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8年，《南方文壇》推出“今日批評家”欄目，至今已推介過南帆、陳曉明、郜元寶、王干、孟繁華、李潔非、張新穎、曠新年、洪治綱、王彬彬、張檸、程文超、吳俊、戴錦華、羅崗、施戰軍、楊揚、葛紅兵、何向陽等上百位批評家，幾乎涵蓋了當下最豪華的文學批評者隊伍，功勞不可謂不大。近兩年，中國作家網將該欄目文章重新結集推出，在每期展示的“編者按”中都有強調，“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家的付出”。其言也善，其心也真，道出了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理想互動關系。韋勒克認為，文學研究可以分為文學理論、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三大塊，它們之間緊密聯系又相互補充。文學批評作為文學本體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在整個文學生產機制和文學生態中發揮應有的功能和效用。

然而，當下關于文學批評的批評之聲卻屢見報端。不僅有學人指出文學批評既缺“骨”（對真理的追求）也少“血”（對文學的忠誠）的現象，[1]也有人擔憂庸俗化的人情批評現象日益嚴重的趨勢，并進一步將矛頭指向了文學批評的圈子化現象，認為當下文學評論自我滿足，陷入熟悉的話語小圈子，卻少了對公共議題和大眾文化的體認洞察。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在大眾文化、視聽藝術形式沖擊下，文學的邊緣化已讓不少作家“倍感孤獨”。作為與文學創作互動相生的文學批評，理應承擔起引導創作精品、提高審美風尚之責任，以避免陷入更加邊緣化的境地。

文學批評到底如何才能更加有效？有學者曾總結涵蓋文學在內的文藝批評的主要功用，在于“對作品進行分析闡釋，探討作品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指出作家的創作得失，幫助作家提升創作水平；指引或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鑒賞，不斷提高讀者的閱讀能力和審美情趣；總結文藝創作規律，推動文藝理論豐富發展；剖析文藝與社會思潮之間的關系，推動社會文化的健康進步等”[2]。可見，文學批評不僅僅只是評論者對作品進行單向解讀和闡釋的個體私欲化行為。完整的文學批評除了需要關注作品外，還要求批評者與作家、讀者互動，在更廣闊的領域關注文藝規律、文化思潮及社會進步等公共性話題。簡而言之，有效的文學批評除了批評者自身獲得滿足感之外，還必須為獲得作家、讀者及廣大社會公眾的最大程度認可而努力。尤其是后者的認同與接受，會使文學批評由一種個人主觀行動增值變為公共性文學表達。尋求或走向公共性，應該是文學批評有效性抵達應追求的目標，也是批評者主體及公眾共同期待的美好愿景。

客觀地說，那種針對作家新作集體捧場，沒有建設性意見表達，寄生于作品營銷的人情批評圈確應被摒棄。魯迅先生曾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3]而當下這種廣為人所詬病的捧場式批評，好處自然會說好，但礙于人情或場面，壞處卻不一定會說壞。這種跟作家點贊、為作品營銷的批評現象，因為站在一種互有關聯的小圈子立場，而并非著眼于作家作品是否真正關注人類生存、社會發展、國家命運，抑或在語言表達、形象塑造、故事講述、流派思潮形成等方面助推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等公共性命題，所以這種人情批評小圈子往往視野狹隘，以捧場為主，難容尖銳意見。文學批評正因為陷入人情小圈子，缺少了公共性品格，而逐漸喪失了基本功能和效用，并對整個文學生態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回顧百年新文學傳統，我們會發現無論是現代文學的同人化現象，還是當代文學批評圈的形成，只要批評家最大程度地擁抱并走向公共性，承擔起文化或社會公共議題設置，通過評論者及其批評圈的審美表達，力求最大程度達成文化或社會共識，就有助于文學及其批評獲得廣泛的社會效用與意義；相反，文學創作及其批評公共性衰減，就會使文學批評應備的思想文化功能減弱，導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文學的邊緣化處境及其惡性循環。所以文學批評的信用及有效性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與同人化、圈子化形式與否并沒有必然聯系，關鍵是看批評家主體及其形成的同人圈、批評圈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公共性。切實讓文學及其批評參與并走向公眾生活，讓批評成果能轉化并構成大眾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才是體現批評效用的關鍵因素。

我們為何一直懷念五四新文學？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為代表的五四先賢們，本身就是一群關懷公共精神的批評行動者，以他們為代表構成了一個批評精神張揚的時代。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先后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拉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閥門。他們共同倡導的“興白話，廢文言”“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使他們在新文學史上結成了最早的具有共同志趣傾向的同人群體；以他們為代表還在早期《新青年》中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安徽文人圈，但誰又能否認這樣的同人群體和文人圈子，在推動早期新文化及新文學運動過程中所曾起到過的突出作用呢？五四新文學同人化現象最為典型的還體現在《新青年》雜志編輯群體的變化上。《新青年》（最初創刊名為《青年雜志》）雜志在辦刊之初，原屬陳獨秀一人主辦的刊物，撰稿、組稿及發稿均由陳獨秀根據其擬定的辦刊志向個人決斷。陳獨秀在創刊號上撰寫的《敬告青年》一文，就是抵制腐朽文明的批判書和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充分表達了五四啟蒙知識分子試圖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主張。盡管《敬告青年》一文及陳獨秀后來撰寫的系列文章引起過不小反響，但其實在陳獨秀獨立辦刊時期的《新青年》，還算不上一個有較大反響的全國性刊物，因為《新青年》最初連贈送交換在內，每期只印千本，發行六號之后，甚至停刊半年。陳獨秀也曾指出：“本志出版半載，持論多與時俗相左，然亦罕受駁論，此本志之不幸，亦社會之不幸……”[4]但后來陳獨秀因受北大新任校長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并將《新青年》雜志由上海遷移至北京后，《新青年》亦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由陳獨秀和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李大釗等集體參與的同人編輯制度。《新青年》的八大同人編輯提倡新文化，批判舊文化，不僅是擁有共同學術旨趣的同人群體，還各展所長，以雜志為主要載體和陣地，將新生的新文化運動迅速推向全國，影響廣泛，促使雜志倡導的新文化運動，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性思想解放運動。在《新青年》同人編輯群體周圍，周作人1918年12月15日在《新青年》還發表評論文章《人的文學》，“人的文學”口號自此代表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亦上升為中國新文學傳統，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主流。周作人之外，魯迅從立足改造國民精神的新文學創作，逐漸走向直面社會的評論性雜文之轉變，也成為五四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的典范形態。我們之所以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愿意繼承先輩批評家們的遺產，主要就在于無論他們以個體抑或同人圈子形態存在，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都彰顯出了強烈的公共性批評精神。

在現代文學史上，文學刊物、社團及圍繞于此的創作與批評群體多以同人形式存在，他們為實現中國文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以及推動文學與民眾結合，文學與進步社會思潮聯姻，文學與民族解放、革命運動的聯系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走向公共性的過程中實現了批評效用的有效抵達。新中國成立以來，現代文學及其批評同人化形式成為了一種歷史現象，有研究者稱，“同人刊物的消失也預示著現代以來充滿獨立意識、個性張揚、崇尚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隱退”[5]。隨著當代文學生產體制化進程的推進，文學批評以闡釋當代文學制度的核心價值為出發點，開始介入文學生產與傳播、衍生的全過程。盡管文學批評進入當代歷程以來，評論者從一開始就是以“批評家”的體制身份高位介入文學生產過程，但也有學者清醒認識到，“能否形成中國化的批評理論和如何確立關懷現實的方式，是決定當代文學批評轉型成功的關鍵”[6]。這種認識可謂一語中的。當代文學批評如果不介入公共性現實關懷，不能對當代生活做出獨特而深刻的觀察與描述，不能提出值得重視的思想或精神命題，終究還是會淪入邊緣化的窘境。

重返中國當代文學歷史現場，也可發現批評家的作用的確不容忽視。正如程光煒在《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一文中所述，“1950—1970年代的‘解放區批評圈’、198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批評圈’、19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批評圈’、1990年代的‘學院派批評圈’，構成了當代中國小說批評史的主要話語譜系和歷史脈絡，其成就和缺失值得批評界反思和總結”[7]。當代文學批評中的圈子化現象歷來就存在，但只要批評者懷揣公共精神，在縱向的歷史視野和橫向的世界目光中，把當代作家作品置于流派、思潮中進行“坐標式”定位，尤其要置于相應的社會公共生活中進行考察，堅守知識分子批判立場，比原作品站得更高更遠，就能起到文學批評的引領與示范作用。否則，失去公共性品格的文學批評只會淪為文學表揚或文學迎合而為人所詬病。

晚近三十年來當代文學發生過兩次公開運用理性并達成公共性批評的典型案例。一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商業市場文化淹沒倫理道德而展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這場討論是上個世紀末上海文學批評圈發起，進而輻射全國學院派批評圈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批評與重建運動，就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格萎縮、批判精神缺失、生活趣味粗劣、思維方式機械、文學藝術創造力和想象力匱乏等展開討論，其余波至今仍有回響。二是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思潮的倡導與批評，這也可以看作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圈和知識界討論之余續及衍生的話語模式，也是“人文精神大討論”后十余年間唯一進入公共論域的文學論爭，意義重大，“底層文學”也已成為新世紀以來非常重要的文學和文化思潮。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并非體制倡導和政府行為，均屬高度公共性問題，能從一個地域性的批評圈輻射成為全國性、全社會的文化批評與檢討運動，并成為引領社會思潮的先鋒。評論者及其批評圈并不僅僅關注私人領域，而是依托自身審美修養和獨立思考，對公共性社會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拷問批判，是當代文學批評有效性得以實現的有效路徑。

文學批評歷來是一種有一定深度的闡釋行為，并不同于普通的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是否有效，往往與其是同人化或圈子化形式與否并不必然關聯。從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優秀傳統來看，有效的文學批評現象，往往是從公共性論域出發，且從同人化或批評圈開始起步，其批評成果最終會指向一種公眾話語，成為一種引領或重建社會認識的觀念和共識，并能夠在公眾和社會層面廣泛傳播。所以，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到底如何抵達，關鍵要看批評家或其批評圈能否主動擁抱并走向公共性論域。將個人（或圈子）批評意見以公眾可以接受的方式展現出來，將個人（或圈子）批評話語轉變為公共批評話語，這樣的批評才有力量和穿透力，才能成為引領一個時代文學或文化風尚的利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8]。這充分說明，文學批評應該摒棄人情小圈子，敢于講真話、講道理、講正氣。文學批評更是一種社會性行動，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擔負時代使命，有效參與公共生活，追求批評的公共性品格，把脈文學現象，反哺文學創作，引領文化與社會風尚，確保文學批評有效性順利抵達。

注釋：

[1]丁帆：《缺“骨”少“血”的中國文學批評》，《文學報》2012年7月19日。

[2]丁國旗：《尋找公共性——文學批評的意圖》，《山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

[3]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調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頁。

[4]周月峰：《〈新青年〉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頁。

[5]吳秀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43頁。

[6]王堯、林建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生成、發展與轉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1949—2009）導言〉》，《文藝理論與研究》2010年第5期。

[7]程光煒：《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

[8]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