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談到深受贊譽的公眾人物時說，“沒有人可以完全認識他自己，因為沒有人像顯現給他人那樣顯現給他自己”，另一方面，為表達她的謙卑與自信， 阿倫特引用了奧登（W.H. Auden）的詩：“相比于私人領域的公共面孔/公共領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優雅。”1作為一位文學史家，洪子誠先生對當代文學的學術梳理和研究方法都是具有開創性的，或者說，洪先生本身就是后輩學人必修的文學史，而洪先生的“閱讀史”，更像是一個有價值的注釋，使我們得以見到“公共領域的私人面孔”，它有可能“更智慧，更優雅”，有可能更曲折，更執著，至少，在《我的閱讀史》中可以看到一種耐心和支撐這種耐心的獨特的精神銳度：對個人經驗與審美趣味的“歷史化”，并從中確認當下“自我”的審美立場和歷史深處的“自我”形態。

可以說，不輕言“告別”是洪子誠精神路途中的步履節奏和思想方法，當歷史與時代發生巨大的轉型和重構，他精神的絲縷仍然牽連著過去的時空，然而這種“牽連”不是簡單地認同或控訴，而是將之歷史化，在當時具體的語境中考察其運行的機制與內在邏輯，并以之作為考察當下的一個重要參照——同時也將當下的經驗與美學趣味相對化，讓我們看到“自我”及其美學“趣味”并非是天然如此的，而是在歷史之中形成并不斷變化著的。在這一視域中，“自我”獲得了一種開放性，也獲得了一種歷史的厚度與豐富性。于是，我們最初所要探看的“私人面孔”只成為一種修辭，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哪些閱讀——是誰、是什么、以何種方式構造了“自我”的美學趣味，這樣的美學趣味與“自我”在歷史的變遷中發生著怎樣的變化、引發了怎樣的復雜糾纏。

在關于巴金、牛漢、契訶夫、《鼠疫》《日瓦戈醫生》等作家作品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洪子誠梳理個人“閱讀史”的具體方法及其美學趣味在時代中的變化與拓展。在《我的“巴金閱讀史”》中，作者描述了數十年間三次集中閱讀巴金的不同感受：第一次是1950或1951年，“十二三歲，剛上初中”，“巴金作品中對不合理現象、制度的揭露、控訴，對理想未來的熱切、堅定期待，……都特別吻合少年時代我的生活認識和閱讀心理”，而“現在普遍認為藝術價值更成熟的《寒夜》、《憩園》等，當時也翻過，卻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2；第二次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當時我在北大讀三年級”，作者描述了他參與當時文學界“巴金作品討論”的情景，“這次閱讀的動機、方式，和中學時大不相同，這是在事先確定的闡釋框架中的閱讀，一種非個人的，‘公共性’的閱讀”，“這個期間，我們信服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的論斷：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時期有它的歷史意義，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只能產生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但“以我而言，對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現代‘遺產’，心中存有許多的依戀。后面這個問題，泄露了我這樣的50年代‘造反者’內心隱秘的‘恐懼’”3；第三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時間：主要讀的是當時反響很大的《隨想錄》。閱讀雖說也有從中得到解釋疑惑等動機，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職業’的需要”4。在這里，作者梳理了個人閱讀巴金的歷史語境與閱讀方式，從中學生的“自發閱讀”，到大學時代參與巴金作品討論“公共閱讀”中的個人疑慮，再到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職業需要”。這樣不同年齡、身份的“自我”糾結在對巴金的閱讀史中，其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我”的內部差異，如果細分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造成“差異”的一些因素，如人生階段/年齡，時代/意識形態，藝術造詣及知識儲備等。隨著這些因素的流動、延展，作者對“巴金”的理解也在發生巨大而微妙的變化，作者將這一過程細致地呈現出來，思維作為一副不可見的面孔，卻顯露出無限豐富的表情。

這里并非涉及對巴金的具體評價，而是要經由作為一個整體文本的巴金及其作品來折射出時代與“自我”的變化，重要的也不在于作者現在對這一“文本”的認識，而在于作者將不同時期的閱讀感受進行了一次動態的捕捉和呈現，并將其并置在讀者面前，讓我們得以看到其主體構建的細微過程。而且，作者并沒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也就是說，作者并不認為前兩次的閱讀感受不真實，是受到時代潮流的裹挾而產生的“虛假”經驗，只有最后一次的閱讀感受才屬于自己，而是將之“相對化”——既承認“現在”的閱讀感受與之不同，同時也尊重“昨日之我”的閱讀體驗，認可這種體驗是“現在之我”形成的重要根源，是主體自我構成的一部分，而不是能夠簡單否定、切割、拋棄的植入之物。這樣的人生態度與思想方法同時也將現在之我“相對化”——即并不認為“現在之我”的感受是唯一的、結論式的，而是將之與不同時期的“昨日之我”并列且抱以尊重，發掘“昨日之我”轉化為“今日之我”的蹤跡，將主體自我層層構建的痕跡按圖索驥地呈現，同時也為“將來之我”可能的變化預留了可理解的想象空間。于是，一個具有復雜層次的動態的內在自我逐漸清晰，這不僅是一個對自我及其形成具有高度清醒意識的主體，也是一個可以對自我所處的時代、所浸潤的文學進行深度反思的知識分子。這個“自我”是脆弱的，不斷被時代的驟變而打破既有的形狀，但同時這個“自我”也是堅韌的，試圖跨越時代的巨大斷裂重建內在的連接，重置一個穩定、堅固而完整的內在自我。

這本就是當代中國的精神議題，也是文學的題中之義。在文學史的框架中，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十七年”“文革”“新時期”“1990年代”文學之間，都存在著鮮明的斷裂，對于寫作者和研究者來說，如何面對個人經驗的斷裂，如何在斷裂中彌合內在自我的統一性，都是一個重要的心靈難題。常見的方式之一是將思想駐留在時代的某個階段，拒絕隨時代之變而變，這種帶有戒懼和自衛的拒絕以自我封閉的方式造成自我固化和自我循環，從而也因視角的貧乏和慣性依賴而使原點逐漸模糊和失真；或者是對“昨日之我”不遺余力地批判和懺悔，進而站在轉折的時代潮頭呼喊新的澎湃，以知識分子的時代感和表達欲全情投入，尤其當“文化英雄”成為某種社會心理需要和強烈的精神寄托，但也因此而在越來越合拍的節奏中停不下來，對急于脫離的“過去”簡單切割，以致在趕往新路的興奮律動中出讓了完整的自我脈絡和音調，腳步錯雜，越來越依靠聽覺聞風而動，揮舞片段的自我，投入他者的期待。相形之下，洪子誠的意義在于，既有面對完整自我的意愿，也有這樣的能力，敏銳而冷靜的歷史眼光和誠實深切的歷史感，以及長久支持他步履不停的虔敬和興趣，使之可以將自我相對化、歷史化，在對個人經驗與閱讀史的梳理和解剖中，呈現出“自我”在時代巨變中的猶疑、焦灼與重構過程，其中承擔著自我糾纏的艱苦，也兼容著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文本的快樂”。在這里，他不僅以“我的”為方法，反觀歷史、自我與現實，也建構了一個與當代中國復雜程度相匹配的、更為復雜的內在自我，或者說，是因其完整而真實，因其真實而豐富，因其豐富而賦有深沉的美感。這個“自我”事實上在為當代人文社會貢獻一顆獨一無二的靈魂。

當然，這個“自我”既非抽象，也不可能完美，甚至也并不無辜，而是承認所有身不由己的被動和主動的身不由己，承認諸般避不開的現實關系和無意義的羈絆消耗，承認各種如影隨形的個人弱點、偏好與趣味，以及在特定時刻和場景下的怯弱和失落。而與此并行不悖的，是將以上種種歷史化、對象化、問題化的過程，是將自己擲進去的旁觀和鑒賞打量時的身在其中，在歷時性和共時性里四面楚歌自我交戰，其難度可想而知。魯迅晚年在雜文中不厭其煩地書寫日常生活、社會新聞、文壇軼事、明槍暗箭，恰是在以全部的生命與幽暗現實和自覺不自覺的“公共自我”貼身肉搏，故而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一個掌故和記錄，還是包含了魯迅的眼光、體驗、情感和局限的魯迅世界，也是與動蕩中國緊密糾纏著的、彷徨無地的魯迅其人，也是凝視中國歷史深處又站在現代中國的遠方的魯迅的困頓與反抗。當代中國不會因其切近、切身而否定或看輕被“身在此山中”的眼光觀察和洞見的可能性，當代文學史的生成及意義也未必是我們看到的那副“公共面孔”。

在《我的閱讀史》中，《思想、語言的化約與清理》一文經由對當年參與編撰《文藝戰線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這一史實的梳理，以及在后來的語境中對這一文本的反思，展示了一種主體與客體相互糾纏的特殊形態和面對自我與面對歷史的復雜態度，“在時隔三十年之后，重讀《大事記》和我寫的批判文章，重讀‘文革’后期的那些講課筆記，難以相信這些文字出自我的手。設若這些資料不再留存，設若留存了而我不再去重讀，對當年情景的想象將是另一種面貌：這是確定無疑的”5。“現在，我當然不會再認同《大事記》的觀點，認同那種對歷史的描述和方式，如果有人重讀這份材料，相信也傾向于把它看作錯誤時代的一個毫無可取的‘怪胎’。不過對我來說，《大事記》（也包括《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等）仍有它值得重視的‘價值’。從‘認知自我’來說，它可能是了解思想、情感變遷的軌跡，了解生命與連續關系的一個‘癥候性’文本；假如我還愿意了解自己的話。從認識當代文學與當代史來說，作為當年主流論述的擴展、補充，可以從《大事記》中窺見當代激進政治、文藝理念的內部邏輯，具體形態，從中見識文學—政治的‘一體化’目標在推動、實現過程中，存在著怎樣的復雜、緊張的文化沖突，也多少了解這一激進的文化理念的歷史依據，以及它在今天延伸、變異的狀況。”6在這里，史料關聯著現實，研究對象里包含著研究主體，研究成果提醒著痛感，也因之，作者所采取的獨特視角和復雜態度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尤為珍稀，正是借由這種視角與態度，作者提供了一個還原更加豐富復雜的“自我”和更加豐富復雜的當代中國的可能性和方法論。

如果說洪子誠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關注更具文學史意識和專業精神，那么在對國外作家、作品的評述中，個人趣味和鑒賞眼光則更為醒目。在以契訶夫為主題的《“懷疑”的智慧和文體》和以《日瓦戈醫生》為閱讀線索的《一部作品的延伸閱讀》7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嚴肅而興高采烈、篤定而不放棄懷疑的安靜又跳躍的思想投影。

《一部作品的延伸閱讀》描述了作者閱讀《日瓦戈醫生》的歷程及相關思考，全文分為“1958，知道日瓦戈這個名字”“1986，看了改編的電影”“1987，讀到了小說”“1994，‘生活’的概念”“1998，海燕與‘蓬間雀’”“2002，秋天的別捷爾金諾”6個部分，文章中呈現了作者對帕斯捷爾納克及《日瓦戈醫生》不同時期的認識與理解。在這里，我們可以大體辨識出洪子誠的自我認同及其問題意識，即他更認同知識分子的“定位”，更強調文學（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傳統，但這一認同又是開放的、復雜的、相對化的，有著曖昧的邊界與微妙的曲線。造成曖昧與曲折的因素，既有歷史文化語境的變遷，也有面對復雜精神狀況確立個人立場的代價與艱難。可以看到，洪子誠在以一種排除了簡化和整飭的方式來處理當代的思想與藝術問題，與某種化約式的高效方式不同，洪子誠并不以既定的理論或立場闡釋一切，相反，他將立場本身審慎懸置，以核心問題的關切為中心，在歷史化和相對化的行進過程里漸次遞進，呈現問題的不同層次與側面，從而看到歷史的癥結在偶然、必然、突然的疾馳和撕扯下，相互纏繞和滲透之處，在多維、動態的時空中激活歷史中的人和人剝離不盡的歷史。可以看到，雖然作者不同時期的認識方式和即時感受迥然有別，但其核心的問題域是具有同一性的，這也可以回應我們另一個疑問，即作者感時入世的開放性的“自我”邊界在哪里，是否具有穩定性？這個“自我”是否會演變成自我的“他者”、流失而不自知的符號，甚至成為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在這篇文章中，不難看到，盡管經歷了不同層面的反思與重構，但作者核心的問題域始終穩定，而正是對核心問題域在不同年代變奏的細致考查，構成了其“自我”的內在豐富結構，而越是豐富復雜的結構，其空間和韌性越大，立體而非靜止的穩定性才更為真實、可持續。

在《“懷疑”的智慧和文體》一文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復雜的文本。全篇分為“重讀將損失什么”“‘當代’的契訶夫圖像”“孤獨的‘無思想者’”“‘懷疑’的智慧”“不奢望，也就不會有奢求”等不同的部分，文后且附有“附記”。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宋體字排版的主體論述部分中間，還夾以楷體字插入了抒情性的散文部分。在洪子誠的著作中，此類抒情性的部分頗為罕見（另一例是《1956：百花時代》的前言和后記）。此類插話在文中計有8處，以對“你”的描述與傾訴為基調，從文中所涉及的內容看，“你”便是敘述者“我”——過去的青年的“我”與現在的作為文學史家的“我”。之所以以“你”而不是“我”來描述，一則映照了作者將歷史相對化的努力姿態和意識，一則流露了作者對“抒情”的疏離性態度和小心翼翼，即在理性上作者并不認可抒情的方式，但在情感上又難以擺脫對契訶夫的喜愛與內心雀躍，于是選擇了這樣相對折中的方式來表達，也透露出“我”目前對抒情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這篇結構復雜的文章中，作者梳理了個人對契訶夫的閱讀史、契訶夫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獨特而尷尬的位置，以及契訶夫在中國不同時代的接受史。作者談到了他最初讀契訶夫時的感受，“回想起來，當時的喜歡，如果套用現在的話，那是在向我展現一種‘新的感性’，一種與我經常接觸，也曾經喜歡的夸張、堅硬、含糊的文體相區別的文體，后者就像《第六病室》中說的，‘總是涂上濃重的色彩，只用黑白兩色，任何細致的色調都不用’。這種‘新的感性’所教給我的，是我不大熟悉的那種對細節關注，那種害怕夸張，拒絕說教，避含混和矯揉造作，以真實、單純、細致，但柔韌的描述來揭示生活、情感的復雜性的藝術”8。而時代處于革命具有絕對性的蘇俄和中國，“溫和的，有點軟弱，敏銳纖細，而又比較‘懂得相對的東西’，拒絕‘黨派性’立場的熱衷，拒絕激昂的陳詞濫調的‘思想’迷戀的契訶夫，確實有些特別，也有些不合時宜”9，“原因在于，在他的文字中缺乏決斷。我們見到的更多是互相矛盾、牽制，甚至互為抵消的態度和情感”10。但是，契訶夫的價值也在這里。“契訶夫的獨特，在于他堅持以藝術感性的復雜和‘懷疑’的智慧，來在已深入人心的象征方式和思維邏輯中，爭取一個“微弱”的空間”11，“在契訶夫留給我們的遺產中，值得關注的是一種適度的、溫和的‘懷疑的智慧’：懷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對象，但也從對象那里受到啟示，而懷疑這種‘懷疑’和‘懷疑者’自身。這種‘懷疑”并不是簡單的對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態。它不是指向一種終結性的論述，給出明確答案，規定某種堅硬的情感、思維路線。他從不把問題引向一個確定的方向，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也就是說，思想捕捉各種經驗與對象，而未有意將它們融入或排斥于某種始終不變、無所不包的一元識見之中。他不是那種抽象觀念、超驗之物的耽愛者，他偏愛的，是具體的日常經驗和可證之物。他為這個越來越被清晰化，日漸趨向簡單的世界，開拓小塊的‘灰色地帶’，并把這‘灰色’確立為一種美感形式”12。

在作者投注感同身受的欣賞和具有專業水準的細膩梳理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對契訶夫“懷疑的智慧”及美學趣味的認同，但同時，他對自己的這種由認同而喜愛或由喜愛而認同的契訶夫情懷本身，也不無猶豫與懷疑。在“附記”中，他轉引了梁文道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的部分段落：

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傳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涼，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于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彌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嘗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鐐撞擊的聲響中，盡情享受創作的快悅，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的懸崖之間，他找到了最細微精巧的平衡。”

在這里，所謂“在兩座險峻的懸崖之間，他找到了最細微精巧的平衡”，是對契訶夫藝術及其風格的質疑，對“懷疑的智慧”的懷疑，也是洪子誠對“自我”及其美學趣味的再反思，他將這一懷疑與反思包容進了“自我”的思想空間內部，可以說是對“自我”根本性的敲擊和檢視，而這樣的反思力才是穿透性的，它讓人不再能以表演自我和表演反思的方式得到代償性的安慰，而是將人直接送抵返觀“自我”之構成“自我”的核心之地。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洪子誠的著史方式和思想方法之所以富有啟發性，在于他將歷史、現實、自我、他者、有形、無形的內在關聯真切地建構起來，那些自以為涇渭分明光滑整齊的劃分和歸屬不再安于如此。而當下的中國與無數的“自我”，仍置身于一個劇烈變化和充滿不自主、不確定、不停歇的歷史段落中，不及窺其全豹，那些被兌換成各種各樣的“他者”和“他者”價值的時間與自我，懸空旋轉，華麗空洞，而沒有人承認不愿繼續。但畢竟，有人一步一步地循著清醒而內斂的“自我”，在歷史的曲徑，重新探索并確認自己與時代的關聯及其關聯方式，讀到了，那么，無數“我”的閱讀史也就開始了。

注釋：

1[美]漢娜?阿倫特：《反抗“平庸之惡”》，陳聯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頁。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3 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7、7—10、12、177、177—178、137—163、33、43、45、45、48—49、54—55頁。

[作者單位：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