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4年李何林先生（中）與陳鳴樹、施建偉合影

凡是在南開大學中文系學習和工作過的人，沒有不贊佩老主任李何林先生的。他去世已經30多年了，人們還在懷念他，在許多場合談論他，不斷寫文章紀念他。他是在人們心中烙下深深印痕的人。

何林先生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由北京師范大學調入南開大學中文系任系主任。1976年，他又調往北京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他在南開生活、工作了24個春秋。

我1955年考入南開中文系，至今已67年了，其中與先生相處過20多年。我看到的、聽到的以及親身經歷過的老主任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在這篇文章里，我不講他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和北伐的光榮革命歷史，不講他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學術成就，也不講他主政南開中文系24年的非凡業績，只講他人性的一面，講他是如何把人當人對待的，講他的愛的哲學。

“牛鬼蛇神”本是人

從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將“右派分子”當作“牛鬼蛇神”，當作敵人、壞人予以批判、打倒，到“文革”，更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于是“牛鬼蛇神”成為所有敵人、所有壞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等）的代名詞。而后來事實證明，絕大部分“牛鬼蛇神”都是整錯了的。

何林先生是經歷數十年革命鍛煉與考驗的革命戰士，又是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學者，經過風雨，見過世面，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立場鮮明，信仰堅定，站在正義的、真理的一邊。他抵制不把人當人的極左思潮；他把“牛鬼蛇神”當人，對那些受到無辜迫害的革命同志伸出愛的雙手。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當代中國的大冤案之一。

胡風是魯迅的忠實學生和親密朋友，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左翼文藝運動的主將之一。抗戰期間，他遵照魯迅的旨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他作為核心人物，組織“七月”文學流派，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然而，由于其文藝思想與主流的革命文藝思想不完全一致，也由于黨內宗派主義作祟，胡風的文藝思想及文學流派長期受到批判與排擠。

1954年，胡風向中央呈遞《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又稱《三十萬言書》），對1949年以后文壇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及宗派主義等不良傾向提出嚴厲批評，并為自己的文藝觀進行辯護。當時的文藝負責人周揚、林默涵等人將胡風的言論、信件整理為《關于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上報中央。毛澤東閱后，認為胡風問題嚴重，遂把“小集團”改為“反黨集團”，后又改為“反革命集團”，將材料加了上綱上線的按語，于1955年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分三批在《人民日報》刊出。5月16日，胡風被拘捕，抄家，并關進監獄。其家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學生，均受到株連，共有2100人被打為“胡風分子”。24年后的1979年，胡風獲釋。1979年、1980年、1988年中共中央三次下發文件，為胡風平反，不僅為他的“反革命”身份平反，為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平反，而且為他的文藝觀平反。承認胡風的文藝思想并非全錯；作為一種觀點，可以討論，但不能因此治罪。

1955年，胡風被粗暴地打為“反革命集團”的頭目，何林先生很不理解。他認為，胡風是魯迅的忠實學生，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1977年，剛粉碎“四人幫”不久，何林先生去看望秘密到北京治療的胡風。當時胡風尚未平反，先生多次在學術會上發言或在報刊上發文，為胡風辯護。1979年，先生又給胡風寫信約稿，讓他寫關于魯迅、左聯，“兩個口號”之爭的文章。他甚至表示：對胡風的來稿，“找人來抄不易，也易傳出去”，所以，“我想自己和家人慢慢抄寫”，抄完后掛號寄回。后來，先生得知黨中央要胡風來京解決問題時，就寫信告訴胡風，可以派車到車站去接他，可以住在他的家中。他還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家里及辦公室的電話號碼，連同一份交通圖寄給胡風。考慮得真可謂無微不至了。

1957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及各界黨外人士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對黨和政府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及建議。然而，當時一些領導人把極少數人發表的極少數不當言論當作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而“引蛇出洞”，將運動嚴重擴大化，把本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55萬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打為“右派分子”。1979年，除極少數人之外，這些“右派分子”都予以平反。

對于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馮雪峰，在他最晦氣，最孤獨的時候，何林先生也表示了同情與聲援。“文革”中，先生每次從天津去北京時，總要去看望馮雪峰。1986年，正值馮雪峰逝世10周年，已82歲的先生又撰寫萬字長文，為已無法申辯的馮雪峰辯誣。

何林先生與胡風、馮雪峰并沒有什么深交。他們解放前沒有什么直接交往，解放后交往也不多。但由于他們三個人對魯迅的景仰與愛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當胡、馮蒙受不白之冤時，何林先生就勇敢地站出來，為他們伸張正義。

有感于在殘酷的階級斗爭年代何林先生對胡風、馮雪峰等一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的熱情相待，“右派”詩人呂劍寫了一首《故人——寄李何林》的詩；“當有人以睥睨的目光/投向我們的時候，/只有你；/當有人恨不得越遠越好地避開我們的時候，/只有你；/當有人為了邀功而對我們/落井下石的時候，/只有你；/當我們真正嘗到了所謂/“世態炎涼”的時候，/只有你；/是的，只有你/來叩我們的門，/走進我們窄而霉的屋子，/坐到我們的床沿上，/把溫暖的手遞給我們，……呂劍感慨道：“這要冒著各種多大的風險——/我們曾經是‘罪人’。/中傷的流言，株連的厄運，/會兜頭罩落一身，/但你卻毫不放在心上。”詩人最后寫道：“不錯，我讀懂了/你的正直和坦蕩/你的境界和情操。”

何林先生給絕望者以希望。

1953級學生邱文治在畢業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想到未來，心灰意冷。畢業生的宴會他沒有參加，而是獨自一人在外面游蕩了一整夜。第二天，先生把他請到家里作了一次長談。先生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昨晚吃畢業酒，你不來，派人找你找不著。我是眼巴巴地望著的。”邱文治回憶說：先生對我“沒有斥責，沒有批判，沒有空洞的說教，也沒有虛偽的安慰，而是誠摯的同情，懇切的勸慰，熱情的鼓勵和真實的器重。”先生談了丁玲、馮雪峰、黃藥眠的革命經歷，談了人生“如何迎接艱難”。談話充滿了師生間的溫情。經何林師的點撥，“那頑強的、奮發的、不畏任何艱困的我被喚醒了”。

1955級“右派分子”汪正章，在“文革”中與何林先生關在一個“牛棚”中勞動改造。汪正章看到有的教師被迫害致死，有的跳樓自殺，很是傷感；而這時家母亡故，又不批準回滬奔喪，也不讓佩戴黑紗，他很氣惱。他多日不理發，不刮臉，蓬頭垢面，精神萎靡不振。這時，先生勸他“要冷靜、要沉著”，“別太難過，別垂頭喪氣”，“你們都還年輕，來日方長，應當看遠點、想開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還規定汪正章：每周刮一次胡子，每月理一次發，“一定要養好身體，堅強地活下去”。先生成為中文系“牛鬼蛇神”的精神支柱。

何林先生對打入“另冊”者，是從不另眼相看的。

朱一玄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先生不嫌棄他，仍親切地稱他為“同志”；當眾人對朱先生投以白眼、遠遠離開的時候，這一聲“同志”的呼喚讓朱先生心里感到無比溫暖。

“右派分子”邢公畹先生的母親病逝，何林先生送花圈表示哀悼。他認為這是人之常情。而組織上卻認為“這是立場問題”，并成為后來整他的一個“罪狀”。

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受學生一致好評的許政揚、馬漢麟兩位先生，被當作資產階級的“白旗”受到批判，而先生卻當著全系師生的面，稱贊兩位先生是“兩匹好馬”。許政揚先生在運動中受到沖擊病倒，何林先生牽掛許先生的健康，破例為許先生申請了生活補貼。誰傷害自己，誰愛護自己，臥床的許先生心里明明白白。

“反動學生”田春西被開除學籍，他走前到先生家里告別。先生安慰他，可憐他，臨走給了他兩個窩窩頭，讓他在路上吃。那時正值困難時期，饑餓年代，帶著先生體溫的兩個窩窩頭，陪田春西安全地回到了家鄉。

先生從事實出發，從良心出發，認為這些被劃為“敵人”的人都不是壞人，都應當公平地對待他們，應當愛護和保護他們。

“無邊的愛”

愛是無邊的嗎？愛當然是有邊界的。但如果把人當人對待時，愛是無邊的；而不把人當人時，愛就消失了，死亡了。

何林先生似乎有一種愛的基因。父親“仗義疏財”的言傳身教，學校里“仁義之德”的熏陶，從魯迅著作中獲得的巨大精神力量，使先生在青年時代就是一位懂得博愛的人。

1934年春末夏初，患病需休養的革命同志戴映東到北京找李何林等人幫助解決食宿問題。當時何林先生最窮，但他靠借債度日，接濟了戴映東。戴“滿身襤褸”“遍體膿瘡”，但先生和夫人卻始終對他“無厭色，且處處關心”。

1940年，華中大學的窮學生馮廷望得了肺病，無錢買藥治病，也無力買營養品補身。先生不怕傳染，就把他請到自己家里用餐。先生一邊關照馮廷望，一邊還要服侍懷孕的妻子。后來有人回憶說：先生為馮廷望做的飯菜，“又是肉，又是蛋，營養豐富”，“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

確實如此。何林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善待他的每一個學生。

1956年，先生招收陳鳴樹作研究生。陳鳴樹出身貧寒，身體瘦弱，先生就給他訂了一份牛奶。后來，陳鳴樹神經衰弱，嚴重失眠，先生又多次找校方交涉，為他借到一個單間住。

1960年，北京大學王瑤先生帶的研究生劉正強分到南開中文系工作，先生很器重他，熱心推薦他的論文發表。然而后來先生得知，因分居兩地，劉正強為愛情婚姻問題已經困擾了十多年，先生忍痛放他走了。走前，又提前解決了他的講師晉升問題，這讓劉正強深受感動。他后來回憶說：從60年代到80年代，“先生不辭辛苦，為培養我而竭盡全力”，“先生對我的深厚情誼使我熱淚盈眶”。

“文革”中，先生的研究生劉家鳴，全家被下放農村插隊落戶。當時沒有人理睬他們。先生卻特意趕來，為他們夫婦送行，并送他們一本很實用的《農村實用手冊》，一家人感動萬分。劉家鳴說：當時，學校正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抓“5.16”分子。形勢緊張，氣氛恐怖，李先生“敢于冒著風險，沖破禁令來看望我們這家即將被趕出南開園的人，這樣的深切關懷，我們永遠銘刻心上”。

何林先生像慈父一般對學生關注得那么細心，關照得那么周全。陳鳴樹在回憶文章中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

何林先生像關心自己的子女一樣，盡力幫助已經畢業多年的學生解決生活難題。

1955年的學生王海芬，兩次調動工作，兩次都請先生幫忙。那是1970年代，盡管當時先生也沒有完全“解放”，但仍盡力相助。最后，她調到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在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的帶領與指導下，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1972年，1957級學生陳義敏處境艱難。這時，婆婆又病倒，需住院治療，但交不出200元押金。情急之下，她找到先生，先生二話沒說，把200元放到她的手里，并安慰她：“不要著急，快給老人治病。”陳義敏是含著眼淚走出先生的家門的。

先生在魯博工作時，通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辦理了數不清的繁雜人事手續，先后把陳漱渝、姚錫佩、王德厚等人從中學和工廠調到魯博工作。后來，他們都成為魯博與魯研室的骨干和魯迅研究的名家。

先生像對待親人一樣善待每一個他接觸到的人。

張奶奶是何林先生家的老保姆。“文革”中，先生與夫人的工資扣發，只給少量生活費。這時，先生不顧及自己的“牛鬼蛇神”身份，理直氣壯向學校有關方面申請，為老保姆爭取來一份生活費。后來，張奶奶年事已高，回到武清老家，先生仍然每月給老人家寄生活費。1976年唐山地震，先生擔心張奶奶的安全，又把老人接回來住了一段。張奶奶感動地說：“李家是俺家的親戚。”

最令人感動的是，“文革”初期，他作為學校的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來，紅衛兵把他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人還打過先生。晚上，看守“牛棚”的學生在那里看書、聊天、通宵不睡。這時先生忘記自己是被專政的“牛鬼”，竟勸告看守的學生：“小同學，早點睡吧！這樣會把眼睛累壞，把身體搞垮的。”他太愛自己的學生了！愛已成為他的一種習慣。

何林先生的愛具有普惠性，他將愛無差別地給予許多許多人。

“文革”前，先生訂閱的報刊較多，他看完后，就將有關的文章剪下來，分別插入一些教師的信袋內，供他們學習和教學參考。我就經常收到他的剪報。

先生出了書或買到一些好書，就寄給一些朋友和學生。有時幾十本、上百本，他一一將書包好，寫好地址，然后步行到附近的郵局寄出。有的學生說：他那在郵局排隊寄書的身影令人難忘。他的書和信溫暖著每一位收到書信的人的心。

1979年，我第一次開設當代文學課，就當代文藝運動與文藝思想斗爭問題，寫信請教先生。何林先生早在1939年，出版過《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是研究文藝思潮的權威。當時先生因白內障，視力模糊，寫字相當吃力，但仍一筆一畫給我寫了一封3000多字的長信，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切實感受到先生對于晚輩的一片殷殷之情、一顆拳拳之心！

何林先生把魯迅“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當作自己的座右銘。貫穿于先生生命的是他永遠地給予，而且不求回報。

一位南開大學中文系的教師評價何林先生說：他有“無邊的責任感”，他關心教師，關心學生，“他這種關心可以說是無邊的”。其實，先生做的許多事并不是他的責任，而是出于一種發自內心的、把人當人的愛。這是一種無邊的愛。

愛對“傷害者”的重塑

何林先生的特別之處還在于，他不僅能以宏大的胸懷，原諒那些“背叛”過、傷害過自己的人，而且還以熱烈的愛重塑這些一時迷失的“背叛者”、傷害者的靈魂。

1954年畢業的寧宗一，才華橫溢，何林先生把他留下來作教師。正是在這一年，全國開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及對胡適唯心主義的批判。何林先生在批胡適的會上說：“要對胡適一分為二”，他“有功也有過”，立即遭到寧宗一的批駁，于是二人爭辯起來。當時寧宗一年輕氣盛，以“左派”自居，狠狠地懟了先生，不留一點面子。

爭辯的當天晚上，寧宗一發燒感冒，扁桃體發炎。第二天，先生知道后，去宿舍看他，還帶著體溫表給他量體溫，又囑咐家人給他送來了米粥。寧宗一很感動，立即給先生寫了一份檢討書，說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沒大沒小，傷了老師的心。先生馬上回了一紙手書，說：他根本沒有為爭論而生氣，無須向他道歉。并說：“我從你身上，看到我年輕時的影子。”先生對批判和傷害自己的人表示出充分的理解與寬容。先生這種大海般博大的胸懷深深感動了寧宗一。后來，他在一篇回憶先生的文章中說：“（先生）用真正平等的態度來看待我們，而且是那么親切。我油然升出一個念頭：這就是我尋找的父親般的導師。”

1959年、1960年，全國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在文藝界，上級選定的批判靶子就是何林先生寫的《十年來文藝理論與批評中的一個小問題》。作為“兩用人才”的寧宗一接受組織交給的任務，寫文章批判先生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當時寧宗一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要完成組織上交給的批判任務；而批判的對象恰恰是自己最尊敬的恩師。寧宗一的批判文章寫完后，當晚忐忑不安地拿給先生過目。出人意料，先生并沒有責怪他，只是平靜地說：“文章太長”“句子歐化”“有些地方根本沒有理解我的意思”。先生對他的“背叛”并不十分介意。然而，先生對于市內組織的、在學校大禮堂公開批判他的大會卻表現出毫不妥協的姿態。他自己提著暖瓶，要上臺為自己辯護。

1963年教師晉升，先生不僅沒有因為寧宗一批判過他而阻撓他的晉升，反而在校務委員會上為他力爭。當有人仍企圖拖延寧宗一晉升講師時，先生拍案而起，大聲質問：“只講過兩節課的人都升講師了，寧宗一講了整整九年的課，學生都一大幫了，還是助教，說得過去嗎？”在先生的堅持下，寧宗一晉升講師的問題終于得到解決。

1987年，先生患不治之癥，寧宗一四次從天津去北京看望先生。第三次去看望先生時，先生已不能說話。寧宗一想起與先生交往的35年的舊事：先生把他留下來任教，親自聽他的課，有病時父親一般關心、照料他，后來還幫他復婚，為他的晉升大聲疾呼。可以說，先生為他操碎了心。然而他卻一次又一次去批判、傷害他的恩師。這時，寧宗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脫口而出：“李先生，真對不住您！我辜負了您對我的期望！”他伏在躺在病床上的先生瘦弱的身體上大哭起來。后來，他“蘸淚”寫了一篇《靈前的懺悔——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表達他的感恩、思念與愧疚之情。

寧宗一是一位有很強個性的人，他常常率性而為，我行我素。然而何林先生對他所作的一件件給人信任、給人溫暖的事情，使寧宗一學會了怎樣以愛的情懷、平等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學生，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在何林先生的教誨、關愛下，他成長了，改變了。

今天寧宗一不僅成為一名受歷屆學生喜愛和歡迎的教師，而且成為一名國內的知名學者。他還在文學院大力倡導師德與文脈的傳承，并身體力行，帶頭為文學院的老一代教師李何林、朱維之、華粹深、邢公畹、王達津、許政揚、朱一玄等先生寫紀念文章，編印紀念文集，召開懷念恩師的會議，意在師生的心中建立起“師恩永恒”的觀念，讓一代一代學子將老一代點燃的心靈之燈一代一代傳下去。

紅燭燃盡，愛心永續

1987年1月，先生罹患癌癥，但他仍堅持對研究生的指導。1月5日，他按預約與北師大中文系的幾位博士生見面。他支撐著起床，由人攙扶著走出臥室，坐在客廳，整整三個小時，認真聽完了三位博士生的研究報告，并一一作了詳盡的指導。一位研究生說：“每當我想起先生最后一次指導時，總忍不住傷心的淚水。”

博士艾曉明寫論文需要日文資料，先生就請日本友人搜集了日本研究創造社、福本主義的研究文章，而且還請人將日文譯成中文交給艾曉明。她把這些資料統統用在自己的論文里了。她深深體會到，“先生對于學生的一顆關愛之心”。她強調說：從先生那里得到的，不僅是學術，而是“偉大的人格力量”，是“魯迅精神”。

先生在癌癥轉移的情況下，堅決不讓學生去醫院為自己作護理工作，不愿因自己的病而耽誤學生的學業。先生在彌留之際對家屬說：唯一讓他牽掛的是師大那幾個尚未畢業的學生。他希望多活一些時間，能把他們送到畢業。

先生生病重住院和回家療養的兩年間，一撥又一撥的領導、朋友、親友、學生以及認識不認識的人來看望他，他的眼里總是含著生離死別的淚水。老干部胡昭衡說：“他眼里流出淚來，我心中滴出血來！”

當先生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時，堅決要求出院。他不愿意更多地連累家人，給家人添麻煩，并囑咐家人：“死后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搞遺體告別儀式”“遺體可送醫院供研究用”。

1988年11月9日，先生病逝。在南開、北師大師生及友人的強烈要求下，違背先生生前的“三不”遺囑，人們仍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先生舉生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靈堂內外擺滿了花圈，掛滿了挽帳，為先生送行的長長的人流走過先生安祥的遺體，許多人掩面而泣！

先生去世后，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魯迅博物館分別為何林先生編輯出版了《李何林紀念文集》《李何林先生紀念集》。南開大學中文系1956級學生田本相先后在北京、天津、安徽、石家莊、云南等地進行調查訪問，采訪了50多人，寫出了《李何林傳》，充滿激情地表達了對何林先生的紀念與懷念。

一支紅燭熄滅了，但它的愛的火焰卻永遠照耀著我們！

人不是牲畜，不是工具，更不是“牛鬼蛇神”；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生命。每個人都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每一個生命都理應得到尊重與呵護，得到愛。

何林先生把人都當人，他愛身邊的每一個人。

先生對人的愛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是無條件的，是不計代價，不求回報的；是無差別的，不講出身、身份、背景的；是廣闊的，不糾纏于個人恩怨，不搞圈子、團伙的；是熱烈的、持久的、始終如一的。這是一種博大的愛，崇高的愛，深刻的愛，是人類數千年追求的永恒的愛。

先生把愛無私地給予了他人，他也永遠融化在他人的愛中。這就是何林先生愛的哲學的實質與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