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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鮑德溫是目前美國仍在創作的最值得關注的道德散文家……”在《小說家與小說》里，哈羅德·布魯姆如此評價詹姆斯·鮑德溫（1924-1987）。布魯姆是當代最有名的評論家之一，能得到他這樣的贊賞，是很不容易的。彼時，鮑德溫尚在人世。布魯姆使用moral essayist這個高度概括的詞組，是因為他認為鮑德溫在立場上屬于一位新教徒散文家，可與喬治·奧威爾相提并論。鮑德溫滿懷傳道者的熱忱，這一點與愛默生之后的許多美國散文家很像。而鮑德溫不像愛默生那么超脫，他是一位致力于探討社會苦難與不公正的作家——在對待社會底層被剝削的窮人時，不論屬于哪個人種、哪個階層，鮑德溫總是為他們爭取權益，在追求人類的公平。

從來沒有過童年

布魯姆還說：“無論對詹姆斯·鮑德溫的正典[l1] 評價最終是什么結果，他的非虛構作品顯然已經在美國文學史上擁有了永恒的一席之地。”除了小說，鮑德溫一生寫過很多隨筆。這些隨筆觀點明確，筆調犀利，仿佛一篇篇充滿力量感的戰斗檄文。1984年，鮑德溫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曾說過，一篇隨筆本質上就是一篇論文，要讓讀者看到些什么、說服他們。

也就是說，隨筆就是鮑德溫的政論綱領，是他所有文學創作的根基，對于他來說是格外重要的。《村子里的陌生人》（又名《土生子札記》），是鮑德溫最重要的一部隨筆集。這部集子收錄了鮑德溫的《生平自述》和10篇隨筆。這些文章起初發表于20世紀50年代的刊物上，然后結集出版；1984年時，英文版再次重版；簡中版近期首次出版。鮑德溫在《生平自述》開頭寫道：“三十一年前，我出生在哈萊姆。”這句平淡的、仿佛不經意間道出的話，實際上有種“天涼好個秋”的心境。

鮑德溫是一個有名無姓的私生子，直到他那當女仆的母親愛瑪·瓊斯嫁給戴維·鮑德溫之后，他才有了姓。繼父是一位熱衷于傳道布教的牧師，期望能借助宗教忘卻人間的煩惱。而難以改變的現實讓他的脾氣日漸乖戾暴躁。繼父對鮑德溫的影響是很大的：鮑德溫的作品中到處可見宗教題材和比喻、傳教布道式的文體以及嚴肅的道德觀念。家庭對鮑德溫的另外一個影響是，愛瑪和戴維又生了八個孩子，鮑德溫從來沒有過童年。他喜歡閱讀，卻只能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書。他在這些書里逐漸意識到了“黑人問題”，“我生來是一個黑人，因此，不得不與這個現實休戰”，“我被迫承認我過去總要隱藏的某些東西”，“我恨白人，怕白人”，“我鄙視黑人，或許是因為黑人中沒有誕生過一個倫勃朗”。鮑德溫寄望以寫作來尋求答案，“我想做一個誠實的人，做一個好作家”。

新一代黑人作家的叛逆

鮑德溫早期的閱讀和寫作并不是孤立的行為，在他身上，有一個文學傳統，那就是“哈萊姆文藝復興”。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大約1940年左右，涌現出了一大批黑人青年作家，形成美國黑人文學史上的一個高潮階段。因為這批作家大多居住于紐約哈萊姆區，因此被稱為“哈萊姆文藝復興”。這是一個黑人在政治和文化上覺醒的年代。王家湘撰寫的《黑色火焰：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說史》說，老一代黑人作家大多忠實反映中產階級的要求，企望在現存社會中爭取黑人平等的公民權利；新一代黑人作家則和當時美國“迷惘的一代”青年作家一樣，拋棄了傳統價值觀念，不因循守舊，具有獨立的見解——他們多為第二代受過教育的黑人，是父輩生活方式與觀念的叛逆者。

如此，我們更能理解鮑德溫在《每個人的抗議小說》里對黑人文學的看法。鮑德溫認為《湯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很爛的小說，它有的只是“自以為是的道德傷感”，斯托夫人用來解決書寫黑人問題的方法就是把黑人塑造成白人那樣，用白人的價值觀取代了黑人對自身處境的認知。

在《千千萬萬的逝者》里，鮑德溫深刻剖析了黑人作家賴特及其作品《土生子》。賴特是積極主張文藝為黑人種族服務的代表人物。《土生子》一反“湯姆大叔”的溫順傳統，賴特不僅要向白人世界證明黑人的創作才能，而且塑造出了令人震驚的、反叛的黑人形象。他的抗議之聲不僅成為哈萊姆文藝復興以后的最強音，而且成為60年代民權運動以及“黑人權利運動”的先聲。鮑德溫是賴特的擁躉，他說“賴特正是新黑人最為雄辯的代言人”。但他也認為《土生子》是有局限的。鮑德溫說，《土生子》反映的是黑人在他自己群體里的孤立，糾纏于美國黑人生活的形象，糾纏于美國人必須找到希望之光。但是，《土生子》沒有傳遞美國黑人處境中十分蒙昧的自相矛盾之處：美國黑人處于壓迫和被壓迫者的關系之中，但美國黑人與白人也有著道德上的血緣關系，包含了許多愛的力量、痛苦和恐懼。“我們會攜手走入沒有黑人和白人之分的燦爛未來。這是所有自由主義者的夢想，并非不光彩，但它只是夢想。”鮑德溫清楚地表明態度。為此，需要戰斗，戰斗不息。

“一切藝術都是一種表白”

隨筆《土生子札記》是美國黑人文學史也是散文作品史上的杰作。開頭寫道，1943年7月29日，父親逝世。幾個小時后，愛瑪和戴維的又一個孩子出生了，而這一天也是詹姆斯·鮑德溫的十九歲生日。與此同時，哈萊姆爆發了大規模的動蕩。送葬隊伍穿過滿地碎玻璃的荒野，沉默地，在街上緩緩移動，走向墓地。

這篇隨筆揭示了黑人聚居區憤怒與絕望的情緒。這種情緒有時隱藏在默認、友好或曲意奉迎的微笑后面。鮑德溫回憶父親的往昔，想起自己的新澤西生活，想起自己的成長過程。他感覺到“黑人的憤怒”與精神的強烈痛苦，是父親的也是他的，是所有黑人的。而接受過白人文明教育的鮑德溫察覺到了這種憤怒的“雙重意識”以及白人對黑人世界的控制力。

這篇隨筆是哈萊姆文藝復興的悠長回聲，也印證了鮑德溫寫作的一項準則，“只有穿過具體經歷的小門才能進入普遍含義的大領域”。鮑德溫的隨筆和小說經常取材于個人生活經歷，特別是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和感情的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時時反映出來。高中畢業，為了幫助養活年幼的弟妹，鮑德溫只能去工作——那段生活很大地改變了他的人生。“在新澤西我懂得了，做一個黑人，意味著沒有人會正眼瞧你，你只不過是膚色在他人眼里引起的條件反射。”無論是在酒吧、保齡球館，還是在飯館、旅店，人們總是對他說“這里不招待黑人”，這句話如同揮之不去的噩夢。即使離開美國，去往大洋彼岸的歐洲，鮑德溫仍然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與眾不同”。他在《相遇塞納河》《巴黎的平等》《村子里的陌生人》里寫下自己的故事，寫下自己感受到的異樣視線，寫下自己因為一條旅社舊床單而在圣誕節期間入獄幾天的遭遇。鮑德溫的隨筆從來不是空口喊話的裝腔作勢：它們切開了一個人的肌膚，把疼痛敞開，公之于世，也把這種個人的體驗與整個群體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因此擁有強大的感染力。

《諾頓美國黑人文學選集》在評論鮑德溫時有這樣一段話：“詹姆斯·鮑德溫斷言，‘一切藝術都是一種表白’，所有的藝術家，如果要生存下去，都會最終被迫講出一切，‘吐出苦水’。鮑德溫所有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他這一看法的印記。但是在他的作品中，這種表白不只是自我放縱式的個人精神宣泄。他以優美的藝術性，通過將自己個人經歷中最隱秘的部分和國家及世界命運中最廣泛的問題結合起來，刺透了美國種族意識中的歷史性障礙。”

當作如是觀。時隔大半個世紀，我們今天讀鮑德溫的隨筆，仍然會感受到文學鮮活的生命力，而美國的現實狀況也依然在證實鮑德溫的夢想“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