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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與文言

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史語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

戰國子書中頗有不少白話，而荀子已是很簡約的文言，呂氏春秋已有些無話說話的油腔滑調，入漢而著作者更都是文言了（此處用文言乃如所謂Kunstsprache，與古文不同）。

Kunstsprache是德語詞，字面義“藝術語言”，指富于辭藻的美文。傅斯年1923—1926年留德時，有柏林大學古典學家諾登的名作《紀元前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古體美文》（Eduard Norden,Die antike Kunstprosa vom VI.Jahrhundert v.Chr.bis in die Zeit der Renaissance.Leipzig 1898），是一部以修辭、風格學為核心的拉丁文學專史，在當時影響很大，至1923年已出到第四版，柏大學生傅斯年很可能讀過，以他讀書涉獵之廣、聽課從不畏懼跨行的勇氣，我猜測他也有可能去聽過諾登這樣的名教授課。

有此基礎，在他思考中國秦漢之際文體變遷之際，拈出諾登的核心概念，用來把側重時代特征的“古文”與強調文體修辭的“文言”區分開來，實屬神來之筆。因為國人往往把這兩個概念看成大體是一回事，所以傅斯年在文末追加了這個括號注解。

季羨林留學德國哥廷根時，上瓦爾德施密特教授的梵語課，接觸到古印度的Kunstdichtung，閱讀文學史理論書，又碰到Kunstprosa，在《留德日記》里他把這些詞都照錄，未加翻譯。

“心座”還是“心魔”

傅斯年致顧頡剛信（1926年9月，見《傅斯年遺札》第一卷）：

要是把歷來的“孔丘的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Freudian complexes，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一個概念，朱光潛譯為“情意綜”，現通譯為“情結”，也有“情意結”“心病”等譯法?！靶淖币辉~不知所云，疑原寫作“心魔”，整理者誤讀之。傅斯年在留英期間，曾在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系聽課，課程設置“偏重于Biological一派與講Freudian Psycho-analysis一派”（1920年1月8日傅斯年致胡適信，《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此處驅遣這個術語，既有戲謔的味道，也是所學的體現?！靶淖薄靶哪А边@個理校實不敢必，姑妄言之，祈有條件讀原信的學者得便核對之。

生材料

傅斯年《明清史料發刊例言》有一段文字（《明清史料甲編》第一冊，史語所，1930）：

國內學人近年已甚注意檔案一類之直接史料，不早公布，無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訂考證之業，參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將“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則據以工作者不限吾等，憑作參考者不分地域。

“生材料”三字加引號，強調其為特別名詞，是英語raw material、德語Rohmaterial/Rohstoff的對譯，系西方講史料學的常語，現代一般稱為“一手材料”，指未加改編的原始史料、語料，古代寫本、文書、碑志、檔案等均是?！吧笔莚aw、roh的硬譯，語感當來自對未開化民族稱“生番”、未入化內編戶的“生女真”之類，本不是雅語，但是傅斯年似乎偏偏喜歡這樣的生猛語感。對他而言，不如此似乎便不足以表達材料的原始、未開發狀態，唯其粗樸、富于質感，方才純真寶貴，足供加工研磨，使臻成熟。

襲用尼采語

傅斯年曾在北大講授《史學方法導論》，共七講，今僅存第四講《史料論略》講義（見《傅斯年全集》第二卷），其第一章《史料之相對的價值》第二節《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中有如下一句：

順治太后下嫁攝政王，在清朝國史上是找不出一字來的（其實此等事照滿洲俗未必謂非，漢化也未可謂是。史事之經過及其記載皆超于是非者也[Jenseits von Gut und B?se]）。

“超于是非”，就是傅斯年給這個德語短語做的翻譯。Jenseits von Gut und B?se是哲學家尼采一本書的標題（1886年出版），一般譯為《善惡的彼岸》。

Jenseits von是介詞結構，義為“處于遙遠的對面”，德文gut、b?se的字面固然是“善”、“惡”，但是究其實，與真假、是非乃至美丑一起，同屬二元對立判斷的范圍。在尼采此書大行于世之后，Jenseits von Gut und B?se一語已經進入德國日常語言，成了一個成語，用于表達“某事某人超越常理常情如此之甚，竟至無法理喻、評價”。在德文《世界報》里，就有這樣一個句子：“您爺爺差不多到了褒貶與他何干的年歲了，就算是他為所欲為，暢所欲言，無所不觀，也沒有人跟他較真兒了。”（“Ihr Gro?vater,fast jenseits von Gut und B?se,kann vieles tun,sehen und sagen,ohne dass man ihn erst nimmt.”Die Welt,28.12.2002）由此可以揣摩傅斯年的“超于是非”還真譯得熨帖。這個短語在晚近的口語里還進一步通俗化，用在“老得掉渣兒”的意思，我個人認為是走偏了，但不是傅斯年在當年的德國所能聽聞到的口語，不說也罷。

傅斯年似乎熟讀尼采。他在養病的時候，寫信給他的老師胡適說（1946年10月12日致胡適信，見《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我生了一星期病，五日臥床上，重傷風而復原如此之慢，足證體力之不行矣，恐尚須臥二三日，借此休息，不亦妙哉。到此后仍滿腦裝著北大的事，上信雖長，并未寫完，今一病下來，所想皆人生哲學，想Hume,Kant,Nietzsche等，可笑否？

一個素來標榜嚴格主義的人，突然把尼采跟休謨、康德冶于一爐，的確有點可怪。不過，人生就是如此，最明白的道理有時也是說不清的。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