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記憶。一直以來，《傳記文學》的“傳記”和“文學”所傳遞的歷史感受也烙上了不同代際的特殊印跡，都值得體味、珍藏。新的一年，《傳記文學》邀請“60后”學者李怡教授開設“與之專欄”，梳理一位共和國紅色年代出生者的文學見證，從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新世紀的今天，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體驗將進一步充實我們的文學故事。“與之”既是作者之名的切音，又表達了一代人奉獻個人記憶的理想。日前已經推送專欄第一、二篇，現在推送專欄第三篇。

20世紀80年代，本文作者在王富仁老師工6樓家中

一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擔任師大五四文學社社長。當時，學校團委正在組織學生社團展覽，這好像是師大學生社團的第一次整體亮相，各家精銳盡出，竭力展示各自的成果與影響。當然，其中重要的板塊就是“指導教師介紹”，大家都把這視作社團底氣的主要證明，紛紛羅陳校內名家，排出豪華陣容。五四文學社原本是中文系內部的小社團，剛剛升格為全校性的組織，影響遠不及當時的校級大社——搖籃文學社。壓力之下，我們精心策劃，將一批活躍在課堂上的中青年學者悉數聘請、盛裝推出，包括王富仁、童慶炳、劉錫慶、藍棣之、王一川等新時期學界的重要名家。展覽剛剛開始，就有學生會人員匆匆忙忙跑來通知我：“不好，不好，你們對王富仁老師的介紹，王老師很有意見，快去聯系下王老師吧！”

這消息多少有點令人意外，因為王老師是我們中國現代文學課的主講老師，歷來和我們關系親密，支持學生活動從來是有求必應，是公認的“最好說話的人”。他會有什么意見呢？我急忙趕到王老師家。但見王老師雙眉微蹙，指著一張小紙片上抄來的“王富仁介紹”說：“這個，可能不應該這么寫吧？”我低頭一看，介紹是這么寫的：“王富仁，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博士，當代魯迅研究最高權威，有著作《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等?！蓖趵蠋熡终f：“這個什么最高……”我一下明白了王老師的關切。的確，這種表述頗為張揚，至少在今天的我眼中也有點“不知輕重”的意味。不過，在當時中文系的課堂上，這卻是一代學子的真實的聲音，是我們在“不知道中國學術的天高地厚”之際，一種純粹發自內心的感性表達。這種純感性的，而非源自學術理性的評價也符合我們剛剛被“五四”點燃的本科生的本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五四”和魯迅點燃了王富仁老師的課堂，那種所向披靡、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激發了我們重新進入現代中國史的勇氣。因為這勇氣的充溢，我們才敢于斗膽宣布自己的學習心得。所謂“最高”，與其說是一種嚴謹的治學的知識結論，還不如說是我們個人情感體驗的真切傳達。

我是1966年出生的，伴隨著“文革”而成長。在那個文化資源匱乏的教育年代，魯迅幾乎成了唯一進入語文教材的文學大家。到我們在新時期之初完成中學學業時，魯迅一直都占據著語文學習的半壁江山，對魯迅的解說是中學語文最重要的內容。每一個踏進大學門檻的學生，腦海中其實已經被語文課堂塑造完成了一個固定的魯迅形象：如何從封建社會中來，又反戈一擊；如何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直到共產主義的戰士；如何毫不妥協地揭露舊中國的黑暗；如何以筆化刀，向敵人擲出匕首與投槍。這樣的魯迅固然偉大，卻離我們十分遙遠，難以在我們人生道路的細微處引發真切的震蕩。這一切的改變都是從王富仁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課開始的。

1984級的中國現代文學課堂，應該是王老師博士畢業后真正從事大學教育的第一講堂。他格外認真，在我們一年級下半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就通過年級主任將大家召集在教二樓外的草坪上，交代下學期中國現代文學課程開設的基本情況，也建議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魯郭茅巴老曹”的重要作品。幾乎沒有老師有過這樣的課前交流。雖然也就是短短的幾分鐘，但是看得出來，他格外看重這即將開始的課程教學，盼望和我們建立起更多的溝通。

王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課從百年來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講起，大氣磅礴，勾勒出歷史演進中思想文化的博弈景象。他動情地描述“五四”時代人的覺醒以及那聲勢浩大的“立人”思想與實踐；他與魯迅一起歷險、探求，將高不可攀的偉人從神壇請回人間，和我們一起承受親情和歷史的考驗，并給予人們生命的答案?，F代文學課一般是三節連堂，講到慷慨激昂之處，王老師幾乎就忘了時間，總是在排山倒海的思想流瀉告一段落之際，才滿懷歉意地宣布:“又過時間了，又過時間了，大家休息一會兒吧！”其實，滿座早已聽得如癡如醉，根本忘記了時間，沒人愿意從這思想的境界中回到現實。就是這樣的課堂，讓我們這一代人真實不虛地體驗了“何謂啟蒙”。啟蒙并不是如后來人們所進行的“知識考古”所說，是用另外一種“認知裝置”置換了過去，僅僅是一種知識的增加。王老師的課堂是以無數真實的人生感受讓我們領悟，啟蒙歸根到底并不是知識的積累和更新，它是對自我生命的喚醒、是對人的固有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和審視。毫不夸張地說，因為王富仁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課，師大中文系1984級的許多人脫胎換骨了。

在王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課堂上，魯迅始終如影隨形地存在著。魯迅思想關乎“五四”，關乎知識分子精神，關乎啟蒙的理想和限度，魯迅思想不再僅僅是歷史的佐證，而是直面當下、切入人生的利鏨，它有力地鑿擊著社會文化的硬殼，發出電光石火般的光芒。課堂儼然就是思想翻滾的熔爐，鋼水奔流、火花四濺。就是在這思想激蕩的課后，我曾鼓足勇氣向老師提出了一個“幼稚”的問題，那是一個曾經的“好學生”“乖孩子”的怯弱的發問：“老師，如此推崇‘個人’的‘五四’，如此排擊‘眾數’的魯迅，如何才能‘犧牲小我服從大我’，又怎樣最后實現‘個人讓位于集體’的共產主義理想呢？”王老師似乎早有準備，從容作答：“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尊重，本來就是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魯迅和‘五四’的思想先驅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一人類共同的偉大理想的方向?！母铩瘯r期，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被夸大了，這不符合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更與魯迅等現代思想先驅的歷史探索相背離?！币幌硎鰳闼囟副?，如一陣大風撲面而來，一掃我心頭多日的思想糾結。

當時如我這樣的青年學生還是習慣于依憑過去簡單的教育結論，對稍許的思想偏離都心存畏懼，我們那一代人還是在這種新舊能對接的軌道上小心前行的。也是在王老師的鼓勵下，我開始閱讀《魯迅全集》，閱讀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學會了透過“異化勞動”來反思我們的社會歷史，也重新接受了人道主義的深厚內涵。廣闊的人性體察，賦予了我思想發展新的基礎。突然，我覺得大學生的學習不再是記憶和背誦書本知識了，中國思想界正在轟轟烈烈展開的一切都與我們有關，我也能夠大體觸摸到新時期中國文學的脈搏、感知到當代思想的節奏了。

二

從課堂上癡迷的聽眾到自己邁入學術殿堂的大門，這是兩回事。還得感謝王老師。1985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晚上，在師大圖書館的期刊閱覽室里，我偶然間翻開了《文學評論》雜志，王老師的博士論文摘要位列刊首。此前在校園里，我們已經聽聞老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博士”的大名，而此時此刻，這文字所形成的論述是如此鏗鏘有力、刻骨銘心，它們幾乎是一字一頓地撞擊著我的認知：“從五十年代起，在我國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以對《吶喊》、《彷徨》客觀政治意義闡釋為主體的粗具脈絡的《吶喊》、《彷徨》的研究系統，這個研究系統曾對《吶喊》和《彷徨》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開展，也逐漸暴露出了它的一些嚴重缺陷，現在有必要以一個新的更完備的系統代替這個舊的研究系統?！?/p>

這是新時期學術突破的標志性的宣言，其意義已經超出了魯迅研究本身，象征著一代學人走出藩籬、獨立思想的勇氣，當然也給了我這樣怯生生的初學者莫大的精神鼓舞。從此以后，我開始告別自己曾經迷離的“作家夢”，滿懷豪情地邁上學術道路。從王老師的思考和論述中，我好像開了悟：原來，學術并不是對抽象理論的搬用，也不是隨波逐流的才情游戲，它不過就是對真切的人生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本身就可以激情充沛、靈性四溢，既可以是充滿力度的思想，也可以是情滿山川的詩篇?？傊谕趵蠋燇w大思精的論著中，我讀到了學術令人心馳神往的無比廣闊的未來。1985年初夏的這天晚上，決定了我20歲以后的人生方向。

以鮮明的感性追求迎接新知識的到來，將真切的人生體驗當作思想啟蒙的起點，這是王富仁老師魯迅研究對我們的喚醒，也是80年代的我們開啟文學認知與思想建構的基礎。

王老師在工6樓的家就成了我無數次造訪請教的所在。和那個年代的大學生一樣，我們的造訪都不經預約、不請自到、不分晨昏，但有疑惑，拔腿就往，也不管老師是否正在工作，或者家中是否有客人。每每懷著激動的心情拾級而上，在6樓的房門外屏息停留，輕叩大門，有時候會聽到“哦”的一聲回應，沒有厭煩，沒有急躁。很快就見到王老師開啟大門后一張熱情洋溢的臉，接下來就是漸成習慣的程式了：王老師將我領進他的臥室兼客廳，我坐沙發，他坐在側面的床上，聽我講述學術思想的疑問；然后他中外比較，侃侃而談。這個過程中我幾乎插不上話，但見他思如泉涌，汩汩滔滔；又層層推理，邏輯嚴密，往往由我一個細小的提問而引發出更多的話題，讓你不由得莫名興奮，因為興奮而生發新的問題。但無論什么樣的問題，王老師都能夠略加思索就條分縷析，仿佛早已經成竹在胸、了如指掌。驚嘆之余，我也推測，這是怎樣強大的一種思維力量。有的問題王老師未必就有確定答案，但他卻擁有強大的分析能力，也可以借著這個表述的機會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好多次，我敲門進入的時候，室內已經高朋滿座，有時候是學生，有時候是青年教師，也可能是各地游學人士，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在展開思想盛宴，似乎更多智慧在空中碰撞激蕩，王老師興致也更加高昂，有時他還會脫去鞋子，盤腿在床，點起一支香煙。吞云吐霧、煙霧迷蒙之中，唯有王老師的“山東普通話”抑揚頓挫，聲聲入耳。不知不覺中，幾個小時就這么過去了，待我們心滿意足地魚貫而出，已是夜深人靜。在滿天星斗之下，步行經過圖書館、教七樓、物理樓、體育場、新一教室、新二教室、科文廳、服務樓、水房，路程不近，但余興未了，那一路真的是神清氣爽，覺得渾身能量灌注，世界一片澄澈光明！

三

20世紀80年代，我就是在王老師這樣的思想“熏染”下開始成長的。受到思想激情的沖擊，有時候也難免膽大妄為起來。王老師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出版以后，特意題簽贈我一冊，我如獲至寶，細細品讀，還自認為對《傷逝》另有心得，為文中的論述所不能概括，于是捉筆成文，似乎要與王老師“商榷”。論文遞上去后大約過了半個來月，王老師捎信讓我去他家一趟。我是一天晚間過去的，剛好他家有客人，王老師立即關上客廳的門，把我帶到平時吃飯的過廳里，打開折疊餐桌，坐下來攤開我的稿子。我看到那上面畫了不少的紅線，顯然他已經仔細批閱過了。接下來，王老師的一番評點卻讓我亦喜亦愧。他說，論文寫得很好，打中了他博士論文的缺陷。到目前為止，批評他論文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夠發現問題的卻不多。他又說，汪暉對魯迅研究歷史的批判他是同意的，這是方法論上的商榷，有利于推動魯迅研究的發展，而我這篇論文卻是從具體的作品分析上發現了他論述中的問題，他也是同意的。不過，王老師沉吟片刻又繼續說道：“這些問題都不是我沒有意識到的，而是每一篇論述都只能設立一個集中的目標，只有首先解決了纏繞著它的問題才能走向下一步。對于新時期的中國思想界而言，第一是必須將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關系說清楚，這樣，汪暉的‘精神探索’才有根基。而像你這樣來解讀涓生、子君的兩性關系也才有了深化的可能?！辈坏貌徽f，王老師思想視野的遼闊性令人嘆為觀止，這番鼓勵讓我受寵若驚，又頗有羞愧，先前自以為是的那點得意完全折服于王老師的宏遠、深邃和坦蕩。末了，王老師又說：“論文還有幾個錯別字，你拿回去再好好打磨一番，我推薦給《名作欣賞》，可以嗎？”

一年以后，這篇徒有膽量卻并不成熟的習作真的刊登在了《名作欣賞》之上，這本雜志在當時名家云集，萬眾仰慕。這也是我的學術論文第一次被正式期刊所登載，欣喜之情難以言表。

1987年圍繞王老師魯迅研究的爭論也是師大學生關注的事件,這絲毫無損于王老師在我們心中的崇高地位，相反，倒是這樣的論爭讓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感受到了學術發展之不易，以及王老師這一代人所遭遇的挑戰。這絕不是課堂上激情演說的浪漫，也不是工6樓同道聚會的暢快，新時期學術思想的每一步前行，都是一代人巨大付出的結果。出于本能地對老師的維護，更激于藍棣之老師的義氣，我決心撰寫論文，參與論戰。文章完稿后我投寄給了《河北學刊》，因為這一份雜志上也刊登過論爭之作。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天在從圖書館返回宿舍的路上，王老師在遠處看見了我，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我的面前，滿臉嚴肅地瞪著我說：“最近，你背著我做過什么事情?。俊蔽疫€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的神情，一時間緊張莫名，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因為左思右想，也的確想不出來！過了一會兒，王老師口氣才稍微和緩了一點：“你悄悄給《河北學刊》投了什么文章呢？他們來問我意見，我已經明確回答，這種事不允許學生參與，文章最好退稿！”哦！我這才知道王老師原來是因為這個生氣。正準備解釋幾句，王老師卻將手一揮，斬釘截鐵地說：“不用解釋了，稿子已經寄回到我這里了，哪天你來取回去吧！但是要記得，不要自己又拿出去亂投啊！”說完匆匆離開，幾步之后，又突然折返，幾乎是痛心疾首地對我說：“你才剛剛踏在學界的門邊，千萬不要這樣魯莽行事！”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師從王富仁老師的無數的記憶中，師大路上的這一幕可能是最為難忘的：那一天，黃葉飄飛，王老師有力地揮動手臂，嚴肅地警示了我的魯莽。當然，我至今還有些懷疑，王老師是不是多慮了？自有格局的學界中人，確定會在意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后學么？王老師的謹慎應該是他為人處世的一貫的原則，他的勇猛都存在于學術思想的領域，是對真理的赤誠；現實生活中的王老師，恰恰是頗為低調的，當年大學生社團活動的一句即興表達他也格外警惕，嚴詞拒絕。只不過，在我們熟悉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的姿態又常常被人混同于生活的方式，人們往往不能恰當區分思想者的勇猛與人世間的豪橫，所以總是誤讀種種、誤會重重。那么，在這樣一個黃葉飄飛的秋冬時節，王老師以他特有的謹慎留給了我什么呢？我想，還是一種深切的關懷，是一個長者以自己耳聞目睹過的沉重的歷史教訓努力保護著年輕的一代，如魯迅所表述過的“幼者本位”：“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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