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龔明德教授在《舊日箋 民國文人書信考》（中華書局，2013年12月1版1印）基礎上增訂而成的《舊箋釋讀 現代文人書信考》，2022年10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內容篇幅由33篇增至77篇，將近十年時間，作者的現代文人書信考釋已蔚為大觀，碩果累累。

作者“這二十年來致力于中國現當代作家書信的搜集和研究，弄到了幾千封書信手跡原件或復印件”，可以想象，這是什么樣的工作量；還可以想見，這些書信，猶如一座富礦，作者焚膏油以繼晷，青燈苦守，爬梳在故紙堆里，“使得更多的謎一樣的私密書信成為連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可靠手段”，學科面貌得以越來越明晰，“因為私密書信中蘊含的史實細節(jié)，比公開發(fā)表的文字更加真實生動”“看到還有許多老舊的類似書信的字條，雖然只有幾句話、幾十幾百個字，卻怎么也弄不明白它說的究竟是啥子，我就著急，就立圖設法弄清楚它”。于是乎，上窮碧落下黃泉，舊報刊中找線索，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使書信中缺失的時間、人物等“原形畢露”，清晰呈現。全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隨便舉例一二：

郁達夫重托李孤帆

沈尹默致信唐弢談憶魯迅

“茅盾書信中說的‘那年路過成都’的‘那年’，按照李劼人的舊體五言律詩和茅盾書信中的提示，應該在他們‘廿年曾未面’之中的某一年……我用排除法把茅盾與李劼人‘曾未面’的這二十年作了一個地毯式搜索。”

“檢讀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二三十年間公開出版的好多種徐志摩書信集或者含有這封書信的徐志摩文集、全集，所收入的這封書信文本大多弄得有三四句意讀不通。細究之后，原來都是誤將舒新城的批注混入徐志摩的書信正文。”

《張恨水談其作品的一封舊信》文中，根據署名“螺君”即畢樹棠發(fā)表在北平《藝文雜志》1943年11月第1卷第11期、1944年1月和5月的第2卷第1期、第5期的109天的日記摘抄，其中寫于1932年1月15日的日記，有涉及張恨水相關史實：《大公報·文學副刊》轉來張恨水君來信，文甚長，多牢騷語，蓋不滿意時人對其小說之批評也……又囑將此信發(fā)表于《文學副刊》。因為這句“又囑將此信發(fā)表于《文學副刊》”，作者“去查相應時段老舊的《大公報》之《文學副刊》，還真地找到了，題為《張恨水君來函》，有700字，要算長信，刊1932年1月25日《大公報》第211期《文學副刊》”，“由畢樹棠日記索得的張恨水史料，在已有的張恨水相關編著中都是缺失著的，正可以補遺”。

《郭沫若“十七”日短簡考》中，一封只有24個字，落款日期“十七”日的短簡，作者抽絲剝繭，用大量的證據考證出此短簡的日期為1959年2月17日，進而糾正了1992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行、黃淳浩編上下兩卷本《郭沫若書信集》中“審閱”的劇本記為歷史劇《武則天》的失誤，實應為歷史劇《蔡文姬》。因為寫短簡的時間的確定，審閱的是什么劇本就能確定了，劇本《武則天》至1960年1月才動筆寫完初稿，短簡的寫作時間在此前近一年。

為了“落實朱之彥兩個弟弟結婚的準確月份”，作者自己專程到派出所找戶警查實。《朱自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朱之彥》中，“為了寫這則文字，我專門去成都西安路派出所戶籍管理處請戶警幫忙查找朱之彥三兄弟的情況，想落實朱之彥兩個弟弟結婚的準確月份，讓這封朱自清書信有一個更為可靠的年月時間。”盡管派出所“根本沒有這三個人的記載，連遷移和死亡等記錄都沒有”，但作者并沒有一絲放棄的意思，“再耐心等待徹底弄清楚的機會”。

為了書信的來源，作者還密切關注拍賣會上的拍賣圖錄信息，堅持數年從不間斷。如茅盾十二日致宇宙風社的信，林語堂“捐交”蔡元培子女教育基金的信，郭沫若致唐弢的“請罪”函，老舍1948年1月9日致梅林，郭沫若1975年3月1日致胡喬木，巴金致何為的一封信等等，無疑拓寬了書信的來源渠道，為考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1978年在湖北一高校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83年調入四川一出版社任編輯，2007年回歸教職，到四川一所高校任教至退休。作者“有對自己的恒定追求。我希望力所能及地把有可能打開的蘊藏在文獻中的史實死結打開，為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已被宏大敘事者們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學科提供一點兒原貌性質的探究結果……努力向只為讀者寫作只為學科奉獻的應有境界靠攏”（《舊日箋 民國文人書信考》“校后記”）。“在視力、智力、體力、精力和時間等都允許的情況下，能寫什么就寫什么，寫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大有退而不休，愈益精進之勢。

學者谷林先生讀了龔明德贈閱的《昨日書香》后說：“為了核實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所做的探隱索微、去偽存真……讀一組考據文章，居然像聽華生跟福爾摩斯談話，如此饒有興味。”讀了《新文學散札》后說龔君“凝壹專注……排除一些外務，‘如棄敝屣’”（谷林著，《淡墨痕》，2005年3月1版1印）。學者陳學勇談及龔明德時說：嗜好民國文學史的朋友稱譽龔明德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中的福爾摩斯”，可見龔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鉤沉、辨析方面的成績如何突出。他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執(zhí)著、勤奮、建樹，素來為我欽佩。若沒有他和陳子善等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的貢獻，民國文學史、民國作家形象，怕會因為歷史鏡頭焦距的過遠，面貌要更加模糊。學者黃成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福爾摩斯”，并非浪得虛名》的文章中這樣評價道：龔先生多年努力，為新文學研究提供可資采信的寶貴資料，此所謂授人以魚；他的研究方法更值得報刊、圖書編校人員學習借鑒，此所謂授人以漁……而嚴肅認真、嚴苛較真及扎實科學的治學精神，也正是目下不止于學術界和出版界所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