順便把她的退貨取了。她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態度，措辭很得體，語調溫婉，富有感染力，簡直無可挑剔。不過，晚上到她的小區去并不像她說的那么詩情畫意，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喇叭、廢氣、紅綠燈……誰會選擇散這么個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3.5元，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3.5元，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或許她自己是個工作狂，義無反顧地愿意為工作付出和犧牲，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她認為我理應和她一樣。可是我的覺悟沒有達到她的水平，而且我還想反過來建議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飯出來散個步，順便找個快遞站把退貨寄掉。當然我沒有真的這么說，我隨便找了個理由拒絕了她。后來我還給她送過幾次貨，面對面的時候她仍然很禮貌，絲毫沒有因為我曾拒絕過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碼沒讓我感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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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事實是，我并沒有因為切身地意識到時間就是金錢而賺到更多的金錢。實際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沒因此有所改變，我沒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進快遞柜里，也沒有不接電話或索性屏蔽掉陌生來電——我像是變得既在乎錢同時又不在乎錢了。我常常羨慕“四通一達”的小哥，在我們梨園過半數的小區里，“四通一達”已經不再上樓。他們會把快件直接投進快遞柜，要不就在小區里租個房子做驛站，發短信讓收件人自取。

品駿雖然在快遞行業里默默無聞，但是因為采取直營制，沒有各種亂七八糟的勞資糾紛，這是我喜歡的方面。而且公司背靠唯品會，減輕了部分的生存壓力。在派件方面，我們和S公司一樣，也要求送貨上門。不過話說回來，我在每個小區的派件方式，其實并不都一樣。事實上，每個小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住戶和快遞員之間早已形成了長久的默契。我在接手一個小區時，首先得參考這個小區里其他快遞員的派件方法，然后再根據自身情況微調。

顯然，在我負責的區域里，有些地方快件比較好送，而有些地方不太好送。對于不好送的地方，我會這么看待：我把從好送的地方盈余的時間補貼到不好送的地方了，因此那些不好送的地方的客戶，應該感謝好送的地方的客戶。

我還發現有很多人，盡管幾乎每天都在收發快件，但是對快遞員的工作方式仍然很不了解。我傾向于把所有這些不了解看作對我們勞動報酬的不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京通羅斯福廣場里派件，一個收件人——她是個售貨員——工作調動到通州萬達廣場去了。在電話里，我告訴她把快件轉到萬達要第二天才能送到。當然，不必說的是，那將不是由我來派送。可是她吃驚地反問：“這么近怎么要花一天時間呢，你一會兒給我送過來不就行了嗎？”并不是只有她提出過這種問題，實際上會這么問的人不在少數。這令我不由得想到，有些我以為顯而易見的事情，別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因此溝通時需要耐心。首先，從京通羅斯福廣場到通州萬達廣場，并不像她輕描淡寫的語氣所暗示的那么近，我開三輪來回跑一趟，即使電量充足，也要大半個小時。其次，這取決于以什么身份看待這個問題。對于一個在假日逛街的女孩來說，城里的任何兩個商場之間都不存在距離。可是快遞員很多每天只在一兩個小區里活動，對我們來說，幾公里外的萬達廣場和幾十公里外的天安門廣場都同樣遙不可及。最后，萬達廣場的面積很大，對我來說很陌生，我步行進去找一個店鋪難免要花不少時間。逛商場可不是我的特長，在稍大一點兒的商場里我經常分不清東南西北。以上這些她都不難在一定程度上想象得到，假如她愿意換位思考的話。那么她想象不到的就只有我送一個快件只有兩塊錢這件事了——我嘗試帶著善意這么理解。因為我不愿意相信，她在知道我的報酬的情況下，仍然會心安理得地要求我單獨為她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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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盤里有兩個商場，都在九棵樹地鐵站旁。一個是京通羅斯福廣場，另一個是陽光新生活廣場。不過，陽光新生活廣場這個名字很少人知道，大家習慣叫它家樂福，其實家樂福只租下了整棟商場的第二層和第三層。這個商場不允許快遞員進去送貨，我們只能在樓下打電話聯系，讓收件人自己出來取件。“四通一達”的小哥很喜歡這里，因為他們原本就不想進去送，這簡直正中他們下懷。他們來了就把車一停，然后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打完就坐著等。可是我在家樂福的快件很少，平均每天就三四個，而里面的收件人正在上班，常常不能及時出來取件。假如我為了三四個快件等半小時，那顯然劃不來。但提前很多打電話，出來快的人又找不見我。因為這個緣故，有時我就索性送進去了，畢竟我連走路也比他們快。不料我才送了幾回，就被保安逮住了。

那天保安攔住我的地方在四樓國美的出口，其實我已經快走到目的地了。我對他說：“我剛來這里送貨，還不知道規矩。”——實際上我知道，但我必須這么說——“大門口也沒有告示說不能送貨進來，剛才我進來也沒人攔著我，要不我現在出去好了。”但他攥住我的板車扶手，不讓我走。于是我問：“你不讓我進去，又不讓我回頭，那你想怎么樣啊？”他說：“我要扣下你這幾箱貨，你屢教不改！”就這樣我們僵持住了。我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也確實是新來的，我和他還是初次打照面，雖說其他快遞員早就告訴我這商場不能進，但他并不知道這些。他從來沒有教育過我，所以沒有理由說我什么屢教不改。此外我不信他能扣下我的貨，除非我不是活在一個法治國家。他這樣要挾我很荒謬，我做錯的事情并沒有給商場造成實質傷害。我又不是小偷，就算違反商場規定，也只是小過失，他犯不著嫉惡如仇地瞪著我。我決定不買他的賬，我不會慣著他那從這么一丁點兒職權中滋生的虛榮心。我對他說：“你還是讓我走吧，你們沒權扣留我的貨物。”他大概沒聽懂或根本沒聽我在說什么，只是死死揪住我的板車不放，就像一只咬住獵物的斗牛犬。于是我說：“你再這樣我要報警了。”他說你想報就報啊。于是我拿出手機打了110。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110。接線員記下了我的信息后，告訴我等會兒會有片區民警給我回電話，讓我注意接聽。這時候保安也用對講機喊來了同事和上級。我倒想看看，為了這么點兒破事，他們能鬧到多大。

保安的上級來了之后，先裝模作樣地訓了我幾句。我還是推說自己新來的，什么都不知道。不過我重申，商場無權扣留我的貨物，所以我已經報警了。這人明顯比他的下屬機靈，聽說我報警后，心里掂量了一下，先拋出幾句狠話，掙到了面子，再話鋒一轉，交代我說：“你給110回個電話，說事情已經解決了，貨物你現在可以拉走，但以后不準再進來。”我以為事情到此就結束了，不料卻一波三折。我的收件人——四樓一家健身房的負責人——趕過來了。剛才在電話里，我告訴了她情況，她過來一看見那個保安的上級，就沖他罵了起來，原來他們之間早有齟齬。她語氣雖然很兇，但說的話，在我看來也接近事實。前面沒提到的一點是，那個保安的上級臉上有一道刀疤，而且他的言行舉止也流里流氣。雖然以貌取人并不好，但我敢說，他從前很可能不是什么老實人。

刀疤在被罵了之后氣壞了，他轉過頭來對我說：“這貨你不能拉走了，我就要扣下來，看她能拿我怎么樣！”于是我只好跟著他們到了商場的中控室。我得盯牢我的貨物，畢竟這時客戶還沒簽收，責任還在我身上。

（《我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著，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